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时空】李德山 | 论燕秦对辽西走廊和辽东地区的开拓与管理 | 自由微信

【边疆时空】李德山 | 论燕秦对辽西走廊和辽东地区的开拓与管理

From: 李德山边疆时空 2019-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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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山

东北师范大学东北民族民俗博物馆馆长，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教授，中国古典文献学、历史文献学硕士生导师，历史文献学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东北史、中国古典文献学。

摘要：辽西走廊是中国古代中原内地通往东北地区和东北亚地区陆上的咽喉要津；辽东地区则是中国古代中原内地和东北地区通往朝鲜半岛陆上的必经之地。燕国在拥有了辽西走廊、辽东地区后，为了使东胡、箕氏朝鲜、秽、貊等这些该区域的传统势力不再卷土重来，稳固自己对这些地区的统治，主要采取了修筑长城和设郡置县两项措施，用以加强行政管理，保证所获领土的长治久安。秦朝在公元前221年建立后，完全继承了燕国在东北地区的领土，主要采取了设郡置县，开辟交通、增修燕之北长城等措施，既使中央王朝对辽西走廊和辽东地区的统治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又使该地域持续的注入了新的汉文化因子，愈加紧密地将辽西走廊、辽东地区纳入到了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整体之中。

关键词：燕秦辽西走廊辽东地区长城郡县制

燕国对辽西走廊和辽东地区的战略性经营和管理

燕国是周朝的同姓诸侯国，在建国后的一段时期内，力量比较弱小，《史记·燕召公世家》记载：“北迫蛮貊，南措齐晋，崎岖强国之间。”直到昭王（前311~前279）即位后，采取变法图强的政策，才使燕国迅速强盛起来。公元前284年，燕国与秦、楚、三晋联合伐齐。打败齐国后，燕国转而全力开拓经营辽西走廊和辽东地区。

辽西走廊，又可称辽西地区。其范围大体指今燕山山脉以北，西拉木伦河以南，医无闾山以西和七老图山以东的广阔地域。今辽宁省西部的朝阳、锦州、葫芦岛和阜新等地，均属辽西走廊的核心区域。此地山脉如努鲁尔虎山、松岭等和水系如老哈河、大凌河、小凌河、青龙河等相互交错，形成了多条东北至西南走向的河谷谷地，成为中原内地通往东北和东北亚地区天然的交通廊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自古以来，是孤竹、山戎、匈奴、东胡、徒何、令支等古民族的聚居区。

辽东地区，系指今辽河以东之地。其范围大体指今辽宁省东部、吉林省东部及朝鲜半岛清川江以北地区。今辽宁省东部的沈阳、抚顺、本溪、辽阳、鞍山、营口、大连、丹东，今吉林省的通化、白山，以及朝鲜的新义州、龟城、江界等地，均属辽东地区的核心区域。辽东地区是东北地区通往朝鲜半岛的必经之地，它将朝鲜半岛与东北地区紧密的连接起来，起着十分重要的陆桥作用。自古以来，即是秽貊族系的聚居区。

燕国之所以在伐齐之后全力开拓经营辽西和辽东地区，一是为了彻底解决“蛮貊”对其的袭扰和威胁；二是鉴于辽西和辽东地理位置的重要而开疆拓土，以便于以后将自己的统治势力向东北的纵深地带发展。

公元前284年后，燕王派大将秦开进攻东胡，《史记·匈奴列传》谓：“（秦开）归而袭破东胡，东胡却千余里。”东胡族败退至今西拉木伦河以北地区，燕国一举占领了辽西，打通了辽西走廊地区。接着，燕国又以辽西走廊为据点，命秦开率军东进，在今辽河流域与“欲兴兵逆击燕，以尊周室”的箕氏朝鲜军队相遇，燕军乘势进击，“攻其四方，取地二千余里，至满潘汗（今朝鲜清川江）为界。朝鲜遂弱”。在与箕氏朝鲜军队交战之时，燕国还借道攻灭了貊国。自此，燕国亦完全占领了辽东地区，整体性地控制了朝鲜半岛和东北地区的联系。燕国的发愤图强，使其终于成为战国七雄之一。图强后对东北地区的主动出击，取得了丰厚的回报。

燕国在拥有了辽西走廊、辽东地区后，为了使东胡、箕氏朝鲜、秽、貊等这些该区域的传统势力不再卷土重来，稳固自己对这些地区的统治，主要采取了修筑长城和设郡置县两项措施，用以加强行政管理，保证所获领土的长治久安。

（一）修筑长城

《史记·匈奴列传》记载：“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造阳”，《集解》：“韦昭曰：地名，在上谷。”《正义》：“按：上谷郡，今妫州。”“襄平”，《索隐》：“韦昭曰：今辽东所理也。”妫州即今河北省怀来县，襄平即今辽宁省辽阳市。如按太史公的记载，燕国长城北起自今怀来县小南辛堡镇大古城村北，南至今辽阳市北。此长城，历史上被称为燕国北长城，其功能很明确，就是如史言“以拒胡”，防御东胡诸民族对这一地区的袭扰和掳掠。

