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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时空】吴楚克 | 现代社会分工背景下的边疆经济与边疆社会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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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楚克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中央民族大学中国边疆学研究中心主任，国观智库中国边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亚太公共安全研究院CGE专家。
摘要：以边疆经济学科建设基础理论问题为切入点，现代社会分工理论为依托，分析边疆经济发展与边疆社会治理之间的互动关系，探索边疆经济学学科建设、边疆经济发展需要考量的问题，以及从边疆经济发展的角度对边疆社会治理给出合理化建议。
关键词：边疆经济 社会分工 边疆社会治理
边疆社会治理既关系到国内边疆社会的稳定、繁荣与发展，也关系到国际社会地缘政治秩序稳定、经济贸易的发展前景和边境军事安全。但是，国内关于边疆社会治理问题的研究往往致力于民族关系和谐的总结，宗教文化差异的探讨，发达地区对不发达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水平等外在领域的事实归纳，忽略了边疆是一个有实体内容的范畴，是从自身经济基础生发出来的具有独立价值的边疆学理论，缺少从边疆现实存在的客观地理、人文、经济综合角度展开的边疆社会治理研究，笔者拟从边疆经济学的角视阐述边疆经济发展与边疆社会治理的关系。
一、“边疆经济”的学科范畴
范畴与概念的区别在一般人看来并无意义，仅是同一内涵在不同表达需要背景下的不同表达形式，因此，某些学科建设时常采用普通人所能快速熟知的名称，以边疆经济学的学科建设为例，更为普遍采用且普通人所熟知的方式及名称是边疆的具体内容与民族结合，形成的“民族政治、民族经济、民族文化”等概念。这种概念看似通俗易懂，但细究之下，边界和内涵都无法确定。例如，“民族经济”这一概念中的民族实际指代的就是边疆地区生活的少数民族，但少数民族本身也存在聚居和散居多种形式，仅就某一局部地区聚居的单体少数民族而言的民族经济概念，并不一定能满足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的要求。因此，从学科建设的范畴意义上，应当认识到，学科范畴存在于现实客观性之上，实然的合理性会赋予一个学科以明确具体的范畴。以边疆经济学科建设而言，“边疆”作为能够涵盖特定区域内政治、经济、文化等实体内容的综合范畴，可以与经济这一概念结合，演变成界限清晰、涵义明确的学科范畴，合理反映该学科范畴与实然存在之间的关系。
(一)边疆经济学的学科建设应科学规范基础理论
经济问题涉及价值的创造、生产与转化，有其自身发展的要素，虽然边疆地区的形式特征之一即少数民族聚居区较多，但不能把经济价值的创造、生产与转化等要素置于民族这一范式之下。而所谓民族实际上指代的往往即是少数民族，使用民族经济的概念，往往是以少数民族的族群特征代替了经济价值创造、生产与转化的自有要素分析，使得在经济客观规律基础上分析问题的范式发生异化，解决问题的途径亦距经济原始目的谬之千里。因此，边疆经济学的学科建设首要任务是科学规范地阐述学科目的，即使用边疆这一具有特定实体内涵的范畴，然后在此基础上搭建学科范围、构造学科体系。
(二)边疆经济学的学科边界划分
不可否认，边疆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实际上也是边疆各族群不断整合的过程，少数民族的凝聚力、融合度是边疆稳定的最坚固基础。但是，边疆经济并不仅仅是聚居的少数民族的经济问题，少数民族内部经济水平的高低差别很大，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模式和动力也缺乏具有普遍意义的代表。因此，边疆经济发展的界限和水平并不能仅仅以少数民族群体为对象而确定，边疆经济学的学科边界并不是仅仅以族群特征为界限能够划分清楚的。边疆经济学的学科建设，应当从边疆研究局限于民族的窠臼中跳出来，以边疆自有的特定经济特点为客观基础，结合边疆社会结构特点，对边疆经济学的学科边界科学划分，在此基础上筑牢学科范畴基础。
(三)边疆经济学学科范畴基础
任何学科范畴的基础都是该学科领域内的客观存在，边疆经济学学科范畴基础的构建亦应从边疆客观实际出发，着眼于边疆经济生发的自身现象，探索边疆经济发展的自身规律和特点，从而提出学科自身的范畴。例如，吉林、黑龙江两省的东北部，虽地理位置毗邻，地理风貌类似，社会风貌相差无几，但吉林东北部的朝鲜族与黑龙江东北部的鄂伦春族、赫哲族风俗文化传统差异巨大，单以民族经济发展而论差异也颇大。只有从局部经济发展以及对外贸易的结构和模式来看，两地边疆经济发展才具有以地理、社会特征为辨识度的自身规律存在。
二、边疆经济发展的意义
