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时空】葛承雍 | 关于吐蕃在西域的研究省思 | 自由微信

【边疆时空】葛承雍 | 关于吐蕃在西域的研究省思

葛承雍边疆时空 2019-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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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承雍

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特聘教授，研究方向：中国中古史、中西文化交流史、古代建筑史。

摘要：文章对近年来吐蕃在西域的研究领域进行了反思，利用考古出土文物的考察成果，结合历史文献进一步思考7—9世纪的唐蕃关系，指出不能不顾唐朝封建文明高度发达与吐蕃部落军事联盟奴隶制的差别，将吐蕃与唐朝一样并列文明古国，这样不仅完全违背了基本史实，放弃了族群的价值判断，而且混淆了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问题。

关键词：吐蕃西域统治认定族群认同多元宗教

“西域”一词，在藏文中并没有专称，藏文中的“黎域”是指于阗，“朱古”是指突厥，因而藏文史籍中的“西域”其实是个笼统的概念。因为西域这广袤的土地是几大文明交锋的地区，也是各个文明向外扩展延伸的前沿，所以没有确定的话语权垄断不变。吐蕃王朝在西域的活动范围，即现在新疆的南部地区，因而将藏文史籍里出现的“黎域”限定为今天南疆于阗地区比较妥当。

在7—9世纪西域中亚以武力为标准的领土争夺史上，西突厥、唐朝、大食、回鹘、突骑施、葛逻禄等皆以西域为战场活跃了200多年，青藏高原上吐蕃政权崛起强盛后，不仅征服了吐谷浑、党项等民族，而且打通了从阿里向北通往塔里木盆地的“吐蕃—于阗道”，往西通往兴都库什山的“吐蕃—勃律道”，这有利于吐蕃联合西突厥向唐朝发起进攻。咸亨元年(670)，唐朝被迫放弃了龟兹、疏勒、于阗、碎叶四镇，将安西都护府撤回了西州。此后唐蕃双方多次争夺西域诸镇，互有胜负。安史之乱后，吐蕃趁乱攻占了北庭、西州和于阗，占领了从鄯善到于阗以致小勃律等地，从此吐蕃统治西域特别是新疆南部长达百年之久，对于这段历史学者们论述已经很多，但是仍有许多问题“乱花渐欲迷人眼”，不清不白疑惑丛生。

军事部落联盟统治难以认定

唐朝的天子，吐蕃的赞普，西域的可汗，都是当时政权存在的象征性标志，也是彪炳自己族属统治的一件大事。唐朝的陇右、河西、安西、北庭即唐人所指的“河陇四镇”，原先各项施政措施成熟。吐蕃占领河陇地区后，遭到被征服民众的激烈反抗。吐蕃原先在本土实行奴隶制部落的千户长制，到了新占领地区后，面对急剧扩大的领域，千户长制度显然不再适合，因而实行了军政合一的所谓“节度使”制度，名称上是仿效唐人的管理办法，实际是设置一个新的军政合一机构来统一指挥，目的是将各个阶层都作为吐蕃军事扩张机器的附属零件，并按照“九头领” “七牧者” “六匠人”“五商贾”“三执者”划分阶层，区别出“更”(kheng奴隶)、“扬更”(yang-kheng奴隶之奴隶) 和“宁更”(nying-kheng)，地位之低前所未有。

吐蕃是从部落军事联盟发展而来的奴隶制政权，他们占领西域文明程度较高的地区后，无疑是一种统治历史的滞后或倒退，唐贞元二年(786)吐蕃攻占敦煌后，废掉原有的13个乡，以部落制取而代之。这种军事部落将民众作为奴隶，从封建制农户转为奴隶制奴婢，不仅包括汉人虏民或其他民族战俘，甚至抄掠沙州汉地女子为奴婢，《禁止抄掠汉户沙州女子牒》虽说“勿再令无耻之辈持手令前来择配，并允其自择配偶”，但是造成的家庭痛苦无疑是深重的，深深的伤痛演变为长期难以愈合的心灵创伤。限于史料记载缺乏，掩藏在历史暗处的悲剧鲜为人知，吐蕃其他占领区估计也是如此。吐蕃落后的掠夺制度能否为西域各个小政权接受呢？西域是否实行半独立自治的管理制度以保持原有的政治结构和经济制度呢？吐蕃是否在西域实行了“一个政权两种制度”呢？

