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时空】侯铁建 | 俄罗斯发展战略演变的理论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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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侯铁建

江苏师范大学中俄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经济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世界经济、国际贸易和转轨国家经济政治问题的研究工作。出版专著一部，发表论文20余篇，主持多项社科项目。

摘 要：俄罗斯社会经济发展战略演变包括两个内容：调整的历史和内在的逻辑。俄罗斯经济结构的继承性是分析问题的历史起点，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是经济发展战略调整要遵循的理论逻辑。作为经济现代化的基础性制度保障，相对于技术工艺层面的创新，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更加重要，这不仅带来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同时提出了保障市场经济体制有效运行的市场强化型政府的要求，由此更推动了国家的全面现代化。

关键词：创新型发展  现代化  民主化

俄罗斯独立以来，对国家发展道路的探索一直没有停止，从不缺少战略高度和视野的俄罗斯精英阶层，更是从现代化的视角对俄罗斯发展历史进行回顾，对现实问题进行解读，对未来道路进行设计。尽管观点各异，方案有别，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对历史的反思和对强国地位的追求。在这个过程中，体现为国家意志的提法包括后工业社会目标、创新型发展战略和经济现代化战略。不同的提法反映了俄罗斯对于自身的认识，对于未来发展趋势的判断，也反映了俄罗斯对于世界经济政治格局演变规律的自身理解，从当前的现实判断，俄罗斯战略家对自身的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对未来的发展战略也有着务实的规划。基于俄罗斯国家地位和独特历史，其社会经济发展战略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在现有的经验性归纳和对策性工作基础上，有必要对俄罗斯战略演变问题进行历史的分析和理论的开掘。

本文结构如下：首先，对研究现状进行简要综述，提出研究的意义所在；其次，在对独立后的俄罗斯发展战略调整过程进行简要回顾的基础上，结合不同时期战略的不同侧重点，探究俄罗斯社会经济发展战略演变所遵循的理论逻辑；第三，基于俄罗斯和其他先发国家的经验，从整体的现代化内涵入手，关注战略制定和实施的政治约束问题；最后，得出若干结论。

文献综述

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针对工业化国家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提出了后工业社会概念，前苏联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进行了批驳。但独立后的俄罗斯已经接受了这个理念，1993年，俄罗斯科学院的学者提出了后工业化的发展目标，在《哲学问题》编辑部的组织下，俄罗斯学者就对俄罗斯的现代化历程、经验、教训和前景进行了研讨。其中，俄罗斯科学院世经所历史学博士В·Г·霍罗斯指出，“有人把它分成早期工业化阶段，晚期工业化阶段和后工业化阶段。后工业化阶段实际上已经超出了现代化的范围，因为在后工业化社会里，正开始形成崭新的特征，如信息革命，个人消费，精神刺激高于物质刺激，创造性在劳动中的作用提高。今天的发达国家正处在这个阶段的初期。”“在全世界的现代化过程这一背景下，今天俄国面临的任务有哪些，这一点是基本清楚的：完成工业化阶段(即向大众消费的市场社会过渡)，利用已有的高工艺产品，向后工业化结构发展”。

普京执政前后的俄罗斯，Л·阿巴尔金（Л. И. Аборзин）、В·伊纳泽姆采夫（В. Л. Иноземцев）、В·马乌（В. А. Мау）和Е·盖达尔（Е. Т. Гайдар）等都对俄罗斯的后工业化发展（постиндустриальное развитие）和追赶型发展（догоняющее развитие）问题进行了各自的思考。俄罗斯学者在研究中表现出了国际视野和历史维度，其中，伊纳泽姆采夫的研究最具理论价值，是俄罗斯发展问题研究中必读的文献。

