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时空】徐中煜 | 左宗棠收复新疆时的军械、军火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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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中煜

山西长治人，现为中共北京市委干部理论教育讲师团干部。曾为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在站博士后。法学博士、副研究员、工程师。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教育政策与管理系访问学者，北京地区第20届博士后联谊会副理事长，并获得北京市2009年度优秀人才培养资助。主要研究方向为：边疆史地研究、城市与区域规划、法律史等。主要著作：曾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西域研究》《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北京规划建设》《中外建筑》《安徽史学》《高等教育研究》等国内核心期刊发表论文20余篇。

内容提要：

在收复新疆过程中，左宗棠本人一直非常重视近代化武器的配备，使清军战斗力明显增强，也使运输规模和运输难度大为增加。当时，军械、军火的采运非常艰辛，具体事宜由设在上海的采运局委员胡光墉负责。“各营军装、军火向系自行购办，由陕、甘沿途州县派车运送，毋庸由粮台豫为备办”。后来，又先在西安后在兰州创办过制造局，就地生产。使军火补给较以前近便一些，各军子药适有缺乏，可以随时借领。后者对收复新疆的军火补给起过重要的作用。这些近代化的武器装备在西征中发挥了巨大威力。军械、军火运输作为西征过程中军需运输的重要组成部分，支撑了在这条原始交通线上进行的近代战争。


关键词：

左宗棠 新疆 军械 军火 运输

近代以来，伴随着列强的船坚炮利，清军中也开始逐步装备新式的洋枪洋炮。91世纪70年代以后，输人的洋枪洋炮中后装单发枪种类较多。主要有英国的亨利·马梯尼、美国的林明敦、法国的老毛瑟、英国的士乃德等。这些枪的形制、性能大致相同，其特点是：口径大，枪管长，枪身笨重，携带不便。与此同时，各种后膛炮也陆续输人，包括要塞炮、舰炮、野炮和山炮。主要有：阿姆斯特朗式、格鲁森式和克虏伯式几种。当然，后装枪炮因为新颖、昂贵、配备极少，使用较多的是19世纪06年代输人的前装炮，种类主要有炸炮、短炸炮和线膛前装炮。

作为湘军主要将领，左宗棠本人一直非常重视西洋军事技术。他认为：“西人洋枪队式，行列整齐，进止有度，远胜中土。”“旧式枪炮，本己精工，近改用后膛进子之法，进口大而出口反小，致远取准，更为精妙，其新式则愈出愈奇，实则枪如后膛螺丝开花，已极枪炮能事，无以复加......”因而，在自己的部队中装备了相当数量的西洋兵器。在楚军营制中，还特别制订了爱惜洋枪一条，开首便说：“洋枪、洋炮、洋火、洋药，不独价值昂贵，购买亦费周章，凡我官勇，务宜爱惜，不可浪费。”可见对此事的重视程度。

在收复新疆过程中，这些近代化武器的配备，使清军战斗力明显增强。同时，也使运输规模和运输难度大为增加。最为突出的问题就是：当时配备的洋枪洋炮，主要产地在国外（多系德国造），而采买地是上海，离西征大军可谓遥遥万里。其间要经过波涛汹涌的大海，然后沿长江到达武汉，再换马匹驮至肃州，运到前敌还要由驼骆来牵引。为此，左宗棠建立了庞大的转运机构，正如英国人包罗杰所描述的：他们（清军）“在靠近乌鲁木齐的古城设立了司令部，为保证他们和甘肃之间的交通，已组织了正规的信差来往，武器、后勤补给和人员源源不绝地穿过戈壁流向远征军”。

一、 收复新疆过程中军械、军火的采买

当时，军械、军火的采运非常艰辛：“军火、器械一切......逾山水万里以达军前，始工（供）取用，一物之值，购价加于运费已相倍褪，尚须先备采运实银，乃期应手。”具体事宜由设在上海的采运局委员胡光墉负责。