相应的，燕国在昭王即位之初，还修建了南长城。据《史记·张仪列传》载：“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云中、九原，驱赵而攻燕，则易水，长城非大王之有也。”《正义》：“（易水、长城）并在易州界。”又《水经注·易水》记：“易水又东届关门城西南，即燕之长城门也。”燕之南长城走向：由今河北省易县西南，向东南经今徐水、雄县两市县，终于今大城县西南。此长城，其功能在于防赵、御秦。

昭王早年修建南长城，晚年修筑北长城，其目的都是为了防御保燕。

关于北长城，《史记·朝鲜列传》还记载：“朝鲜王满者，故燕人也。自始全燕时，尝略属真番、朝鲜，为置吏，筑障塞。秦灭燕，属辽东外缴。汉兴，为其远难守，复修辽东故塞，至浿水为界，属燕。”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学术界根据太史公《史记》之《匈奴列传》和《朝鲜列传》的记载，进行了多年的实地考察，发现燕之北长城的走向和实际长度，与文献记载有些出入。燕之北长城的西端，应与赵长城相连，起自今内蒙古自治区兴和县之独石口北滦河南的大滩一带。东经今河北省张北、赤城两县，北折向今河北省沽源县，自此再东北行，至今内蒙古自治区多伦市，由多伦市南下至今河北省丰宁县，自丰宁东北行至今河北省围场县（文物编辑委员会，1981：36）。

自围场县，燕之北长城东至今内蒙古自治区喀喇沁旗，又东北行至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自赤峰市东南向至今辽宁省建平县，由建平县又北折至今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之王家营子、宝国吐等。此段长城保存较好，遗迹或轮廓多可辨识，总长度约有三百余公里（文物编辑委员会，1981：6）。

自敖汉旗折向东北，燕之北长城至今内蒙古自治区奈曼旗，又东行至今内蒙古自治区库伦旗，自库伦旗向南，抵今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此段长城尚存一百二十余公里，走向清楚，而且比文献记载的方向北移了一百二十余公里（李殿福，198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84：401）。

自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出来后，直至东端起点，学术界或称其为燕之北长城的东段长城。东段长城的走向及所经，人们还有不同的认识。有的学者指出，从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经过后，东北向至今辽宁省彰武、法库、开原三县，再折向东南，经今辽宁省新宾县，再由新宾县南抵今辽宁省宽甸县，由宽甸县向东到鸭绿江（李文信，1979；李殿福，1982；冯永谦、何溥滢，1986：16）。

有的学者说：“从沈阳、抚顺一带所勘察的汉代墩台遗址所显示的方向看，汉辽东边塞应穿行在今沈阳和铁岭之间，不应置于铁岭之北（王绵厚，1994：223）。”

因为汉代辽东边塞就是依迹燕北长城之东段所筑，据此，则这段长城的最北点未至开原。还有一种观点主张，此段长城过彰武、法库、开原，然后折向东南，经今辽宁省抚顺、本溪两市，东南至宽甸，由宽甸北过鸭绿江，止于今朝鲜半部的龙冈（佟柱臣，1956；佟冬，1998：245；李德山，1996：80）。

据此，则这段长城的最东点不经过新宾。

近年来，经过局部的实地稽查，学术界逐渐认识到，燕之北长城的东段，应该是彼此相望的障塞为主，而不是如西段那样修筑的实体城墙，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边远辽阔之地，起筑不易，或难于防守，则仅间置以城障烽燧，未必悉行起筑（张维华，1979：17）。”或者：“大约东段长城，不再像西段那样，用构筑高大城墙的形式了（冯永谦，1985：18）。”这大约也是对此段长城走向和所经产生歧义的最主要原因。

上述诸说中，比较而言应以最后一说较为可信。原因在于：第一，认同的学者多；第二，燕军就是在抚顺、本溪一带顺便灭亡了貊国，灭其国而在原地修筑城障的观点最为合理；第三，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均确证燕国的势力已进入朝鲜半岛（金贞培，1993：55~56）。

特别是20世纪70至80年代，朝鲜学者在流经平安北道中部的大宁江及其支流昌城江的东岸发现了古长城遗址。长城遗址长度约为一百二十公里，南起平安北道博川郡中南里，向北延伸，直到东仓郡新安里，再往北尚存些许土城、石城痕迹。朝鲜学者还从当地居民口中得知，大宁江之东堤自古以来即被称为“万里长城”（孙永钟，1990；孙永钟，1990）。

