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发生学及隐喻理论的哲学思辩认识

在“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年会2004”上，北京大学赵敦华教授在其论文《杜威的进化发生学方法》之中解析了胡适在早期翻译的错误，并且将杜威（John Dewey）的发生学方法的哲学思辩做了深入的阐释。据赵教授的论述，西方学界的发生学哲学研究其实很早就进入到中国。杜威和皮亚杰（Jean Piaget）都是在“发生方法研究”上极具影响的学者，而近些年大陆学界对皮亚杰的发生学哲学认识的贡献评价很高，不少学术论文将发生学的哲学研究渊源归于皮氏，而实际上皮亚杰与杜威在发生学观察的起点上，都来自于对幼儿教育的实验，并通过进一步的研究上升为哲学的认识，但在关于事物认识的历史观上，杜威的历史哲学色彩更为浓郁，皮亚杰的研究则更接近科学哲学的内涵。

如果说自然科学发生学研究的起点出自于生物进化论，那么，人文科学发生学研究的起点则出自于发生认识论。杜威在20世纪之初就提出：“发生的方法是实验的学问、历史的学问,不是从前件“引出”或“演绎”出结果。不是将结果消解、溶解于以前出现过的事情之中”。杜威认为“哲学放弃了对绝对起源和绝对终极性的研究，才能对产生出它们的具体价值和具体条件进行探讨。”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原理》是发生认识论理论的重要体现，该书较为集中、系统地阐述了皮氏对认识论的观点。皮亚杰深刻地指出:“发生认识论的特有问题是认识的成长问题”，而研究认识的发生发展是认识论不可缺少的一个部份;并指出发生认识论的第一个特点是研究各种认识的起源;第二个特点是“它的跨专业性质”。从这里我们得到的启示就是，发生学所积淀的厚重底蕴完全应该为今天构建边疆学所用，取其精华，可以丰富研究者的思考内容也丰富研究者的思维形式。

综合地看，发生认识论的主要指向，是解释新事物是怎样在知识发展过程中构成的。认知体验和学术研究通常会导致人的知识不断地构造和扩展着，而在每一次新的认知中，总会有新发现（新概念）被提出来;人类社会的知识在阶段性的跨越中，总有一些理论以结构变动为标志，产生出新的理性认识。这完全符合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Imre Lakatos）关于“科学研究纲领”的原理，拉卡托斯在其理论中提出了一个科学发展动态模式，一个理论的进化和退化的客观标准，在于它是否建构了能够阐释现象的内在结构。因此，在科学哲学的角度看发生认识论所阐释的中心，实际上是置人类在认知新结构构造机制所提出的问题。皮亚杰与杜威在发生学探究与认识相关问题的具体研究中，不仅探讨了认识是“如何”发生的，也探讨了认识是“为何”发生的。而恰恰在理清了“如何”与“为何”的问题之后，在特定的阶段，思想家的思维可以先于经验活动，并且可以用内省的分析法找到并解释如何界定抽象概念，概念性抽象的过程会导致一种高度发展的活动形式，因为其中包含了人们的复杂学习过程，即不断被刷新的思维将产生新的思考，最终导致出现新的发现和形成新的研究方式，推进认知能力的提高。

如果不刻意地辨析现实形态（实验方法）与长过程形态（历史研究方法）的差别以及两者的综合，极有可能产生杜威所说的“唯物论的悖谬”（materialistic fallacy）。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历史研究方法其实没有将事物生成过程的某个片段当作一种事物存在的全过程，不认为最早发生的事物形态会贯穿这个事物发展的全过程，亦即也不认为一种研究方式不变的状态是正确的，因为不变的研究方式对事物发展的认识，不可能将所有本质性的东西完全囊括。执着于甚至执拗于现实形态的研究（例如以民族学来囊括边疆学），通常不会注意事物“始原域的系统映射”问题，而是认为被关注的研究对象本身就是研究的“始原域”，是可以被一般化地体现出本质来的。例如，中国大陆学界十多年来所通行的“边疆学”阐述范式，就是沉溺在这样的思维窠臼之中，浸润在某个学科的学者便将那个学科作为“始原域”，视为边疆研究的起点，形成“概念域”，试图对变化多端的边疆现象在截取一个断面后展示于某学科平台上，便认为已经揭示了边疆学研究的路径，发现了边疆研究的本质性，由此影响其他研究者朝着这样的研究范式靠拢。

