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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时空】周琼 | “八景”文化的起源及其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以云南“八景”文化为中心

From: 周琼边疆时空 2019-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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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琼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后，云南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环境史、灾荒史、生态文明。著有《清代云南瘴气与生态变迁研究》《云南乡土文化丛书·楚雄》。

摘要：“八景”是汉文化与传统自然审美融合的典型表现。“八景”文化发源于先秦，萌芽于魏晋，成熟于两宋，繁荣于明清。明清以降，随中央集权统治的拓展，边疆民族地区发生了普遍的内地化现象，涌现了大量以生态景观为主的“八景”，并因地理、自然生态及经济文化的差异而独具民族和地域特点。云南“八景”文化起源于明代，发展于清康乾时期，繁盛于嘉道时期，咸同后衰落，其发展历程在边疆民族地区极具典型性，其文化内容具有较大的学术研究价值。

关键词：八景；八景文化；起源；发展；云南

“八景”是汉文化与传统自然审美相融合的表现形式之一，也是生态环境变迁后部分未被破坏的景物在自然界凸显的结果。这些景致融入了人文的内涵，包含了人的思想感情、精神寄托及审美趋向，各历史时期的文士以“八景”为中心，在文学、绘画、美学及思想等方面创造了较高的文化成就，形成了内容丰富的“八景”文化。明清以降，随中央集权统治的拓展及深入，边疆民族社会普遍纳入内地化进程中，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各民族地区具有浓厚的地方自然生态及区域经济、民族特点的“八景”文化逐渐发展起来，成为内地化向边疆民族地区扩散的标志之一。20世纪后，出现了很多从旅游开发角度对各地“八景”进行整理及介绍的论著，但深入研究者少。近来，学者对“八景”的流传、内涵及文化渊源、存在形式、史料价值等进行了研究，但深度及广度尚待拓展，对其起源及内涵的结论亦有商榷和深入的余地，边疆民族地区“八景”的发展及价值也未引起学界关注。

一、“八景”的起源及内涵

“八景”与自然环境及其变迁有密切联系，是在自然界自身的运动变化及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开发中，自然的及人为的因素相互作用后在自然界留存下来的景观。当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开发和自然本身的发展变化进行到一定程度时，各生态区域内的自然景物变异、消失或退出生态圈后，部分人力未及或未能破坏的生态要素遗留在自然界，成为数额有限、既精致又具观赏及审美价值的生态精品。在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背景下，社会的整体文化涵养尤其是人们的文化品位上升到一定高度，自然审美意识及其思想也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人们的审美情趣和标准、价值取向及精神境界得到了提升，类型各异的生态景观进入士人的视野，并在各地蔚然成风。可以说，“八景”是经济文化及审美旨趣高度发展状态下出现的一种国民文化及精神素养上流化的表象，是传统文化及生态文明史中的重要内容。

多数学者认为“八景”起源于北宋。的确，这是“八景”名称在史籍中正式出现的时间，但这是从单纯字面意义的理解层面上出现的认知误区。显然，事物或历史现象尤其是思想文化的起源时间，是不能以该概念正式出现的时间为标志的。当然，出现这个误区也是情有可原的，因为很多看似与政治、经济、文化无关的内容，几乎都未能进入传统史家尤其是正史史家的视野，史籍鲜有记录，“八景”就是其中的典型。但作为融合了生态变迁、自然美学及中国传统士人寄情志于山水的思想发展历程和自然审美标准的代表，“八景”的渊源无疑早于北宋。这虽与结论源自史料的历史研究方法有悖，但历史上很多存在过的社会生活或历史事实，并不因史料记载的缺乏或有关史籍的湮没而散失其存在的真实性。同时，任何社会历史文化现象的产生都与历史背景、文化氛围有密不可分的联系，都会以不同的方式，或多或少地留下痕迹。因此，从相关文献尤其是众多的山水田园诗和绘画作品中，还是可以找到“八景”起源的蛛丝马迹，发现“八景”文化随生态变迁、自然审美意识及思想文化的进步而逐步发展的史实。

在人类社会早期，自然环境尚未开发，处处皆景但无特色，也未被赋予人文思想的内涵，便尚未具备“景”的要素。随着自然界的变迁及生态开发的深入，自然环境中的大部分生态要素被破坏后，一些尚未消失的景物就随自然审美意识的萌芽凸显在人们的视野里。

先秦是“八景”的起源时期。人们已经注意到了自然山水的外部形态特征，《论语》中“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的记载就超越了对自然山水外部形态的感性认识，将人的道德精神与自然相比拟。《诗经》描写自然景物的诗篇呈现着情景交融的画面，但数量较少，一般只作为引发、陪衬或烘托、渲染及比喻诗人思想感情的背景材料。《楚辞》描写的自然山水就具体、生动和细致了很多，写景的笔墨也增加了不少，更超越了对自然美的简单观赏，表现了人们审美能力和艺术想象力的提高，包含了感情和思想的色彩，但自然景物仍处于陪衬和附属地位，还未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