2000年之后，中国学者对俄罗斯发展战略的跟踪一直没有间断，国内对俄罗斯学者的工作进行了译介的同时，也从旁观者的角度对俄罗斯发展问题进行了自己的思考，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许新、许志新和董晓阳，其中许新教授对俄罗斯经济发展问题的全面分析尤其深刻，许志新和董晓阳在关注经济问题的基础上，同时关注了政治和外交对俄罗斯长期发展的影响。而程伟教授“普京‘经济翻番’评析”，对普京的强国战略进行了富有前瞻性的分析，所给出的相对乐观的预测最终得到证实。值得一提的成果还有姜睿、苏舟的“现代化与俄罗斯转型”，在现代化视野下对俄罗斯的社会经济发展道路进行梳理，对于继续研究具有基础性的意义。

梅普组合确立之后，2008年，俄罗斯《经济问题》杂志（Вопросыэкономики）第一期到第四期以“Коалиции для Будущего и Стратегии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и”（俄罗斯发展战略与前景：结盟合作的意义）为主题，连续四期展开密集的讨论，涉及俄罗斯长期发展战略中的生产潜力的利用、新型要素的培育和保障制度的构建，以及政府在其中的作用，俄罗斯诸多知名学者都有参与，该刊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延续至今。国内学者林治华教授进行了及时的跟踪。其中，В · 巴尔杰洛维奇（В.М.Полтерович）在“Стратегии модернизации , институты и коалиции”（现代化战略、制度和结盟)一文中关注了长期发展战略中不同利益集团的损益关系，即制度的共识性或如何形成长期发展的合力。经济危机的爆发和深入恰恰验证了长期以来俄罗斯学者对创新和现代化问题关注的必要性和前瞻性。

在国内，戚文海、郭晓琼和赵传君关注了俄罗斯创新型发展问题，其中戚文海研究员做了非常全面的经验性总结，并将研究对象扩展到其他的转型经济体。在对俄罗斯现代化的研究成果中，不同的学者侧重点不同。庞大鹏关注俄罗斯政治现代化问题，认为俄罗斯不打破现有的政治垄断，难以实现国家的长期稳定发展；关雪凌和李中海关注经济现代化问题，对俄罗斯经济现代化的约束条件和发展前景分别进行了分析，所持有的观点都很谨慎。吴大辉、李靖宇和王海运关注俄罗斯经济现代化与对外政策的关系，其中，吴大辉和李靖宇关注现代化战略的实施对中俄关系的影响，而王海运关注的是对俄美关系的影响。

综上所述，与俄罗斯学者相比，对策研究和中国视角是国内学者对俄罗斯问题研究的共同点，实质是以邻为鉴，服务中国，这和两国学者的立场和出发点不同有关。如果能够深入到问题的内在理论逻辑中，则可以在中国视角和俄罗斯视角之间确定通约之处，更有利于厘清某些见仁见智的问题，使我们能够更接近问题的实质。

俄罗斯现代化目标的提出和发展战略的演变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在经济转轨的背景下，基于大国地位的诉求和计划经济实践的历史路径依赖，俄罗斯政府继续出台短、中和长期的经济发展纲要，其中蕴含的发展理念也在变化。从1999年普京发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便提出了富民强国的理念，对俄罗斯国家发展道路进行了总结反思，承认自己是一个实现了工业化的大国，具有与东亚国家的追赶型发展不同的特点，确定了后工业社会的发展目标，俄罗斯所面临的后工业化的追赶任务是俄罗斯社会长期发展的关键性问题，也是团结全社会精英和各个利益集团的中心思想。经过8年的发展，得益于稳定的国内政治局势和外部良好的经济环境，俄罗斯的经济实力得到了一定的恢复。

2008年2月6日，即将卸任总统的普京发表了《俄罗斯2020年国家发展战略》的演说，随后俄罗斯政府根据其内容制定了具体的实施纲要。归纳起来，这个战略的核心是创新型发展，实质是后工业发展目标的实现手段的改进。尽管不期而至的金融危机对俄罗斯的经济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但这也说明俄罗斯的创新型发展战略的制定，是对危机的一种未雨绸缪，恰恰证明了创新型发展战略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反映了俄对自身问题的清醒认识。

