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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时空】葛承雍 | 唐代移民与社会变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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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承雍
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特聘教授，研究方向：中国中古史、中西文化交流史、古代建筑史。代表作：《唐都建筑风貌》《唐代国库制度》《古迹新知》等。
内容提要：在中国历史上，唐代是移民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民族最杂的一个社会，虽然这不是完全遵循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则，但移民的冲撞、融合给当时社会带来了经济开发、民族交流、南北混合等一系列新的变迁特征。唐代人口迁入的特点是周边各族与各国向内地大量迁移，而迁出的特点则是狭乡人口向宽乡迁移，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迁移，以及时多时少的逃户和动乱时期的南迁。此外，还有募民戍边屯垦、配流谪边、灾荒移民就食等官府安置形式, 而士族官僚的迁移则有中央新贵迁徙京畿、旧士族移贯和士大夫的“寄住” 、“讲学习业”等自发迁移。这种迁移不管是自发性的还是强制性的，它都影响了人口分布的格局，推动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开发，促进了社会活力与新因素的形成。
关键词：唐代 移民 社会变迁
学术界常常爱用“胡汉混合型社会”、“南北社会风尚异同”、“长安盛唐气象”、“北方经济重心南移”、“唐宋城市结构衍变”等等来研究唐代社会的变迁，实际上这些都与唐代移民息息相关，密不可分。各民族和各国之间的移民，不仅给唐代社会补充了新鲜血液，而且带来了空前活力，目前涉及唐代移民的专著出版几部，但对移民所造成的唐代社会变迁突出特征论述不够，本文即侧重于此一专题。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自魏晋南北朝“五胡融华”后的又一次大规模的民族迁徙, 近300年间突厥、吐谷浑、党项、回纥、吐蕃、契丹、奚、靺鞨等民族不断内迁。这种内迁分为被唐王朝打败灭国后被迫性强制迁移和面临外部强敌进攻主动性寻求保护两种。其中最突出的是北方的突厥, 从唐初开始就有大批降众归唐, 贞观四年(公元630年)东突厥灭亡, 有15万以上突厥人自阴山以北南迁, 被唐朝安置在幽州(今北京)至灵州(今宁夏灵武)东西缘边地带, 并设置顺、祜、化、长四州都督府和云中都督府(今内蒙和林格尔)、定襄都督府(今呼和浩特市东南)进行管理, 皆以部落首领为长官。当时突厥人入居长安的有近万家, 部落酋长担任将军、中郎将以及五品以下的有百余人。这些突厥人除一些首领功臣陪葬唐太宗昭陵、唐高宗乾陵外, 其余均葬在长安附近, 墓葬发现的有俾失十囊, 毗伽公主、阿史那忠、执失奉节、阿史那勿施、阿史那毗伽特勤、独孤开远、唐薛突利施匐阿史夫人等, 大多为突厥可汗或右贤王等王公贵族的后代, 是突厥移民居住长安的典型事例。在黄河河套以南地区, 贞观十五年(641年)东突厥可汗俟利苾(李思摩)率众十余万迁居于此。当时突厥人设置侨治府县, 来回迁移寄居于营州(今辽宁)、幽州(今北京)、朔方(今陕北)、呼延(今宁夏盐池)、凉州(今甘肃武威)等地, 仅天宝元年(742年)就有在籍户口约2 万人。唐朝在漠北设立的“六府七州”(今蒙古广大地区)也不断有突厥人南迁内地。公元八世纪以后, 在阴山南北建立的后突厥, 由于内部部落矛盾, 不断有人南迁,开元三年(715年)后突厥十姓部落及高丽莫离支高文简、颉跌都督