但在发生学的历史方法研究中，对某一种截面的展示，被认为不能把事物的现实形态概括为本质的揭示，而只有将事物产生和发展过程的动态予以考量之后，产生新的观点才具有揭示本质的价值。如杜威所说：“从某种观点来看，时间上较早的东西有较大的价值，但这只是方法上的价值，而不是存在的价值，后来的东西以太复杂和混乱的形式掩盖了它们的面目，但却能以相对简单和明白的样式表现在较早的东西中。”这样的哲学阐释，亦可以理解为人们研究某个事物所确定的起点只是一个设定的条件，它本身并不能推导出甚至不能演绎出其后的事实来。例如，近二三十年世界上所出现的诸多边疆现象，已经超越了早先人们对地理边疆的一般性认识，甚至超越了对文化边疆的特性认识，“始原域的系统映射”现象早已经出现，而中国大陆学界的边疆学研究依然停留在单科论证史地、政治、文化、民族、宗教对于边疆认识的阶段上，甚或执意要以某个单科的学术搭建边疆研究的平台，几乎不理会世界上边疆现象发生的新情况，更缺少要对这种新情况的趋势进行分析的学术愿望。那么，假使套用民族学（民族志）的研究方式，怎么可以推导或演绎出空疆、天疆乃至互联网空域等边疆的形态呢？最多不过是在地理边疆的考察中，反反复复地研究一国边疆地区的广义社会学或文化学的形态，诠释某个理论的隐喻，夯实单个学科实证基础的一种学术活动。在哲学思辩的阐释上换言之，就是事物早先存在的价值与形态会随着其后的演变而改变，而后起的研究，比起早先设定在某个条件下的研究更有价值也更为重要；但研究者只注意事物早先的形态，而对后起的演变所产生的存在价值则茫然不知。这对于当今的边疆学研究，是有哲学思辩的重要启示的。因此，已经列入“中国边疆学”的大量内容基本上是资料的汇编和阐释性的论文，不可能具有建构边疆学学科体系的存在价值（existence value），而一般边疆学则“以相对简单和明白的样式表现在较早的东西中”，既有方法的价值也有存在的价值。这里说的“存在价值”是哲学意义上的，如马克思所说，“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观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综合。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请注意马克思“离开了现实的历史的历史”这样的说法，并由此判断出抽象本身一旦在“现实历史的历史”命题上不能综合，这个抽象了的概念便没有价值。

有学者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发生学从自然科学“嫁接”到人文科学，推动了人文科学学术范式的转变。这种转变的特征就是在学术研究中，将一般的现象描述转向动态的发生学分析，从一般的形式要素聚合转向到系统的功能研究。在研究中，注意到历史的时空主客观条件的变化，不仅关注研究对象的事实结果，也关注研究对象的产生过程以及发展的趋势，从事件与现象的历史性展现之中，将观念与认识、经验与事实的逻辑性完全贯通。在这个意义上，边疆学的发生学视野与内在含义，决定了这一人文学科的跨学科研究的方法与路径，应当将不同的研究主张在隐喻性上作出解构，以辨析出即使是“要进行跨学科研究”的多种提议背后的真正涵义。

乔治·莱考夫(George Lakoff）指出：“隐喻普遍地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不但存在于语言中，而且存在于我们的思维和行为中。我们赖以思维和行为的一般概念系统，从本质上讲是隐喻式的”。隐喻理论揭示，所有的提议和主张都是隐喻性的，哪怕是在名词和指称上完全相似的主张也不例外。隐喻研究的对象，包括显性隐喻表述，也包括隐性的、表面看来不是隐喻但其形成过程是隐喻的。中国大陆边疆学研究的四种隐喻情况，恰恰印证了隐喻理论所指出的现象背后的差异——同样都在使用“边疆学”名词的研究者，所用的概念内涵迥异，即隐喻的对象千差万别。笔者在以前的两篇论文中，已经比较清楚地列举了中国学界的关于“边疆”与“边疆学”的多种含义，在此不再赘述。

