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时空】陈海忠 | 人口迁移、区域环境与文化特质——论潮汕文化特质的历史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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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海忠

韩山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兼潮学研究院院长，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和潮汕历史文化。

摘 要：该文以明代以来人口迁移政策变化为线索，重建潮汕文化特质形成的历史过程，分析宏观政策的变化如何型塑了今日的区域文化，强调要历史地认识区域文化特质，理解区域文化的历史变迁与国家大历史、区域环境的互动关系。

关键词：人口迁移  区域社会  潮汕文化

文化的形成有多种因素。世界各地区域环境和历史发展的不同造就了文化形态的多样性。中国俗语“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就蕴含着地域差异塑造区域族群表征的道理。潮汕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体系中具有鲜明特质的地方特色文化，潮州商帮、潮州菜、潮剧等文化表现形态在海内外享有较高的知名度。有学者已从不同的角度归纳了潮汕文化的诸多特点，特别是对文化的精神内核——人的文化心态特质方面，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其中有两点得到研究者的普遍认可：第一，善于经商，勇于拼搏，敢于冒险。第二，精细。

文化特质的归纳，是人们对经验观察到的文化现象进行人类学式的、共时态的解读。历史学关注的是历时态的文化变迁，更需要探讨文化特质从何而来、如何形成及如何发展，以便更深刻地理解“当下”的文化。黄挺已指出明清时期的海防政策对潮汕民系和潮汕文化形成起着决定性影响，潮汕人的海外拓展又推动了潮汕文化的发展。这两点都与“人口迁移”有关，本文拟从潮汕人的文化心态特质入手，做进一步讨论，分析国家人口迁移政策的变化，如何型塑今日的潮汕文化，从而理解区域文化的历史变迁与国家大历史、区域环境的关系。

一、海禁政策与潮汕人冒险、拼搏心态

移民是明代以来潮汕地区引人注目的社会历史现象。区域生态环境，包括人口增长、经济压力、地方动荡和自然灾害等，是造成潮汕地区人口向外迁移的最主要的推力因素。因生计所逼，明代以后潮汕人不断突破海禁政策的限制出海贸易。

明洪武年间，朝廷施行海禁，禁止民人私自下海贸易。洪武二十六年（1393），为防止沿海居民通倭寇而徙南澳居民入内地。《续文献通考》载：

洪武二十七年正月，命严禁私下诸番互市者。帝以海外诸国多诈，绝其往来，惟琉球真腊暹罗许入贡，而沿海之人往往私下诸番贸易香货，因引蛮夷为盗，命礼部严禁绝之，违者必置之重法。凡番香番货皆不许贩鬻，其见有者，限以二月销尽。其两广所产香，本听土人自用，亦不许越岭货卖，盖虑其杂市番香故并及之。

在海禁的阴霾下，沿海居民被迫铤而走险，他们对禁令或视若具文，“官市不开，私市不止”，我行我素；或阳奉阴违，私自出海；或引夷人入港交易，一旦遭朝廷查缉，则演绎成武装对抗，有关记载不绝于书。其中《明英宗实录》卷38载：

广东潮州府知府王源奏，暹罗国遣使臣柰霭纳孛剌等航海来朝，其通事柰麻沙等既登岸，而舟为风涛漂去，不知所向。潮州卫指挥孙瑜、百户魏刚以计诱取柰麻沙金珠宝石等物，请治其罪。上以远人穷无所归，而孙瑜等不厚抚之，反剥夺其财，与寇盗何异，令巡按御史执治之。

这个故事看似与私市无关，但陈春声对《历代宝案》中有关海难漂流船记载的研究结论，使人不免产生这位暹罗通事正以漂流船为藉口在潮州进行私市贸易的想象。

嘉靖八年（1529）朝廷撤浙江市舶司，潮州府的南澳、柘林逐渐成为民间私相贸易的重要港口，南澳岛更成了南中国海私市贸易中心。

海禁政策也使岸上滋生了相应的不法群体。嘉靖《潮州府志》载：

一曰窝藏，谓滨海势要之家，为其渊薮，事觉辄多方蔽护，以计脱免。一曰接济，谓黠民窥其乡道，载鱼米互相贸易，以赡彼日用。一曰通番，谓闽粤滨海诸郡人驾双桅，挟私货，百十为群，往来东西洋，隽诸番奇货，因而不靖，肆劫掠。此三患者，闽粤大略相等。