生活在今青海一带的吐谷浑被吐蕃灭亡后，唐龙朔三年(663年)诺曷钵可汗率数千帐篷迁徙乐州(今宁夏中卫)，圣历二年(699年)论弓仁率7000余帐归附被安置在银州(今陕西横山)，分布在凉、甘、肃、瓜、沙等州的吐谷浑人则有10万余，有的部落中唐后又转徙河东(今山西)北部。与吐谷浑相邻的党项，由于吐蕃侵入被迫内迁，天授年间(690—692年)其西北部落20万户散居灵州、夏州间，唐置吴、朝、浮、归十州以管理 。安史之乱爆发后，内迁至关内道庆、灵、夏、胜等州的党项部落，又向泾、陇等地迁徙，甚至有向河东迁徙者，分布比较广泛。
散居在漠北草原和天山一带的九姓铁勒，包括回纥、仆骨、契苾、葛逻禄、薛延陀等。贞观六年(632年)，契苾部首领契苾何力率众千余家内附，被安置在凉州、甘州之间。贞观廿一年(647年)，漠北铁勒诸部内附，唐设安北都护府管辖。开耀元年(681年)薛延陀等部四万余帐南迁夏州，垂拱元年(685年)后，回鹘等万帐内迁甘、凉一带。开元二年(714年)以后，“突厥十姓(即铁勒等)降者前后万余帐” ，多安置在河套及其周围地区。天宝三载(744年)回鹘骨立裴罗自立为可汗，以郁督军山(今蒙古杭爱山东支)为中心称雄漠北，并在安史之乱后进入中原助唐督平叛，其回鹘商人也出入于内地，许多定居不归，如留居长安“殖资产、开第舍”的有千余人。《佛租统记》卷41记载：大历六年(771年)“回纥请于荆、扬、洪、越等州置大云光明寺” 。回鹘人集中的地方才会设摩尼教徒活动的大云光明寺，说明南方也有不少回鹘人留居不归。
在唐朝周边诸国向中原内地迁入中，最活跃的是中亚“西域胡人” 。在中亚阿姆河、锡尔河流域分布的康、安、曹、石、米、何、史、穆等城邦小国，史称“昭武九姓”，或称粟特人。粟特人沿丝绸之路东段交通要道建立了许多移民聚落，例如西州(今新疆吐鲁番)、伊州(今新疆哈密)、敦煌、肃州、甘州、凉州、长安、蓝田、洛阳、灵州、盐州、夏州、范阳、柳城(今辽宁朝阳)等地都有昭武九姓聚落，并且具有一定规模。其中唐调露元年(679年)在灵、夏二州间设置的鲁、丽、含、塞、依、契六州非常著名，唐人称之为“六胡州”，专门安置昭武九姓的移民。洛阳出土的《唐故陆胡州大首领安君墓志》称：“君讳菩萨，其先安国大首领，破匈奴，衙帐百姓归中国” 。开元十年(722年)六胡州首领康待宾反唐，被平息后，余众五万多口分配许、汝、唐、邓等州(皆在今河南省境)。安史之乱后，六胡州的昭武九姓部落有些迁至范阳、河东，有些迁至云州(今山西大同)、朔州(今山西朔州)与沙陀人杂居，所以据考证在沙陀人建立的后唐、后晋、后汉将领、后妃中皆有一些出自昭武九姓的康、安、石、史、何等姓人物 。在河西走廊的凉州，也是粟特胡人的聚居地，著名的安氏家族世居凉州为“萨宝”，唐初就有安兴贵一支移居长安，近年出土的《安元寿墓志》、《安忠敬墓志》、《安令节墓志》等说明安氏家族不断东移长安、洛阳地区 。而敦煌文书中P·3559 号《天宝十载差科簿》记载了敦煌从化乡民236人，其中康、安、石、曹四姓占有总人数的六成，加上罗、何, 米、贺、史等五姓，以粟特为主的胡人占有总人口的九成 。昭武九姓胡人聚落正式属于唐朝的乡里编制，说明粟特人迁移后的汉化。