学术研究中的隐喻现象，究其本质应具有创造性和开放性，这一点在隐喻者的主张提出的初始阶段是明显的，邢玉林、周伟洲、马大正、方铁等学者当初提出建构“中国边疆学”时，都主张进行“跨学科研究”，在其初始倡议的主张中，都体现出了创造性和开放性，有利于吸引相关研究者参与到其中。但由于每一个隐喻的经验依据不同，也往往会出现同一个名词概念的歧义性和含混性，如果隐喻本身在发生学的起点上不一样，同一个名词的隐喻出现非逻辑性的情况是不可避免的。上面提到的这几位学者，虽然都提倡“跨学科研究”，但在以什么样的学科平台上进行研究是有各自隐喻的，这些隐喻就是笔者在前面指出的研究者各自长期从事的学科研究背景，即边疆史地研究、民族学或文化学的研究等，而相对于有军科知识背景的学者，如乔良、张文木等学者的研究，更倾向于以战略学为平台的边疆跨学科研究，他们眼里的“边疆学”隐喻的是边疆战略研究。事实上，隐喻的经验导致了人们认知事物的“路径依赖”。能否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是打破思维窠臼的一个重要前提。

发生学隐喻解悖

对边疆学跨通学科研究的意义

人文科学的范畴决定了研究对象的确定性，即必须将人作为研究对象，既要研究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也要研究人的思维认识发展。因此，从哲学方法论的角度看，人文科学的各个具体领域最终都会有交集，产生相互的印证与旁侧效应的阐释。由此，发生学在人文学科的一些具体研究之中，具有跨学科研究的导向作用。如果我们对发生学的发展过程本身作考察，百十年来这门学科从自然科学延伸到人文科学的事实，完全可以看到其所具有的内在逻辑产生了要跨学科的必然，而这个逻辑之中的方法本身就有着跨学科的内涵。跨学科的实践在发生学的方法论中，意味着在学术研究中一个单纯小系统向着复杂大系统演化的形式，这符合人们所能观察到的绝大多数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性。

发生学从自然科学“介入”（嫁接）到人文科学中的现象，被哲学家、科学哲学家所关注，乃至其方法被心理学、语言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史学、信息学、逻辑学等学科的研究者所运用，证明了发生学的方法在被“介入”的研究领域中具有跨通的功能，而不仅仅是该学科给予了研究者一种新的视角或者新的方法。个人认为：跨通功能产生在发生学的学术历程中，也不断丰富着发生学的学术历程。人文科学的跨学科应当蕴含历史总体性的观点，对诸多研究的对象须贯穿事物主客体共同作用的认知，这是不仅是哲学的命题，也是实践活动的命题。无论在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的研究中，一旦运用发生认识论的原理，很多片段似或截面似的看法和结论就会被打破，单一学科的窠臼就会“破茧”，跨学科的跨通才有可能出现。因此，跨学科应当是在一个有着有机联系的研究大系统中发生的，而很难在一个堆砌起来的研究小系统中产生，这犹如现代国家经济社会的生产方式、产业结构、社会制度、政策研究诸元的联通，是国家大系统有机形成的，而在原始部落中既不会产生即使是外界强行植入也没有要联通的需求。这对于边疆学的如何跨通交叉学科具有一定启示性，诸多学科在边疆研究“跨”的过程中总是不好跨通，其根本原因就是学术视野狭小，阻塞了系统发生学的进路。有学者指出：系统发生学的方法论意蕴在于达成对“辩证法主义”、“科学主义”的内在抵制，从根本上拒绝一切非历史的现象主义和解释学的分析进路。