面对危机，俄罗斯出台了有针对性的反危机政策，2009年8月成立了由梅德维杰夫领导的国家现代化委员会；9月梅德维杰夫发表《俄罗斯，前进！》的讲话，对发展思路做了相应的调整，明确提出了经济现代化的目标，2009年11月12日发表国情咨文，梅德维杰夫对俄罗斯未来的发展方向、目标以及实现途径进行了系统表述。梅普组合的特殊政治安排，保证了战略和政策的连续性，也遵守了既有的宪政秩序安排，同时，也为俄罗斯国家治理带来新的气息。尤其是危机当前，梅德韦杰夫提出了经济现代化的目标，更是面对新形势对原有道路的微调和俄罗斯发展条件的再认识。

不同的提法背后，实际是对俄罗斯发展现状的认识的不断深入和务实理解。后工业化社会的目标更乐观更长远，创新型发展认识到了后工业社会的技术基础并不扎实，经济现代化则是从经济领域的差距入手，试图从更广泛的领域推进国家的发展。后工业社会目标始终如一，创新发展和经济现代化不是目标的倒退，而是实现目标的阶段性的手段变化而已。

尽管后工业社会的概念并不能够涵盖未来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全景，也没有提及现代化问题，但是和后工业化密不可分的工业化却是经典现代化理论中主要内容，并且，从前工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发展过程，本身就是现代化的经济过程。从这个角度看，俄罗斯提出的后工业化发展目标依旧是一个实现国家现代化的目标。尽管现代化是一个社会学的概念，但从经济领域的现代化入手，劳动生产率的高低是现代化水平的直接体现，由此我们确定了分析的经济学视角，以厘清发展战略调整所遵循的理论逻辑。

俄罗斯发展战略调整的理论逻辑

经济理论必须面对现实，经济政策也必须以理论逻辑为依归。从《千年之交的俄罗斯》到2008年2月8日的《2020年前俄罗斯发展纲要》，以及梅德维杰夫所表述的治国理念，俄经济发展的目标一直确定为从工业化向后工业化社会的转型，即以后工业社会为目标的工业化经济结构调整过程。

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丹尼尔•贝尔指出，后工业社会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可以用五个方面的特征来加以说明：1.从产品生产经济转变为服务性经济；2.专业与技术人员阶级处于主导地位；3.理论知识处于中心地位，它是社会革新与制定政策的源泉；4.控制技术发展，对技术进行鉴定；5.创造新的“智能技术”。

俄罗斯学界对此理解为：首先，后工业社会大部分成员的物质需求在今天已经只靠一部分时间就能够得到充分的满足。其次，科学知识成为了直接的生产力，其拥有者是一个民族实力的象征，而同教育和智力活动相互联系的价值是新一代人生活中的主要目标。第三，消费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于这一变化，创造和创造力成了生产获得成功的最重要的条件。只有在具备这样一些物质和智力的前提条件下，创造力才能成为社会进步的主要因素之一。

而普京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中对后工业社会特征归纳如下：“物质生产比重逐渐下降，而再生产和第三产业的比重不断增长。先进技术的不断更新和迅速推广，知识密集型产品生产的增加；信息和电视事业的蓬勃发展。首先注重的是管理，注重完善社会生活各部门的组织和管理体制。此外，人处在领先地位。正是人，人的高度教育水平、职业素养、业务和社会积极性在成为社会发展和前进的主要动力”。

综上所述，对后工业社会的认识存在着一些差异，但也有共识。这就是后工业化社会的产业结构完全不同于工业社会，但也有工业社会的内容。从丹尼尔·贝尔的定义到俄罗斯学者和政治家的理解，后工业社会的经济内涵有两个共识：服务型社会和知识经济。实际是“配第—克拉克定理”所表述的含义：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第一产业国民收入和劳动力的相对比重逐渐下降；第二产业国民收入和劳动力的相对比重上升，经济进一步发展，第三产业国民收入和劳动力的相对比重也开始上升。这个规律不以意识形态和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为转移，无论是市场经济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下，这种态势都已经出现了，这是社会劳动分工深化的必然结果。