外国移民因经商、通使、侍卫、求学、行艺、传教、任官、避难等入居中原的也很多。唐武德年间(618—626年)疏勒国王裴玢来朝，拜为鹰扬将军，“留不去，遂籍京兆” 。咸亨年间(670—674年)波斯王子卑路斯因国亡避难到长安，授右武卫将军，其子泥涅师也授左威卫将军，父子相继客死长安，当时在长安的波斯人有数千人，如阿罗憾, 本波斯国大酋长，入唐为右屯卫大将军，曾充使拂国。在敦煌和吐鲁番还发现有《唐永隆元年波斯军团牒为记注所属卫士征镇样人及勋官签符诸色事》，“ 波斯军” 、“波斯使主”等文书记载，记叙了滞留在吐鲁番、敦煌等地的波斯人居住状况以及波斯移民后裔的文化交流。1955年出土于西安的《左神策军散兵马使苏谅妻马氏墓志》，以汉文与婆罗钵文合刻，墓主夫妻均是波斯王族的后裔，作为移民留居长安，苏谅为左神策军散兵使，其妻马氏死于唐咸通十五年(874 年)，距波斯被大食所灭已200 余年。1980年西安出土的李素墓志，也表明李素原为波斯国王之外甥，天宝年间其祖父入唐后特赐姓李，在长安侨居50多年后已成为移民后代融合于汉人之中。安史之乱后由于吐蕃隔断河西走廊，来自大食、波斯等国的胡商归路断绝，遂留居长安娶妻生子、购田置宅，成为外国移民集中的地方。广州、扬州、洛阳等城市也是外国移民较多的地方，唐末田神功攻陷扬州，死亡的大食、波斯人竟达几千人，黄巢攻破广州，死亡的外国人也有数万人。
高丽、百济和新罗三国人口亦有大批内迁唐境。贞观十九年(645年)，高丽简褥萨以下酋长3500人迁入内地，唐自辽东撤退时，又将辽、盖、岩三州七万人内迁河北等地。显庆五年(660年)，百济被唐攻占后，百济贵族与部分百姓被迁至徐州、兖州。总章二年(699年)，唐灭高丽，经营州陆海二路，迁高丽人口3.82万户于江、淮以南以及山南、京西诸州空闲处 。仪凤二年(677年)辽东都督、朝鲜郡王高藏谋反被流放邛州，高丽民众强壮者被迁往河南、陇右，后皆未返回。此后，高丽还有许多人口陆续迁徙内地。至于新罗沿海路迁居到山东半岛的移民也很多，根据日本佛僧圆仁所著《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书中记载，唐后期的登州、莱州、密州、青州、淄州、泗州、海州、楚州、扬州以及长安等地，都有不少新罗侨民或移民居留，在这些地方，分别存在有新罗村、新罗院以及坊、馆等社区组织，如楚州从事航运业的新罗水手，扬州城内的新罗商人，文登赤山法华院的新罗僧侣、农民, 长安城里的新罗留学生等。
唐政府对外国移民曾在737年作出专门政策规定：“化外人归朝者，所在州镇给衣食，具状送省奏闻。化外人于宽乡附贯安置” 。还可免去他们十年赋税以提供优惠待遇。因此，在唐朝吸引外国移民的措施鼓励下，一批又一批的外国移民以不同渠道进入唐境与中原内地。
唐代人口迁入的特点是周边各族与各国向内地大量迁移，而迁出的特点则是狭乡人口向宽乡迁移，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迁移，以及时多时少的逃户和动乱时期的南迁。此外，还有募民戍边屯垦、配流谪边、灾荒移民就食等官府安置形式，而士族官僚的迁移则有中央新贵迁徙京畿、旧士族移贯和士大夫的“寄住” 、“讲学习业”等自发迁移。
《大唐六典》卷三户部郎中员外郎条记载开元七年(719年)颁布的唐令：“乐住之制，居狭乡者，听其从宽，居远者，听其从近，居轻役之地者，听其从重” 。一般来说，唐王朝为了保证其赋役征发的来源，通过户籍制度限制人口自发迁移，特别是两京畿内诸州和有军府州的民户不得随意迁移，只有在地狭人稠、灾荒频繁等情况下才可作有条件的迁移。如贞观十八年(644年)雍州少田者移之宽乡，武周天授二年(641 年)自关中、陇右诸州迁徙数十万人户于洛阳，都是为了缓和地少人多、受田不足的状况。唐玄宗开元时开始逐渐松驰对移民的控制，对全国范围内的浮逃户采取了默认的政策。在边州地区则相继推行了召募“客户” 、“浮客”的办法，安置移民戍边屯垦。强制性的放逐边州和配流谪边的人口也不少，如武后长寿二年(693年)仅在岭南、剑南、黔中、安南等道州一次就杀戮流人达数千人之多。南方流逐的王室贵族、官僚子弟等很多，他们可能携其家属同移徙所，甚至移乡人家口不再迁回原籍，编附为当地百姓。