中国学者据此指出：这条所谓的“大宁江长城”，即为当年燕北长城的一段，是其“最东段”或“最终段”；燕北长城最东端起点应在博川郡坛山里之“峭壁”处，紧靠清川江入海口处江岸，是大宁江与清川江汇合处的三角地带；此长城自昌城江东岸再向北，经今朝鲜水丰水库，正好与宽甸的燕之北长城相衔接（冯永谦，1991：28；顾铭学，1992：11~12）。

坛山里之“峭壁”处所在，即是龙冈。这是符合史实的可靠结论。基于此，则燕之北长城东段亦并非完全为障塞烽燧，起码位于今朝鲜半岛北部之终段就并不如此。实际的情况大约是因地制宜，有利于起筑则起筑，无利于起筑便修建障塞烽燧。

燕之北长城西起内蒙古自治区的兴和，横贯河北省北部，经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而入辽宁省，横穿辽宁省中部后，止于朝鲜半岛西北部的大宁江入海口龙冈。所经过的主要地区有兴和、沽源、多伦、丰宁、围场、喀喇沁、赤峰、建平、敖汉、奈曼、库伦、阜新、彰武、法库、抚顺、本溪、宽甸、平安北道之博川郡。其工程之浩大，气势之宏伟，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高超的建筑技术和劳动智慧，充分体现了图强后的燕国在军事防御领域的卓越成就。

燕之北长城修筑的意义，第一，有效地阻止了东胡诸族对这一地区的袭扰和掳掠，有效地维护了长城以南、以西地区的社会生产和居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有效地稳固和巩固了燕对新获领土的政治管理；第二，修筑时大量民力的使用，筑成后大批士兵的到来戍守，使中原内地文明源源不断地传播而来，这对促进北方及东北地区经济的发展、文化的进步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完全可以说，燕之北长城修筑到了哪里，汉文化就波及到了哪里。也可以说，长城的修筑过程，就是汉文化的一次传播过程；第三，有效地沟通了边疆与内地在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的交往，特别是与箕氏朝鲜的交往。在过去的七百多年间，作为周朝在东北地区最远的一个诸侯国，箕氏朝鲜就与燕、赵诸国有密切的往来，但这种交往经常受阻于双方的互不交界，困难可想而知。但长城的修筑及郡的设立，使燕与箕氏朝鲜成为邻国，消除了空间的阻隔。

应该指出的是，燕之北长城的修筑固然有诸多的积极意义，但其消极作用亦毋庸讳言。最主要的负作用就是阻碍了东北地区在此区域之外古代民族与中原内地间在各个方面的交通，在一定的时期内迟滞了汉文化的东传，这对东北腹地在社会经济、社会政治及社会文化的发展是不利的。

（二）设郡置县

除了修筑长城，燕国开拓经营东北的另一项措施是设郡。《史记·匈奴列传》曰：“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燕国是中原内地政权第一个在东北设置郡县的。春秋时期，郡县制开始萌芽。根据《左传·庄公四年》记载，楚国是中国古代最早置县的诸侯国。较早的县设在边地，带有防御性质。郡的出现比县晚。根据《国语·晋语》的记载，中国最早置郡的诸侯国是秦国的秦穆公（公元前659~前620年）。郡亦多设在边地，因边地塞僻，地广人稀，其面积较县为大，但地位比县低，《逸周书·作雒》中记载：“千里百县，县有四郡。”《左传·哀公四年》中记载：“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说文解字·郡》中记载：“周制，天子地方千里，分为百县，县有四郡。故《春秋传》曰：‘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是也。至秦初置三十六郡，以监其县。”朱骏声曰：“汉又增四十六郡，二十一国，凡郡国一百有三。古者县大郡小，秦以后郡大县小。”即是其证。实际上，大约自战国中后期开始，边地逐渐繁荣，郡县地位开始发生反转，慢慢变得郡大县小，秦朝建立后，形成定制。

由上述可见，东北地区的设郡，相比于中原内地，至少晚了三百五十多年，燕国设郡的初衷，类同于其他诸侯国，带有浓郁的防御性质，防御的对象很明确、具体，那就是如长城之修筑一样，都是“以拒胡”。“东胡虽然北走，但燕并不放心，恐其卷土重来，设郡驻守，以防其侵。同时设郡置官，也加强了地方行政管理，并有利于国君的集中统治”（佟冬，1998：242）。燕之五郡的行政配置，亦与其他诸侯国无异。郡之最高长官为郡守，由武官充任，既理民事又管军事，为带有浓厚军事色彩的地方行政组织。

