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句丽史研究的发展期

（1998-2004）

1998 年6月，首届全国高句丽学术研讨会在吉林省通化市召开。以此为标志，中国高句丽史研究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直至2004年上半年，中国的高句丽史研究队伍迅速壮大，科研成果大批涌现， 成果形式更加多样， 研究领域大大拓宽。

本时期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科研成果大量涌现。其中，较有影响的历史类研究著作主要有：孙进己的《高句丽族史》（征求意见稿）、《高句丽国史》（征求意见稿），姜维东的《唐丽战争史》（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唐代东征将士事迹考》（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 马大正等主编的《古代中国高句丽历史丛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古代中国高句丽历史续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耿铁华的《中国高句丽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高福顺、姜维公、戚畅《〈高丽记〉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 拜根兴《七世纪中叶唐与新罗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考古研究方面的著作主要有：李健才《东北史地考略》（第三集）（吉林文史出版社，2001年版），魏存成《高句丽遗迹》（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在文献资料整理方面主要有：杨春吉等主编的《中国学者高句丽研究文献目录》（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孙文范主编的《三国史记（校勘本）》（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三国遗事（校勘本）》（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

除了上述大量著作外， 本时期还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社会科学战线》、《北方文物》、《博物馆研究》等杂志成为学者们对高句丽问题进行探讨的重要园地。此外由通化师范学院高句丽研究所、吉林省社会科学院高句丽研究中心主编的《全国首届高句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8年版）和刘厚生、孙启林、王景泽主编的《黑土地的古代文明》（远方出版社，2000年版）以及杨春吉、耿铁华主编的《高句丽归属问题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等论文集也收录了大量的学术研究论文。

本时期中国高句丽史研究的另一特点是科研队伍迅速壮大，一大批学者加入到这一行列之中，其中既有功力较厚、资历较深的教授、研究员，也有崭露头角的新人。这些学者的加入，为高句丽的研究队伍增加了血液，增添了活力，从而增强了研究力量。

本时期高句丽研究方面的一个较为突出的特点是，高句丽政权归属问题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有关民族政权的历史归属标准问题再次成为学术热点。事实上，早在建国之初白寿彝就曾对此问题做出过探讨。上世纪80年代，谭其骧在《历史上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一文提出过具体观点，认为以公元427年高句丽迁都平壤为界， 以前的高句丽史应归中国史，之后当归朝鲜史。谭其骧的这种观点在国内外均引起了较大的争议。在争论中，本时期中国学者关于高句丽归属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三种。第一种观点是由孙进己提出的，他认为政权归属应为历史归属的唯一标准，在其后的《确定历史归属的意义和依据》（《2006年高句丽问题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一文中，孙进己明确地列出了确定某一政权政治归属标准十三条， 并将前三条“奉正朔”、“避国讳”、“颁朝服”视为最具决定意义的标准。第二种观点出自赵永春，他在《关于中国历史古代民族内外迁徙及其归属问题》一文中，将历史疆域及民族迁徒的情况作为确定某一民族归属标准。第三种观点为综合民族起源及最终流向、政权属性、疆域、文化等诸条件来确定高句丽史的归属问题。目前， 此种界定标准为多数学者所认可。其中，张碧波在《略谈古朝鲜、高句丽研究中的误区》一文中提出：“对高句丽的归属问题，我们认为应考虑下列因素：1.国家关系或性质的确定不应以今天的国家版图作为依据， 而应以这一国家的民族的主体、政权的构成、文化性质等所构成的历史上不同时期的版图范围作为依据。”“2.不能把半岛上建立的政权一股脑地统统归到朝鲜史体系中， 而应具体地历史地分析这些政权主体民族的渊源、社会组织构成、文化传统等方面，方可确定其政权归属。”“3.确定某一政权的归属应以该政权的文化性质、文化渊源及其所形成的特点、所积淀的文化传统等判断归属。”

在探讨高句丽民族、政权归属问题的同时，学者们对高句丽史的归属问题也做出了探讨。其中主要观点有两种，一种认为高句丽史应归入中国史，此为目前学界之主流观点。另一种观点认为高句丽史应为中、朝两国所共有，并进而提出了“一史两用”或“一史多用”的观点。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姜孟山，他在《高句丽史的归属问题》一文中提出：“第一，以现今国境线为准，其境内古今史即属那个国家史。第二，以古代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什么地方，即以现今国界为准而定归属。第三，以古代民族和现代民族之间有无血缘关系和文化的继承性。第四，即中央王朝和地方王朝是否存在从属关系。”据此，他认为“高句丽族起源我国东北，在我国东北地区建立了古代王朝，与现代中国民族有着血缘关系，是古代中原王朝的藩属，所以高句丽王朝首先是中国的组成部分，是中国边疆地区的古代少数民族王朝”。但高句丽建国后又占领了朝鲜半岛北部；迁都平壤后，高句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移到朝鲜半岛，高句丽是以朝鲜半岛为中心发展的国家了；高句丽族的不少人融合于新罗民族，和现今的朝鲜民族有着血缘关系，也有一定的文化继承性。从此看，高句丽史也属朝鲜史的一部分。所以高句丽史应“一史两用”。“首先是中国史，其次是朝鲜史。”