唐代高门士族的迁移则是由各地向两京一带集中，因为唐初旧士族门阀根基已经崩溃，新王朝以今日官爵品秩作为等级高下标准，新的仕途门径也以科举为共同趋向，这就对地方郡姓大族产生了巨大吸引力，士族子弟纷纷移贯于京畿，更接近于当朝官僚集团。尽管士族由旧籍向两京新贯的迁徙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就移迁时间来说，大致在天宝年间接近尾声。如河北博陵大族后代崔玄亮，太和七年(833年)在虢州任刺史临终时就说：“自天宝以还，山东士人皆改葬两京，利于便近” 。毛汉光《从士族籍贯迁徙看唐代士族之中央化》一文中，综合史书与墓志铭统计出唐代旧士10姓13家所迁徙的新贯大多为长安、洛阳京畿地区。
官僚士大夫的迁移以自发为主，有的是以“讲学习业”为特征的自发迁移，例如江南一带私人讲学之风甚盛，许多北方士大夫游学到此，安家立业。有的是以“寄住”为特征的变相迁移，即一些州县官员秩满卸任后于当地置产寄住，称之为寄庄、寄住户，甚至有些富户或乡望之流人士为规避徭役，设法注销本贯旧籍，又在异地他乡购置产业以长期寄住，免除赋役。安史之乱后和唐末战乱背景下，官僚士大夫的迁移最为突出，规模也较大，例如北方中原官僚士大夫的迁移地区除了极少数是避于邻近的山险之地外，大多是移往江南一带。史称：“自至德后，中原多故，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湘，故荆南井邑，十倍其初，乃置荆南节度使” 。“当是时，中国新去乱，士多避处江淮间，尝为显官得名声以老故自任者以千百数” 。“天宝末，安禄山反，太子去蜀，多士奔吴为人海”，“ 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未盛于此” 。象此类记载，在史书中比比皆是，南迁的地点主要是荆南湘水、江淮吴越、豫章鄱阳(今江西境内)、蜀郡剑南以及岭南等地区，而且常常是成百上千户举家南移，人数众多。中唐时期，随着长安京辅和中原局势的相对稳定，官僚士大夫南迁的浪潮低落下来，但很多人家再没有北迁返回原籍。到了唐末僖宗之后，南迁再次勃起，官僚士大夫大批移入蜀川、江淮，例如蜀中45家著名士族中，有28家都是由其它地方迁徙入蜀的，成为移民中的大族。值得注意的是，唐末黄巢造反和广陵大乱，使江淮之地一片残破，移居到江淮地区的士大夫又进一步南迁岭南与闽中，例如唐昭宣帝天祐二年(905年)，学士韩担心朱温滥杀朝臣，“不敢入朝，挈其族南依王审知而卒” 。王审知即是福建威武军节度使，后称帝而为闽王，他的周围任用了一批中原南迁的士大夫，由此可见当时移民的流向。
唐代平民的自发迁移, 有时是由于逃徭役，有时是灾荒，更多的是为避战乱。隋末唐初，流移他乡的移民浪潮就非常汹涌，“比年寇盗，郡县饥荒，百姓流亡，十不存一，贸易妻小，奔波道路” 。江淮、剑南、岭南等地的移民大部分来自北方。也有一部分人自发逃亡到周边地区，如河套、河西走廊以及西域，贞观十四年(640年)唐朝进攻高昌，理由就是索要汉族移民。
战乱背景下的移民一般是阶段性的，战乱安定后便大致停歇，但战乱后重新建设往往徭役繁重，促使民户大量逃亡，成为“逃户”，所以唐政府不断采取括户措施以检括流动人口。逃户问题在唐前期一直存在，陈子昂《上蜀川安危事》就说：“今诸州逃走户，有三万余，在蓬、渠、果、合、遂等山林之中，不属州县，土豪大族，阿隐相容” 。仅一个地区就有三万多逃户，可见人数之多。逃户实际上是一种不合法的移民，唐玄宗时期，随着对逃户采取了较宽松的政策，他们便成为迁移地区的合法居民。中晚唐时期，关中、河南、河北等北方地区是战乱的中心地带，也是一般民户迁移的主要移出区。李白《永王东巡歌》称：“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 。说明移民流向主要是南方，所以中唐以后江南、剑南、山南诸道人口持续增长与大量北方移民南迁有关。当然，就逃户、客户、浮游人口等身份来说，有的是破产农民，有的是流入城镇的新兴劳力，还有的是流入寺院的托庇依附人。移民的地区也远近不同。但不管出自什么不同缘由，中晚唐时的移民迁徙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都是汉代和后代明清所不能比拟的。