燕之所设五郡中，有三郡或与东北地区相关，或者直接设在东北地区。右北平郡，辖境约为今北京市东北部和河北省东北部，以及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以南至今辽宁省大凌河以北地区。从总体上看，此郡约有三分之一的辖域在今东北地区。此郡及辽西、辽东两郡下是否设县，史无明文，故一直为学术界所纠结。但秦朝建立后，实行郡县制，《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集解》：“三十六郡者……右北平、辽西、辽东也。”而《汉书·地理志》在记载右北平、辽西、辽东三郡时，皆谓“秦置”，并属幽州。对此，金毓黻先生考证说：“秦分天下为三十六郡，而郡县之制始定，故《汉志》谓为秦置，实则战国之世，各国多设郡县，而燕设辽东辽西二郡，更有明文，秦于东北之地，不过仍地之旧贯耳（金毓黻，1980：60）。”

可见秦之右北平、辽西、辽东三郡之设，完全是因袭燕制而来。而西汉建立后，又承袭秦制，虽略有所改，但在汉武帝之前的中央行政体制，诸如郡县制、三公九卿制等等，没有突破秦代模式。故素有“汉承秦制”之说。具体到右北平、辽西、辽东三郡之沿革，也完全是如此，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辽宁地区战国时期属燕国的辽东、辽西、右北平三郡，这是正史明确记载的最早的行政建置。秦汉因之（王成生，1997）。”

既如此，则根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一可知三郡之下均设县；二可知三郡之下所设县数和县名；依据当时制度可知每郡下之首县，即其郡治。

右北平郡，辖县十六：平刚、无终、右成、廷陵、俊靡、薋、徐无、字、土垠、白狼、夕阳、昌成、骊成、广成、聚阳、平明。郡治在平刚，为今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甸子镇黑城子古城。此郡之郡治亦在东北，当为“拒胡”的主要依托地区。

辽西郡，辖县十四：且虑、海阳、新安平、柳城、令支、肥如、宾从、交黎、阳乐、狐苏、徒何、文成、临渝。郡治在且虑，据考，为今辽宁省葫芦岛市邰集屯古城（王成生，1997）。辽西郡的辖域，约为今大凌河以西、今河北省迁西县以东地区。

辽东郡，辖县十八：襄平、新昌、无虑、望平、房、侯城、辽队、辽阳、险渎、居就、高显、安市、武次、平郭、西安平、文、番汗、沓氏。郡治在襄平，为今辽宁省辽阳市老城。辽东郡的辖域，约为西起大凌河，东至今朝鲜大宁江地区。五郡之中，此郡最远，辖境最大，所置县亦多。

由此可见，燕在东北的辽西走廊和辽东地区既设郡又置县，与当时中原各诸侯国的此类举措并无差别。此前曾有一种观点认为从现有的文献和考古发掘看，燕在东北设置的郡并不很完备，大多数的郡还没有战国时期中原各国比较全面的郡县设置。显然，这种看法过于片面了。

东北地区设郡置县，自燕国始。这一制度的施行，在东北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此前中央王朝对东北地区的管理，是通过分封诸侯国和控制诸侯国来完成的。这种制度虽然与当时的社会发展是相适应的，但由于时空的限制和阻隔，鞭长莫及和尾大不掉的弊端始终存在，对中原内地与边疆地区的交往带来了不少困难。燕国的设郡置县，虽然既非周天子亲设，亦非燕国遵命而设，但燕国作为周朝一直倚重之诸侯国，此举的官方意义不容否定，因为燕国的所有行动，从一定意义上说，都是在为周天子和周王朝尽义务。尽管此时已礼崩乐坏，但周天子仍为形式上的天下共主，周王朝仍存在。所以，实际上这是燕昭王在替周天子行使职权而管理周的“北土”。燕的设郡，从一定程度上革除了对边地管理不便的弊端，并将辽西走廊和辽东地区正式纳入到中原式的管理体系之内。由此而论，燕国实有开创之功，为秦汉及以后中央王朝对东北地区的治理，提供了经验和范式。

郡县制是中国古代继宗法血缘分封制度后出现的新的两级地方行政制度。就当时而言，它有效地加强了以燕国国君为首的燕国统治集团的“中央”集权，有利于所设区域的政治安定和经济发展，更有利于文化的传播，在此基础上，对于推进这些地区向封建制的发展和过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设郡置县，相应地必然会有大批量的内地官员及随员来此就职，必然会有大批量内地移民来此垦殖谋生，正如金毓黻先生所说：“汉族之移往东北，随燕辟辽东而愈盛，此为不可掩之事实（佟冬，1998：60）。”前者可称之为官方移民，后者则为非官方的自发移民。他们是中原内地文化的携带者，根据文化传播学的理论，作为一种文化载体，移民到了那里，就将其所携带的文化传播到哪里。右北平、辽西、辽东三郡之地所接纳的移民，他们不仅将中原地区先进的思想文化意识在这里传播开来，先进的农业、手工业等先进的生产技术亦在这里推广开来。根据考古发掘材料，至少自战国时期开始，在金属工具的使用上，与中原地区是同步而行的，所以自古迄今，学术界一直将辽西走廊、辽东地区与中原内地视为同一文化区。从辽西、辽东地区相继出土的铁制工具，如铁、各种刀具等来看，其代替铜质工具的时代，也恰好与燕之设郡的时代吻合（李治亭，2003：63）。说明设郡之后，这一地区逐渐从青铜时代向铁器时代转化，相应地，其社会制度亦从奴隶制或原始社会末期开始向封建制度变迁。所有这些，都与设郡置县有着直接的关系。