这里有一点需要指出，现代社会被称作“服务型社会”并不是强调物质生产比重明显下降这个特征。当谈到物质因素的作用和意义在降低时，我们指的是占越来越大比重的社会财富，其本身所体现的不是生产的物质条件和劳动，而是成为任何一种形式的现代生产的主要资源的知识和信息。而知识产品和信息产品的重要性也在提升。丹尼尔·贝尔指出：

“如果资本与劳动是工业社会的主要结构特征，那么信息和知识则是后工业社会的主要结构特征，因此，后工业部门的社会组织和工业部门的社会组织是有很大不同的，我们可以从对比两者的经济特征中看到这一点。工业商品是由分开的、可辨认的单位来生产、交换、销售、消费和耗尽的……信息和知识并不能消费或‘耗尽’。知识是一种社会产品，它的成本、价格或价值的问题大大不同于工业产品的有关问题”。

这段话可以理解为：工业社会的要素和产品都具有私人产品的属性，而后工业社会的要素和产品具有准公共产品属性，信息和知识产品的生产和经营需要一种不同以往的创新模式。

后工业社会的目标要求后工业的生产结构，这种结构的主要投入要素是知识资产，由此可见，超越工业社会的生产结构的要素投入是前提，工业社会生产结构是标准化产品和规模化生产，基于自然禀赋优势的生产要素。后工业的生产结构是差异化和小规模定制生产，基于后天禀赋优势的生产要素，这就是知识资源。从动态比较优势理论看，创新国家的比较优势就是知识和技术投入方面的比较优势。从经验归纳来看，这些创新国家往往是典型的后工业生产结构。可见，创新是实现后工业社会目标或现代化的重要手段。

俄罗斯自由派学者叶夫根尼•亚辛（ЕГ.Ясин）认为，创新往往意味着已有市场的失去，不需要企业的关闭，过时职业的消失，资金的转向。这实质是熊彼特（J.A.Schumpeter）“创造性毁灭”的提法。俄罗斯总统办公厅第一副主任，现代化委员会副主席弗拉季斯拉夫•苏尔科夫（В.Ю.Сурков）认为，“创新不是复制已有的样本，而是创造独一无二的新技术。他们或是实质性改善某种有益事物，或是改变基础领域，创造新的市场，新的生产文化，新的生活方式，新的商品和服务类型”。“这是一种事实上的新的文明的趋势”。这个工作非常复杂，“因为我们的社会暂时还不是创新的客户……国内实业界还不能够理解，主要竞争优势是独一无二的知识和技术”。

作为最有价值的竞争手段，创新包括“新商品、新技术、新供应来源、新组织形式（如巨大规模的控制机构）的竞争，也就是占有成本上或质量上决定性优势的竞争，这种竞争打击的不是现有企业的利润边际和产量，而是它们的基础和它们的生命”。这不仅仅是生产技术创新，也是制度创新。

熊彼特做了很形象的表述：“创新就是生产函数的变动，而这种函数是不能分解为无限小的步骤的。你可以把许许多多的邮车加起来，加到你想要加到的地步；但这样做，你仍将永远得不到一条铁路”。即技术变化不涉及要素投入变化的因素。

马克思说过：“假如必须等待积累去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由此，我们看到了在熊彼特身后所矗立的马克思的高大身影。

考察俄罗斯的现代化进程，创新的作用一直得到重视，并起着不可替的作用。前苏联和当代俄罗斯的科技水平是有目共睹的，但经济发展绩效方面并没有一个合意的表现，俄罗斯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成绩已经说明了这一点。问题在哪里呢？

在熊彼特看来，技术的因素相对于经济活动是独立的，他专门区分了“技术生产”和“经济生产”，即需要区分工程意义的发明和经济意义的创新，工程意义的发明“只是为所需要的货物去发展生产的方法”，追求的是“使生产工具臻于完善所带来的半艺术性的快乐”。而后者在于满足市场需求和成本最小收益最大的经济恰当性。作为一种最有价值的竞争手段，这种创新“不但在它存在时起作用，而且在它还仅仅是一种永远存在的威胁时也起作用……在许多情况下（虽不是全部），从长期看来这种情形会迫使企业的为变得十分类似完全竞争的模式”。由此，我们归纳出创新的条件，姑且称之为“熊彼特条件”：要素供给、有效需求和充分竞争。这三个条件的制度基础是市场经济体制，前苏联的创新活动不是建立在一个市场机制基础之上，于是，前苏联的创新更多体现在工程意义层面，而不是充分满足经济恰当性，并且缺乏一个市场竞争的动力。

