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时空】王惠宇 | 抗日战争时期的东北国际交通线 | 自由微信

【边疆时空】王惠宇 | 抗日战争时期的东北国际交通线

From: 王惠宇边疆时空 2019-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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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惠宇

历史学博士，辽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长期从事东北近现代史和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出版专著《1945-1949年美国与中国东北问题研究》，发表《新中国成立前后日本与中国东北贸易的发展》《西安事变前后苏联对国共两党政策的转变》等多篇学术论文。

摘要：抗日战争时期东北国际交通线是在日伪统治区存在的秘密交通线，其发展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32年至1937年，是以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为主导的国际交通局时期。第二阶段从1938年至1945年，是中共东北地方党组织、东北抗日联军与苏联远东军之间建立起来的国际交通线。与抗战时期西北、西南等以运输物资为主的国际交通线有所不同，东北国际交通线承载的不仅是物资的运输，更重要的是中共东北党组织和东北抗日联军通过这条交通线得到来自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指导和援助，以及干部的培养、情报的传递等。东北国际交通线的存在是东北抗日斗争得以坚持14年的重要保证。

关键词：抗日战争东北中国共产党苏联国际交通线

提起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国际交通线，人们往往想到西北国际交通线、西南国际交通线。实际上抗日战争时期，在东北存在着一条秘密的国际交通线。通过这条交通线，在苏联与中共东北党组织和东北抗日联军之间进行着人员、物资和情报的往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是由于这样一条国际交通线的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抗日力量才得以生存和发展，并坚持到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目前学术界关于东北国际交通线的研究多集中于20 世纪20 年代中共与共产国际之间的交通联系，而对抗日战争时期的东北国际交通线及其所发挥的作用关注较少。随着“十四年抗战”的提法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这条贯穿东北抗战始终的秘密国际交通线也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并肯定其应有的地位。

一

东北国际交通线最初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1919年共产国际成立以后，就开始谋求同中国革命者的联系，以“华俄通讯社”的名义在哈尔滨等地建立情报机构和交通线。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寻求革命真理，也纷纷前往苏联。这一时期，出现了多条联系中苏两国的通道，其中，通过中东铁路前往莫斯科是最重要的路线。中东铁路以哈尔滨为中心，西至满洲里，东至绥芬河，南至大连，与俄国西伯利亚大铁路相连，连接欧亚两洲，是当时中国通往欧洲最便捷的陆上通道。为了确保这条国际交通线的安全，中国共产党在该线的重要站点满洲里、哈尔滨、牡丹江等地建立起地下交通站，承担传递党内文件、情报，掩护人员往来等任务。20世纪20年代，东北国际交通线发挥了重要作用，许多中共党员经此去苏联学习，或前往共产国际参加重要会议，如1928年去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的主要代表大多经此线往返，因此，这条交通线也被称为“红色国际交通线”。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迅速沦陷，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都十分重视东北与苏联之间的国际交通工作。最初，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下简称中共代表团）主要是通过红色职工国际太平洋书记处海参崴局以及共产国际执委会国际联络部驻海参崴的代表与中共东北党组织进行联系。1932年3月，共产国际派熟悉中国问题的维经斯基担任太平洋书记处海参崴局主席，该局中国部主任为杨松。太平洋书记处很快与穆棱、珲春、延吉等地的中共党组织建立起联系。这几个地方的党组织派信使到海参崴，从太平洋书记处得到中、日、朝文的书报材料。1933年7月，红色职工国际书记处指示维经斯基收缩海参崴局的工作，维经斯基即将该局与中共满洲省委联络的关系转交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驻海参崴的代表，通过这个代表处接待和派遣从东北赴苏学习的学生。同年10月，太平洋书记处因秘密破坏等情况引起国际交涉而被取消。此后，经海参崴的国际交通线由中共代表团的特别全权代表程道南负责。