两汉是“八景”的孕育阶段。这是汉文化的内涵得到更大程度及更深层次的积淀和飞跃发展的时期，也是人们的文化涵养及精神生活、审美旨趣积累和转变的重要阶段。两汉社会文化背景及生态环境的变迁，成为“八景”孕育的基础，人们审美意识及其对自然的欣赏和表现自然美的能力得到了较大提高。汉末建安时期的很多诗歌和辞赋、书札中，出现了大量描绘自然景物的作品，作者运用自然景色的不同画面渲染悲壮起伏或生机勃勃的时代氛围，表现和抒发情志，景物的附属地位得到改变，具有了和思想感情并举的独立性。

魏晋南北朝是“八景”萌芽的重要时期。这是士人的自然审美意识觉醒的重要阶段，表现了对日月山川、云霞花草等自然景物的极大关注和对自然及其存在现象的尊重，很多文学作品对环境的描写充满自然的生机，“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魏晋士人发现自然山水的神韵和优美与魏晋玄学的转变有密切关系，在其精神生活中，“山水虚灵化了，也情致化了”，他们用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客观自然和人类本身，自然景物的美学意义逐渐显现出来，对山水风景之美有了高度的感悟及热爱，出现了谢灵运、陶渊明等人的充满了自然神韵及灵动感的山水诗文。很多寄情山水的士大夫具备了“造自然之神丽，尽高栖之意得”、“栖清旷于山川”的思想境界，并用行云流水般的语言描绘自然景物的形状、质感、色调、氛围，很多自然景致因之凸显出来，注入了人文思想的内涵，以新的形象融进人们的生活。魏晋士人关注自然山水还与政治环境的险恶动荡密切相关，因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激烈，残杀士人的事件频繁发生，士人的精神世界始终被焦虑和苦闷所笼罩，产生了浓厚的隐逸出世思想，常自娱于山水景物间，激发了他们对自然山水的热情，景物美感的自身价值逐渐得到认可。此期的自然审美意识极大地影响了后代文人的思维方式，塑造和规范了后代文人对山水田园的审美情趣，人们将山水自然美和精神美融合为一，寓情于景、以景喻志，单纯的自然景观开始被赋予了人文思想的深邃内涵，从自然界独立出来。

唐代是“八景”初步发展的阶段。魏晋开拓的自然审美取向被全面继承并发扬光大，山水美景融合了自然审美与艺术审美的特点，在将自然人化的同时，也将自然审美艺术化，古老的农耕文明真正呈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想画面。文人往往将感悟到的优美胜景行诸文字，赋予自然山水以深邃的精神内涵和丰富的情感意蕴，出现了以王维、孟浩然等为代表的田园诗人，其诗境隽永优美，风格恬静，人与自然开始建立起了全面、深入的内在精神联系。景致的自然之美又向艺术之美前进了一大步，山水与文化更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自然资源与人文资源相得益彰，不同内容的景致在超越了文人群体的更广大范围及层面上被认同和接纳，景观的概念及意义出现，但此时还没有对景观进行计量。

两宋是“八景”的定型及成熟阶段。这是“八景”在名、实及景物形式上大致定型及自然审美精致化的阶段，少数精致的景物更加突出，人们开始以传统吉祥的偶数计量胜景。中国传统审美在这一时期发展到了高峰，自然审美的人文化程度更高，天地自然与人类心灵在理性及智慧层面上的联系更为深入，以自然景物寄情寓志的诗词书画不胜枚举。五代末北宋初的画家李成(字营丘，919—967)绘了一幅“八景图”，“八景”之名正式出现。北宋度支员外郎宋迪(1015—1080)在“八景图”的基础上，绘制了八幅名为“平沙雁落、远浦帆归、山市晴岚、江天暮雪、洞庭秋月、潇湘夜雨、烟寺晚钟、渔村落照”的“潇湘八景图”。当时著名的书画家米芾(友仁)观后拍案称绝，元丰三年(1080)给每幅画题诗写序，“八景”声名由此大震，成为“八景”名称得到普遍认同的标志。嘉祐(1056—1063)年间，时人集资建“八景台”于长沙，将宋迪“潇湘八景图”陈列台上，文人墨客纷至沓来，登临赋诗，“八景”迅速流传。南宋宁宗(1195—1224)皇帝赵扩御笔为“潇湘八景图”题组诗之举，成为“八景”滥觞之标志。景致的名称、内容及形式至此定型，每地取八景，每景以四字命名，传统文化的风雅在其中彰显无遗。此后，“八景”受到了各地士人的关注，以此为中心绘画吟诵，或以诗配画、以画附诗，涌现了大量的艺文作品，“八景”文化开始崭露头角。这是各地景致在名称、取材及景观形式上趋同的重要时期，数量多为8个。尽管部分地区景致数在此后的历史时期不断增加，但人们还是习惯以“八景”来统称不同地区的胜景及其文化。当时著名胜景有北京“燕京八景”、杭州“西湖十景”等。