不仅如此，燕国在得到辽西、辽东领土后，将其郡县化，这就使燕国从原来仅拥有东北领土一隅的诸侯国一变而成为拥有大片东北领土的诸侯国。由“北迫蛮貊，南措齐、晋，崎岖强国之间”的弱诸侯国，一变而成强诸侯国。它的东北领土横跨今大凌河、辽河、浑河、鸭绿江及大宁江下游，雄立于东北西部，如《史记·货殖列传》所言：“夫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南通齐、赵，东北边胡。上谷至辽东地踔远，人民希，数被寇，大与赵、代俗相类，而民雕捍少虑，有鱼盐枣栗之饶。北邻乌桓、夫余、东绾秽、貉、朝鲜、真番之利。”以情理揆之，燕为当时汉文化的中心，虽然地广人稀，但却物产丰饶，文化先进，对周边各国族具有强大的内吸力和辐射力。其他不论，仅从与其接壤的秽貊族系中各个民族、如秽、貊、夫余等中古以前始终为东北强族，始终为当时东北地区文明程度最高民族，始终接纳汉文化等等，即可见中原文明对它们影响之深、之大了。对此，燕国做的贡献最大。它就是当时汉文化东传的根据地，同时也是中转站。

秦承燕制对辽西走廊和辽东地区管理的深化

因为进兵到辽东地区灭亡了燕国，所以秦朝在公元前221年建立后，完全继承了燕国在东北地区的领土。秦族及秦国崛起于中国西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面对如此广袤、此前并不熟悉的领土，秦朝主要采取了这样几种统治措施，即设郡置县，开辟交通、增修燕之北长城等。毫无疑问，这些措施的执行，即使中央王朝对辽西走廊和辽东地区的统治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又使该地域持续的注入了新的汉文化因子。

（一）设置郡县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置郡守、尉、监。”《正义》记载：“《风俗通义》云：……秦始皇初置三十六郡以监县也。”《集解》记载：“《汉书·百官表》曰：‘秦郡守掌治其郡，有丞；尉掌佐守典武职甲卒；监御史掌监郡。’”秦代的郡作为国家最高一级的行政组织，其行政、军事、司法诸系统的配置十分完备。根据《汉书·地理志》记载，以及前述的金毓黻先生在《东北通史》上编中的考证，知秦代在东北地区设置的郡县，一仍燕国之旧制，郡名没有变化，仍为右北平、辽西、辽东三郡，郡治及每郡下置县，也是如此。有学者根据《史记·周勃世家》的记载，认为秦时辽西、辽东两郡“属县共计二十九”（冯永谦，1985：251），此为误解之论。首先，《汉书·地理志》明确记载“秦置”辽西郡有县“十四”；辽东郡有县“十八”。两郡合计凡三十二县，显然与“二十九”之数不合；其次，《周勃世家》载：“燕王卢绾反，勃以相国代樊哙将……追至长城，定上谷十二县，右北平十六县，辽西、辽东二十九县，渔阳二十二县。”《资治通鉴·汉纪四·高帝十二年》谓此事：“而今绛侯勃代将，将兵定燕反县。”结合两书记载可知，汉高帝十二年（公元前195），燕王卢绾反叛，高祖刘邦命绛侯周勃代替樊哙率军平叛，追至燕北长城妫州段（今河北怀来县一带），夺回并安定了上谷郡十二县，右北平郡十六县，辽西、辽东郡二十九县，渔阳郡二十二县。因为上谷、右北平及渔阳三郡较近，故周勃将其属县几乎全部夺回；而辽西、辽东两郡较远，只夺回并安抚了二十九县，仍有七县未及夺回安定。如此而已。退一步说，即使辽西、辽东两郡共有二十九郡，亦当为汉置，而非秦设。实际上，一句“定燕反县”说得已经很清楚了，只不过一时没能全部“反县”而已。

秦朝制度，县之长官为令。县下设乡，乡有三老，类似乡长，掌管教化。乡下再设亭，亭设亭长，为秦朝最基层的地方官员。这样，自郡而县，自县而乡，自乡而亭，环环相扣，建立起了非常系统、严密的地方行政管理制度。东北地区的郡县虽然荒远，但制度与中原一致。