1934年以前，中共满洲省委是接受上海的中共中央（1933年中共中央迁入苏区后为上海中央局）和驻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的双重领导。当时无论是中共中央还是满洲省委对东北工作都显得有些力不从心。1932年11月，王明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写信指出，满洲问题“除了缺乏足够的训练有素的干部外，主要的困难还在于中共中央几乎没有能力领导满洲的工作，而满洲党委则没有能力同各地方组织进行联系和对它们进行日常领导”，请求联共（布）在建立联系方面和派遣合适的人员到远东工作方面给予帮助。1933年，中共中央由上海迁到苏区，次年，上海中央局又几次遭到破坏，满洲省委与关内党中央的交通线基本处于断绝状态。1934年12月，上海中央局给驻共产国际的王明和康生写信，称“考虑到现在干部的不足和满洲与我们联系的薄弱，现在最好是你们指定三个人去组建驻在海参崴的满洲局来领导满洲省委的工作并由你们负担费用。为了保持派遣大学生的通道，满洲组织将与他们建立联系。”这就使东北与苏联之间国际交通的重要性大大加强了。

为了保证与海参崴的交通畅通，中共满洲省委加强了对吉东地区国际交通站的建设。1932年秋，满洲省委委员孙广英在东满巡视期间与海参崴的太平洋书记处建立联系，建议满洲省委在吉东地区建立一个省委常驻机构，以统一绥宁、东满、饶河地区的工作，同时方便与太平洋书记处的联系。1933年5月，满洲省委在穆棱成立了吉东局。1934年6月，吉东局因受破坏而被撤销。同年秋，中共代表团派杨松（化名吴平）到吉东地区开展工作。杨松到吉东后，很快筹建了吉东特委，接替原吉东局的工作，先后在密山的半截河、二人班、郝家屯等地建立了国际交通站。吉东特委名义上归属满洲省委，实际上由驻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直接领导。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哈尔滨特委先后在满洲里和扎赉诺尔建立了两个国际交通站，负责往来于中苏之间的人员安全工作。从1931年末到1934年5月，满洲里交通站共护送70余名同志去苏联。1934年，共产国际在哈尔滨设立了国际交通局，接手了原属哈尔滨特委领导的满洲里和扎赉诺尔交通站，又设立了密山、博克图和满洲里直通交通站。交通局对各交通站实行单线领导，在哈尔滨设立了5个联络处分别与这5处交通站联络，制定了严密的工作程序。国际交通局与满洲省委之间由专人单线联系。1936年满洲省委撤销后，新成立的东北地方党组织中，除北满临时省委外，南满省委、吉东省委以及下江特委、哈尔滨特委都与国际交通局建立起直接关系，奉天特委则通过哈尔滨特委与交通局联系。

这一时期，以哈尔滨为中心的东北国际交通线主要有东西两条线路：西线，从哈尔滨到满洲里越境，经过赤塔、伊尔库茨克到达莫斯科；东线，从哈尔滨到牡丹江，以牡丹江为起点又向东延伸出三条线路：一是经穆棱、密山等地入苏境，再经图里洛格至海参崴；二是从绥芬河出境，至中东铁路四站（格罗迭科沃），然后去海参崴；三是通过兴凯湖过界，到达苏方兴凯湖联络站，然后从双城子（乌苏里斯克）乘火车到海参崴。据日伪资料显示，哈尔滨交通总局在宁安方面设绥宁交通局，绥宁交通局下设绥芬河中心交通站，在东部中苏边境地区饶河至珲春之间，设立7个基层交通站，与之相对应，苏联方面也设置7个交通站，随时进行联系。

1937年以前，海参崴交通联络站与东北各地党组织的交通关系基本是畅通的。通过东北国际交通线，中共代表团及时了解东北抗日战场上的情况，并对东北抗日斗争给予必要的指示和领导。东北抗日斗争的指导性文件《一·二六指示信》《六三指示信》，以及《八一宣言》等都是通过东北国际交通线传递到东北的。正是在中共代表团的指示和领导下，东北抗日武装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并于1936年开始组建东北抗日联军。这一时期东北国际交通线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抗日斗争和建立东北抗日联军发挥了重要的交通联络保障作用。

