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时空】杨齐福 | 清代台湾科举考试中的地方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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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齐福

浙江临海市人，历史学博士，浙江工商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兼任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科举文化专业委员会理事等。主要研究领域：中国思想文化史和科举考试史。

摘要：康熙年间清廷统一台湾后即在台开科取士，其中童试在台湾举行，乡会试在内地举行。地方官为台地民众呼吁实施科举考试，为台湾士人申请保障名额，为台湾考生设立考棚试馆，为台湾士子编选考试范文，还亲自主持科举考试，并严厉打击考试舞弊等。这表明地方官在清代台湾科举考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关键词：台湾 科举考试 地方官

康熙年间，清廷统一台湾后，在台设官治民，全台设道员和知府各一人，各地设知县或通判若干人。康乾年间又派驻满汉御史各一人，晚清建省后增设巡抚一人。与此同时，清廷又在台湾开科取士，童试在台湾举行，乡试在福州举行，会试则在京城举行，清代台湾出现33名进士、305名举人和数千名生员，被称为“海上邹鲁”。

那么，地方官在台湾科举考试中扮演何种角色，发挥什么作用，产生怎样影响，这些问题的探究有助于深化清代台湾科举考试的研究。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对此问题关注不足。虽然庄林丽的著作《清代台湾道、台湾道台与台湾社会》探讨了台湾道员在台湾科举考试中的作用，尹全海的著作《清代渡海巡台制度研究》阐述了巡台御史对台湾科举考试的贡献，金铄和吴振芝的论文《清代台湾地方科举之研究》肯定了地方官对台湾科举考试发展的推动，汤熙勇的论文《巡台御史对台湾科举教育的贡献》阐述了巡台御史在奏定粤童学额和争取乡会试名额等方面的贡献，但此问题的研究仍有待进一步深入。

一

地方官是清代台湾科举考试的倡议者。他们的主张不仅促使了清代台湾科举考试的设立，而且也促进了清代台湾科举考试的完善。

台湾回归之初，“土旷人稀，皆弃为黄茅白苇之区。其民多逋逃俘掠之余，原非孝子顺孙”。地方官感叹“台湾之难，不难于治土番而难于治奸民，更难于安良民以化奸民”，呼吁“建学校、行考校，诚审乎教养之根本，为海天第一要务”，“亟须乘时设官考试，以培养海国之人才”。诸罗令季麒光指出“不崇学校无以敦弦诵，不行考试无以励功名”，因此“学宫与学官不可不设也，进学之额不可不定也，廪膳序贡之例不可不行也。”台湾道周昌提出“台湾既人版图，若不讲诗书、明礼义，何以正人心而善风俗也？……士为四民之首，正可藉此以化顽梗之风，而成雍熙之治。……岁、科两考文武生员，照依各府大县事例，府学取进二十名、县学各进十五名，以鼓士气。大比之年，一体赴本省应试”。

因台地初辟，“仓无余粟，库无余金”，“既无绅士，又无殷实”，建学校、行考试之议被搁置。康熙二十五年（1686）福建巡抚金鋐以“此地既经定有赋税之额，即当徐议教训之方。所有应设学校考校等项，合行查议”。为此，台湾道周昌提议：“台湾府学应照各直省府学事例，取进文武童生各二十名；台湾县学应照大学例，取进文武童生各十五名；凤诸两县学应照中学例，取进文武童生各十二。”虽然地方官一再强调“取进生员之额万难减少，因目前菁莪未盛，减定额数则大沮上进之人心”。但清廷却以“台湾郡县设立学校，但与考人数无多，未便照内地之额”为由，核准台湾“府学量设廪增各二十名，县学各十名，俟人才渐盛，仍照直隶各省补足定额”。此后，台湾各府县学额随着台湾地区开发、政区变动而不断增减。