总之，唐代的移民无论是自发性迁移，还是强制性的迁移，都是持续不断的。同样，在移民形式上可分为实边招诱、掳掠强迫、谪戍流放、战乱南迁、内聚控制、民族融合、自然灾歉、经商逐利、流民逃户等等，并付出极大的生命财产代价，但移民的主要流向始终是清晰的，这就是唐初由北方周边地区向中原内地南迁，安史之乱后又由中原地区向南方地区迁徙，一浪又一浪的南迁移民形成了唐代社会变迁的特征。
唐代各种形式的移民，在国际、区际、地际间的人口迁移过程中，呈现出其复杂性、不稳定性和阶段性特征，尤其是长期性、永久性的移民对唐代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无论是迁出迁入还是西渐南移，都以巨大的冲击力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唐代社会原来的发展方向，衍成社会变迁的新特征。作为一个整体性的社会结构变迁，通常要延续较长时间，而唐代持续性的移民活动，无疑对社会变迁起着“启动”作用。
首先，影响了唐代人口分布的格局。在北方，关中一带和黄河中下游地区一直是人口分布最稠密的区域，也是全国人口重心之所在。虽然经过隋末唐初的战乱，但北方户口所占的绝对优势地位并没有下降，其原因不仅是唐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奖励婚嫁、优待生育的措施，更重要的是境外其他民族的内迁和避居周边的移民回归。如贞观三年(629年)户部的统计，“中国人自塞外来归及突厥前后内附，开四夷为州县者，男女一百余万口”。当时突厥、铁勒、吐谷浑、西突厥、高丽、百济以及“六州胡”等纷纷内迁中原地区与安置在缘边地区，这些内迁人口总数至少有200万以上，加上他们定居后再增加的人口就是一个不小的数目。所以北方仍拥有人口增长、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经过百余年间的发展到开元、天宝时代，北方各道州的户口仍然盛于南方，天宝元年北方人口占全国总数的58.3%。客观的说，北方周边与境外各民族的连续内迁，构成了我国历史上自魏晋南北朝“五胡融华”后的又一次民族新结构，在人种、民族、乡村组织等方面都有重大意义，为汉族社会补充了新鲜血液。在陇右、河套、河东、河北等道州，突厥、铁勒诸部、昭武九姓等民族人口，在当地人口比例中占很大比重，故有“天下指河朔若夷狄”之说。唐朝各级官府和军队中，都有大量来自内迁的“胡族”人，即归化的蕃兵蕃将。安禄山反叛时其15万部下多为同罗、奚、契丹、室韦等人，唐军哥舒翰迎战叛军也是率领河陇诸蕃部落奴刺、颉跌、朱邪、契、浑、沙陀等13部落，共蕃、汉兵21.8万人。安史之乱以后，北方仍分布大量的内迁其他民族，“今北胡与京师杂处，娶妻生子，长安中少年有胡心矣”。其他民族移民进入内地的直接后果，就是造成了胡汉混合型社会的特征。
在南方，突发性的安史之乱延续八年之后，长安、洛阳两京和人口最密集的中原地区“闾井萧然，百不存一”，不仅百姓凋残，而且地废人稀，北方人在战争驱迫下纷纷南迁。随后的藩镇割据、外族掳掠、军阀混战和饥荒灾害又加剧了北方移民的往南方迁徙。而当时的南方相对战乱较少，社会经济也相对稳定，对北方移民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因此，唐中期后一个半世纪内北方人口的南迁几乎没有中止。西路自关中翻秦岭进入四川盆地，中路自关中、河南进入襄阳后穿越两湖直达岭南，东路自华北平原到江淮，此后涌向江西、福建。由于战乱户口不实和史载大起大落，很难确切估计南迁移民数字，但北方人口重心的南移仍可看出。例如《全唐文》卷五一九梁肃《吴县令厅壁记》载：“自京口南，被于淛河，望县十数，而吴为大。国家当上元之际，中夏多难，衣冠南避，寓于兹土，叁编户之一” 。