元朝是“八景”文化缓慢发展的时期。在北方游牧民族统治下，传统士人的自然审美及美学思想的发展显得曲折而缓慢，“八景”文化没有能够继续两宋时期的发展态势，留存者不多。但汉文化不绝如缕的发展状态，还是在“八景”诗文及绘画作品中得到了体现，“羊城八景”及潘士骥《黄岩八景诗》就是元代“八景”文化的代表。

明朝是“八景”文化普及并走向繁荣的重要时期。“八景”在魏晋以来的审美旨趣及人文思想内涵的基础上得到了较大发展。万历年间，朝廷诏令呈报各地“八景”，一些没有“八景”的地区不得不选择或拼凑胜景上报，“八景”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推广，各地均有了名称乃至内容大致相似的八景，如重庆“渝城八景”、天津“津门八景”等。记述并绘制“八景”的文、图作品增多，董其昌绘、顾履生编著的《秋兴八景图册》、文征明绘《文衡山潇湘八景册》等颇受推重，“八景”文化的内容日益丰富。

清代康乾时期是“八景”文化的繁荣时期。人文生态景观遍布各地，上海“沪城八景”较为著名，“八景”文化较为繁盛，相关作品大量涌现，如吴镇撰的《潇湘八景》、文龄的《随州八景图考》、杨伯润的《西湖十八景图》、颜刚甫的《兰州八景丛集》、秦祖永的《秦逸芬羊城八景图册》等。大量方志也记录了当地八景及其诗文歌赋，有的在卷首附绘了八景图画，一些地区还将八景刻绘于石碑上，如西安碑林博物馆保存有一通由河东盐使朱集义咏作诗画、刻于清康熙十九年(1680)的“关中八景”(“长安八景”)石碑，形象地再现了“华岳仙掌、丽山晚照、霸柳风雪、曲江流饮、雁塔晨钟、咸阳古渡、草堂烟雾、太白积雪”美景。很多地区的景致堪称极品，诗人墨客、宦士游客纷纷题诗撰文作赋，累积日众，成为普遍存在又独具区域特点的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

清嘉道年间是“八景”从繁荣逐渐走向衰落的时期。各地“八景”文化在繁荣的表象下，也孕育着衰落的危机。由于生态环境破坏的范围不断扩大，很多景致的内容及构成要素随之改变，景致的神韵消失，名不副实。很多地区盲目比附，纷纷增加景致，使“八景”出现了泛滥化趋向，很多景致有名无实，流于形式，“八景”中自然与思想文化及美学交融的特点逐渐散失，“八景”走向衰落。

从“八景”的起源、发展可知，其内涵在不同时期是不同的。早期“八景”基本上是没有人工雕凿痕迹的纯自然生态景致，是本地或宦游寓居的文人士子赋予某个生态区域内独特的自然景致以人文思想的丰富内涵和斐然神采，使富有雅致韵味的景名与实景的情状一致或相符，从静态的、无意识的纯自然生态景观变为具有思想性及生命活力、独立于周围景色之上的胜景。各地胜景在积聚了文人独到的审美眼光、宏富的神思及文采，凝聚了深厚的文化内涵后，以其傲然的丰姿挺立在人们的视野中。很多富有诗情画意的著名景致多脱身于山涧河谷、风云日月、湖泉潭树等自然地理及生态谱系，满载着传统文人灿烂的思想、弥漫着地方文化的精髓，具有了生态及人文的厚重色彩，得到了民众的普遍接受和认同。

这种在生态变迁及自然审美、人文思想发展过程中出现并迅速发展的景观，逐渐与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习俗等密切联系起来，融入了各地特有的经济、文化、宗教活动及生活习俗、历史传说等内涵，从单纯的自然生态景观发展到既包含自然要素，也包含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内容的阶段，其形象及内涵日益丰富并鲜活灵润起来，成就了众多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景观文化群。

因此，“八景”是随生态环境的开发及变迁，在士人的审美趋向及思想文化发展并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各地不同的地理地貌、自然生物与日月风云、雨雪虹雾等自然现象相结合、映衬后，形成不同于自然原生状态的具有强烈美感的景观。人的精神追求、价值取向、情趣抱负、审美观念及人文思想与这些美景融合、叠加，形成了众多用传统的吉祥数字来量化的自然或人文景观。不同时期的“八景”反映了当时自然环境的状况及人们的思想文化、精神伦理及美学成就，包含了各地经济生活及文化活动状况等方面的内涵。

各地方志及文集笔记等史料记录了众多歌咏胜景的诗词歌赋，产生了数量巨大的七言、五言诗词律赋及序记，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八景文学”。各地文人墨客、宦寓游居者以“八景”为题材的各类文化作品，包括八景文学、简笔画或白描手法表现的绘画作品，以及各地民众及士大夫以“八景”景区为中心开展的各类凭吊游览、节庆聚会及士宦宴赋等活动所构成的自然与人文交融的系列内容，形成了传统文化中独具区域特色的“八景文化”。其文化内涵及场域在人们的文化生活及中华民族精神的凝聚、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许多景点成为传统文化活动经久不衰的聚集地，也成为传承和发展地方文化的重要场所，使“八景”的人文内涵日趋丰厚。但随生态环境及经济和文化生活方式的变迁，胜景的数量和内容发生了较大改变，自然景致逐渐减少乃至消失，“八景”便成为了环境史上的“生态活页”。