因台湾僻居东南一隅，文教水平较为落后，士子无老儒宿学之教，为文“多旷放，各写胸臆，不能悉就准绳”，乡试中取者寥寥无几。于是，诸罗县令季麒光提请仿照“辽东宣府之例”，在福建乡试中为台湾士子“另编字号”。康熙二十六年，福建陆路提督张云翼在奏折中提出台湾士子“荐举之荣未与、帖括之习未深，安能逮与八郡争衡？臣见甘肃宁夏生员，许另号额中。今台湾合无准例于闽场另编字号，额中一、二名；行之数科，俟其肄业者众、造诣者精，仍撤去另号，勿复限以额数”。清廷以台湾“新经归附，文教初开”为由，批准台地考生另编字号，取中一名。康熙三十六年闽浙总督郭世隆以台湾“至今已历四科，人文日盛，学诣渐臻”为由，提请“乡试撤去另号，通省一体匀中”。康熙三十八年己卯科、四十一年壬午科、四十七年戊子科乡试，台湾士子皆因此无人中举。雍正六年（1728），巡台御史夏之芳认为台湾“读书之士，平日既囿于见闻，又未身历科名进取之荣，遂尔器量愈隘不思上进”，奏请“嗣后乡试之年，可否于内地八府之外，另立台字号，酌量于正额数内，分中一、二名”。次年福建巡抚刘世明奏请，将台湾考生“仍照旧例另编字号，于闽省额内取中一名，以示鼓励”。清廷准许台湾士子参加福建乡试时另编“台”字号，取中一名。雍正十三年福建巡抚卢焯奏请“将台字号再增加一名，以示鼓励”。台湾道张嗣昌也指出“台地人文蔚起，胶庠已六倍于当年……中式仍一名，而定额则今昔无分多寡，弃取实属偏枯”，呼吁增加录取名额。清廷遂同意增加台字号举人录取人数一名。光绪十一年(1885）台湾建省后，刘铭传提请台湾“文武乡闱，援照安徽赴江南汇考之例，仍归福建应试，中额亦仍旧”。

自实行科举考试以来，台湾“中乡试者有人，入会选者未睹”，康熙、雍正间台地竟无一人考中进士。乾隆三年，巡台御史诺穆布等提出参照福建乡试之惯例，台湾士子参加会试，“在福省名额内另编‘台’字号，取中一名”；数年之后，参与会试人数增多，再酌情予以修改。然而，礼部却不赞成诺穆布等人的提议，强调会试乃“朝廷辟门吁俊之大典，最为慎重，非若乡试之独一省而论”，不可轻易改变；并且会试中额依各省“人数之多寡，请旨钦定。其边地、海疆来京会试，亦按省编号凭文取中，从无分府编号之例”；况且台湾举人参加会试者太少，“若遽定中额一名，未免功名太易，启士子侥幸之心”。当然，礼部也没有一口回绝，指出“将来台郡士子来京会试果至十名以上之多，臣等再行奏闻，恭请钦定中额，以示鼓励”。这样，台湾举人“虽有会试之名，究无中式之实”。乾隆七年，巡台御史书山再次上奏，请求台湾举人参加会试另编字号，“考官凭文酌量有可取者，取中一名；无可取者，仍然缺额，俾使无滥”。礼部答以“近年来台湾士子来京会试者，仍不过四五人，人数太少，未便别编字号”，并称：“若果能文理明通，自能入彀，何至有会试之名，而无中式之实？”乾隆二十年，诸罗县王克捷考中进士，“翘然独破天荒”。这恰好印证了礼部的诘问。道光三年（1823），台湾举人赴京参加会试达11人，清廷准许台湾举人另编字号，并取中一名。