北方来的人竟占吴县当地编户的1/3，数量之多可想而知。《全唐文》卷八二六黄滔《福州雪峰山故直觉大师碑铭》载：“其日奔闽之僧尼士庶，仅五千人” 。这是指北方来的人一次就有5000多，可见人数不少。正因为南迁人数增多，南方各道州广置新县，据统计，自唐开元年间至五代，全国各道州新置县计120个，其中北方只有20县，而南方却达100县之多，表明了南方行政县区增多与北方移民是分不开的。人口重心自北向南的转移，在很大程度上是移民的结果，南方移民数量集中的地区，往往也就是开发进步最快的地区，经济发达和文化水准较高的移民大量迁入南方，提高了人口素质，也必然促进当地社会新的变迁。
其次，推动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开发。在北方，原来没有固定住地的游牧民族迁徙唐境后，往往缘边定居，开发了陇右、河东、河北诸道的北部地区，形成了一些半农半牧区。唐政府为了改变初期缺马严重的局面，鼓励塞外内迁移民养马放牧，经过上百年的艰苦努力，发展了以陇右牧群为骨干的巨大牧场群，分布在西北方的巨大环形区域，当时“西起陇右、金城、平凉、天水，外暨河曲之野，内则岐、邠、泾、宁，东接银夏，又东至楼烦，此唐养马之地”。不仅黄河河套地区建立群牧，甚至在关中渭北设沙苑监牧(今陕西大荔)，据统计天宝末唐有70以上的牧监，麟德时全国有马70.6万匹，开元元年(713年)降为24万匹，开元十九年又上升为44 万匹。天宝十三载，陇右群牧都使奏有马牛驼羊共60.56万，其中马32.57万匹，牛7.5万余头，羊24.4万余只，驼563头。这个数字仅是陇右一地，还不包括私人畜牧业。唐代畜牧业的兴盛，离不开境外移民和各民族内迁定居的移民，他们往往以饲养牲畜为主，或充当官营牧监的杂户、番户等色役者，或充当军队中的牧人、饲丁以及驿丁、健儿等，成为唐代畜牧业最主要的劳动者，也是推动唐代北方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
在南方，西晋永嘉乱后北方移民虽然促进了江南生产力的起步，但其开发主要在人口集中的江东吴会一带和荆州、长沙、江西等地，南方山区与边远地区仍是土广人稀，生产技术落后和劳力缺乏。唐代北方移民大规模的南迁，使滨海卤地、沼泽湖渚和丘陵山地得到大面积开发,他们不仅为南方农业经济发展提供了一定数量的劳动人手，而且也带来了相对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例如从江浙到福建沿海一带，普遍修筑塘陂，改造滩涂，良田千顷与种植水稻的景象十分盛行，并带动了各种经济作物的种植，茶、桔、桑、麻等经营开发有了大的发展，有些土地紧缺的地区连城郊边际的土地也被利用垦殖。北方移民还促进了南方手工业的迅速发展，《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六“江南道二，”条载：“自贞元之后，凡贡之外，别进异文吴绫，及花䜵歇单丝吴绫、吴朱纱等纤丽之物，凡数十品”。开元以前，江南丝织业生产水平还赶不上黄河中下游地区，而中唐时期越、苏、杭、湖、润、明等州的丝织品已跃居全国之上，当时一些官府工匠流向江南，带来的先进技术所起的推动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此外，运输业、冶金业、商业等经济发展都与北方移民息息相关，南方扬、益、广、泉、明州等的商业繁荣和县乡“草市”的广泛，扩大旧城市，形成新城镇，也都与移民的分布规模相适应，奠定了经济重心南移的基础。