（二）开辟交通

秦朝以前，由中原通往东北的道路主要有两条：古北口（今北京市密云区古北口镇东南）——平刚（今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甸子镇黑城子古城）——柳城（今辽宁省朝阳市），被称为“古北口——平刚——柳城道”，春秋以前即已存在。卢龙（今河北省卢龙县）——平刚——柳城，被称为“卢龙——平刚——柳城道”，商周时即已开通（崔向东，2012）。根据崔向东先生考证，两道中，以卢龙——平刚——柳城道开辟最早，在辽西各廊道中为常行之路，燕将秦开袭破东胡等走的就是此路（崔向东，2012）。另外，箕子之朝鲜和齐桓公伐山戎、孤竹走的也应是此路。而燕王喜及太子丹来东北，及李信所率秦军进击东北，当以古北口——平刚——柳城道为途。东北地区古民族秦代以前与中原地区的联系，走的也是这两道。

这两条廊道，为先秦时期中原与东北进行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交流的重要陆上干线。但这两条廊道的局限在于：一是均要翻越今之燕山，对大宗物品的运输多有不便；二是穿行于燕山及辽西山地的山谷之间，逶迤而行，容易迷路而不知何往。“老马识途”的故事即可为证，《韩非子·说林上》谓：“管仲、隰朋从桓公伐孤竹，春往冬反，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马而随之，遂得道。行山中，无水。隰朋曰：‘蚁冬居山之阳，夏居山之阴，蚁壤寸而有水。’乃掘地，遂得水。”可见不仅容易“失道”，而且还有“无水”之虞。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立即下令废除战国以来各地的堡垒和关塞，以国都咸阳为中心，向全国各地修筑“驰道”和“直道”。《史记·秦始皇本纪》曰：“二十七年（公元前220）……是岁，赐爵一级。治驰道。”《集解》：“应劭曰：‘驰道，天子道也，道若今之中道然。’”《资治通鉴·秦记二·始皇帝二十七年》亦载：“治驰道于天下。”注：“孔颖达曰：驰道，如今御路也；是君驰走车马之处，故曰驰道。”据此则知，秦之“驰道”开修于嬴政称皇帝的第二年，即公元前220年。《汉书·贾山传》记载秦之驰道：“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锥，树以青松，为驰道之丽至于此。”据考，“这两条路是驰道的主要干线，一条是从咸阳出发，过函谷关，经今山东到达辽宁。另一条向南达今天的湖北、江苏和浙江境内”（赵云旗，2011：8）。

这条直达今天的辽宁的驰道，亦称“东方大道”。其在中原内地的所经，系从咸阳出函谷关（今河南省灵宝市北），沿黄河东行至今山东省淄博市附近，并在此分路，向东的一条直达今成山头（今山东省威海市荣成市成山镇）；向北的一条约在今山东省滨州市附近过黄河，直达今河北省沧州市，再延伸至蓟（今北京市密云区）。由蓟再往北，就进入到了东北地区。

自蓟而进入到东北地区的这条驰道，并没有与原有的两条廊道相通，或就其原路而扩充，而是傍海而新开辟出来，故称傍海道。据崔向东先生考证，“辽西傍海道分为二段，一段是由蓟出发，经由无终、令支和孤竹东行至临渝关，出临渝关沿渤海岸向东北行进，抵达碣石（今绥中）。秦统一六国后，修治驰道，从燕都到碣石有道路相通。另一段是从碣石东北行经兴城、锦州进入辽东”（崔向东，2012）。“临渝关”即山海关。此条傍海道与山东段相接，为“东方大道”的末端，也即古人“东穷燕齐”之所指。

这条驰道的开通，避免了前两条廊道翻山、迷路之苦，并使东北地区与中原地区的交通干线增加至三条，极大地促进了两地在各个层面的交流。秦始皇的五次东巡，走的都是这条驰道。三十二年（公元前215）的第四次东巡，经傍海道而“之碣石”，进入了辽西郡，到达了今辽宁省绥中一带的沿海地方。二世皇帝元年（公元前209），登基伊始的胡亥即欲巡行郡县，《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二世与赵高谋曰：‘朕年少，初即位，黔首未集附。先帝巡行郡县，以示强，威服海内。今晏然不巡行，即见弱，毋以臣畜天下。’春，二世东行郡县，李斯从。到碣石，并海……遂至辽东而还。”秦二世不仅沿傍海道到达了碣石，而且比其父走的更远，出锦州而进入到了辽东地区。秦朝在享国的15年间，秦始皇、秦二世父子两次沿傍海道而巡行辽西、辽东，充分表明秦王朝对东北疆域十分重视，同时也表明，秦朝皇帝对东北地区战略地位的高度关注。