台湾开发之初，民众大多来自福建，也有来自广东，“自潮惠来者，称为客民；由漳泉来者，目为本地”，长期以来闽粤移民之间龃龉不断。粤民迁台，“虽衹事耕耘，而子弟多有志诵读。是以俊秀之子，堪以应试者，实繁有徒”。然而，在台闽人却“以粤人为客民，始终攻揭”，面不准其参加科举考试。闽浙总督德沛曾在奏稿中指出粤民“缘系隔省流寓，恐占闽童地步，故攻揭惟严，至今不许在台就试”。乾隆四年，巡台御史杨二酉主持台湾各地岁试，“有广东省多人，纷呼求考，称伊等住台年久，而闽人视为客民，不容入籍考试”，乃奏请朝廷，“准其另编为新字号应试。其取进额数照小学例，四邑通校，共取进八名，附入府学”。乾隆六年，闽浙总督德沛以“粤民之精通文艺者，格于成例，奋进末由，殊觉可惜”，奏称．“今既据台、凤、诸、彰四县亲加考验，实在粤童堪以应试者共有七百一十二名，则人数已多，相应准其一体与试。应请于岁、科两试将粤童另编字号，四邑通较，照小县之例，取进八名，附入府学管辖。”清廷允许台地粤籍童生考试时另编字号，取进八名，附入府学。嘉庆年间蔡牵起义，台地士绅组织义勇协同防御，事后论功封赏，台湾“粤籍加进文童一名”。虽然“粤籍生童散处各厅、县，而考试另为一榜，额进九名”，凸显了朝廷优待之意；台湾道徐宗干并不满足，认为“粤籍人数不过闽籍十分之一，近亦渐见增多，文风转优于闽。闽籍以额就文，粤籍之文足额而外，尚有遗者，现定九名，即至十二名亦不为多”，仍大声疾呼增加粤童学额。因清延特为台籍生员乡试另编字号，地方官为此请示朝廷，“粤人既入台籍，应杏一体编入台字号，或另编字号，作何取中”。乾隆五年，巡台湾御史杨二酉提出粤人“系隔省流寓”，“乡试不便附入台字号，应暂附闽省生员内乡试。俟数满百名再行题请另编字号取中一名”。闽浙总督德沛则提议所有取进粤籍生员准其一体乡试，但“台籍生员乡试，向系编列‘台’字号，取中二名；若将粤生一例编入，未免有占台额；若议请加额则粤童定籍伊始，应试无几，又未便另编字号。应俟数科之后，数满百人，再行题请，另编字号，取中一名”。随着台湾文教日趋发达，粤籍生员人数已达百名。道光八年，闽浙总督孙尔准奏请为粤籍生员乡试另编字号，朝廷准许粤籍生员另编“田”字号，取中一名。

台湾回归大陆之前已有相当数量的土著居住。这些人“素不知读书为何事”，“鲜知礼教”。清廷乃“仿楚、粤、滇、黔等省边隅州县设学，延师教训苗、蛮、猺、黎子弟之制，就归化番社，设立社学，择熟番子弟之秀颖者入学读书”。番童“诵读诗书，习课艺，应有司岁科试”，“自县、府及道试，止令录《圣谕广训》二条，择其娴仪则、字画端楷者，充乐舞生”，“道试止取一名，给与顶带（戴），与五学新进童生一体簪挂”。陈瑸就任台厦道“三载以来，岁科两试未有番童应试者”，乃指令地方宫，凡有番社地方，务令番童应考，“府、县破格录送数名，注明‘番童’字样，以凭酌量节取入泮，以示鼓励”。同治八年（1869），台湾道黎兆棠“以台地熟番中有堪造就者，若照旧章，仅取佾生，阻其进取，无以群兴观感……择秀颖者，入学读书，宣讲圣谕广训，授以朱子小学，熟后，再令习经札。……一、二年后，果能渐通文理，当援照黔省苗学例，另编字号考试，请设学额，一体乡试”。光绪三年，清廷批准“台湾所属熟番，援照湖南郴州猺童取进成案，嗣后岁、科考试另编字号，于正额外量取一名，不必作为定额；如应试人少，文理平常，任缺毋滥”。同年五月福建巡抚丁日昌“将淡水厅番童陈宝华一名取进府学，凤山县番童沈绍陈一名取充佾生”。