在经济发展模式上，西方经济学传统观点认为市场经济不需政府干预，市场强大的自我修正能力足以使市场经济有序良好运行，经过重大经济危机的洗礼，西方经济学者也重新认识到了政府调控的必要性，认可了政府调控的重要性。与此相反，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一开始就是计划经济，改革开放以来，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较好地实现了政府调整与市场调控的和谐运行。拥有良好市场经济资源的沿海城市，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乘潮而起，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先行者与受益者，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做了完美的注脚。但是，沿海的经济发达并不意味着所有边疆经济能够齐头并进，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受制于闭塞的生活环境，对市场经济的外在表现无从接触，更不用说从理论深度上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和特点，同时，我国边疆陆路与其他国家接壤所带来的并不都是便利、友好和共同进步。东北部朝鲜半岛局势的不明朗，北部俄罗斯经济发展的延缓，西部的分裂势力，西南部的禁毒、禁赌斗争，都使得边疆经济发展顾虑重重，这些除了战略安全因素，边疆经济发展还有更多的非传统经济要素需要综合考量。
(一)边疆经济发展与内地经济发展的关系
客观上，“让沿海发达地区先富起来，然后再帮助西部和落后地区发展”的理念，着实使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没有得到同步发展的机会，也没有得到国家特殊政策的支持。除沿海地域外，边疆地域经济与内陆经济在发展状况和条件上存在巨大差别；而散居在内陆、沿海的少数民族与聚居在边疆地域的少数民族之间也存在巨大的经济利益差异。
应当认识到，边疆经济受制于地域限制，总量不高，但边疆经济发展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和特有的经济发展模式，与内地经济互有补充，内地经济与边疆经济协调发展将有利于促进边疆地区社会和谐稳定。可喜的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逐步实施，“兴边富民”规划的逐步落实，“一带一路”建设的逐步开展，已经展现出边疆经济与内陆经济互补发展的崭新局面。
(二)边疆经济发展与实施“一带一路”建设的关系
实施“一带一路”建设，为边疆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也带来了新的挑战。机遇在于，东北、西部等经济发展落后的边疆区域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组成部分，随着国际贸易的展开，将为这些经济落后的边疆区域提供更广阔的市场机遇，更广泛的贸易渠道，更广大的市场平台，跨境贸易的开展和自由贸易区的开发将给边疆经济带来新的活力和增长点。挑战在于，我国14个周边国家的经济实力差别大，经济结构层次不一，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属于经济发达国家，但与我国的国际贸易交往结构较为单一，与我国边疆经济交往的结构、范围更是有限。同时，边疆与这些“一带一路”国家的交往中，也时时面临着地缘政治格局复杂的局面，俄罗斯工业实力雄厚，军事资源位于世界前列；朝鲜半岛局势不明；印度作为人口大国和科技强国在边界问题上与我国屡有纠纷。“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带来的既有巨大的市场，也有巨大的战场；周边国家既有以产品出口为主的国家，也有以产品进口为主的国家；总之，边疆特殊的地理位置条件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为边疆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了多种选择和机遇。
(三)边疆经济发展的效益考量与持续发展的关系
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在于投资人的投资能够产生满意的利润，利润取得的效率和数量都是投资人满意的要素。在沿海和内陆经济发达城市，基础设施规划与实施均较完备，公路、铁路、航空运输网络密集，人口流入量大，劳动力生产素质高，企业类型多样，现代化程度高，技术含量高，资金利用率高，投资人的投资收益见效快。相比较而言，边疆地区基础设施陈旧，交通不便，劳动力的生产素质不能马上适应现代化生产需求，企业类型单一，规模小，现代化程度不高，技术含量低，且管理理念陈旧，水平低，投资人收益见效慢，甚至亏本。因此，总体来看，边疆地区的投资环境很难吸引以利润增值为目的的投资人，而边疆地区为数不多，具有投资优势的资源开发型和环境利用型企业的开发模式却存在着掠夺开发与可持续发展的冲突。一些矿山企业落后的掠夺式资源开发，严重破坏了边疆地域生态环境，不仅导致了当地民众对企业的不信任，也影响了当地政府与当地民众之间的关系，增加了边疆地区社会治理的难度。应当认识到，边疆经济发展中企业的效率需求与保护当地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要求是一个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反映着边疆地域少数民族传统生态观与内陆、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民族生态观的价值观冲突，这种冲突体现在边疆社会治理区域的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中，会使问题更加复杂。