驰道之外，秦朝还修建有“直道”。《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三十五年（公元前212），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可见直道的修筑比驰道晚。直道是比驰道低一级的陆路干线，据林剑鸣先生考证，秦朝只修筑了一条直道，系从咸阳出发，终达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全长1800公里（林剑鸣，1982：381）。秦直道的路基遗迹已发现，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原伊克昭盟，即今鄂尔多斯市东海湾子，发现了近百米的遗迹，路面宽达22米（史念海，1975）。据此可对比驰道之规模。文献中没有东北地区修筑直道或通直道的记载。

（三）增修燕之北长城

秦朝建立之后，对其威胁最大的是北方草原的众多游牧民族，他们被统称为“胡”。其中，尤以匈奴势力最大，社会发展程度亦高，对强大的秦帝国虎视眈眈，秦朝亦对其充满了戒心。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4），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巡北边，从上郡入。燕人卢生使入海还，以鬼神事，因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虽然“击胡”取得了胜利，但却不能让秦始皇放下心来。《史记·秦始皇本纪》便又载，秦始皇三十四年，开始“筑长城”。秦所筑长城的具体情况，《史记·蒙恬列传》云：“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秦之长城西起临洮（今甘肃省岷县），西北、北段长城，许多地方都沿用了各国长城之旧。东北地区的长城也是如此，以燕之北长城为基础加以修筑，仅在个别地方有所延伸。如围场县境内的秦长城，较之燕之北长城原址，向北扩展了近二十多公里。大体是从多伦县南进入围场县北部（郑绍宗，1981）。到达赤峰市后，又向北扩展了约五十公里。目前，东北地区西段的秦筑长城，自多伦至阜新段走向比较清楚，多有遗迹可寻（郑绍宗，1981）。自阜新以下，秦筑长城完全重合，只是略加修葺而已。

与燕之北长城一样，秦朝同样在长城沿线修筑有台、鄣、城等防御工事，供戍卒驻扎使用，其形制、规模亦大体与燕国相同。台址如围场县十五号村之烽火台，砌台为圆形，底部直径15米，上部直径2.5米。鄣址如赤峰市北五里岔村之遗址，长50米，宽40米。城址如围场县之岱伊古城，长、宽均为200米。

秦筑长城的功用，同战国时六国所筑长城的功用一致，就是“拒胡”，都用此墙将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分隔开来，以保证秦帝国直接统治区域内的安定局面。从客观上说，万里长城的修筑，有力地保障了帝国版图内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对秦朝先进文化、先进技术等向长城沿线地区的传播，以及汉族人口向北部、东北部地区的迁移，并加快与当地各民族的融合，推动广大北方及东北方社会的全面进步，都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同时，秦之长城与燕之北长城一样，人为地设置了一条妨碍中原与边地人民交流的巨大屏障，这对汉文化向长城以外的地区传播，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秦朝对东北辽西走廊和辽东地区采取的统治措施，从大处看，均有利于汉文化向东北地区的持续传播。事实也的确如此，虽然文献中对这一史实没有具体记载，但我们结合考古发掘材料，仍可做出一些总结。

其一，从考古发现的兵器上看。20世纪7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长城沿线或长城以南多次发现秦代或与秦有关的文物，如在辽宁省建昌县出土了三晋兵器“屯留戈”和“吂戈”（冯永谦，邓宝学，1983）；

新金县后元台村出土了魏国的“启封戈”“启封”二字为秦篆，应为秦灭魏后所加刻（黄盛璋，1981）。宽甸县太平哨发现了秦二世元年的“石邑戈”（许玉林，1983），庄河县出土了赵国的“春平侯剑”（旅顺博物馆，1973）；吉林省集安市阳岔乡发现了赵国的“阳安君”青铜短剑（张雪岩，1982），吉林省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发现“蔺相如铜戈”（丁贵民、韩彩霞，1998），朝鲜平安南道出土过秦戈等遗物（佟冬，1998：257），诸如此类，这些武器，或为秦军灭六国时所缴获，或为秦国所自造。秦军进入东北戍守屯驻，将其携来，后遗留于各地。

虽然《老子·三十一章》谓“夫兵者，不详之器”，但战争及武器却是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和载体，为文化传播三种方式之一的“扩散传播”的主要形式之一。大批秦兵的陆续到来，汉文化亦随之而入。他们星散于右北平、辽西、辽东诸郡及长城一线，汉文化同样落地生根，直接影响了这一地区的文化变迁和社会发展，特别是在风俗习惯、思想与价值方面，使其不断地向中原文化靠拢。

其二，从考古发现的货币看。秦统一全国后，亦制定了统一的币制：黄金为上币，以镒为单位；方孔圆钱为下币，以半两为单位，称“秦半两”。这一制度，推行于全国。东北地区多有秦半两钱的出土，如在辽宁省辽阳市，出土了秦半两钱和秦中平城戈（佟柱臣，1991：4）。1974年冬，今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老虎山遗址出土秦半两钱三枚；1975年秋同一地点出土秦半两钱二十余斤，2500余枚，原考古发掘报告认为：“这批半两钱的外边多为毛边，似刚铸出来未经使用（敖汉旗文化馆，1976）。