明清以来，随着中央王朝对周边民族地区经营和开发的深入，中央集权所包含的政治、经济及文化模式对边疆民族地区显出了强烈的吸引力，各民族地区的政权机制、经济模式、文化发展和生活方式，或受中央集权政府，或受汉族移民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影响，在各领域呈现了强烈的、与各民族传统发展模式存在巨大差异甚至是冲突的内地化现象。“八景”及其文化也在各民族地区发展起来，成为内地化尤其是汉文化在边疆民族地区高度发展的一个标志及典型，“永昌虽僻居天末，而山川灵秀，或岳峙嶙峋，或波光映带，皆出自天然......楼阁台榭，因地而创，有时登临远眺，未尝不心旷神怡”。

二、云南“八景”文化的发展历程

由于边疆民族地区的“八景”文化是受中原内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强烈影响，即内地化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其发展及繁荣时期也就晚于中原内地。但边疆民族地区的内地化既不是全盘接受或照搬了中原地区的发展模式，也不是被内地同化，而是在保持区域和民族特点的前提下，或被动或主动地受到较发达和强势的中原内地模式的影响，具有了中原传统及民族区域的双重特点。边疆民族地区的“八景”文化既有深刻的汉文化及其审美烙印，也有区域民族经济、文化及自然生态的内涵及特点，在民族区域文化的发展与传承中具有重要价值。云南是远离中原文化区的边疆多民族聚居区，是中国“八景”文化边疆化及区域民族化的典型代表。

云南优美奇秀的地理环境为“八景”的存在提供了基础，也决定了“八景”数量的丰富及质量的上乘。因云南各民族的开发活动及生态破坏的进程、文化发展的历程晚于中原，“八景”出现的时间及发展历程迥异于中原，其进程是与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及繁荣同步的：中原“八景”在明清发展至高峰之时，云南“八景”才刚起步；嘉道年间中原“八景”开始衰落之时，云南“八景”才刚达到繁荣；因受中原“八景”泛滥化的影响，云南“八景”在呈现短期繁荣后迅速泛滥，咸同年间后随生态环境及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的变迁而衰落。

元明以前，云南大部分地区人迹罕至，生态环境完全处于原生状态，缺少人文的点缀及文化内涵，景致不能凸显，即便个别地区出现美景，因审美思想的滞后，亦无人发现、传扬。当社会的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们解决了基本的生存问题之后，就有了关注周围环境的可能，这个可能在元明以后随中央王朝经营的深入得到了实现。

明代是云南“八景”起源的重要阶段。这是云南政治、经济及文化发展转型的重要时期，许多地区荆榛荒莽的原始生态面貌发生了历史以来最深刻、重大的变迁，许多残留的、人力因素暂不能改变，或开发程度适宜、生态变迁暂未波及的独特景物凸现出来，在地理、生态及气候条件的烘托下，具备了胜景产生的自然要素。随着内地化的深入及移民、宦士、谪放人员的大量涌入，民族地区人文蔚起，中原“八景”的概念、形式及文化逐渐深入人心，寓居宦游者及地方文士的区域审美意识及思想文化迅速发展，胜景产生的人文要素具备。“只有当人们将功利暂时悬置起来，仅以观赏的态度来对待环境时，环境的审美价值才得以凸显出来......审美的过程是主体与客体双向交流的过程，审美主体通过感官将自己的心理加之于客观景物，而客观景物将自己的形象及意蕴作用于审美主体，两者在碰撞中实现了统一，于是审美意义的景观产生了”。明中后期，“八景”及其文化在流官控制或开发较早、开发程度较深及汉文化积淀较深厚的地区迅速发展。很多康熙间纂修的方志有“前(古)八景”、“后(今)八景”的记载，“山不在高，水不在深，而皆以胜概得名，故志山川则必志名胜”，相对于康熙时而言的“古八景”，当是明中期或明末出现及存在的景致。

清康乾时期是云南“八景”发展的重要阶段。南明永历政权及吴藩叛乱政权的战争结束后，云南社会稳定，各民族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坝区尤其是城镇附近的乡村各族群众过着耕读相安、无温饱之忧的生活。山区民众的生活因高产农作物的普遍引种得到了较大保障，民众的文化素养达到了历史以来的最高程度，“市有肆，场有货，语言衣饰不异腹内”，许多地区的文化成就“与中州埒”，人们有了更多的闲暇余情来关注风月云霞、山涧溪潭呈现的优美景致，耕牧渔樵的生活场景及片段也因其恬静安然而受到关注，寓居宦游者及地方文士以其传统的隐逸出世思想及审美标准，对已在中原内地消失了的自然景致充满着怡然向往的情怀，在各地命名了众多的“八景”，相关的诗词歌赋及绘画作品纷纷诞生，“八景”文化逐渐融入了人们的生活。