二

地方官是清代台湾科举考试的执行者。他们主持了清代台湾科举考试，行使了清代学政的具体职能。

台湾实行科举考试后，因台湾海峡风高浪急，“通省学政，未便涉洋临试”，诸罗令季麒光提出考试事务“请归台湾本道，如广东琼州之例”。台厦道周昌认为闽台两地“层洋天险，学道断难远涉按试，揆情度势，必归宪台就近秉衡，良为妥便”。福建巡抚金鋐以闽台“两隔海洋，学宪断不能飞舫涉险”为由，援引陕西延安、广东琼州之例，提出由台厦道兼负台湾科举考试事宜。按制，“分守、分巡及粮储、盐法各道，或兼兵备，或兼河务，或兼学政，或兼茶马、屯田，或以粮盐兼分巡之事。”道员兼学政为份内之事。雍正帝曾云：“有司有治民之责，学政有课士之任，虽各有专司，而其实则相为表里也。”于是，朝廷准许台湾“照陕西延安、广东琼州之例，就台厦道提督学政，兼行试事”。台厦道陈瑸在其履历中自云：“本道兼理学政，岁、科两试，凛遵定例，矢公矢慎，杜绝苞苴，务拔真才。”

朱一贵起义后，为了加强对台地官员的监管，康熙六十年，清廷决定每年自京派出满、汉御史各一员，前往巡查。雍正五年，朝廷考虑到“道员管理地方之事又兼学政，未免稍繁。每年既派御史二员前往台湾巡查，应将学政交与汉御史管理，甚为妥协”。尔后，学政事务便转交巡台汉御史办理。巡台御史“巡察三年更替，徒拥虚名，事权则不如督抚，切近又不如守令”，乾隆五十三年，清廷下令“所有巡察台湾御史，著三年一次命往，事竣即回”，“其提督台湾学政关防，仍令台湾道兼管”。

牡丹社事件之后，清廷委派沈葆桢为钦差大臣前往台湾办理海防事宜。同治十三年，沈葆桢在奏疏中提出，“欲固地险，在得民心；欲得民心，先修吏治、营政；而整顿吏治、营政之权，操于督抚。总督兼辖浙江，移驻不如巡抚之便”，提议“仿江苏巡抚驻苏州之例，移福建巡抚驻台”。但是“巡抚有全省地方之责，自难常川驻台；而台湾海外孤悬，又非内地所能遥制”，沈葆桢主张“以后福建巡抚冬春驻台，夏秋驻省”。闽浙总督李鹤年、福建巡抚王凯泰也认为“福台关联甚巨，彼此相依，未可遽分为二。请以福建巡抚冬春驻台，夏秋驻省”。光绪元年三月，清廷谕令福建巡抚夏秋驻省，冬春驻台。五月福建巡抚王凯泰移驻台湾。台湾道员夏献纶提出，“今福建巡抚来台，所有台属考试，似应统归巡抚主政”。沈葆桢、王凯泰等上奏指出岁、科两试为“国家抡才大典，人文所系，风教攸关；该道所请，具见慎重之意。惟属更张，臣等未敢擅便；所以本届科试，臣凯泰仍批饬按照旧章由道举行…以后应否以巡抚兼理学政之处，仰恳天恩饬部议复”。礼部以巡抚兼理学政，“系为因时制宜起见；应如所奏，将台湾考试统归巡抚，咨达事件亦经由巡抚办理，以昭慎重而一事权”。光绪三年，清廷发布谕旨．“台湾学政事宜，著巡抚兼理”。然而，福建巡抚“驻扎台湾只有半年，除去白犬、澎湖、安平等口守风，合来往程途计之，已在一月；除南、北路巡查往返程途，又须一月有余；又除台湾府文武试、台北府文武试合计，约须二月有余；而台南赴台北考试往返程途又须二十余日，若遇大甲诸溪水涨，则又难以日计。是巡抚舍通省应办之事而不办，仅来台湾代巡道办一试事；因大失小，殊不合算”。总理衙门议准福建“巡抚毋庸限以每年冬春驻台、夏秋驻省，应令随时斟酌情形轮流前往”。礼部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议令督、抚轮流赴台，并不拘定年限；则轮应岁、科考试之时，未必适值巡抚渡台之日。所有台湾文场考试，自应改照旧章仍归台湾道办理，其达部事件，并照旧呈由福建学政转咨，以专责成而符体制”。光绪四年，清廷下令台湾学政事务“仍归台湾道办理”。

