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时空】尹波涛 | 粟特康氏会稽郡望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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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尹波涛

陕西华阴人，1984年生。历史学博士，现任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目前主要从事中古北方民族史的学习和研究。

摘要：在传世文献和出土墓志中，都有康氏以会稽为郡望的记述。有学者认为，其中的会稽是指河西会稽郡。通过对传世文献和出土墓中相关记述的考证，本文认为，更可能的情况是，会稽应指秦汉至唐一直存在于江南的会稽郡。在此基础上，本文对粟特康氏会稽郡望的形成的事实基础进行了初步考察。

关键词：康氏 郡望 会稽

中古时期，特别是唐代，大量的粟特人进入中原地区。这些人及其后裔，基本上都没有返回其故乡，而是变成了后来具有族群意味的“汉人”的一部分。易言之，他们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建构了其本身的华夏认同，并获得了华夏社会的广泛认可。伊沛霞（Patricia Ebrey）先生曾指出，“汉人认同（Han Chinese identity）植根于按照父系亲属关系设想我群（we-group）的思维习惯，华、夏或汉被想象成为通过异姓通婚形成的巨大的世系群。某一具体姓氏往往被溯源至一个著名汉人祖先，同姓之间被认为存在着世系联系”。据此可知，采用华夏式姓氏、构建绵长的传承世系及制造郡望是内迁粟特人建构其华夏认同的过程中的重要步骤。

荣新江先生认为，“康姓是地道的粟特康国人入华后取的汉姓”。毛阳光先生亦指出，“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古时期的康姓本身是中亚康国人及其后裔”。据此可知，一般情况下，中古时期的传世文献和出土墓志中记述的康姓人物应均为中亚粟特人的后裔。

一般认为，唐代粟特康氏所称的会稽郡望是指瓜州地域内的会稽。然而，通过对相关史料的重新审读，笔者发现康姓人物自称会稽郡望的问题尚未至题无剩义之境，仍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及价值。鉴于此，笔者不揣谫陋，略陈管见，详述如次。

一、郡望与籍贯之关系

相比较而言，郡望比籍贯要复杂的多。一般来说，籍贯是指“某家族某家庭居住生活地，编户造籍登记处，属户籍制度系统”。而郡望是指士族家族始祖原籍之郡县。显然，郡望与籍贯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关于这种关系，岑仲勉先生曾指出：

自西汉废姓存氏，于是郡望代起，良以公孙之称，遍于列国，王子之后，分自殷周，称其本郡，所以明厥氏之所从出也。故就最初言之，郡望、籍贯，是一非二。历世稍远，支胤衍繁，土地之限制，饥馑之驱迫，疾疫之蔓延，乱离之迁徙，游宦之侨寄，基于种种情状，遂不能各随其便，散之四方，而望与贯渐分，然人仍多称其望者，亦以明厥氏所从出也。延及六朝，门户益重，山东四姓，彭城三里，簪缨绵缀，蔚为故家，此风逮唐，仍而未革，或久仕江南而望犹河北，或世居东鲁而人曰陇西，于后世极糅错之奇，在当时本通行之习。

在其中，岑先生从历史发展角度对于郡望与籍贯的关系进行了论述。简言之，他认为郡望是指某一家族原籍之郡县名，往往用来标明该家族的祖源地。后来，各房支由于种种原因从其原籍迁出，于是出现了郡望与籍贯不一致的现象。六朝隋唐时期，政府和社会均重视门第，士族亦强调其郡望，以与其他家族相区别。总而言之，郡望是某一士族家族始祖原籍之郡县。此外，为了显示其家族渊源有自，郡望中的郡县名往往为汉魏旧名。

当然，这只是将伪冒郡望的现象排除之后的理想状态。事实上，伪冒郡望的现象在初唐之后即已十分普遍。大致生活在高宗至玄宗时期的刘知几曾言及唐人伪托郡望的风尚：“自世重高门，人轻寒族，竞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爰及近古，其言多伪。至于碑颂所勒，茅土定名，虚引他邦，冒为己邑。若乃称袁则饰之陈郡，言杜则系之京邑，姓卯金者咸曰彭城，氏禾女者皆云钜鹿”；在自注中，他更指出，“今西域胡人，多有姓明及卑者，如加五等爵，或称平原公，或号东平子，为明氏出于平原，卑氏出于东平故也”。可能是注意到了伪冒郡望在唐代的普遍流行，唐长孺先生即明确指出，“唐人称某郡某人也，往往和本人及祖先实际上并无关系，只是标识门阀而已”。