三、现代社会分工背景下的边疆经济与社会发展
马克思指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然而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最明显地表现在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上。”马克思主义社会分工理论认为，确定一个民族的分工程度是衡量该民族社会发展水平的基本标准，社会分工水平高意味着该民族的生产力发展水平高，社会和民族的发展程度高。现代国家多为多民族国家，国家发展程度差距和民族间的分工水平差距的复杂化使民族经济问题也日益复杂，进而，民族经济概念本身也不再能够涵盖现代多民族国家现状中社会分工所导致的民族经济问题的全部要素和特征。
对于民族数量少，仅有少数大民族的国家而言，纵使各民族间资源占有量不一、发展水平差距巨大，民族问题也因矛盾主体较为单一而容易解决。对于民族数量众多、分工差距大的国家而言，则存在不同情况：如存在占绝对优势的主体民族，则因其社会分工水平较高，问题亦相对简单，其他少数民族会逐步融入国家生产分工体系内，小民族会逐渐与主体民族走向融合。但如同时存在比较大、且比较多的跨界民族，生产分工的差距较大时，可能会同时出现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矛盾，超出民族问题的边界。
在全球化背景下，现代分工领域的不断细化，甚至能满足所有“人的需要”。资本在全球的流通，使得国家的生产能力和分工水平可以使世界主要市场的社会需求得到充分满足。目前，中国拥有庞大的分工规模、巨大的劳动力群体、完善的劳动力再生产能力，已经跃居全球生产产品目录最全的国家行列。这种规模空前的劳动分工体系是任何一个单独的民族都不可能独自完成的，中国达到的分工水平需要全体有效劳动力、多元教育体制和多民族文化体系共同支撑和保障。这种现代分工显然也超出了民族经济分工的范畴。
因此，在现代多民族国家的背景下，在民族地区的劳动者和生产对象以分工的方式加入全球化生产系统中的趋势下，我们要解决的不仅仅是民族经济问题，而是边疆经济问题，通过马克思的“分工理论”来理解边疆经济问题，我们会发现：
第一，分工水平决定了各民族的发展状况。发展的不平衡是客观现实，构筑民族社会平等的意义不可能在分工水平这个层面上一步到位，想尽办法“取齐”劳动分工差距造成的社会发展不平衡，这种从表面上理解“平等”的结果必然是在边疆社会治理中采取“照顾和给予”的措施，表面上看磨平了社会分工水平不一导致的现实差距，但实际上会导致差距和不平衡越来越严重，以及大量的低水平重复。真正有效的边疆社会治理措施是在教育、法律和公民权利方面，使其他民族有效融入到现有的分工体系中，充当一分子，跟上社会分工和技术进步的节奏，跟上现代性的步伐。
第二，有效地参与社会生产分工的前提是具备合格的分工条件，因此，使少数民族有效融入到现有的分工体系中的必要措施，是提升少数民族劳动者的现代性，途径是提升其受教育水平，并使其适应现代企业制度，进而能使其更直接、更有效地参与现代社会生产分工。目前，“一带一路”倡议战略的实施给边疆地区带来了更多的机遇，投资建厂的投资人更希望先进的生产力在带来更多利润的同时，能够促进边疆社会的发展，但是，边疆地区社会分工水平偏低的现状往往达不到现代生产企业发展所需的要求，工人的培训、管理理念的提升都需要大幅度增加企业成本。因此，边疆社会治理中重要的一项措施就是推进有效的教育设施建设，制定针对性强的人才培养计划，培养少数民族成员融入现代社会的能力及参与现代社会分工的能力。
第三，劳动分工水平决定一个民族的政治容纳力。在引进一种新制度或改造一种旧制度时，一个民族接受和改造能力的高低折射出其社会劳动分工水平的高低。新中国建立初期，近一个世纪的战争对劳动力及分工体系造成巨大的破坏，政治上刚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社会劳动分工水平极低。新制度的建立并不意味着全体劳动者理所当然地、一次性地跨入社会主义制度时代，也不是通过机械改变和调整就能够达到新政治体制的标准，而是一个“社会有机体”的“有序进化”，任何“跃进”和“超越”都是对人类分工能力和进化规律的无知和漠视。中国共产党对从旧社会向新社会过渡中存在的问题有深刻的认识，并就此提出了新民主主义过渡时期理论，为人与制度的匹配争取更多适应的时间。事实上，中国走过的跨越式工业化道路，是其他国家需要100年甚至更多时间才能完成的，这无疑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高速发展的可能性。当然，这一过程也致使少数民族在连续的跨越中产生“发展差距”，这种客观存在的社会距离，也是造成中国民族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需要更多的时间和耐心来解决。