这些出土的秦半两钱说明，在短短的十九年间，东北地区不仅使用统一的中央货币，而且很有可能已被授权在当地铸造。东北的这一地区，在制度上与中原内地是同步发展的，“因此对东北各族的历史发展，也是个有力的促进”（佟柱臣，1991：4）。

其三，从考古发现的权衡器看。首先是权的出土，秦权在东北地区早已不是罕见文物，各地多有出土。1974年至1975年，敖汉旗老虎山遗址，除出土秦半两钱外，还出土秦权一件。权作圆梯状，底径25厘米，顶端台面直径17.5厘米，通高18.5厘米，权重30.75公斤。权身正面有一长方形凹槽，原为镶嵌铜诏版之处，诏版已脱离，故不见诏文（敖汉旗文化馆，1976）。

1976年至1977年冬，河北省围场县大兴永东台子和小锥山之秦长城遗址附近，先后发现秦代铁权三件。一件呈扁圆形，通高17厘米，权重28.15公斤。另二件各重32.65公斤和32.60公斤。三件铁权上均篆刻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所颁统一度量衡的诏书，其文为：“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位于长城以北的我省围场县发现秦代铁权和十多处古城遗址》，《河北日报》1976-12-24）。”

此诏书为《史记》《资治通鉴》诸文献所不载。1976年今内蒙古自治区三眼井出土秦权一件，底径23.8厘米，通高17.1厘米，重31.431公斤，权身满铸诏书铭文（《我省赤峰县发现秦代铁权》，《辽宁日报》1977-3-18）。其次是陶量的出土，东北地区出土的秦朝的陶量，数量仍多，如1963年，在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蜘蛛山遗址一次就发现陶量四件，均已残破（昭乌达盟文物工作站，1983）。已修复的一件，腹部刻有秦始皇二十六年所颁统一度量衡的诏书，仅存16字。经实测，其容积为31100毫升，容纳小米的重量为25.85公斤，约为秦斗的15斗5升半。四件陶量的形状、大小一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1979）。1975年，今内蒙古自治区奈曼旗沙巴营子一次出土了秦陶量五件，三件已修复，容积恰为秦商鞅方升的十倍，其中一件上篆刻“黍禾”两字，另两件戳印篆书“木”字。未能复原的两件，一件腹部仍刻有秦始皇二十六年所颁统一度量衡的诏书（纪松闻，1975）。

秦权、秦陶量在东北地区的大量出土，并且每件上几乎都刻有诏书铭文，直观地说明了当时秦朝的施政能力是异常强大的。东北地区虽然远在边塞，但因为有郡县制的存在，有以秦驰道为主的几条交通干线的勾联，使得右北平郡部分地区，辽西、辽东郡等地，中原化倾向已十分明显。而且，在一些地方，诸如辽西、辽南诸地，应已基本实现了中原化。文化方面，尤其应该如此了。

结语

辽西走廊是中国古代中原内地通往东北地区和东北亚地区陆上的咽喉要津；辽东地区则是中国古代中原内地和东北地区通往朝鲜半岛陆上的必经之地。夏商周三代及其以前，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的古民族与中原地区的交往，绝大多数都是途径这两地而完成的。由于两地战略地位的重要，所以自古以来，尤其是自商代以来，都对其给予了特殊的关注。作为三代时期的边疆地区，正式将其纳入内地化行政管理的，则开始于燕国。秦朝建立后，更以其强大的国家施政能力，愈加紧密地将两地纳入到了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整体之中。

燕国在战国后期的击败东胡、修筑北长城，以及设郡置县等，环环相扣。在不同地域之间文化交流过程中，始终有三大因素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它们也是三种传播和交流的方式，那就是：其一，文化使者的携文化以传播；其二，战争；其三，移民。显然，燕国对东北地区的举措，正是通过战争加移民等来完成的。所以，这一时期在燕国，特别是在燕昭王的导演下，战争与移民成为最主要的文化载体，使中华文化相携以东传，并深刻地促进了东传区域内社会的变迁。显然，它与商朝时辽西走廊之孤竹国对汉文化的东传，以及箕子东迁所导致的汉文化东传有显著的不同。这是先秦时期汉文化东传的另一种方法。

秦朝在完全继承了燕国在东北地区的领土之后，统治东北辽西走廊和辽东地区的措施是设置郡县、开辟交通等，这与其统治中原内地的措施并无不同，而且是同时进行的。增修燕之北长城，亦与修筑北方的长城没有区别。但所有这些措施的施行，使得汉文化整体性地推进到东北地区。其规模和气势，显然要大于和强于以前的任何一次东传。

【注】文章刊登于《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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