综上所述，在理论上，郡望是某一家族始祖原籍之郡县，且往往以汉魏旧名称之。在实际上，由于北朝隋唐伪冒郡望的现象日益普遍，郡望与某一家族及其祖先的籍贯可能毫无关联。因此《大唐博陵郡北岳恒山封安天王之铭》中“常乐安公曰禄山”的记述只表示以常乐郡标识安禄山的郡望，并不能说明安禄山或其祖先曾经入籍常乐郡。进而言之，更不能据此判定有康氏家族（或个人）曾经定居入籍常乐郡。

二、河西会稽与常乐之关系

然而，即便现有材料不能肯定有康氏家族（或个人）曾经定居入籍常乐郡，但是本姓康氏的安禄山曾经以常乐为其郡望，如果常乐郡与河西会稽郡所指为同一地，只是因为政区区划变化出现的不同名称的话，常乐康氏将其郡望改为会稽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可能性和可操作性。基于此，有必要对河西会稽郡和常乐郡之间的关系进行梳理。

《晋书·地理志》中记载：“元康五年（295），惠帝分敦煌郡之宜禾、伊吾、冥安、深泉、广至等五县，分酒泉之沙头县，又别立会稽、新乡，凡八县为晋昌郡”。属凉州。前凉以“敦煌、晋昌、高昌、西域都护、戊己校尉、玉门大护军三郡三营为沙州”，治敦煌。后来，在李玄盛初起之时，北凉段业“分敦煌之凉兴、乌泽，晋昌之宜禾三县为凉兴郡，进玄盛持节、都督凉兴以西诸军事、镇西将军，领护西夷校尉”。凉兴郡当亦属沙州。后来，李玄盛在东迁酒泉后，侨置了一些郡：

初，苻坚建元之末，徙江汉之人万余户于敦煌，中州之人有田畴不辟者，亦徙七千余户。郭黁之寇武威，武威、张掖已东人西奔敦煌、晋昌者数千户。及玄盛东迁，皆徙之于酒泉，分南人五千户置会稽郡，中州人五千户置广夏郡，余万三千户分置武威、武兴、张掖三郡。

据此，冯培红先生指认为，“西凉新设的会稽郡为侨郡，位于原酒泉郡的地盘上，而西晋以来的会稽县则隶属于晋昌郡，因此两者当非从属关系”。其实，上述的会稽、广夏、武威、武兴、张掖诸郡当均为设置于酒泉郡境内的侨郡。

北魏时，太武帝废沙州为敦煌镇，其属郡亦被废。明元帝改敦煌镇为瓜州。《太平寰宇记·瓜州·晋昌县》中记载：“宜禾故城，汉宜禾都尉所居，城在县西北界。乃后魏明帝正光元年侨立会稽郡于此”。冯培红先生认为，“在唐代，晋昌县是瓜州的附郭县，故知宜禾故城位于唐瓜州城的西南，自然不是原酒泉郡范围内的西凉会稽郡，而与西晋会稽县同处一地”。易言之，北魏会稽郡是从原晋昌郡会稽县的基础上升格而来，并非继承西凉的会稽郡。

此外，《隋书·地理志上》“敦煌郡”条玉门县下注云：“后魏置会稽郡，后周废郡，并会稽、新乡、延兴为会稽县。开皇中改为玉门，并得后魏玉门郡地”；常乐县下注云：“后魏置常乐郡。后周并凉兴、大至、冥安、闰泉，合为凉兴县。开皇初郡废，改县为常乐”。会稽、新乡为西晋设立的晋昌郡属县。凉兴县属西凉设立的凉兴郡，大至（即广至）、冥安、闰泉（即源泉）属西晋设立的晋昌郡。 据此，笔者推测，首先，正光元年（520），明元帝改敦煌镇为瓜州时，应当在瓜州境内重新设置了郡。会稽、常乐即是这些新设置的郡。其次，后周废会稽、常乐二郡，极有可能是同时将其下辖的县并为一县。即会稽郡下辖会稽、新乡、延兴三县，在废会稽郡时，将这三县并为会稽县；常乐郡下辖凉兴、大至、冥安、闰泉四县，在废常乐郡时，将这四县并为常乐县。