本时期在高句丽考古方面也取得了较大成绩，吉林、辽宁两省的文物考古部门在先前工作的基础上对众多高句丽遗址、遗迹进行了发掘整理。已面世的主要成果有：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集安博物馆完成的 《丸都山城——2001-2003年集安丸都山城调查试掘报告》、《国内城——2000-2003年集安国内城与民主遗址试掘报告》、《集安高句丽王陵——1990-2003年集安高句丽王陵调查报告》，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完成的《五女山城——1996、1999、2003年桓仁五女山城调查发掘报告》（以上四本发掘报告均由文物出版社于2004年6月出版）。此外，王绵厚《高句丽古城研究》（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高句丽与秽貊研究》（哈尔滨出版社，2003年版），耿铁华《高句丽瓦当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好太王碑一千五百八十年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尹国有《高句丽壁画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等也是本时期高句丽考古研究的新成果。

这一时期的高句丽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肃清了一些错误的观点，学者们就许多重大问题达成了共识。在各方面的努力下，2004年7月1日，“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在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8届会议（会议所在地苏州）上正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项目。但是，影响高句丽研究进一步开展的不利因素仍然存在，其中一点便是研究队伍青黄不接，以高句丽为“主业”的研究者相对缺乏。

中国高句丽史研究的深化期

自2004年下半年开始至今，中国高句丽史研究似乎逐渐陷入一个低潮。科研成果发表难、出版难的问题再次出现。有些研究者开始转向其他研究领域，但仍有一批学者坚持从事高句丽研究，并推动着高句丽学术研究朝深化、细化、体系化的层面发展，这一点突出地体现在学术专著方面。

2005年，李殿福的《高句丽民族文化研究》一书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该书从高句丽民族的生活习俗、宗教信仰、文学、音乐、教育、科技、艺术、建筑等诸方面对高句丽民族文化进行了系统研究，从而揭示了高句丽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不解渊源。

2006年，多部高句丽研究方面的专著获得出版，其中刘子敏、苗威的《中国正史〈高句丽传〉详注与研究》（香港亚洲出版社，2006年版） 和姜维东、郑春颖的《正史高句丽传校注》（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两者虽然有着相同的研究对象，但侧重点却不同。刘子敏、苗威在对原文做出详注的同时，重点在于阐发个人的见解。姜维东、郑春颖则十分注重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将古今相关资料囊括于一书。该年度，杨军的《高句丽民族与国家的形成与演变》一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他在该书中对于高句丽民族起源、形成、发展及演变，高句丽国家的建立与发展以及高句丽的官制、高句丽地方统治机构、高句丽五部等问题均做出了系统研究。刘炬、姜维东的《唐征高句丽史》同年也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在记叙唐丽战争全过程的同时，对交战双方的综合国力、政治环境、外交政策、军事战略等问题，战争爆发、高句丽灭亡、高句丽民族的最终流向，安东得而复失的原因以及唐罗关系及其对战争结局影响等问题都做出了深入地探讨。

2007年12月，张福有的《高句丽王陵统鉴》，张福有、孙仁杰、迟勇的《高句丽王陵通考》，孙仁杰、迟勇的《集安高句丽墓葬》三部著作在香港出版， 这三部著作对于高句丽王陵及墓葬均做出了全面、系统地整理与研究。

2008年，刘炬、付百臣等著的《高句丽政治制度研究》在香港出版，该书第一次提出了高句丽政治制度的本质是王权、贵族权、相权三权并存的观点，并以此为基础重新划分了高句丽政治制度史的各个发展阶段，同时还对高句丽官位制、五部制、高句丽王系等热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从而使高句丽政治制度研究体系化。同时出版的还有李德山的《隋唐时期东北边疆民族与中央王朝关系史研究》。该书在隋唐时期中原与东北各民族关系大的背景之下，对中原隋唐王朝与高句丽的关系做出了深入分析和有益探讨，进而揭示了隋唐征讨高句丽的重大意义。此外，耿铁华、崔明的《中国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一书也于同年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该书对于高句丽古城址及各级贵族的墓葬做出了系统研究。

总体上来看，2004年下半年以来， 高句丽的研究日渐走向精细化、专门化、系统化的发展之路，这昭示着中国的高句丽研究事业正日益走向成熟。

结  语

高句丽史是中国东北史和中国边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一个完善的高句丽史研究体系乃是建立中国东北史与中国边疆史体系之必须。因此，加强高句丽史研究，在穷尽史料的基础上，充分利用现有的考古工作的成果，力争建立起一个科学、完善、丰满的高句丽史体系，以便尽可能恢复历史原貌，进而使我们的东北史和边疆史体系更加完善，这也是我们史学工作者努力的方向。由于高句丽史研究在我国曾一度被视为禁区，一些错误的观点在国内群众中广为流传，加强高句丽历史知识的普及，让广大人民群众了解历史的真实情况也是很必要的。经过多年来的努力，中国的高句丽史研究已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大量学术价值较高的成果不断涌现，一批功力深厚的学者已经成长起来，这一切都为中国高句丽史研究的日渐深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近年来， 一些院校和科研机构在高句丽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作了很多有益的工作，特别是吉林省高句丽研究中心在科研组织、协调和服务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该中心自2004年8月成立以来，一直为推动中国高句丽史研究的发展而不懈努力，其所取得的成果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制定了该中心课题规划，并将有关成果纳入《东北史地研究丛书》出版。数年来，共有12部专著出版，其中绝大多数都与高句丽史有关。如前面提到的付百臣、李德山、姜维东、刘炬等人的著作就是由该中心组织出版发行的。二是以《东北史地》杂志为载体，发表了一系列学术价值较高的学术论文。在国内多数刊物不敢发表涉及高句丽内容稿件的情况下，始终向高句丽史研究者敞开大门，使该刊自创刊之日起就成为高句丽研究的重要园地。

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高句丽史研究的整个历程， 可谓艰辛曲折但却不断前进， 展望未来，前景一片光明。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中国高句丽史研究必将迎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注】（本文经作者授权，文章刊登于《东北史地》2009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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