日伪政权为了巩固其在东北的统治，千方百计对中共东北地下党组织进行侦破。1936年2月，由于叛徒出卖，中共吉东特委遭到破坏，代理书记李范五带领全部机关人员赴苏。1937 年4月，由于哈东特委负责人叛变，供出了他在1935年12 月下旬由莫斯科回国途经满洲里交通站的经过，致使哈尔滨国际交通局所属交通站均遭到严重破坏，国际交通局所属交通线基本陷于瘫痪。同年5 月，中共代表团召开关于东北问题的会议，决定改组海参崴与东北党组织之间的交通系统，提出如下方案：（1）停止与下江特委及东满特委之关系，将下江特委及东满特委的游击转交于吉林省委（应为吉东省委——引者注），与吉林省委的交通可建双线或三条线，为避免破坏和混入奸细，绝对禁止与吉林省委下属地方党组织及游击队之间的直接交通关系。（2）建立起与黑龙江省委（应为北满临时省委——引者注）之间经常的交通关系，建立双线或三条线。（3）与辽宁省委（应为南满省委——引者注）之间的交通，除由海参崴经过吉林省委建立一条交通线之外，再建立一条经由哈尔滨的副线。（4）改组哈尔滨特委交通线。除改组交通网外，还提出建立三个无线电站，以与一、三、五军联络。但这样的交通设想最终并没有得以实施，随着中共代表团王明、康生等于1937年11月回国，海参崴交通联络站撤销，东北党组织与海参崴、莫斯科的交通关系中断。尽管东北各地党组织和抗联部队负责人多次派出交通员试图恢复交通，但都没有实现。

二

抗日战争时期，通过东北国际交通线，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派出一批干部到东北工作，加强了东北地区抗日斗争的力量，同时，中国共产党派出大批学员赴苏联学习，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批干部。

红色职工国际太平洋书记处海参崴局主席维经斯基十分重视东北工作，他上任不久，就向共产国际提出，应该“派一些能干的同志去加强满洲州委（应为满洲省委——引者注，下同。）”，建议共产国际将准备派往莫斯科的盛忠亮改派到东北，同时在海参崴“物色几位毕业于苏联党校和有实践经验的中国同志”派到东北，并提出必须对东北工作提供资金支持。共产国际回复维经斯基，请他招募5~8名中国同志，对他们进行3-4周的短期培训后派到满洲从事工会工作。1933年1月，维经斯基又给共产国际写信，认为应把几十名“经过精心考察、非常忠诚的”“在苏联远东待过多年”“受过理论和实践教育的中国工人党员调到满洲去”。1933年上半年，中共代表团派海参崴列宁学校校长李耀奎回东北担任新一届满洲省委宣传部长。1934年，派杨松到吉东地区工作，组建吉东特委。杨松将刚从苏联回国工作的何忠国等调入第四军，以加强第四军的政治工作。毕业于海参崴列宁学校的李斗文被派到饶河反日游击队任政治委员，刘曙华则先后担任密山县委书记和抗联第八军政治部主任等职。这些人员安排对吉东地区乃至整个东北地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维经斯基在给共产国际的信中多次提到要从东北招募人员到莫斯科去学习，学习结束后派他们回到东北工作。1933年，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开始设立满洲班，很快发展为中国分校，在短时期内就培养了一批学生，到1935年底，已向国内派回19人。年初，经中共代表团提议，共产国际批准，中国分校扩大招生，其中满洲班学员由52人增加至100人。1936年2月，参加共产国际七大回到东北的东满特委书记魏拯民向东北抗联五军军长周保中及二军二师政委王润成等人传达中共代表团指示，要东北各地党组织和抗联部队“大批派送学生（军队、地方的、中级下级的党团干部）去学习”。抗联各部队积极响应，相继选派适当人员前往莫斯科学习。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周保中，他从抗日斗争的长远考虑，注意选派“优秀分子”及“有斗争历史的工作者干部人员”，如二军参谋长刘汉兴、二军二师政委王润成、五军一师二团政委高凤仪等，派他们到苏联“受更深的布尔塞维克训练，准备加重其将来的负担”。来自东北的学员在位于莫斯科近郊30公里的军政训练班学习。基础班学习期限为18个月，研究生班学习期限2年，青年班学习期限3年。教学以军事学习为主，学时达800小时，学习有关中国和满洲的专门课程、中共党史和党的建设。