综上所述，西晋惠帝元康五年，置晋昌郡。前凉时，以敦煌、晋昌、高昌、西域都护、戊己校尉、玉门大护军三郡三营为沙州。西凉武昭王初起时，以敦煌之凉兴、乌泽，晋昌之宜禾三县为凉兴郡，属沙州。凉武昭王东迁酒泉时，在酒泉郡境内设置了会稽等侨郡。北魏时，太武帝废沙州为敦煌镇，其属郡亦被废。正光元年（520），明元帝改敦煌镇为瓜州，并在瓜州境内重新设置了会稽、常乐等郡。新设立的会稽郡与西凉侨置于酒泉境内的会稽郡完全不同。新设立的会稽郡下辖会稽、新乡、延兴三县；常乐郡下辖凉兴、大至、冥安、闰泉四县。由此可知，会稽郡及常乐郡之间关系虽然密切，但其所指显然并非一地。那么，常乐康氏将其郡望改为会稽存在较大的难度。

三、康氏会稽郡望的地理位置

在传世文献中，关于康氏的会稽郡望，最早见于颜真卿大历十一年（776）撰写的《银青光禄大夫海濮饶房睦六州刺史上柱国汲郡开国公康使君（希铣）神道碑铭》，其文曰：

君讳希铣，字南金。其先出于周，武王同母少弟卫康叔封之后也。《史记》云：成王长用事，举康叔为周司寇，赐卫宝祭器，以彰有德。封子康伯，支庶有食邑于康者，遂以为氏焉。代为卫大夫。至汉有东郡太守超，始居汲郡。超之裔孙魏强弩将军权，权生晋虎贲中郎将泰，泰生囗（阙）太守威，威生兰陵令、奋节将军翼，随晋元帝过江，为吴兴郡丞，因居乌程。事见山谦之《吴兴记》。翼生豫章太守镇，镇生征虏司马、建武将军钦信，钦信生宋晋熙王兵曹参军黯，黯生南台郎高。高生齐骠骑大将军孟真，孟真生梁散骑侍郎僧郎，僧郎生陈给事中、五兵尚书宗谔，为山阴令，子孙始居会稽，遂为郡人焉。

其中，详细记述了康希铣建构的康姓世系及迁徙历史。如所周知，宪宗朝编修《元和姓纂》的直接原因，是元和七年（812）朝廷加封边将爵位，有司将郡望为天水的朔方帅阎某“建苴茅之邑于太原列郡”，阎氏认为“封非本郡，恐非旧典”，大为不满，于是上书陈述原委。宪宗认为“有司之误不可再也”，遂诏“通儒硕士辨卿大夫之族姓者，综修《姓纂》”，使“条其原系，考其郡望”。由此可见，唐代封爵一般以郡望为封，康希铣封汲郡开国公，当是以汲郡为其郡望，汉东郡太守超为其始祖，会稽为其籍贯。然而，其后文又曰：

嗣子朝散大夫婺州司马袭汲郡公元瑛、会稽县男元瑾、宣州司士京兆府奉先尉会稽县男元瑒、朝议郎前获嘉丞元怀等䖍以天宝四载（745）七月四日窆于山阴县籬渚村之先茔。

除了嗣子元瑛袭汲郡公的爵位外，元瑾、元瑒均以会稽为封，这似乎暗示康希铣的子嗣们将其郡望由汲郡改为会稽。

《新唐书》中记：“康日知，灵州人。祖植，当开元时，缚康待宾，平六胡州，玄宗召见，擢左武卫大将军，封天山县男”，兴元元年（784）封会稽郡王。其子志睦、孙承训分别封会稽郡公和会稽县男。如前所述，唐代封爵一般以郡望为封，康日知所封之会稽郡王，其子志睦、孙承训所封之会稽郡公和会稽县男，均表明其以会稽为郡望。