发生学将人们平时所说的某一事物的发生存在，以及这一事物相关的起源概念是有区别的，由于事物本身的动态变化与对事物存在的观念上有着不同的本体论，发生学才具有了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意义。在经验主义的本体论上，发生学强调的是认识结果;而在实证主义的本体论上，发生学则强调的是追溯起因。两者合二为一，就形成了一个具有“熵”性质的系统。进一步地看，发生学符合系统论（亦即这个学的本身就是耗散结构的，具有熵的形式）的基本原理。发生学的方法在系统论的视野中，既是对系统发生前的逻辑探索，也是对系统存在后的逻辑论证。换言之，系统发生学的认知逻辑是，事物的发生蕴含着发展着的系统，而事物发展的系统具有系统化的过程。从发生到系统化，对于一个事物来说，首先要有存在的形式，其次要有内在的质变过程，最终要有成熟的本质规定。这一点，无论对于生物的细胞发育、胚胎发展的生物发生学是如此，还是对于人类社会的部落形成、国家发展的历史发生学也是如此，因而对于人们的思想由初级到高级的思维发生学还是如此。因此，发生学原理认为，事物的系统化是一个逐步成长的过程，每种事物的发生过程不一定具有该系统质的规定，但发生过程确切的与必定的趋势方向，就是该系统质的内涵。再换言之，系统化过程意味着质的飞跃，成为系统质变引发产生新事物的内在依据。由此，边疆学建构在发生学的方法中，不能仅仅恪守某一个学科平台的单一小体系阐释，需要对边疆的形式范畴、整体和层次、结构与形式、性质的特征、动力机制、表象及规律、不同的模式等作出系统的分析和阐释，这样才能使边疆学的建构不再模糊，最终形成一个集历史与现实、事实与逻辑于一体的学科体系。

在这里，隐喻理论的原理提示我们，任何一种学科的自命题和真命题应该注意情景语义（Situation semantic）的辨析。在边疆学的建构中，诸多学者会提出自命题，并认为自命题就是真命题。但是，这些命题以及命题之间往往是悖论的。例如“边疆问题的实质是民族问题”这一命题，一旦放到中国南海边疆问题的解题之中，显然就不是一个真命题，但是回到中国西部省区的边疆研究之中则是一个真命题。这种边疆研究悖论比比皆是，例如类似“边疆问题没有民族问题只有狭隘的民族主义问题”的说法更是明显的悖论。研究者如何对边疆学对象的悖论解悖，可以从情境语义学(situation semantics)中找到解悖方案，情境语义学提供了学术悖论问题研究中的新方法，可以被看作是悖论研究的重要典范。王建芳等学者认为，situation semantics学术贡献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既坚持了世界的一致性,又保留了世界的完整性。这与发生学所隐喻的方法是完全吻合的。那么，怎样对边疆学建构的悖论作解悖呢？有学者指出：近代逻辑学中的“罗素、策墨罗、哈克”(以三人的名字字母简称“RZH”)解悖标准内含两个条件:严格的“形式刻划”和不严格的“哲学说明”。然而，这一阐释并未就此止步，有学者认为RZH解悖标准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逻辑矛盾必须消失、解悖范围的要求和非特设性。（原文如此—引者注）由此，建构边疆学对于悖论也有三个解悖步骤：按第一解悖要求，就是边疆学的学科体系在学术逻辑与事实逻辑上要达于一致性，即只要学术的命题与历史经验不相符合，就需要重新设置命题或改变概念的内涵；按第二解悖要求，就是边疆学研究的范围应当置于人类社会历史与现实所有的边疆现象上，凡是小于这个范围的研究就不能称之为边疆学，更不能称之为边疆学学科体系；按第三解悖要求，就是凡是不符合第一、第二解悖要求的，只要能够对边疆现象作出一定的阐释就要采用包容似的方式，可以将其纳入边疆学的系统层级之中。这个层级，亦即“准确地刻画了与一个语句相关的情境的变化所带来的语义变化，而使得同一语句普型在不同的情境中可以表达不同的命题，并获得不同的真值。”从第三解悖要求上看，中国大陆学界现有的边疆政治学、边疆经济学、边疆安全学等是可以成立的，并能够为边疆学学科体系的建构作出贡献。逆向反推，第三解悖要求回溯到第二解悖要求直至第一解悖要求，隐喻了发生学的内省性，即在建构某学科的过程中，跨学科研究的机理往往在悖论中产生，边疆学的建构也是如此。本文前面提到的杜威“唯物论的悖谬”（materialistic fallacy）到此已经被近代逻辑学的解悖方法消解。