第四，伴随着中国工业化加速发展和社会分工进程的加快，少数民族必然面临“商品类型和市场统一”的挑战。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世界是以几何方式进化的，这个时代最显著的特征体现为“统一性”，所有产品为了利润最大化，必须是为满足所有“人的需要”而进行的标准化生产，必须打破一切民族和国家的差别和界限，遵循行业和产品的世界标准，使生产的产品在功能上满足所有人的需要。这种“统一性”和“标准化”必然会制约甚至牺牲民族产业的发展和文化的保护，至此民族间的矛盾必然在“全球化”过程中凸显出来。所谓“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其本质含义是一种销售心理，是为其产品竞争终极标准化设定权力的口号，与这一规律并不矛盾，艺术审美除外。
第五，“分工”在哲学意义上的本质是人的自身能力的不断对象化。人的自身所蕴含的改造自然对象的能力在发达的生产劳动中体现出来，人的才华、能力在各式各样的劳动分工中被施展出来，人们不停地贡献自己的力量，使社会不断发展进步，最终发展为今天人们所生活的世界。分工把传统的、分割的乡村连接起来，不分民族地把年复一年的劳作方式转变为日复一日的雇佣劳动，形塑着每一个劳动者，使其在不同的劳动岗位中展现自我，实现自我。生产和消费方式的“一致”，导致社会主体文化越来越具有“强制性”，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和统一的民族得到不断地强化。城市化要求各族人民适应快节奏的工作和生活方式，给传统生活方式带来巨大挑战。中国少数民族从客观上面临中国社会现代化带来的“统一性”的挑战，同时也导致了民族问题、民族矛盾和民族冲突的出现、叠加和不断升级。
第六，单纯依靠制度来解决民族分工差距是不符合人类社会分工进化的客观规律的。在关于现代性发展的共同问题上，所有人遭遇和面对的问题都是共同的、一致的。现代性在不断地创造着废弃者和边缘人。以集中的、有序的、大规模的机械操作为标志的现代社会劳动分工，在有关工程和大规模设计研究方面要求“工业化”操作，即单个的、局部的、传统的生产方式势必面临被“升级改造”或者“兼并淘汰”，这就意味着少数人要表达接受、反感、容纳和排斥的情绪。少数民族团体首先应该是一个人民的团体，其次才会是少数民族的团体。对于少数民族团体和社会边缘群体而言，大规模的工业化分工会产生一种外在凝聚力，当双方差距悬殊的时候，容易造成疏离感不断加深，由于不满情绪没有得到合理地释放，最终导致双方矛盾频发。由此可见，有时候社会边缘群体的矛盾冲突的激烈程度并不亚于少数民族的矛盾冲突。再比如，分工的“全国化”会加剧少数民族社会“民族化”，就像“全球化”加剧了“区域化”一样，这是矛盾双方的正常反应。社会经济的深化发展，分工落后的民族逐步认识到分工的差距，这就会强化他们的民族意识，导致他们以更加保守和“民族化”倾向来应对挑战。
四、边疆经济发展与边疆社会治理的关系
人类活动的基本目的是保障人们的生活不断向更好的方向发展，所以，马克思把人类的经济活动作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因。同样，边疆区域的经济活动依然遵循着一般经济活动的规律，只不过活动的区域在边疆，而边疆面临的国家疆界、民族差别、地缘政治因素导致边疆经济的特殊意义，特别是中国边疆区域与少数民族区域的重合，使得边疆经济具有独特性，因而，创立中国边疆经济学是有其客观现实意义的，而一般意义上的边疆经济学容易与区域经济学混淆。
中国边疆学原理在本质上依然要依从社会物质生产的基本规律，就是要把经济发展放在决定性的位置上，然后才是政治和文化生活，边疆也不能例外。因此，我们思考边疆经济学与边疆学原理的关系时，需要把握如下原则：
其一，边疆经济是边疆社会发展的前提，因而也是边疆学原理理论研究的基本内容。离开对边疆经济发展水平的考察，边疆学原理只能是空洞的设想。
其二，边疆经济是巩固边疆社会必须的物质基础，提高和发展独特的边疆经济，是扩大国家间经济贸易往来的前提。因而也是边疆学原理必须研究的专题领域。
其三，扩大边疆经济范围，吸引大量人才和劳动力投入到边疆经济活动中，是巩固边疆、发展边疆的必由之路，因而，中国边疆学研究必须把边疆经济发展理论与社会治理作为自己的重点。
其四，寻找中国边疆经济发展的特殊规律，是中国边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贯彻习总书记“治国先治边，治边先稳藏”理论要求，只有边疆人民生活富裕，其他社会事业才能蓬勃发展。
五、结语
中国边疆学的构筑涉及诸多问题，笔者力图从学理上解决多年来民族学研究中概念和范畴上诸多争议引发的混淆和模糊，凸显中国边疆社会研究的战略地位。同时，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边疆经济学的研究又是其重中之重，思考边疆经济社会发展的困境及其成因，有助于边疆的稳定与长治久安，是中国边疆学发展的突破点。中国的现代化历程可以用千年积累、百年探索、四十年实践来概括，探讨中国边疆经济社会发展与治理问题，必然从现代性的内在逻辑中思考中国边疆社会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学理上需要进一步理清边疆经济学与边疆社会治理之间的关系。
【注】文章原载于《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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