这说明只要有海禁政策，就有沿海居民为生存或为发财而冒险突破禁令的行为，这对于潮汕沿海地区形成彪悍的文化品格影响较大。如隆庆《潮阳县志》载：

惟砂浦至于招收，地近俗殊。砂产美士，招多健儿。煮海为盐，下广为生。千顷霜飞，万斛鸥轻。况复精悍，视死如归。环堵以居贼，闻而悲惜哉。

海禁也开启了潮汕人移居东南亚的历史，进一步型塑潮汕人冒险文化品格。《明英宗实录》卷113记载：

己亥，广东潮州府民滨海者，纠诱傍郡亡赖五十五人，私下海，通货爪哇国，因而叛附爪哇者二十二人，其余俱归，复具舟将发。知府王源获其四人以闻。上命巡按御史同按察司官并收未获者户长鞫状，果有踪迹，严锢之具奏处置。

这个案例中，“叛附爪哇者二十二人”可能就是早期移居东南亚的潮汕人，而另外的三十三人也重整再发，只不过被缉获。相信类似的行为被查获并记入文献的肯定是少数。嘉靖、万历年间，以吴平、林凤、林道乾为首领的几个潮州海寇商人集团，在明代军事高压的逼迫下，出走东南亚，定居菲律宾和暹罗，成为早期潮籍移民。他们在东南亚的开拓，却为清代以后的潮汕移民奠定了基础。

清代早期继续明代海禁政策。顺治十八年（1661），朝廷发布“迁海令”，将沿海居民大规模地迁入内地。潮汕地区被迁地域有海阳、澄海、潮阳、饶平、揭阳、惠来、普宁共七县。迁海及其对于沿海地区的影响，学界已有丰富的研究成果，其中李龙潜总结为迁海严重破坏农业生产力，破坏手工业生产，严重妨碍沿海界外商品经济的发展，造成地方财政困难，也加重界内居民的赋役负担。

严酷的“迁海令”严重摧残海上贸易活动，使潮汕商人出海的成本更大，当然获利也必然更丰。民间就流传“识字掠无蟛蜞”的故事。迁海时期，有一渔夫准备去海里抓蟛蜞（一种小螃蟹）。有秀才告诫说官府告示写着不准下海，农夫说我不识字，迳往海边而去。傍晚渔夫抓回了满满一大篓蟛蜞，对秀才说“你识字掠无蟛蜞”。故事生动刻画了海禁时期潮汕人的文化心态。

在迁海这一时期，潮州商船航行到日本进行贸易的活动也时有记载，可见迁海并不能完全隔绝沿海人民与海外的联系。

康熙二十三年（1684）沿海复界，本地商人承袭宋元以来的海上贸易传统，扬帆出海。他们以东南亚大米贸易为契机，装载着大米、砂糖、豆饼、陶瓷、夏布、烟丝、土纸以及其他手工艺品、农副产品，北上苏松、津门及日本，南达雷琼及南洋地区。在地方族谱中也经常有先祖弃儒就商、往来南北的记载，如汕头《溪东萧氏族谱》载：

十二世祖六房派继灏公，字克宏，谥介享，太学生……忽一日读书,始悟货殖，家风因而别业。治产燕台，谋利江汉，求息吴越，经营雷琼，三十余载驱驰，无宁于家中。

潮州商人这种“三十余载驱驰，无宁于家中”的拼搏精神，使清代潮商逐渐发展成国内举足轻重的商帮之一。潮汕人敢于冒险，敢于拼搏，善于经商的文化特征也在南来北往的历程中得以形成，并发挥得淋漓尽致，渐渐为世人所瞩目。

二、清代开放政策与海外潮人社会、本土侨乡社会的形成

清代康乾时期，地方社会进入相对平靖时期，人口增殖，贸易发展，地方经济作物种植规模扩大，其中甘蔗的种植遍及潮汕各地，潮糖成为本地出口的最重要商品，粮食则主要自暹罗运入。商机的存在，使这一时期大量潮汕人移居到暹罗。1860年汕头开埠后，潮汕出现移民高潮，并一直持续到1949年。近百年的移民潮使海外潮人社会与本土侨乡社会得以形成，型塑了潮汕人家乡观念强、有凝聚力、刻苦的文化心态。