从南疆麻扎塔格(Maza-tagh)和米兰(Miran)遗址出土古藏文写本与木简看，吐蕃曾派遣过10多个千户先后驻守在鄯善和于阗，在8—9世纪中叶，他们驻守这些地区屯守、作战与维持地方统治，但是地域这么广，不依靠本地人显然不够。从敦煌文书可知，吐蕃占领当局可能还是部分起用了当地汉人大户家族、破落官吏参与基层管理以维持统治，官制的核心是为军事占领服务，即使汉人入职吐蕃地方系统，也多是为了便于引路与对应交往。扩张是吐蕃内政的延续，奴隶制军事部落联盟的本性是掠夺更多财富，不管是在河西还是南疆都是如此，将扩张掠侵抬高为“辉煌武功”恐会误入歧途。

吐蕃政权在西域占领区虽然可能突破了地域界限，被征服的本地小官吏可能为吐蕃服务，在部落奴隶制军事统治下不得不从，但是在城市文明方面不可能向前推进，不可能给各个绿洲居民带来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特别是吐蕃控制的占领区内，商业贸易活动明显减少，货币几乎绝迹，可以说在吐蕃统治时期货币基本停止使用，汉藏契约显示基本上都是以粮食进行交易。我们不能仅凭吐蕃考古发现几件粟特造型的金银器、汉地漆器和西方丝绸纹饰就判定吐蕃也建立了丝绸之路高原段，这些物品究竟是抢劫来的，还是贡使进献的或被掠工匠制作的，都与正常的贸易性质是截然不同的，这也是吐蕃掠夺性经济的本质决定的。史书记载北齐商队曾有被吐谷浑劫掠之事，但是从来没有记录吐蕃的商队之事。《周书·吐谷浑传》记载553年“是岁，夸吕又通使于齐氏，凉州刺史史宁觇知其还，率轻骑袭之于州西赤泉，获其仆射乞伏触扳、将军翟潘密、商胡二百四十人，驼骡六百头，杂彩丝绢以万计”。因而有人据此推测吐蕃人继承了吐谷浑与中亚丝绸贸易的传统，认为同样有规模不等的商队活动在“高原丝绸之路”上。实际上，吐蕃统治时期不仅唐朝连结中亚的丝绸之路受阻停滞，而且连最活跃的粟特商人也备受打击，敦煌从化乡300余户1400余口的粟特移民大部分沦为当差纳贡的“寺户”。

近年来关于青海郭里木墓葬墓主人的族属有吐蕃、苏毗、吐谷浑等不同争论，虽然吐蕃在不断扩张与征服基础上构成了自己的统治区域，囊括了苏毗、吐谷浑、党项等许多民族的成员，上层家族通婚与下层民间婚丧，文化习俗互为影响不足为奇，但是没有历史文献记载的印证支撑，很难识别吐蕃、吐谷浑之区别，仅凭棺板图像泛化、滥化统统归于“吐蕃化”的强大，恐不是冷静理性的公允讨论。

令人蹊跷的是，在以西域吐蕃军政长官为核心的官衙主导体制下，除了敦煌保留残存的少许吐蕃文书外，没有留下可资参考的文档文献，于阗出土的写本与木简也非常零散，米兰和麻扎塔格藏文古文献作为官方文献特点比较单一，是何人所写至今未定，日本学者武内绍人教授解读这些木简书写者非藏族，而是汉人、于阗人等，多种多样的书写载体时间也持续到10世纪。为什么在吐蕃本土反而没有木简或其他文书出土？为什么非藏语族群也用藏文交流？在西域多种语言和多族群交汇地区，吐蕃控制下是否有使用藏语可体现社会声望的作用和统治认定的问题，是否与后吐蕃时代有关？这都需要仔细辨别，出土古文书是其经营管控的投射和聚焦，现在一笼统的提法，既使史实真相不为人知，也增加了研究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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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文章刊登于《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05期

责编：李骁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