光绪十一年，台湾正式建省。御史陈琇莹以台地“僻处海外，士鲜实学”为由奏请“台湾考试宜添设台湾学政，以专责成，或令福建学政乘轮东渡，按试台属”。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也指出学政“向归台湾道兼理，光绪元年曾有议归巡抚明文，现应查照前议，由道将学政关防文卷呈送巡抚管理”。闽浙总督杨昌浚、巡抚刘铭传、学政陈学棻会商后认为，台湾“专设学政一员，经费尚属有限，而事太简略，如由福建学政渡台考试”，路险道远，提议台湾学政事宜仍归巡抚兼理。清廷批准“台湾学政改归巡抚管理，由台湾道将关防文卷呈送查收，其一切造册解卷咨达事件径由巡抚办理”。虽然台湾巡抚兼理学政，但因事务繁忙，科举考试有时仍由台湾道员代为主持，如光绪十七年科试由唐景崧主试、光绪十九年科试由顾肇熙主持。

“台湾道兼管学政，有衡文之责”，因此大多“系科甲出身人员”。据统计，在清代91名台湾道中，正途出身者约占80%，异途出身者约占20%。这些科举考试出身者“得儒家思想涵育较深，受修齐治平的熏陶”，因而在主持科举考试时多能加持原则、秉公行事。如孔昭虔任台湾道兼学政时力除考试积弊。众人诱劝他在考试时放人一马。孔昭虔曰：“余非不愿，奈余姓孔何！”但也有少数非科举考试出身的道员主持科举考试。乾隆十九年，闽浙总督喀尔吉善上奏指出“台湾道柁穆齐图未习举业，难兼学政事务，请与兴泉道白瀛对调”。乾隆却不以为然，“学政事务，原可一身办理，至偶遇考试，则该处知府丞倅及知县各官内，皆可调令入署，协同校阅”。西道光十七年，沈汝瀚署理台湾道之职，此人系捐班出身，“一遇考试，何以拔取真才？”为此，监察御史杜彦士上书要求“明定章程，嗣后台湾道出缺，如或因事调署，须择科甲出身、人地相宜者，奏请署理，不得以捐班人员，率行委署”。道光十八年，清廷谕令：“台湾道职兼学政，嗣后该道缺出，着督抚遴选科甲出身人员委署，毋得委用捐班，以昭慎重。”这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清代台湾科举考试的公正性。