在开埠之前，殖民主义者就在汕头进行“猪仔贸易”，拐骗、掠夺华工开发东南亚和美洲。“猪仔贸易”给潮汕社会文化留下深刻的历史烙印，至今潮汕俗语中还有贬义的“卖猪仔”一语。1859年，两广总督劳崇光允许英国在广州设招工所公开招工，1860年，《北京条约》准许英、法等国招募华工出国。华工出洋合法化，广东、福建沿海开始出现华工出国高潮。杜松年认为自1845年起60多年间至少有30万汕头华工被掠夺出境。被掠夺的华工可能没有列入海关统计之内，萧冠英根据潮海关统计数字称：

（汕头）自开港时，至光绪二十一年，每年出口人数增至九万一千一百人，其中大半数至新加坡及其他英属之地，西贡、曼谷、苏门答腊等地次之。最近二十年间，多则十四五万，少亦十余万人。归还之数大约六七万、八至十万之谱。

1893年，薛福成奏请废除海禁旧例，保护回国商民的利益。总理衙门也建议对良善商民回国“治生置业与内地人民一律看待,并听其随时经商出洋,毋得仍前借端讹索,违者按律惩治”，不久清政府宣布取消海禁政策。1898年，又应闽浙总督许应骙奏请，在厦门设立保商局，保护回籍侨民。汕头保商局也于1899年由惠潮嘉道沈传义设立。1903年，清政府设立商部，劝办商会、海外华侨商会，维护侨商利益；又陆续颁布《奖励华商公司章程》、《华商办理实业爵赏章程》，鼓励侨商投资，提高侨商的政治地位。这些政策表明清政府已认识到出洋商民的价值，改变以往视出洋人民为“通番者”、“海盗”、“逋逃者”的旧观念，转而视为“大清子民”并寄予厚望。这些政策客观上对于人民出洋有一定的激励作用。

民国政府基本延续清政府的移民政策，整体基调宽松，都允许符合一定条件的国民自由出国。同时宣布实行华工劳动签订契约自由的原则，设置专门机构保护华侨利益。1912年北洋政府颁布《侨商回国请领护照简章》，1917-1918年，又陆续颁布《侨工事务局暂行条例》、《侨工出洋条例》和《募工承揽人取缔规则》，并成立侨务局，“掌办关于本国在外侨民的移殖和保育事项”。南京国民政府1935年颁布《工人出国条例》。这些规定，从多方面规定侨工和雇主之间、侨工与募工承揽人之间具体的权利和义务关系,确认侨工出洋的合法权益。

整体上，由于国民政府对出入境限制不严，此一时期国人大量向海外迁徙，华侨人数不断增加。从20世纪初的1000万人增至20世纪40年代末的1700万人。在汕头，从1904至1934年间，有360万余人出国往东南亚各地，同期回国的仅294万余人，净出国人数66万余人。

移民潮使海外潮人社会与本土侨乡社会逐渐成型，“海内一个潮汕，海外一个潮汕”的说法由此产生。其中海外潮人社会对于潮汕文化特质的形成尤具意义。陈骅在《海外潮人》一书中说：海外潮人社会，俗称“潮州帮”，是潮人在海外以地缘为基础，同时兼及亲缘、业缘、神缘、文缘等所构成的特定人际关系网络和总体社会形态……其明显标志是在潮人聚居地，依特定的地缘认同取向建立一定数量的准社团和社团组织。早期潮人背井离乡，移民海外，人地两生，不得不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对家乡的感情、对亲人的思念益发浓烈。黄挺在《潮商文化》中就用一种十分诗化的语言描述这种心情：

踏上异乡的土地，五彩的梦想霎时间消失了光环。移民不得不面对陌生而往往是十分恶劣的新环境。商人是移民里头境况最好的了。然而，长年累月奔波，筹算盈亏难定，人地生疏，口舌纠缠，种种不便让人心神憔悴。翘首遥忆故国，在家兄弟宗族，出门同乡会馆，互相庇护扶持，不免神往。商人尚且如此，其他各类人等的感受和期待，或者更加强烈。