在找到解悖的方法之后，有理由认为现有的“中国边疆学”形式，以资料汇集和史料阐释的方式作为认知的基础，是远远不够的，多学科的排列展示也不等于跨学科研究，这样也许是一种避免悖论的做法，其结果却是学科建设缺乏主线与脉络，也缺乏严格意义的学科框架，更不能形成体系。研究者以材料的解读来叙述边疆的问题、以单一学科为平台来阐释边疆的现象，只能是不同论文的串连和偏科知识的延展，对建构边疆学的学科体系几乎是无能为力的。以发生学原理作隐喻的边疆学，一方面要对事物的起源进行科学的梳理，陈述事物的源流以及源流的必然性；一方面要有哲学意义的“反思”，即对事物存在的前提重新（有时候是反复的重新）提出质询，回到事物最初状态以及对事物发展的轨迹深挖其表象背后的因素，才有可能从研究对象的起点与脉络出发，揭示其复杂的发展过程，形成对研究对象有比较完整的追溯以及对研究对象的趋势性勾勒出比较完整的框架，达于学科建构的体系性。对于这些问题的交叉，我们需要理清诸多学科和方法与建构边疆学之间的关系，找到在方法论上跨通的路径。通过对一般边疆学有着旁侧关联的学科或方式方法的初步探查和思考，可以引发出系统的闭环设计（The closed-loop design of the system），即可以构成一个具有跨通功能的反馈系统。如以下图示：

对图中的解释简言之：一定要对研究对象有哲学的思辩，这是一个类似北斗指针的重要前提，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我们建构边疆学的重要指导思想，在科学哲学的引导下需要有恰当的方法与方法论，边疆学的理论（包括假说）核心与外壳的构造才有明确的分层结构，做好这些研究确实需要由科学共同体来进行，而已有的边疆学研究成果成为下一步建构边疆学的基础，但是必须对那些在以往研究中存在的悖论进行解悖，而发生学的原理与方法结合隐喻理论通过情景语义学的方式可以实现这个意图......这张图示所蕴含的思路是一个双闭环结构的，符合控制论的基本原理，即在一个系统构成之中为求得反馈需要形成闭环形态。所谓反馈，指的是行为动作有着一定功效并能够引发出效能和效果。建构边疆学的学术呼唤需要付诸于学术实践，而两者的统一，反映到思路上应该是一种传递有序、相互联系、彼此可嵌的映射，最终这样的思路还要体现到学术的活动之中。只有这样，建构边疆学的倡议才不会落于空箱操作。

结   语

边疆研究者无论在主观意识上愿不愿意参与建构边疆学，实际上都有可能处于皮亚杰认识发生论所揭示的陷阱里，即凡是止步于新认知方法之前的人，不可能发展出新的认知能力。目前，学界“边疆学”研究的现状，是在以经验现实主义方法结合各人认知体验的基础上进行边疆研究的。因此，边疆学在国内不仅遇到了来自主管部门对学科认定的障碍，也遇到了学界自身建构边疆学的方法与方法论的障碍。笔者认为，这两个障碍是在边疆研究上不能形成中国学派的症结所在，尤其是后一个障碍，使我们已经陷入了一个怪圈——希望有突破却恪守老旧的认知难以突破， 这实际上做不到建构学科的突破……对此， 我们确实到了需要找到解题方法和思路的时候了。

笔者不揣谫陋，大致以思辨的方式提出一些意见，抛砖引玉，期望有志于此的同仁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注】来自《边疆学微刊》微信公众号，文章刊登于《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7年第4期

责编：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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