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前期吐鲁番佛寺道观的衰落

民国初年，吐鲁番地区仍沿袭清代吐鲁番厅建置。1913年，吐鲁番厅改为吐鲁番县，吐鲁番地域并存吐鲁番和鄯善两县。清末民初吐鲁番厅的宗教人士政府登记在册的有“道士五”，未有佛教僧侣登记，数据虽不一定准确，但至少说明吐鲁番庙宇的道家色彩。据《吐鲁番市志》的统计，清末吐鲁番有祠、庙、坛13处，其中老城内有7座、新城有1座、城外5座乡村庙宇少有记载，其主持多为道士（见表1）。吐鲁番佛寺道观的教职人员基本上以维护庙宇为职事，并不具备类似制度化宗教伊斯兰教教职人员领导宗教仪式和组织宗教活动的社会功能，其本质上属于民间信仰。

清末吐鲁番各庙宇都有庙产，有田地租种给佃户，收取地租供应庙宇的日常香火维护和的道士的生活开支。庙产的其他类型是铺面房屋，通过商业出租获取租银收入，还有草场之类的经营收入。庙产为庙宇的各项活动提供稳定的经济支持，为庙宇的存续及相关祭祀活动的提供了社会结构上的保障。民国前期，吐鲁番庙宇的香火逐渐衰落，昔日所拥有的庙产已经转变成政府公产。看守庙宇的道人和主持由政府按月支给银两，供应口粮，基本上与原有的社会联系隔绝。1928年徐炳昶从哈密道迪化途中路经吐鲁番，所见庙宇数座，多已残破不堪。鄯善境内车轱辘泉后山有3座庙宇，山腰2座房间各一间的庙宇“东边供关圣文昌龙王马王，西边供天地君亲师山神土地”，山顶1座庙宇“小室内神木像已残，未知何神”。这些庙宇在1926年刚经过重修，墙壁上可以见到有灶君、关帝各种招贴感应文。西盐池外有1间庙宇，两面供奉“马王”、“土地公公婆婆”2个神牌，土墩子有1间庙宇，七个墩土寨屋外有一座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所重修的庙宇，龛、座俱在，但已经没有神像。吐鲁番三道河子村村右有一间风伯庙，根据庙中铁钵铭刻铸造于光绪甲辰年，风伯庙大约修建于1904年。徐炳昶所见吐鲁番境内乡村庙宇虽然尽显颓象，但可以窥知清代以来吐鲁番佛寺道观庙宇在民国的延续。黄文弼则记述车轱辘泉“道北山巅建小关帝庙和山神祠，为行商集资所建”，在七角井西北3里处有一座关帝庙，庙前石碑碑文“右走小南路，左走吐鲁番”。关帝庙是七角井的地标，具有路标指示交通的社会功能。黄文弼在辟展见到一座七圣庙，庙中“神灵感应”古匾出土于哈拉和卓古城。约在宣统二年（1910），时任鄯善知县刘谟把\神灵感应"古匾悬挂于七圣庙，可能出自唐代高昌寺庙的匾额悬挂于大清王朝的庙宇，并保存至民国，鄯善七圣庙不经意间继承了大唐王朝的边徼“神灵”从帝制时代走入共和时代的民国。据《吐鲁番市志》的统计数据，1929年吐鲁番县有8名男性道教徒，其中文庙2名，武庙2名，城隍庙4名。民国20年代的吐鲁番佛寺道观庙宇与民人社会生活的联系日渐松散，退缩到社会的边缘，不可避免地走向没落。

中古时期吐鲁番以佛教为主体，摩尼教、佛教、伊斯兰教、景教和萨满教等各种宗教信仰并存的社会文化面貌，至明代吐鲁番伊斯兰教则逐渐确立了主导地位。吐鲁番自清朝统一新疆以来逐渐形成满人、汉人、蒙古人与回民等人群与维吾尔人杂居的社会格局，随之带来以信仰为核心的文化生态格局的变迁。吐鲁番非伊斯兰信仰的处所有官府坛庙和佛寺道观，其中尤以佛寺道观庙宇成为民间信仰的社会空间。吐鲁番再次形成伊斯兰教信仰为主体，诸种信仰并存的多元社会文化面貌。吐鲁番佛寺道观庙宇建构了信仰活动和社会经济活动的桥梁，从清代至民国前期经历了兴衰起伏的历史变迁。

【注】 本文经作者授权，文章刊登于《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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