三

地方官是清代台湾科举考试的推动者，其所作所为推动清代台湾科举考试不断发展和进一步完善。

每逢台湾科举考试，地方官往往发布文告，规劝考生修炼德行，指导考生应试备考。如台湾道徐宗干曾颁布《试院谕诸生》，告诫诸生“一要笃志。实力用功，非徒求名；正心养心，终日对圣贤书，则邪僻之心自少，且无暇干预外事，而品行自端。须先穷经为根柢之学，或专治一经，务熟不务多，兼看注疏及先儒说经精义，则作文可以贯通，而二场工夫亦并及之矣。暇时兼观史书，不但为策问之学，并可增长识力；不是读几篇时文、钞几本类典，便诩通才也。一要专心。或理家务，或教生徒，不能不分心兼顾。须自定课程：或十日内，某日读经、某日课文；或一日内，某时作诗、某时写字。当此日此时，万事撇开，尽此一刻精力，自有长进。试帖须平日讲究，场中因诗有疵黜落，可惜。且得甲科后，尤必工诗、善书”。这些针对考生提出的要求既有道德伦理的规范也有读书问学的训示。后来，他又发布《考试示谕》，强调“各学官于被控生员情节虚诬者，不得附和地方官，致有屈抑。其实有劣迹者，亦不得徇庇干咎”。“生童免试经解，其取古者免招覆。果由自己出笔，一望而知。录取内记，不先榜示”。“童生取进，多备一、二十名。先将坐号开单，传谕原保廪生认明本童；于某日辰初集院面试，各记坐号听点。不准报名代备真草纸页，无用另具卷册，亦不必携带考筐，用布包文具；不许另带片纸。覆定出榜，再照例招覆。此外，未经入选各童，可及早回籍，免致逗留。”“岁试，各属生员有应次年出贡者，准其预考，以省跋涉。”“生员二等、三等前列坐号先行发府，由各学官赴府开单传知。俟一等覆定，再拆弥封榜示。未经取录者，可免守候。”“生员有事故及被控暂革者，造册交送考学官赉呈内地学政查考，以杜蒙混。并设木榜，开列各生姓名事由，立限投案，以凭酌量；情节可宽者，于榜内签示开复，注册报部。”“文武分起于覆试榜后，随堂簪挂；不必全俟试毕示期，以免守候。”“幼童默三经以上者，除取进外，余选取若干，另册发书院注册，按期饬学官背诵后作文；或全篇、或半篇，各从其便。佳者，给外课膏伙。”徐宗干在谕示中不厌其烦地告知考生及学官在考试过程中的注意事项，不仅有助于科举考试的顺利实施，而且也有利于消除科举考试的弊端。

“台湾考试之弊，内地所无”。地方官大多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出来，对科举考试弊端有着切身体会，因而采取严厉措施打击各种考试舞弊。台湾道陈瑸曾发布《严禁冒考等弊示略》：“兹科试届期，尔等务各洗肠涤肺，无蹈前辙；异日品行端方、文章足述，有厚望焉！如怙终不悛，是无耻已极！定将本童并保结廪生依律治罪。”台湾道刘璈饬令各地“于各廪生内秉公遴选平日品行端方、学问优长者，举保数人，豫期详请，察核批示，方准与保”，还要求廪生“毋得混行冒保内地之人，跨籍冒考，以及雇倩枪手顶替姓名，通同作弊”。台湾道刘鸿翱在考试时“照学额加倍取复试，使众互相结而顶替除；面试一日三易题，而代倩除”。台湾道徐宗干在童试时拿获一名枪手，“当即发提调官枷号示众”，考毕“仍发台湾县收禁”，并“提廪保及本童分别严讯，革究拟办”。福建巡抚丁日昌在主持考试时“亲自巡查坐号，并遴选妥慎之员梭巡文场内外，使窦弊无从而生”，发现“澎湖认保增生陈翔云，有混填年岁情弊，当即由学斥革”。台湾巡抚刘铭传在主持考试时，“查获枪替一人，即发提调官枷责示众，并扣除失察廪生”。