随着内地化的深入，“八景”逐渐遍布云南各地，景致的人文内涵更加丰厚。乾隆中后期，云南“八景”渐趋繁荣之象，声名日重，各府州县乃至乡镇都有了“八景”，“有山川林壑必有豁目怡情之处，必待游人韵士之登临。坡仙云：惟江上之清岚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寓之而成色，取之不禁，用之不竭者也”。许多与地理和生态环境相联、迥异于内地而又独特险峻的胜景吸引了各任宦士及寓居游历者，激发其豪情逸兴，诞生了各种神思飞扬、寄情寓志的作品。他们鉴于“山川文物得名人之品题而始彰，故兰亭以右军而著，赤壁因苏子而传。苟非其人，则湮没于荒烟蔓草中者不知凡几矣”，便着意记载和宣扬各地美景。很多“八景”由此名声远扬，成为地方文化产生及活动的中心之一，如山清水秀的镇南(今南华县)“所在率多佳胜，自康熙中姚江陈古愚先生创修州志，始拾其菁华，题为八景，兹踵其旧而增之，俾游览之余，触目兴怀，工绘事者既可写入丹青，而娴吟咏者亦堪供其唱酬焉”；位于滇西边界的腾越(今腾冲县)“山水钟灵，独呈奇秀，亭池焕彩，并著幽佳选胜者载。旧登临即景者，挥毫题咏，山川因之润色，郡邑以此增辉”。

嘉道年间是云南“八景”繁荣的顶峰时期。云南的农业、矿业经济及文化经清康、雍、乾时期的发展，在嘉道间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在自然环境较好、汉文化程度较高或行政区划范围大的地区，新景观不断被发现，数量日增，将云南胜景推向了最高峰，其内容的丰富多彩及众多的诗赋，使“八景”成为当时人文生态景观的极品。这些源于雄山奇川、带有云南地理地貌及生态特点的胜景，其数量及生态质量都达到了当时中国生态景观的最高程度，“山不奇不足耀人文，水不奇不足澄人心......此名胜所以不多得也。惟夫造自天、设自地，而补苴自人，奇怪不可以名言、陆离难以形状。见空中之楼阁飘渺如仙，俨世外之村墟，清幽绝俗，人望之，疑鬼斧、疑神工，又疑非人间所有，乃所谓名胜也”。相关的诗词歌赋、绘画、宴聚等文化现象因此产生，“八景”文化呈现繁荣景象。

道光以降，“八景”虽然还呈繁荣之象，但受内地“八景”泛滥之风及攀比附会心态的影响，各地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八景泛滥的现象，或作“逢景必八”的拼凑，或将一个八景区分割为几个小八景区，使很多景致有名无实。这种现象早在康熙间就有端倪，“剑川八景”诗“案语”曰：“以上八景，作者多失其实，如‘华顶朝阳’乃季秋四更间放光片时，非晓日也；‘东岭夕晖’乃暮后余光，非返照也；‘海门秋月’乃月未出时海门先有光映，误为月映万川，则非；‘郊边牧笛’，城南湖边秋晚时闻笛，非真吹笛；‘桑岭古木’，相传一□□生大树，岁久无存，以为桑树，谬也。”“八景”泛滥现象在道咸后之所以有增无减，虽因社会及环境变迁、人文景观增多及行政区划扩大所致，但盲目比附是最重要的根源。很多地区为凑够八景，不顾景名是否与其他地区重复、是否具备景观条件，就硬性命名并推出各自的“八景”，或将八景增至十景、十二景、十四景、十六景、十八景乃至更多，很多胜景流于形式，名不副实，如元谋胜景记：“此从来之五景也，翁明府咏柳则更益之以三焉...... ‘茶房晓烟’、 ‘龙潭疏雨’，此二景颇似江南，但于元谋名不称实。”昆阳在道光《志》时有十景，民国《志》时增至二十六景，很多景致显属拼凑。一些地区的景致品质低劣，甚至出现浮夸现象，“名胜之区所在皆有，然必本诸天成而后藉资人力，斯为可贵。若徒以共巧夸奇，靡丽斗胜，虽一时繁华可爱，而其实无取焉”。

“八景”泛滥的现象受到了时人的抨击和批判，“石屏《续志》有画图......种种不一，纪文达公曰：‘志必八景，诗必七律、八章，真恶习也。’今悉删之”，“论曰：八景之例流为滥觞，故曲阳志删之，陆稼书先生谓：是差强人意”。宣威“榕城八景”诗案语亦批评了“八景”的泛滥，并列出了原来胡乱点批、后志并未记录的“八景”：“盖方志侈谈八景，通人每病其牵合，诗家比兴百物，大雅难免于侈肆浮词，隽语向关风教。但既有斯称，而失载记，亦览古者之遗憾。他如东山八景，曰雨珠岩、曰普陀岩、曰活佛洞、曰合掌柏、曰千手松、曰活水池、曰瀑布泉、曰悬钟石，旧志录取，当时题咏亦殊不少。又福缘寺有八观，见李镜堂诗序及跋，其倡和诸什，今皆略而不著。”