敦煌文献S.2052《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一卷并序》中记述：

越州会稽郡，出十四姓：夏、谁（谢）、贺、康、孔、虞、盛、资、钟离、骆、兹、俞、荣、氾。

王仲荦先生推断此件是大历十四年（779）以后，元和元年（806）以前的产物。显然，这里的会稽郡在江南而非河西。

同时，金石文献中著录和新出土墓志中述及的以会稽为郡望的康姓人物共有6例，包括：

其一，《宝刻丛编·两浙东路·越州》著录《周密州司马康遂诚墓志》，其中记述：“君讳遂诚，字筠，会稽山阴人。仕至密州司马，长寿二年（693）四月二十日卒，以三年正月二十四日与夫人柳氏同归窆于籬渚山之旧茔”。按照《宝刻丛编》的撰述体例，这方墓志当存于越州。显然，“会稽山阴”是康遂诚的郡望，且在越州依然有其家族之旧茔，其籍贯极有可能亦在越州。康遂诚与康希铣家族的先茔地名均为籬渚，只不过一为村，一为山，极有可能指同一地点。那么，康遂诚与康希铣或为同族，籬渚为其宗族的祖坟所在地。据此大致可以推测，会稽山阴县在唐朝之前即有康氏聚族而居。

其二，《大唐康夫人墓志铭并序》，其中有云：“游击将军上柱国赏绯鱼袋康府君夫人康氏，会稽人也。去乾元元年（760）二月廿五日，终于醴泉坊里之私第……以乾元三年二月廿二日葬于长安县城西龙首原”。据此，志主居住并葬于长安。那么，会稽显然是其郡望。

其三，《唐故中散大夫河州别驾安公（文光）夫人康氏墓志铭并序》，其中记曰：“夫人姓康氏，其先会稽人也……御史大夫、深赵等州团练观察处置使、榆林郡王，则夫人之令侄也……以建中三年（782）二月廿二日殁于观察之别第”，“以终之明月八日发全赵，取四月廿日于长安县西北十二里平原”。显然，志主居住并葬于长安，会稽是康氏的郡望。此外，据学者考证，志主康氏之侄即建中三年任深赵等州团练观察使的康日知。

其四，《大唐故康府君墓志铭》，其中曰：“康公以长庆元年（821）五月十日终于长安永乐里官舍，其年其月廿五日葬于长安县龙首乡兴台里先代茔之东北……公讳志达，字志达，本会稽人也。自曾祖曰延庆，皇朝左威卫大将军，徙居为京兆长安人也。祖曰孝义，皇朝万安府折冲，累赠户部尚书。考曰日知，皇朝兵部尚书、左威卫上将军，赠尚书左仆射……公即仆射第四子也”。据此，康志达亦为康日知第四子，但不见于《新唐书》。他生活并葬于长安，以会稽为其郡望。

其五，《唐故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守右领军卫上将军兼御史大夫上柱国庐江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赠太子少保何公（文哲）墓志铭并序》中记述：“夫人康氏……以贞元十三年（797）六月十九日，终于延寿里之私第。公追惟前好，犹乞嘉姻。爰以其年，复就亲迎，即前夫人之第三妹也。……夫人从公之爵，封于会稽郡，为郡夫人焉。长庆四年十二月，享年卌六，疾恙不世，终于左神策之公馆”。与康日知家族相类似，何文哲夫人康氏封会稽郡夫人，这表明康夫人家族是以会稽为其郡望。

其六，《唐内庄宅使都勾官清河张府君（汶）墓志》中有云：“府君娶会稽郡康氏……（府君）以大中四年正月廿一日告谢于东都乐城里之私第……以其年十月五日葬于洛阳县平阴乡成村”。唐长孺先生曾指出，“南北朝隋唐称某郡某人往往指这一姓族的郡望而非本贯”。那么，会稽显然是康氏的郡望。

综上所述，在现存传世文献和石刻史料中，康希铣家族及康遂诚的籍贯与郡望一致，均为会稽山阴。康日知家族为六胡州粟特人后裔，会稽是其伪冒的郡望。由于史料有阙，其他人的信息掌握的并不是很充分。但其中未透露丝毫让我们能够将其与河西会稽相联系的信息。这与建康史氏的情况完全不同，《元和姓纂》中明确记述史氏建康郡望的地理位置是河西建康而非江南建康。