于是海外潮人社团应运而生。早期海外社团的活动与国内会馆差别不大，主要是：（一）互助。包括襄赞商务，赈济灾荒，保证和扩大团体成员的生存和发展资源。（二）协调。调节团体成员内部关系，维持群体内部的秩序。（三）满足团体成员精神需求。例如祭祀、演戏等。核心理念是以强化家乡观念和族群凝聚力为纽带，集中团体成员力量，谋求一致的利益。解放后，国内会馆式微，海外社团的发展也有新的形式。冷东认为潮人社团“从互助互济、自卫自强的秘密组织发展成为具有开放性、适应性、有法律观念和广泛群众基础的特点的近现代社团，随着时代的进步，不断调节自身的功能，并且自觉以推动社会发展为己任，经久常新，继续发挥其积极作用。”其恭敬桑梓的精神内核永远贯串其中，并在全世界面前型塑了潮汕人凝聚力和家乡观念强的文化特征。

三、改革开放前出入口管制政策与潮汕农业的精耕细作

1949年至1978年，国家实行独立自主基础上的“一边倒”外交政策，对外移民政策基调从过去的宽松变为从紧，到最终几乎国门关闭。同时，国内政治、社会安定，医疗卫生条件得到改善，人口增长速度加快，国际流动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微乎其微。例如潮汕地区（包括汕头市区、潮州、澄海、饶平、南澳、潮阳、揭阳、揭西、普宁、惠来），1949年统计人口数4323885人，1955年达到5011410人，1963年突破600万，达到6041936人，1968年已接近700万人。与此同时，出入境人数比解放前急剧下降。1951年2月，香港与汕头之间的客轮停航，汕头旅客出口只剩下汕头—新加坡—槟城航线，出口条件更加困难。3月，广东省全省海边防线实行封锁，进行出入口管制。根据汕头海关统计数字，1949~1968年，汕头口岸入口旅客134678人次，出口旅客127533人次，出现净流入状态。

以往人口增长所带来的社会经济压力有一部分被移民分解掉，现在出洋途径被封闭，意味着同一片区域必须养活比原来要多得多的人口。据1951年的调查，潮汕地区已经严重缺粮，有些村子如普宁县上寮村出现了88.88%的人口连续三个月缺粮的情况。然而，地方政府要解决民生问题，可供选择的政策并不多。

政府首先采取综合整治土地、鼓励开荒等措施扩大可耕面积以期增加粮食总产量。如1957年12月，汕头专区副专员余锡渠在澄海县冠山乡，发动群众进行大规模平整耕地和整理排灌渠系工作，历时70天，使4000多亩耕地得到综合性治理。据汕头市统计局资料，全地区耕地面积从1949年的390.2万亩增长到1957年的418.6万亩。但土地增长速度赶不上城乡各项建设用地的需求增进，1970年，耕地面积又减至380万亩。又因为人口增长过快，人均耕地从1949年的0.9亩下降到1970年的0.53亩。扩大耕地面积对于提高粮食总产量的作用并不明显，耕地的增长远远跟不上人口的增长及建设用地的需求增长。因此，只能通过提高单位粮食产量来解决民食问题。

其一是兴修水利，扩大灌溉区域。建国初期，全国各地大兴水利，以改变疮痍满目的农田，得到人民群众的积极响应和踊跃支持，为新中国整个水利系统奠定基础。澄海县1950年颁布《水利管理暂行办法》，至翌年春，采取民办公助办法，发动群众兴修小型水利，兴建排灌、排涝工程，增加农田灌溉面积4.08万亩、排涝面积4.3万亩。县政府根据“塞支强干，开阔尾闾”原则整治韩江，堵塞韩江小支流11条，将县域内大小出海河道归并为6条主要河道。据汕头地区水利处统计，自1950至1952年上半年，揭阳、普宁、潮阳、潮安、澄海、饶平和惠来等县累计修筑山塘水池1328座、陂坝434座、堤壆1338条、沟圳3595条，设水闸959个，涵洞614座，开河13条，使1,094,376亩耕地收益，1,982,245亩耕地保产，估计增产量518,883斤。