咸同后，各地“八景”内涵及质量参差不齐，“八景”文化盛极而衰。尤其是席卷整个云南、历时18年之久的咸同回民大起义，使生态环境、社会经济及文化遭到了严重破坏，胜景多半湮没，“咸同兵燹遭蹂躏，郡县志乘多残缺，名胜湮没难分剖”。各地文士死伤流离，幸存者对社会的关注点发生了重要改变，面对战后残破不堪的社会经济景况，许多人已经没有了对景当歌的闲情逸致，盛极一时的“八景”文化走向衰落，方志中“八景”的内容减少，除部分盲目增加胜景地区外，多沿旧志，“虽无关一邑之兴废，然从前既有此名目，亦当附载”。很多地区胜景难“盛”，景数日减，如邓川胜景随环境变迁由崇祯年间的十六景减为十景，后减为八景，最后减至四景，“艾志记十景，高志留八景，今复约为四景”；永平胜景在乾隆、道光、光绪《永昌府志》均记十景，民国年间，便减去了因环境变迁后不能胜任“胜景”名号的“雪映漾川”、“一碗甘泉”景。

清末民初的边疆危机更是“八景”文化的致命杀手。面对内忧外患，生活安定稍显小康的普通民众沦为生活无着的贫民，已无暇感受身边的各种美景。碧波荡漾中渔户摇动橹桨洒下渔网、樵人高唱山歌小调进出山林的景致所反映的稳定生活被颠沛流离取代；才情丰富的文士亦因传统知识分子济世救民、安邦定国的志向及情怀，没有了关注山川秀丽、日月阴晴圆缺的闲情逸致，转而关注和捍卫祖国美丽河山的主权并为之进行着不同形式的英勇斗争。

民国时期是云南“八景”文化全面衰落的阶段。政局动荡起伏、军阀混战及频繁的天灾人祸，使“八景”走出了人们的精神和文化生活领域。在饥馑横行、饿殍遍野的时候，在战火硝烟、辗转难宁及捍卫国家独立、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八景”文化的衰落便不可逆转。方志中失去了胜景的踪影，即便有载，也多沿旧志或胡乱比会，失去了盛世时丰富的文化内涵及民族地域特点。20世纪50年代后，“八景”及其文化才逐渐复苏。80年代后，随着政治的开放稳定、经济的繁荣、文化的发展，文人雅士的精神生活及关注点有了转向自然山水的空间和可能，新旧“八景”及其文化在民族旅游活动中重放异彩。

三、云南“八景”的文化价值

云南“八景”的发展及变迁与自然生态环境、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变迁有密切联系，景观内容与中原内地大不相同，具有浓厚的民族习俗、地域经济及宗教文化色彩，反映了民族区域生态、美学思想、风俗及早期旅游景观发展变迁的轨迹，在地方文学、绘画艺术、区域景观等乡土文化的发展、传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首先，“八景”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清代云南内地化高度发展的一个标志。清代云南各地的“八景”，既源自各民族地区优美独特的自然环境，也是在传统社会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和汉文化及其审美意趣在云南发展的高峰时期出现的，成为明清以来广泛传入并生根发芽的汉文化与当地生态环境相互浸润的产物，使边疆民族聚居区的地域生态文化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呈现了高度发展的现象。方志的“胜景”、“艺文志”及诗文集、笔记史料中数量庞大的“八景”及其文化不仅达到了编纂者彰显“人杰地灵”、“山川毓秀”的目的，也表现了明清云南区域文化发展的水平和审美趋向及其思想的发展历程。

其次，“八景文学”在地方文化及历史景观的传承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清代到云南各府州县任职的各级官吏和寓居游历的外来文人，以及署名为“郡人”、“邑人”、“廪生”、“贡生”等大批乡土文士构成的文化人群，以“八景”景名为主题，写作了大量形式、风格、意境各异的诗律、词赋及序记，构成了独特的“八景文学”。既是汉文化广泛传播并在各民族历史发展中产生重大影响的表现，也在民族聚居区形成了浓郁的文化氛围，相继出现了“雅化覃敷，阖郡文风蒸蒸日上，甲第继续，后先相望”的局面，又造就了大批具备较高文化素养及审美思想的乡土文人，他们满怀对家乡的热忱关爱之情，讴歌养育他们的山山水水，使清代云南的区域文化充满了浓郁的乡土气息。由于大多数景观呈现的美感及其具有的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八景”景区成为地方文化及社会公共活动的重要聚居地，从另一层面上发挥了对乡土文化的传承作用。

“八景文学”不仅美化了云南的山川和风土民情，也充实并推动了云南地方文化事业的发展及繁荣，丰富了地方志“艺文”或“古迹”的内容，为明清云南文学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以“八景”景名为题的诗篇，几乎占了艺文志“诗律”部分四分之一或更多的篇幅，如康熙《新平县志》卷四《艺文·诗》中，以“八景”景名写作的诗律，每景均有五六首甚至七八首至十余首不等，路南、元江等地对景致的记录几乎都用诗文，“马关八景”亦用五言、七言诗进行咏赞。