四、康氏会稽郡望形成的事实基础

三国时期，即有粟特康氏在江南地区活动，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康僧会。《高僧传》中记载：“康僧会，其先康居人，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贾移居交趾。会年十余岁，二亲并终，至孝服毕出家。”显然，康僧会之祖上先是从康居前往天竺，在那里居住过几代后，又移居交趾，然后才辗转进入中国内地。康僧会最后来到了吴国的首都建业。据此，荣新江先生总结道：“从康僧会一家的行迹可以看出，早在公元3世纪，就有粟特人经过印度、东南亚来到南中国沿海地区，他们采用的路线是海陆并进”。

同时，尚有被孙权派遣出使南海诸国的康泰。《梁书·海南诸国传总序》中记述：“吴孙权时，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通（海南诸国）焉。其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其中“中郎”当为中郎将之省称。康泰回国后尚撰有记述此次出使经历及见闻之《外国传》一书，后人又称《吴时外国传》，其大概在公元10世纪末失传。而康泰之所以被派遣出使南海诸国，极有可能是因为其本身是粟特人，熟悉海路。

值得注意的是，前述《银青光禄大夫海濮饶房睦六州刺史上柱国汲郡开国公康使君（希铣）神道碑铭》中所记述康氏的祖先谱系，其中就有晋虎贲中郎将康泰。这两个康泰极有可能是同一人。虽然关于二者的记述存在一些差异，如前者生活于三国时期的吴国，后者生活于西晋时期的北方。但这可以看做康希铣家族在建构祖先世系时有意或无意地对于一些人物的生平进行了改造。

此外，尚有经陆路到达江南地区的粟特人。唐长孺先生指出，“根据史籍记载，我们可以看到从益州到西域有一条几乎与河西走廊并行的道路。这条道路的通行历史悠久”，“南北朝时对于南朝来说却是通向西域的主要道路”。《续高僧传》中记述：

释道仙，一名僧仙，本康居国人。以游贾为业，梁、周之际，往来吴、蜀，江、海上下，集积珠宝，故其所获赀货乃满两舩，时或计者，云直钱数十万贯。既瓌宝填委，贪附弥深，唯恨不多，取验吞海。

荣新江先生指出，“道仙在皈依佛门之前，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粟特商人，他出自康国，在萧梁时期，沿长江流域经商贩易，往来于上游益州和下游吴地之间，获取大量珍宝，积聚许多资财。《道仙传》中没有提示他是从什么地方来到南方的，但顺理成章的路线应当是从西域进入巴蜀，再沿长江南下”。这也提示我们，应当有不少的粟特人由西域经过青海进入益州，然后再沿长江南下进入江南地区。

总而言之，魏晋南北朝时期，当有相当数量的粟特人通过海路或陆路进入江南地区。这为唐代粟特康氏建构会稽郡望提供了事实基础。

综上所述，魏晋南北朝时期，有数量可观的粟特人经过海路或陆路进入江南地区，会稽郡（包括后来的越州）作为江南地区的名郡，且紧邻杭州湾，自然对于粟特人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而数量可观的粟特人定居会稽郡，为康氏建构会稽郡望提供了事实基础和可能性。

同时，由于北朝隋唐伪冒郡望的现象日益普遍，初唐以后，在很大程度上，郡望失去了甄别士庶的意义，变成人人皆可自称的虚号。唐长孺先生亦指出：“民间不需明辨谱系，更不需区分等第，他们需要的只是在习惯上、礼仪上为某一姓安上一个适当的郡望。”这导致很多康氏家族不再重视其本身真实的过去，而是通过伪冒来制造郡望，如前文述及的六胡州粟特人康日知家族，他们通过朝廷的封爵来落实其制造的会稽郡望。

此外，需要强调的是，在现存关于会稽康氏的传世文献和石刻史料中，未见到任何让我们能够将其与河西会稽相联系的信息，相反，康遂诚和康希铣家族明确言及其郡望为会稽郡山阴县。同时，会稽郡及常乐郡虽然均主要由西晋设立的晋昌郡辖县构成，但是二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不易相互混淆。

【注】文章原载于《敦煌学辑刊》2017年第1期

责编：李毅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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