从历史逻辑来看，各个国家的现代化和工业化的进程都是并行不悖的，这是一个公理性的事实。从现代化的内涵来看，工业化是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但工业化基础的构建需要相应的资源配置机制——市场、计划或者混合体制——作为保证。早期的原发现代化的产业基础是轻工业，进入壁垒相对不高，作为资源配置手段，市场发挥了基础性的作用。后发国家追赶型现代化的产业基础是重化工业，具有要素集中和规模经济显著的特点，在快速动员资源的能力方面，政府计划手段的优势更为明显，但市场机制也同时发挥作用。通过政府计划对市场的完全替代，前苏联的工业化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但在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非市场体制下的社会经济结构转型困难重重，这从另一方面证实了市场机制的不可或缺性、有效性和内在的体制弹性。基于此，成功的经济现代化应该包括两个内容：工业化的物质基础和市场化的制度保证。

回顾历史，俄罗斯并不缺少工业化的物质技术基础，问题在于现代化的体制基础——市场化——相对不够。竞争性的市场机制是创新的基础，市场的内在逻辑必然要求分工交换突破民族国家的空间限制，经济全球化扩大了民族国家资源配置范围，提升市场竞争水平，推动企业进行持续的创新活动。微观主体在竞争的推动下，进行着提升劳动生产率和差异化产品的创新，获取相对于同类厂商的供给成本优势和相对于消费者的供给垄断优势，即同质商品的价格最低，同价商品的质量最好，以此种优势取得市场竞争的胜利。叶夫根尼·亚辛认为，建设福利国家将会削弱经济现代化发展的动力，其实质是为了强调竞争的重要性。

综上所述，俄罗斯的现代化目标从未改变，受制于国内外环境的变化，作为目标实现手段的战略调整成为必然。而社会分工深化和市场规模扩大之间的相互促进，最终推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这就是俄罗斯发展战略调整所遵循的理论逻辑——即经济学的斯密传统。

尽管我们强调市场对分工、专业化和创新的重要性，强调市场的不可替代性。但是，不可能出现一种“脱嵌”的、完全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市场必须“嵌入”在社会之中，“通往自由市场之路的打开和保持畅通，有赖于持续的、由中央组织调控的干预主义的巨大增长”。国家必须在市场经济中扮演积极的角色。

一个延伸分析：关于强化市场型政府问题

理论逻辑与经济现实之间的反差决定了政府的任务——即维护市场的有效性。分工的专业化利益和贸易的交换利益，有赖于契约的可实施来实现，手持天平和利剑的公正女神忒弥斯（Themis）形象，说明了霍布斯(Thomas Hobbes)表达的“没有武力，信约便只是一纸空文”的观点，即曼瑟•奥尔森(Mancur Olson)所说的“繁荣的经济需要强化市场型政府的存在”。如何做到呢？

奥尔森认为，市场可以分为自我实施型市场和非自我实施型市场（社会规划型市场）。其中，自我实施型市场的收益是显著的，但是，这种市场在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上制约着交易的实现，限制着市场规模的扩大，不利于更大繁荣的实现。要想获得更大的发展和更广泛的利益，有必要突破交易的空间和时间约束，必须有一种更复杂的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即非自我实施的市场机制，如技术、资本和服务等市场要依赖于来自政府的支撑，而不是自我实施市场。