再次，促进了文化的融合、交流与发展。在北方，由于各地“蕃人”“胡人”纷纷内迁中原，有的入唐为官，有的留学不归，有的本人就是外族文士，包括大批的西域僧侣，从而使北方文化“胡汉交融”，大放异彩。例如唐朝天竺、龟兹、疏勒、高昌、安国、康国等十部乐中，精通这些音乐的大多是外族移民艺人，以琵琶著称当时的曹保、曹善才、曹纲等系西域曹国人，唐昆仑系康国人，裴兴奴、裴神符系疏勒人，白明达系龟兹人。以吹筚篥名闻长安的安万善是安国人，善舞婆罗门的石宝山、米禾稼、米万槌、康酒、曹触新、安叱奴等皆来自西域各国移民。有人估计外籍移民人数占长安京城人口总数的5%，如果再加上其他民族移民后裔，所占比例更会扩大。唐代北方文化中的乐舞、绘画、饮食、娱乐、建筑、民俗等无不受到外来移民的影响，就服饰来说，贞观初已常见“汉着胡帽，胡穿汉装”，宫人骑马多穿仿自波斯妇人所服的大衫和掩蔽全身的缯帛方巾。高宗永徽以后，北方又流行帷帽，取法于吐谷浑的“长裙缯帽”和吐火罗的“ 长裙帽”，周围垂网。开元初，宫人皆戴胡帽，靓妆露面，不再障蔽，士庶之家群起而仿效，社会上出现了“露髻驰骋，或著丈夫衣服鞋衫”的新形象，以至尊卑难分、胡汉混杂。天宝时长安不分贵贱都“好衣胡服为豹幅, 妇人则簪步摇”。整个北方的衣着式样都与外来移民有关，正如元桓《法曲》所叹的：“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羶满咸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火凤声沈多咽绝，春莺啭罢长肖索。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
在南方，因唐初“文物衣冠尽入秦”，其文化地位较之六朝时代大为低落，但随着中唐以后北方移民的大量南迁，原来文化沉寂和人才分布的南北差异出现了新的变化，如《新唐书·艺传》所记中唐后文人学士共12人，其分布为河北、河东、关内、河南、陇右共6人，江南道6人，南北各居其半。特别是被誉为“士林华选”的科举取士，是当时文人士子跻入仕途的主要门径，在开元、天宝以前基本上由北方士子垄断，南方中进士者寥寥无几，但据徐松《登科记考》可知，中唐后有贯进士470人，北方五道(河南、河北、关内、河东、陇右)245人，南方五道225人，南北方进士数字基本相当，原本南方一些相对落后的地区也有进士相继登场，如福建、江西、岭南等地显著增加。南方进士的大量出现不仅反映了南方文化的重大变化。也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社会风尚的变迁。如果说文化的发展和人才群体的涌现是以社会经济发展为前提的，那么社会风尚的改观则与人口迁移有着密切的关系，许多南方进士的旧贯都出自北方，如苏州的杨氏来自同州冯翊，泉州的陈氏来自于颖川，裴氏来自于河东，姜氏来自于天水，蔡氏来自于济阳(今山东邹平)等。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北方士大夫及其家族的南迁，对南方迁居地的文化发展和社会变迁具有启蒙与推动的作用，从而促进了南方的人才辈出，也造成了新的社会特征。
总之，唐代的移民活动与影响是巨大的，它摄取了外域的新成分，注入了新的气息。丰富了自己的活力，又以移民新特征转输到迁徙地，尽管突发性、战乱性的移民常常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甚至有一些负面的消极因素，但移民结果更多地则体现为社会变化的积聚过程，进一步增强了社会流动，不仅推动了北方的社会变革效应，而且促进了南方社会的发展与新特征的形成。唐代移民不是以一种社会特征取代另一种社会特征那样非此即彼的冲突，而是集各种文明之长的新融合，最终必然体现于社会生活的广阔领域，并对社会发展施予深刻的影响。
【注】文章刊登于《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04期
责编：李骁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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