从1932年到1937年，由东北派到莫斯科学习者约15人，派回东北工作2人。如抗联四军军长李延平、二军政治部主任李学忠、二军三师三团政委李芳等。还有相当多的东北党和抗联的干部在莫斯科经过学习培训后，被派回延安、新疆等地。如吉东特委书记李范五、满洲省委特派员韩光、北满临时省委委员朱新阳、吉东特委代理书记于化南、五军一师师长李荆璞、五军一师三团副团长朱光、二军参谋长刘汉兴、三军一师一团团长刘海涛等，他们大多在抗战胜利后回到东北，在东北解放战争中做出贡献。除了前往莫斯科学习以外，也有一部分学员在海参崴学习。1936年初，海参崴联络处为饶河抗联部队培训了4名干部，派回东北后，1人担任七军总政治部主任，1人任团政治委员，另外2名准备送回东北开辟某县的工作。据抗联老战士彭施鲁回忆，由东北地方党组织和游击队派到苏联学习的人数先后有300余人，其中少数人返回东北工作。

除了来自东北的学生，中共中央也从关内各地选派学生送往苏联学习，其中有不少都是经过东北前往苏联。如1932年上半年，红二十五团团长许光达就经营口-哈尔滨-满洲里-赤塔一线赴莫斯科治病和学习。1934年12月，上海中央局在写给王明、康生的信中提到，“选派大批学生去莫斯科的问题，就是一个很急迫的问题。与此相联系必须立即解决路线问题。以前就是因为缺少路线，我们才未能派遣大量学生去莫斯科。”经过东北派遣无疑是很方便的一条线路，上海中央局在信中表示“力求加强我们经过满洲的联系”，“将把来自华北的学生集中在天津，以便经过满洲派遣”。

成批派遣学生去莫斯科学习的情况大概持续到1936年10月。1936年10月，中共代表团指示，“关于派遣学生和应行救济人员，因特殊情形一律停止派送。以后有派遣的必要，中央通知或请求须得中央批准后始能照派。”

红色职工国际太平洋书记处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向中共东北党组织提供帮助，其中最主要的是提供书籍和经费。共产国际定期将共产国际主办的杂志、中国问题的书籍、传单等寄到海参崴，再由海参崴送到吉东特委，然后转发到东北各地。如1932年底，太平洋书记处向穆棱、珲春和延吉的中共党组织发送了大量的小册子和传单，其中包括在日军士兵中散发的日文传单、关于李顿调查团报告以及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和伪满洲国作斗争的小册子等。此外，太平洋书记处还向中共东北党组织提供印刷器材，帮助他们自己编印出版报刊。维经斯基向共产国际提出，由于“满洲区委的工作开始更大规模地展开，所以必须从物质上帮助他们”，他请求共产国际批准每月给满洲工作拨200美元，并且要求招募学生去莫斯科学习的费用由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来出，首批在东北招收的20人的费用为200美元和1万卢布，用于他们购买海参崴到莫斯科的火车票和食品。1933年，满洲总工会每月经费约400哈洋，全部由太平洋书记处提供。此外，太平洋书记处还每月向满洲省委吉东局提供20美元作为职工工作的经费。在经费不足的情况下，吉东局有时还派人专门去海参崴请求帮助，1933年下半年就两次派人去海参崴，带回来一批书籍和25美元。吉东特委成立后，其经费基本完全由海参崴国际联络处提供，平均每月40-50美元。从1934年9月到1935年2月，共向吉东特委提供经费234.66美元。

三

在与莫斯科的交通中断的同时，东北抗日联军在军事上也日益陷入困境。由于日伪军的残酷“讨伐”，从1938年开始，东北抗联进入极为困难的时期。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于1938年1月下旬经饶河县境越过乌苏里江进入苏联边境城市比金，在比金停留期间，周保中两次给中共代表团驻海参崴代表程道南写信，希望恢复与中共代表团的交通关系，但未能如愿。程道南复信称：“此地组织已取消，以后再不要派人来，新的关系将由国内方面来建立，在未建起新关系前，你们应独立工作。”周保中赴苏虽然没有达成与中共代表团恢复联系的目的，但苏联远东军方面表示愿意保持相互间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能将东北抗日斗争坚持下去，东北党和抗联领导人开始寻求得到苏联远东军的帮助和支援。这一时期，北满、吉东、南满三省委及抗联一、二、三路军各自开辟通往苏联的国际交通线，主要有以下几条路线。（1）北满省委及第三路军经黑河到海兰泡，或通过嘉荫、萝北、绥滨等地，越过黑龙江进入苏联境内至伯力。（2）吉东省委及第二路军经饶河、虎林、密山等地，越过乌苏里江入苏联境内到伊曼、比金等地，再转至伯力。（3）南满省委及第一路军从绥芬河、东宁、珲春等地进入苏联境内，到双城子等地。这几条交通线的开辟，对东北抗日联军接受来自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援助，以及在必要时退入苏联境内提供了方便，增强了东北抗日联军的生存能力和战斗力。