在上海，销售军火的洋行很多，主要有：地亚士洋行、麦登司洋行、新泰来洋行、拿能洋行、马德隆洋行、琼记洋行、太古洋行、泰来洋行、德生洋行、香港南利洋行、美国纽约“林明敦”制造厂等等。由于时过境迁，我们已很难准确知晓哪些洋行参与了西征的军火交易，但根据兰州制造局专仿普式（德国）螺丝枪及后膛七响枪及从德国购买武器的记载来看，专营“普国大埠加士答炮局、专铸成灵巧紧固铜炮”的香港南利洋行及曾参与左宗棠第二次西征借款的德商泰来洋行的可能性最大。凭借办洋务的精明，胡光墉来往于这些洋行之间，精心选择，讨价还价，大批军火得以转运西北，仅1875年在兰州就存有从上海运来的来福枪“万数千枝”。

左宗棠对于胡光墉在上海的采运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在光绪四年四月的一份奏折中，他竭力主张对胡进行奖叙。他认为胡光墉自办理上海采运局务以来，已历十余年，“转运输将毫无遗误，其经手购买外洋火器必详察良芬利钝，伺其价值平减，广为收购，遇泰西各国出有新式枪炮，随时购解来甘，如前购之布洛斯后膛螺丝开花大炮......现在陆续运解来甘者大小尚存数十尊，后膛马步枪亦数千杆，各营军迅利无前。关陇新疆速定，虽曰兵精，亦由利器，则胡光墉之功，实有不可没者。”因此，认为“此次新疆底定，核其功绩，实与前敌将领无殊”，要求破例给胡光墉赏穿黄马褂以示恩宠。户部经过一番议叙，批准了他的请求。从中可反映出上海转运局对军火和其他军需品采运的贡献之大。

二、 收复新疆过程中军械、军火的自行制造

后来，左宗棠感觉单纯从上海采运洋枪洋炮运道太长，费用太巨，所以先在西安后在兰州创办过制造局，就地生产。其中，于1873年（同治十三年）创建的兰州制造局对收复新疆的军火补给起过重要的作用。

当时，局务由总兵赖长主持（当时为记名提督）。左宗棠对之曾有“夙有巧思，仿制西洋枪炮制作灵妙”的评价。制造局工匠多为“浙匠”和“粤匠”，虽也有“洋匠”，但中国工匠在该局中发挥了主要作用。产品可考的有：仿制德国“后膛螺丝大炮”，“延粤匠学造，已成大小二十余尊，与布炮大致无殊。”造轮架大炮，“又仿其意造二百余斤重炮，用车轮架放，亦殊合用。”造后膛上响枪，“局造已成数十杆，亦能及之”。改制劈山炮及广东无壳抬枪，“劈山架改官索思诺维斯基看到兰州制造局所造枪炮之后，“叹服同声，自此亦稀言枪炮矣。”光绪元年，在刘典的筹划下，火药局也在兰州成立了。自此，原先从海外购买的子药也可就地取补了。所造火药，经左宗棠检验并使用，认为好的已能做枪药。与洋火药相比，则洋火药每发只有二钱五分，土火药须要多加七分，力量才可和洋火药相等的。可见，土火药与洋火药在质量上还是有差距的。至于其余种类的土火药则远不如洋火药，原因是子粒稍粗，不很过火。这样的火药用于战场，其威力自然逊色不少，但考虑到当时中国近代工业的总体面貌，也就不足为怪了。就这样，兰州变成了一个积蓄军火的大本营，武器和弹药被源源不断地运往前敌。

三、 收复新疆过程中军械、军火的转运

那么，究竟如何转运呢?当时，西进的大军中配备有专门的枪队、炮队，经常用作进攻的先锋，在整个军事作战行动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此外，在老湘军各营营官直辖的亲兵中，还设有劈山炮二队。

光绪二年九月，为防守吐鲁番进而顺利攻取托克逊，左宗棠拨副将秦玉盛马队一营交徐占彪，拨副将武朝聘马队一营交张曜，并令炮队游击陈文英带开花大炮及仿制短劈山开花炮助之。后来，他考虑到刘锦棠全军由于驻防护运而愈分愈单，又“命参将侯名贵所管炮队，护开花后膛大炮两尊，车架开花后膛小炮四尊，又伤解后膛七响枪三百杆，匀配子药赴乌桓，续调肃州镇总兵章洪胜、总兵方友开带所部马队两营，总兵桂锡祯马队一营，均归刘锦棠节制、调遣，......凡所添调马队均加拨军械。”显然，这些专门的枪队、炮队或用作先锋的马、步各营日常需要大批军火给养。这样，军火运输显得格外迫切了。