各地相关诗律词赋也在“八景”的保存或传承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一些没有记载“八景”或有关记载未能保留的地区，众多以“××地八景诗”为名的诗赋使得“八景”得以保存和传承，后人在享受其诗文的美好意境时，也了解了当地“八景”的具体内容。如宣威“榕城八景”的“高顶樵歌、温泉渔歌、榕峰耸翠、宛水环清、桂洞凝香、桃溪泛锦、仙屋栖云、翠屏积雪”，就是因“艺文志”中咏赞诗文的大量存在及流传，才在宣威胜景湮没后保存下来，每景都有五首至八首诗文咏赞；霑益“龙华晓钟、交河夜月、天生瀑布、烟霭青亭、五台拥翠、石佛停舟、东山春树、大觉栖云”等八景、光绪《霑益州志》卷六《艺文志下》。师宗“师署八景”、马关“古木八景”亦因诗文才得以保留。诗文的咏赞细致深入、优美传神，使胜景呼之欲出。

再次，对地方绘画艺术及民族审美趋向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八景”因景观的独特优美成为水墨丹青的很好题材，丰富了云南艺术史的内容，推动了艺术事业的发展。留传的八景画作有徐汝恒绘辑的《镇南州胜景图》、赵鹤清《滇南名胜图》及《滇南书画集》等。徐、赵的作品堪为人文与自然完美结合的典型，赵鹤清开始作画时说：“以吾滇名胜甚多，择其尤者摹绘成图，意主表新前哲，丛挥天然之粹美。”他绘制了6册共178图，图后配文，其山川湖泊、泉岩桥观等图，再现了已逝去的宁静朴素的田园风情。

部分方志用图文并茂的方式，即先用文字记录胜景概貌，再用水墨笔画简单地勾勒出其形貌，或在胜景图旁附记诗文及解说文字以反映其要旨，如乾隆《镇雄州志》、道光《续修易门县志》的《八景图》、康熙《弥勒州志》卷首《八景图考》等。这些简笔画勾勒的“八景”插图，虽不能尽现各景致的神韵及风采，亦能粗见端倪，为后人了解“八景”的轮廓提供了较写实的证据，在实际景观保存方面起了积极作用。

边疆民族地区很多优美的自然景物在没有人文的点缀、尚未赋予思想文化及美学内涵之前，其美感及景物意蕴没有体现出来。在内地化过程中，经济、文化及士人的思想、审美意识发展到一定程度，“审美上未被人们处理过的自然和环境也开始透过艺术的棱镜而被观看了”，环境美的价值得到了体现。地方文化群体的精神生活及志向与优美的景物融合为一，民族区域美学发展起来，景致所包含的道德隐喻、人生哲理及思想心境、生活际遇等内涵也不断发展及完善。民族区域审美所涵盖的范围及深度也随思想文化及景观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及调整，民族审美思想不断升华，成为中国传统环境美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四，“八景”文化对传统旅游起到了较好的宣传效应，成为现当代旅游业的宝贵资源。方志对“八景”的记载及诗人墨客的吟咏诗画，成为传统旅游文化的重要内容，在信息闭塞、旅游尚未成为民众休闲选择的明清时期，形式及内容丰富的“八景”文化就成了早期生态旅游景点较好的宣传材料。尤其是旅滇宦寓者以“八景”为名谱写的诗词律赋及记载，不仅在本地，也在其返迁地辗转流传，云南神秘险峻且美丽诱人的风景，以及淳朴的民风民情随之传扬四方。这种抽象宣传具有浓郁的诗情画意及独特的审美意趣，带给人无穷的回味和广阔的遐想空间。

很多景致被列入胜景后，得到了人们有意识的保护，尤其一些与人们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景致，如有去疾保健功效的温泉景致或与水利有关的潭堰溪坝等景就保存至今。在一些僻远的、文化发展缓慢或在战乱及各种灾害、政治运动中受破坏较少的地区，部分“八景”被保存了下来。

第五，“八景”及其变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区域生态及其变迁状况，在环境史研究中具有重要价值。大部分与生态密切相联及具有区域经济文化特点的景致，随着生态基础、生物条件的消失及经济文化的变迁，“八景”的规模、数量及景致内容、景观要素发生了变化。探寻“八景”发展变迁的情况，能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区域生态变迁的过程，如永昌“金鸡温泉”、“西山晚翠”景的变迁就表现了温泉区生态变迁的情况：“泉温而清，四时可浴......旧志为’虎嶂温泉'，注云在虎嶂山之麓，但虎嶂虽有温泉，而荒芜已久，泥沙淤塞，又无屋宇，今金鸡之温泉既经修葺，山川得人而彰，宁有常耶?故即易以金鸡，并记虎嶂之名，或以俟诸异日云”，“太保山左右诸峰旧时青松遍岭，将晚时翠色欲滴，蔚然可爱，今废久矣”。云州“玉池泛月”景也因生态的变迁而使美景成昨，“四围小山中注一泽，广百亩，清同冰鉴......明盛时，水旁有亭榭，多花木，月夜土人泛舟，视山上火炬千枝，倒影水中，疑乘舟入星宿海而成壮游，今则异是”。