童试和岁、科试之考场，“向称考棚或校士院”。因“台湾应试人少，故未建立考棚”，每逢考试皆借海东书院举行。乾隆二年，巡台湾御史单德谟考虑到台地“人文日盛，生童众多，非复畴昔之比”，提出“照内地之例，建立考棚”，乾隆四年，单德谟在府城东安坊“另建考棚”。乾隆三十一年，台湾道张珽看到“校士号舍，则昔建而今废”，且“今台中之怀铅握椠者，每邑不下千人”，乃“于道厅西偏之隙”修建试院，共有房屋30间。随着“台湾文风渐盛，应试者逐年增加，四县三厅文童计达二千余人”，而“道署内逼隘，难得位地”，道光十三年，台湾道刘鸿翱会同台湾知府周彦，“于府署之西北”新建考棚，“左右各兰廊。一廊十间，间五十座，凡士子之座三千。北横廊左右各七间，间二十座；南横廊左右各六间，间十座；凡士子之座四百”。光绪二年，沈葆桢提议“于台北府地方捐建考棚”，光绪五年，考棚落成，后毁于暴雨。每逢院试之时，各地考生云集，台湾府“城北考棚附近一带之房屋，均被充为试寓，士子往来满道”。考生在考试前或“出外闲游，或深夜不归，行李被盗，良懦者既隐忍无可控诉，刁劣者又架捏藉以索赔”。这势必影响考生心情，破坏考试秩序。于是，台湾道徐宗干要求“所有租赁厝舍以及坊寓店铺，本生童入门之日，即将衣物银钱开单，眼同房主点明。如出门有事及应考之日，单设独处者，将住房封锁，以钥匙交付房主，夜间至迟三更回寓；该房主小心守夜，自无疏失。”为了方便士子参加科举考试，乾隆三十六年，澎湖通判胡建伟在台湾府城捐建澎湖试馆，“内两进各一厅二房，右边护厝房五间，额曰澎瀛书院，为应试诸生公寓”。同治初年澎湖训导魏缉熙拿出四千元在省会福州南台买地创建台澎会馆。这样，“台、澎诸生应乡试者，甫登岸时，得以休息，行李咸称便”。鉴于台湾文风日盛，考生远赴省城或京城参试没有专门的栖息场所，光绪九年，台湾道刘璈“提银一万五千元，即在省城贡院左近，购建台南、北试馆，遴委员绅监造，以为全台乡试士子栖息之所。又提银三千元，函托在京绅友，即在都城购建全台会馆，以备台湾会试举人及供职于京者，借以居住。”

“台地越在海表，才隽之士，时时间出；所虑无老师宿学，穷经嗜古而陶冶之”，因而台湾考生文化素质大多不高。如杨二酉在台地主持岁考时发现文童“行文实无讲究，仅就短中求长，姑置前等数名，究不足为金科玉律之选。”台湾道刘璈直言不讳地指出：“近时帖括之士，不特六经精义尚鲜讲求，即四书白文亦多荒谬。”光绪十八年，蒋师辙在台南评阅岁考试卷时发现“诸卷无一合作，其纰缪多可喷饭”。为此，地方官员选录一些优秀考生文章作为范文，供士子学习、募拟，以期提高考生水平。康熙年间台厦道陈瑸主持考试，“见佳文美不胜收”，挑选佳文美篇，题为《台厦试牍》。雍正六年，御史夏之芳巡视台湾，“岁试告竣，择其文尤雅驯者付之梓”，名为《海天玉尺编（初集）》。后来，他又挑选“岁、科试文得八十首付之梓，以为多士式”，名为《海天玉尺编（二集）》。此外，乾隆年间台湾道张珽辑录《海东试牍》、台湾道杨廷理汇编《台阳试牍》等皆为台地士子课试佳作之汇集。道光年间台湾道周凯还“手录读书作文要诀一卷”，题曰《香祖笔谈》。另外，台湾地处海疆，洪涛怒吼，风雨晦明，士子的文章也是千姿百态，汪洋恣肆，海内无人知晓。乾隆十四年，巡台御史杨开鼎上任，效仿前辈，集学子佳作，编为《梯瀛集》，“以是集而为瀛之梯”。道光二十七年，台湾道徐宗干抵台，“集诸生于海东书院肆业……并选院课刊之，名曰《瀛洲校士录》”，藉此“上为国家储黼黻之才、下为海邦广弦诵之教”。这些试题汇编或应试秘诀不仅改变了台湾士子的读书风气，而且提高了台湾地区考生的应试水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台湾科举考试的发展。

总之，地方官在清代台湾科举考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发挥着重要作用，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大力呼吁开科取士，请求设立保障名额，主持台地科举考试，设立考棚试馆，严惩考试舞弊，照顾考生生活，汇编考试范文，从而使得科举考试在台湾发展获得了权力的支撑和制度的保证，进而为清代台湾社会转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注】文章原载于《清史论丛》2018年第1期。

责编：李毅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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