按照当时军中惯例，“各营军装、军火向系自行购办，由陕、甘沿途州县派车运送，毋庸由粮台豫为备办”。在创办了甘肃制造局、甘肃火药局之后，军火补给较以前近便一些，各军子药适有缺乏，可以随时借领。具体办理拨付事宜的是陕西军需局。主持局务的是陕西候补道员方鼎录和盐运使衔道员陕西西安府知府李慎。但在实际执行当中，对于事关全局的重要军火补给、运转仍需由左宗棠妥为筹划。同治十二年十二月，他就曾拨副将冯桂增布鲁斯螺丝后膛开花大炮一尊，伤总兵邓增带领炮手随金顺出关......并益以新制连架劈山炮十尊、布鲁斯螺丝后膛炮一尊，七响后膛枪十杆。

军火一般由各部队（尤其是炮队、枪队）自行携带、护运。但有时也由步队护运，甚至不惜从数千里之外护送至前敌。光绪元年，乌鲁木齐的军队就曾从绥远城运来抬枪三百杆，同时还有随枪的一些零部件。有时，为了缓解军火短缺，还从京师调运军械装备。从1875年9月至1867年7月，先后四次谕令从神机营和工部向驻新疆哈密、塔城、布伦托海等地的清军拨解大量武器弹药。其中，仅光绪元年（1875）九月二十日就命令神机营和工部火药局向驻哈密的文麟拨发带刺刀洋枪二百杆，洋帽十万个，七响后膛洋炮二百尊，随带炮子十万，各种火药三万两千斤，火绳四千盘出关，由察哈尔都统安排解赴哈密交接。光绪二年闰五月二十一日，额勒和布也曾命该军赴京制备军装委员富里布承领转运过一批拨自神机营的军火，其中，有洋火药一千斤，大铜帽四十万粒。

我们还可从荣全请求清廷再由神机营和工部拨解军火的奏折中看到运输的繁重：“由神机营再拨台枪三百杆，随带三百分六力以上弹弓五百张、皮弦一千条，梅针箭三百枝，并请伤下工部续拨万夯火药五千斤，枪铅丸六万出，鸟枪火绳一千丈，烘药五十斤。”这么多的军火要由北京出发，先运至察哈尔都统驻地，然后加派弃兵押送，由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二城转解前来。

军火运输虽说不如粮运自然损耗大，但损失仍是触目惊心的。光绪元年四月，大军出关之际，陈国珍所部军队“因军装车辆在路损坏，所有子药未经全数，随带出关”，由于未拣派人员看守，也未及时雇车搬运回营，以至于“将铅丸、药条等项散弃空墩之内”，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

就目前掌握的史料看，在收复新疆过程当中，曾经转运过的军火还有：张耀出关时，配给连架劈山炮十门，德国造后膛来福线大炮一门，七响后膛枪三十杆。桂锡祯马队出关时，配给德国后膛开花大炮一门。刘锦棠部是西征主力，装备也最优，出关时除原有枪炮外，又配给各种火炮十多门，包括最新式的后膛开花大炮，各种枪支一千多杆。后来又拨过大洋火一百万颗，标响枪子二万八千颗，大号、三号开花后膛炮两尊，各配弹五百余枚，七响后膛洋马枪三百枝，每枝配子八十排，每排七发。来福前膛马洋炮五百门，每门配子三百发，合膛大号洋尖子十五万颗。又拨过田鸡炮，不记多少尊，配弹五百枚，是当时最新式的炮，可打好几里远。

当时，还采用了一些利于指挥作战的先进仪器。比如，前线指挥官使用了双筒望远镜。1902年5月，新疆巡抚饶应祺在一份奏折中提及：“前督臣左宗棠、抚臣刘锦棠出关，携运后膛来福马枪，哈乞开斯、马蹄泥、标针快，利名登、七响、八响、十三响枪共二万余杆。”这还不包括金顺、张曜等部的武器装备。