四、余论

“八景”由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组成，经历了以自然景观为主的初始时期向人文景观逐渐凸显并日渐增多的发展过程。“八景”产生初期，以山峦岩石和土地沙漠组成的地貌景观、以江河溪海和湖潭泉池组成的水面景观、以花草树木及禽鱼虫兽组成的动植物景观、以日月星云虹霞组成的天象景观，以及阴晴风雨雪雾等组成的气象景观，构成了“八景”的内容，“大自然具有极其伟大神奇的造形能力，不论是形体组合、色彩的组合，还是动静的组合、层次的组合都达到了极其完善的程度，为景观的实现提供了最好的客观基础。山与云的组合可以作为佳例，云与山不仅在色彩上相互彰显，而且其动静的组合也达相互映衬之妙”。随着开发范围的扩大、自然生态的变迁、人文思想的发展，景观中逐渐融入了审美趋向、思想文化、情趣志向及精神寄托等内涵。更重要的是，随着物质文明尤其是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八景”的人文色彩日渐厚重，其自然要素随生态环境及审美旨趣的变迁日渐减少或消失，人文要素逐渐增多并占据了主要地位，发展至今，景观已多由人工构凿而成。

“八景”还是自然与人类社会相互作用的结果。产生于自然环境中的“八景”，其景观内容不仅受自然要素的影响，也受到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影响，打上了各历史阶段意识形态及审美趋向的烙印，类型及风格各异的新景观不断涌现，“艺术中的某种风格倾向，比如说浪漫主义，也许会使一种新的风景类型成为欣赏的对象”。同时，人类的精神文明及物质文明发展过程中，也受到自然景观及生态环境的影响及浸润，众多巍峨壮观、空旷辽远或雅致秀丽、苍茫宏阔的景致，规范并影响着士人的思想及文化的发展方向，成为历代文人士子的精神追求、人生志向、思想感情和道德哲理等的寄托对象，含义丰富，寓意深刻，形成了寓情于景、融妙景于慧思的特点。自然的某些要素在审美主体感受风景时被拟人化，“这些心理因素与作为对象的种种物质因素相互认同，从而使本为物质性的景观成为主观心理与客观景物相统一的景观”，使“八景”文化成为中国传统环境美学的重要表现及存在方式，也成为中国思想文化史及生态变迁史的重要内容。

“八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人类思想和自然审美的符号及代表，在中原文化产生后，不断呈放射状向周围地区传播。明清时期，随着边疆民族内地化的发展，“八景”产生并发展起来，并与各民族的文化传统、生活习俗、生产方式及审美情趣相互渗透和融合，形成了类型及内容丰富的景观格局，包括农、牧、渔、樵及矿业等经济生产和生活内容，构成了独具区域民族文化及经济特点的“八景”文化。

民族地区早期的“八景”再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具体情景，但随着生态环境的变迁，景观内容也发生了变化，自然要素日益减少。很多胜景随社会科技文化的发展和生态破坏、环境变迁的加剧，“自然”的比重急速流失，被更多、更新层面和内涵、更大范围的景点、景区取代，发生了由天然到人为构凿的转变，“自然场景被人类行为改造成城市和乡镇，被堤坝和灌溉工程改变了原有的状态，由于乱砍滥伐而使山脉变成贫瘠而荒芜......人类的滥用产生了沙漠而人类的灌溉制造了葱郁的土地。这些也是自然的人类景观，在居住过程中星球自身被改造了，新的类型的美出现了，当然被破坏的美也是如此”。

在现当代旅游业的冲击下，各地景致的内涵发生了极大变化，部分幸存景致的自然生态内涵及实质也发生了巨大改变，“八景”中很多美仑美奂的画面已彻底消失，无数诗词风景及生态活页就在现代化进程中被生硬地撕去，成为了遥远而不可企及的绝响。边疆民族地区的“八景”就成了自然风景的缩影及代表，也成为人类生命与自然和谐相处阶段即将与人类告别的标志性内容。这些或以优美的书法、或以僵朴的笔画记载在史书中的内容，包含了超越单纯景观的更为辽阔的人文思想和生态变迁的内涵，仿佛一张张生态插图或活页，使环境史研究有了具体形象的史料。“八景”文化的其他内容也将在文学史、美学史、思想史、美术史、景观史等领域的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史学因之而活色生香。

如今，那些引发文人墨客的诗意及豪兴，并为之留下无数脍炙人口诗篇的壮美秀丽的“八景”，已成为了流逝的古典及环境变迁史上的标本。诗赋中那散发着水墨香味的自然意境，已经成为“黄鹤一去不复返”的绝唱。抚摩与之相关的诗句，审视生态环境变迁史，“八景”便在客观上具有了一种对自然生态美景凭吊的意味，那一个个生态记忆的片断，也充满了人与自然原生态景观挥别的悲怆之情。

【注】文章刊登于《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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