但是，非自我实施的市场或社会规划型市场需要政府的推动，这个时候存在着政府僭越的可能性，是不是需要一种安排，限制政府这个“利维坦”呢？奥尔森提出，对于非自我实施型市场（社会规划型市场），政府需要做的只是：一、明确界定的个人财产权利和公正的执行契约权利；二、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强取豪夺。奥尔森认为，这种形式的政府往往是民主化国家中出现，或者说，民主政治体制才是强化市场型政府的前提。这里涉及一个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关系问题，俄罗斯是否需要先构建一个符合奥尔森标准的民主政治体制呢？抑或是没有这个奥尔森所言的民主政治体制，强化市场型政府就不可能产生呢？

查尔斯·林德布洛姆(C.E. Lindblom)指出，市场交换环境使人产生一种内在的要求，即对自由的渴求，而民主的历史主要来源于对自由的追求。市场交易是一种自愿的互惠行为，这种行为是以参加交易的个人能够自由地处置人们自身以及归自己所有的财富和物品为前提的。所以说，政治自由是从贸易自由中生长出来的一种必然的政治要求，而作为自由的根本保障体系的宪法实际上是从市场中生长出来的契约精神的升华。正是这些，支撑了民主制度的存在和发展。

民主政治也体现了对效率的追求。通过对公共决策发挥纠错功能、对参与公共事务发挥激励功能和对公共决策执行发挥监督功能，民主政治可以起到提升效率的作用。因此，民主政治是与市场经济相互关联和互补的一个政治制度安排。

观察原发现代化的英国，市场的完善和民主的发展不是一蹴而成的。经历了航海法的制定、金本位制的确定、谷物法的废除和科布登条约的签订，从重商主义到自由贸易经历了两百年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英国经历了光荣革命，1832年的议会改革，宪章运动，直到1884年男性普选权实现，而这并没有惠及女性群体。英国的经验提醒我们，市场的发展往往先于民主的推进，随着市场经济秩序的扩展，体现多元化利益诉求的共容利益的形成推动了民主的不断完善，从而解决了19世纪英国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脱节的问题。可见，市场经济对于民主政治具有基础性的意义，这包括多元化利益格局和竞争精神培育出民主化的共识。因此，民主还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个漫长的制度演化过程。完善的宪法文本固然重要，但扎根于民众的心中的民主共识更重要，而这是在民主的实践中逐渐养成的。不难理解，为什么后发展国家的民主化移植后更多体现为社会失序和经济落后的恶性循环。所以，民主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即民主体制的建构要建立在演进的规律基础之上。

由此，我们发现，既然俄罗斯确立了现代化目标，那么，作为政治现代化内容的民主政治发展正是其题中之意，俄罗斯国内从政界到学界，对民主政治的态度都是很积极的，从普京到梅德维杰夫等的言论都有体现。政治家的言论最多体现其愿望，关键在于政治家行为的约束条件是什么。在一系列竞选文章中，普京对俄罗斯社会发展的新变化和新要求做出了回应，尤其是俄罗斯民主政治问题。但是，从青木昌彦的观点来看，即使只考虑经济域和政治域的关联和互补，从时间维度上观察，民主也是一个建构和演化的复合进程。仅从俄罗斯经济基础来看，俄罗斯的民主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首先，俄罗斯产业结构中资源性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所占比重高的问题依旧存在。其次，俄罗斯市场结构的竞争性程度弱，市场垄断程度很高。俄罗斯联邦政府反垄断部公布的行业集中度（CRn）和赫希曼指数（HHI）的统计数据都支持这个结论。于是，一方面，“资源诅咒”导致了新兴产业发展所需的资源不足，另一方面，市场竞争程度不够导致微观主体更多参与租金的竞争性分配，寻租行为普遍化，而不是财富的创造性努力。俄罗斯“不仅在经济上，同时在心态上也是一个原料国家”。