四、 收复新疆过程中军械、军火的巨大威力

由于左宗棠的部队大量装备了进口或仿制的洋枪洋炮，其战斗力有了明显的提高，这不仅是量的增加，更是质的转变，深刻地影响了整个西征军的面貌：它已是一支具有初步近代化色彩的军队。正象包罗杰所评论的，这支军队“完全不同于所有以前在中亚的中国军队，它基本上近似一个欧洲强国的军队”。

这些近代化的武器装备在西征中发挥了巨大威力，成为克敌制胜的关键所在。

光绪二年六月，在清军攻拔古牧地的战役中，初步显示其攻坚的作用。当时，古牧地守敌甚为顽固，“金顺遂伤所部环城正西、西北、西南三面结垒，抽派营勇于南城外昼夜修筑炮台，以高过城身一丈为度。其各面原有炮台，均令培土、铺板以便安炮，追炮台告成，布置就绪，金顺督所部攻西北一带，并分开花铜炮一尊置湘军炮台。”二十六日，刘锦棠伤宁夏镇总兵谭拔萃率千总庄伟以开花大炮轰塌东北面城垛，“复用开花铜炮并劈山炮紧对缺口连轰之。二十七日，移开花大炮斜轰城之正东，其轰塌缺口与东北相似。复以开花小炮及劈山炮环攻不歇”。之后，知府罗长佑督同副将杨金龙及庄伟“率亲兵移开花大炮于正南炮台，伺天色渐明，指轰南门左侧，并调集标针快响枪、七响洋枪、劈山炮排列炮台两侧同时轰击，提督谭慎典、谭和义率中军左四旗，参将董福祥，副将张俊率董字两营，各伤勇丁囊土潜伏墙壕，侯大炮轰有缺口，即行攻人......二十八日黎明，开花大炮轰动，南城左侧子墙渐纪，大炮测准连轰，城身坍卸过半，城头悍贼潜城限，仰施枪炮。官军标针快响枪、七响枪、劈山炮连发，子注如雨，贼多死者”。凭借强大火力，各路大军乘机飞奔人城，古牧地逐告光复。

光绪二年七月，在清军攻克玛纳斯的战斗中，新式枪炮同样显示了它巨大威力。七月二十日，金顺亲率总兵邓增、都司张玉林所部，以后膛开花大炮轰城东北角楼，横塌丈余，刘宏发、方春发趁势移卡，逼扎城根，但由于守敌顽抗，互有伤亡，相持不下。八月十四日，金顺命邓增以后膛开花大炮轰城西南二面。八月十七日，刘锦棠令在城南及西南隅高筑炮台。九月初一日午刻举发，轰塌城身二丈余，但因敌军顽抗，只好于施放开花炮数十发后收兵，不料此次发射将敌军元帅韩刑脓击毙。可见，此次战役中，近代化军械虽未像攻拔古牧地时那样发挥决定性作用，却仍是与敌周旋并适时歼灭的有效手段。

光绪三年三月，在清军攻克达坂城的战役中，新式枪炮再次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当时，刘锦棠率军兵临城下，并命谭拔萃异开花炮至，并建造炮台。在炮台建好之后，侯名贵、庄伟测定敌军炮台及城垣方位、远近，连环轰击，“逾时，相继坍坏，俄而一炮子丸，飞堕城中火药房，有声轰然，如山摧地裂。大风起，火势骤张，延烧所储药弹开花子，砰旬震憾，城中人马碎裂，血肉横飞。清军乘势攻入城中，四千守敌或毙或俘，无一逃脱。

军械、军火运输是左宗棠收复新疆过程中军需运输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场收复战争虽也使用了刀矛，“但得力于枪炮者居多。”从敌我双方武器装备的近代化及由此升级的战争强度来看，收复新疆之役可称得上是一场完整意义上的近代战争。然而，从内地到新疆的道路却停留在非常原始的水平之上。这种情况可否用一句话概括呢，即在原始的道路上进行着一场近代战争。

【注】文章原载于《西域研究》 2003年第2期。

责编：齐云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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