1938年2月，周保中从苏联返回东北时，苏方为其配备了无线电台和报务员，还送给他一些中共中央的报纸和书籍，如《新华日报》《论持久战》等。1939 年12 月，周保中向苏联远东军方面提出，除了尽量有系统地供给各种书籍刊物外，还希望得到更多的物质援助，甚至提出了详细的清单，包括各式武器、现金、药品、服装布匹等军需品。1940年10月，苏联远东军与抗联的联络人王新林在给第三路军张寿篯、冯仲云的信中谈到向抗联提供给养、衣装、武器和军需品的问题，并具体商谈了物资运输的形式。根据日伪方面的情报，抗联第二路军每1-2周就由交通员或部队领导人亲自入苏，“接受所供应之满文报纸、传单等宣传资料、武器、粮食及其他必要物资”，抗联方面则向苏方提供所搜集的日“满”军的情报。

东北抗联部队与苏联远东军建立起交通关系后，陆续派遣人员到苏联学习无线电、爆破等特种技术。1938年，第二路军先后派遣关庆福、孔庆玉、张锡昌、姜墨林、陈玉华等人到苏联学习。同年，第三路军派遣马克正到苏联学习无线电技术，半年后返回。1940年10月，第三路军从各支队中选拔出20人从黑河进入苏境，学习跳伞、坦克、无线电、大炮及爆破等技术。除抗联派到苏联学习人员外，还有一些因战斗失利进入到苏联境内的抗联战士被苏联远东军方面留下进行特种技术培训。抗联战士吕英俊回忆，1940年10月，他与3名战友因战斗失利，从东宁县三岔口附近越界进入苏联后，被苏联远东军留在靠近东宁县的苏联边境地方，学习识图、制图、拍照以及如何在地图上标明敌人的飞机场、工事等技术，其后被多次派回国侦察。

1938年以后，部分抗联部队因生存困难或作战失利，不得已进入苏联境内。如1938年2月，抗联三军、六军部队250余人在攻打肇兴镇（萝北）战斗中失利，渡江撤退至苏联境内。1938年12月底，在日伪“讨伐”的情况下，因缺乏给养，冬季活动困难，抗联三军四师三十二团在李铭顺和于保合的带领下经虎林穆棱河口一带过乌苏里江进入苏联境内。在黑龙江、乌苏里江苏联一侧的伯力、伊曼、比金、双城子等地，苏联远东军为抗联部队提供休整、医治伤病员的场所。1940年冬，抗联部队严重减员，生存受到严重威胁，北满省委、吉东省委以及抗联第一、二、三路军的主要领导人率领部队，相继从珲春、虎林、饶河、抚远、绥滨、萝北、嘉荫、黑河等边境地带越界进入苏联境内，后因故滞留在苏联远东地区进行政治军事整训。这一时期，抗联以派遣小部队方式回到东北坚持抗日斗争。小部队通过原有的密山、饶河、萝北、黑河、珲春等地区传统交通路线越过中苏边界。如第一路军金日成等越界在珲春、汪清一带活动，第二路军王效明、刘雁来等一般通过乌苏里江越界在虎林、饶河地区活动，第三路军则通过黑龙江萝北、黑河等处越界，回到原三路军活动区域活动。1941-1945年间，共有20余支抗联小部队往返于中苏边境地区，获取了大量日军的政治、军事、经济情报，抗联小部队的军事侦察活动为最后战胜日本法西斯做出了重要贡献。

【注】文章刊登于《通化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2018年05期

责编：李骁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