经济现代化涉及结构调整过程中的成本分担和收益分配，不同利益集团的作为能力的差异导致不同的认知和行为，“现存制度化关联下的租金可能成为既得利益者抵制那些因技术创新和知识进步从而威胁其租金机会的新的关联方式”。鉴于俄罗斯的资源型产业结构和垄断型市场结构，如果任由市场本身去发挥作用，经济结构的转型难以进行。对此，俄罗斯政府通过国有化等一系列方式，实现了国家对资源性产业的深度介入和对垄断行业的有效规制，既避免了自然资源的租金耗散，又使得超额利润能够集中到国家层面。作为一种规制手段，这种方式有其合理性。考虑到俄罗斯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和政府拥有的配置资源的巨大权力，因此，俄罗斯现阶段的相对集权的政治体制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民主的成长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民主的实现有着不同的途径，不同国家的民主实现形式是多样化的。受制于自身条件，一个普适性的民主信念在俄罗斯的结果自然就会带有俄罗斯的特色，这就是青木昌彦所说的制度变迁的“多重均衡”结果，刚刚结束的大选对此做出了很好的注释。

至于市场扩张或非自我实施市场扩张的政治基础，即强化市场型政府的建立，应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待。难道一定要在一个所谓“普世”的民主体制下才会有强化市场型政府的建立，才会有市场秩序的扩展吗？其实，奥尔森并未否认强化市场型政府也可以产生在一个非民主体制下，政权合法性基础的获得和巩固同样会带来构建强化市场型政府的激励。民主体制下选票的分配结构体现了合法性基础，这一基础同样反映为民众对经济发展绩效的满意度。因为，公共选择并不是在所谓“民主体制”下才能发挥作用，有时也可以通过一种非常规的方式发挥作用。由此，合法性基础的巩固带来统治阶层和被统治阶层的“共容利益”，19世纪的俄罗斯社会经济发展中“官房派集权思想和自由放任主义思想的这种实际折衷，也许确是加速俄国社会现代化的实际途径”，可以作为佐证。

2010年3月亚历山大·绍欣（А.Н.Шохин）关于现代化和创新的言论，更是在学界、商界和政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实质上，绍欣表达了俄罗斯企业家阶层的利益诉求，无论是私人企业，还是国有企业。著名的自由派人士叶夫根尼·亚辛、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Е.М.Примаков)和鲍里斯·季托夫(Б.Ю.Титов)等也持有类似的观点。对于现代化的不同解读，反映了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进而影响新制度构建的共识性和有效性。从这个角度看，需要一个合适的机制进行这样一种妥协，使得利益集团和国家的长期发展目标达到激励相容这样一种状态。作为自由主义学者的叶夫根尼·亚辛说，这种变革和调整的共识经常是在一场危机之后达成的。

所以说，在熊彼特的意义上理解俄罗斯民主更有现实意义，即“民主是一种政治方法，即，为达到政治——立法与行政的——决定而做出的某种形式的制度安排……所以它同其他任何方法一样，其本身不能是目的”。作为手段，解决国内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协调问题，达成制度安排的共识性，提升制度安排的自适应性，促成“强化市场型政府”的形成，这是一个建构性的过程。

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得出如下结论：

首先，俄罗斯发展战略的不同的提法背后，实际是对俄罗斯对自身发展现状认识的不断深入过程。后工业化更宏观，更乐观，创新发展认识到了后工业化的基础并不扎实，经济现代化则是从经济领域的差距入手，所有这些认知都是从“用”的层面去理解，而没有深入到体的层面去观察，我们需要一个更宏大的视角：这就是现代化。

其次，创新不仅仅是人、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之间的关系变化，更主要的是一种人和人的社会关系变化，只有这种制度上的创新才能使得制作活动的技术创新成为经济意义上的创新。经济的逻辑要胜过技术的逻辑，这就是从创新型发展战略到经济现代化战略转变的内在逻辑。

最后，作为政体意义上的民主，其发展是一个建构和演化相互影响的过程。短期内，俄罗斯的民主化水平适应当前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但随着经济现代化的推进，民主化水平的提升是可以预期的，因为市场经济的运行将会内生出民主成长的支持因素，并推动民主的发展，当然政府也要发挥作用，即塞缪尔·亨廷顿所说：经济发展使得民主成为可能；政治领导使得民主成为现实。

这三条结论得自俄罗斯的经验，但对于后发展国家具有普遍的意义。

【注】文章原载于《俄罗斯研究》2012年第2期。

责编：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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