其二是对耕地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推广农机具，种植新品种，设立灌溉试验站。其中对耕地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进行精耕细作的生产方式，被称为潮汕人“耕田如绣花”。许多耕地被改造后变一造为二造，二造变三造。1953年春，澄海全县改良沿海沙田，把1.4万多亩单造沙田改为双造，亩产由200多斤提高到800多斤。这一时期，整个地区耕地复种指数不断上升，从1949年的191提高到1965年的226。单产从1949年的566斤增长到60年代超过1000斤。1955年出现潮安、澄海和潮阳三个水稻和粮食亩产千斤县，成为全国最早实现粮食千斤的县。其中澄海县管陇大队平均亩产达到1500多斤。1956年汕头又实现全国第一个800斤专区，有汕头市郊、潮安、潮阳、澄海、揭阳、普宁、南澳等七个县亩产超千斤。

1956年6月，农业部组织中南部十二省农业工作者184人前来潮汕参观学习“耕田如绣花”的农业生产方式，整理印发了《参观潮汕平原水稻丰产经验总结报告》。1963年冬，广东省委、省政府发出系统学习潮汕水稻丰产栽培经验的号召，自1964年1月至1966年3月15日，全地区派出老农12232人，分赴广西、湖南、湖北、江西、福建、浙江、云南、贵州、四川、安徽等省及省内各专区传授水稻栽培经验。潮汕人精细化的耕作方式随着老农的足迹向全国各地传播，进一步地把潮汕人的精细心态型塑得淋漓尽致。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开放沿海城市，设立经济特区，汕头成为四大经济特区之一。国门重开，本地区业已存在数百年的海上贸易传统全面复活，敢冒险、勇拼搏的商业精神又获得生长的阳光、雨露，潮汕人又开始下海的征程，走出国门，足迹遍及全球各地。这一目前还在继续的历史进程正急速地重塑着新时代的区域文化。

四、历史地理解区域文化特征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对“文化”的认识不断深入。现在各地相继实施文化发展战略，建设文化大省（市）、文化强省（市），把文化提高到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在这一过程中，区域文化研究也得到大力提倡和鼓励。从历史学的角度看，文化的形成是历史的，也是时代的，是历史变迁与时代大潮在当下自然交叉、融合的产物。对区域文化，更需要把握其历史性，需动态地理解，理解一个区域的文化在历史的脉络中如何产生以及如何变迁并发展成今天的面貌。上文所提及的、被文化学者所概况出来的每一个“潮汕文化特质”背后都有国家宏观历史背景和区域社会生态背景的综合作用。

第一，区域环境是人们生存、发展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环境首先使区域社会一定的生产、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得以形成，并逐步形成文化传统，或可以称为“惯习”。“惯习”一旦形成，在区域社会这样的“场域”中就不容易被消灭，只能是被掩盖或被改造。一旦有适合的环境，它就要发挥作用。潮汕人的海上贸易传统，即使是在严酷的迁海政策下仍顽强存在，而且在建国后30年的封闭状态下，潮汕人非法海上活动也没有被消灭掉的。如1978年，广东省公安厅在一份报告中说：

据统计，八月份全省发现偷渡外逃6709人，其中逃出1814人，与历年来较多的七月份相比，分别上升47%和□□。外逃人数之多，地区之广，是1962年大外逃以后，最多的一个月份。从地区看，惠阳地区居首位，发生4072宗，逃出1400人；广州市发生1122人，逃出149人；佛山地区发生779宗，逃出238人；汕头地区发生387人，逃□□；宝安县1666人，逃出917人；惠阳县发生1554宗，逃出□□……

第二，历代国家政策是区域文化发展中不可回避的问题。“国家”一旦出现，民间活动就有了合法与非法的区别。传统移民推拉力理论的缺陷，就在于把移民纯粹看作是个人对收支成本理性比较的结果，忽略了外部强制因素如国家对移民的限制，反而将之视为移民过程中扭曲、失真的环节。从潮汕地区的案例看，历代对移民的限制严重摧残海上贸易活动，但同时沿海居民对政策的突破更强化了区域文化的特质。建国后国家的封锁政策，切断“推力”与“拉力”之间的合法联系，同时又采取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提高土地产出率和总量，弱化“推力”对于人口迁移的影响，使区域内精耕细作的传统得以发扬光大，并成为新时期区域文化的重要特质之一。

简言之，在区域环境与国家政策的共同作用下，永不停歇的历史不断地“刷新”着区域的社会文化景观，持续地型塑着区域文化特质。

【注】文章原载于《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32卷第4期。

责编：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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