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时空】葛承雍 | 关于吐蕃在西域的研究省思 | 自由微信

【边疆时空】葛承雍 | 关于吐蕃在西域的研究省思

葛承雍边疆时空 2019-12-18

压迫不同族群难以强化认同

每一个政权扩大疆土后首先就是建构新的族群认同，尤其是异族入侵占领区内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民族压迫现象。吐蕃占领西域后，寻找自己同盟者和排斥异己，对各族实施痛苦的文化奴役，汉人不仅备受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而且受到沉重的民族歧视，实际地位是很低的。

落后的部落制统治和沉重的苛捐杂税，再加上经常征伐混战，使得各族民众都受到一波接一波的灾难。吐蕃对汉人推行强制性的同化政策，《新唐书·吐蕃传》记载敦煌被占领后“州人皆胡服臣虏，每岁时祀父祖，衣中国之服，号恸而藏之”，那种“赭面状”“面缚相”“哭啼妆”“乌膏唇”“纹身体”“毡裘服”风俗强迫同化，从心理上激起人们的反感。敦煌文献P.3556《周故南阳郡娘子张氏墓志铭并序》记载的“属以羯胡屯集，陇右陷腥俗之风；国耻邦危，尘外伴逍遥之客”，可见当时敦煌人对陷落蕃风的厌恶之情。即使对附蕃的于阗王臣和归顺的汉人官吏，吐蕃也是实施“字(告身)高位卑”的政策，表面上授予较高告身，实际上处于被监视被鄙视的处境，被征服汉人官吏的附庸地位非常低下，甚至落在吐谷浑部落官吏之后。我们不知当时吐蕃统治下的各族群是否有等级之分，是否按征服的先后而区分高低？从历史经验来看，任何一个异族执掌政权者都会这样，只不过吐蕃更具“驱使为用”残酷性和“鞭挞奴虏”的掠夺性。杨铭先生《吐蕃统治下的汉、胡诸族》对吐谷浑、党项、白兰、回鹘、沙陀、粟特被役使作了很好的分析。

强制同化、强制改宗无疑是本地族群毁灭、文化毁绝的前奏，这种结果只能造成族群认同的刺激性，激化其他族群脱离吐蕃统治，一度曾与吐蕃联盟或归附的回纥、葛逻禄、沙陀等族群最后都与脱离或反叛吐蕃，就是不满吐蕃无度索取、逼迫驱使、过激压榨的不对等政策。敦煌遗书《张议潮变文》(p.3451)记述归义军初期长安朝廷使节看到河西“甘、凉、瓜、肃，雉堞凋残”，没落于吐蕃的族群不愿与“蕃丑齐肩”，向往内地人物风华，这种族群之间不满抵触的矛盾加深，只会导致分离性、排他性的族群情绪高涨，从而进一步强化族群认同的复杂性。

在新疆出土藏文写本和木简中，记载族群有吐谷浑、回鹘、突厥、于阗人，尤其是粟特人引人注目。在西域最活跃的粟特移民自隋唐之际迁入南疆等地后，其首领曾被唐朝屡屡任命为镇守官员，不仅招徕西域胡商，而且如康佛耽延、康地舍拔兄弟等被任命主持当地政事。在唐蕃争夺西域战争中，他们往往会站在唐朝一边。吐蕃也知道西域占领区分为“近心者”与“远心者”，但是其掠夺性无法改变，游牧无馈粮，虏获为资财，史书上记载吐蕃军队掠取青年男女和民众财富，“焚烧庐舍、驱掠人畜”比比皆是，反对暴力掠夺是各族民众的共同愿望，他们很难认可与野蛮的部族合作，很难认同在一个极端封闭的奴役族群圈子里生存。

从敦煌文书来看，吐蕃每年增加年贡，不仅将编入部落的唐人称为“边鄙之民户”，而且“节儿长官等经常不断欺压掠夺乃至霸占果园”。吐蕃蛮横地压迫政策所产生的离心倾向会从根本上动摇其政权的基础，吐蕃在西域占领地区并没有消弭族群离心倾向的措施，而是“诛杀无遗，恐吓诸族”，“大略鄯、廓、瓜、肃、伊、西等州，所过捕戮，积尸狼藉”；吐蕃严酷的族群统治包括黥面纹身、杀人儆叛、易服辫发、清查户口等等，特别是吐蕃的残酷肉刑如剁手足、灌铜汁、挖眼珠，使民众备受苦楚，因而沦陷吐蕃后的族群抗蕃从未停止，包括吐蕃本土的奴隶起义。848年张议潮推翻吐蕃统治揭竿而起、一呼百应，“奉瓜、沙、伊、肃、甘等十一州地图以献”，河西唐人“解胡服，袭冠带”，欢呼雀跃，就是怀念唐风不忘故土的明证。在当时落后军事联盟奴隶制度下吐蕃是无法维持族群认同，也不可能确立民众忠诚感和认同感的凝聚力环境，凡是固化族群差异和世袭特权，不用民族和谐相处之道，土崩瓦解是迟早的事。粗鄙落后的统治制度会必然导致民众愚昧麻木，而依靠野蛮掠夺建立起来的政权也没有一个是长久的王朝。

西域多元宗教难以认可藏密

西域地区长期以来流行佛教、祆教、摩尼教、景教等各种宗教，从昭武九姓的粟特人到突厥、回纥和中原汉人，同时并存互相争夺信仰者，不愿也不可能接受藏传的佛教，我们在于阗、龟兹(库车)、高昌(吐鲁番)、鄯善等地都能见到佛教、摩尼教和景教留下的宗教遗产，为何唯独不见藏传佛教密宗留下的特点痕迹？于阗是西域佛教圣地之一，吐蕃统治于阗半个世纪，为什么不利用占领区的政治特权，大力推行藏传佛教呢？790年，吐蕃征服了龟兹地区，同样在佛教石窟中几乎见不到吐蕃人的身影，没有留下藏传文化的痕迹。这也说明宗教信仰并不完全是政教合一、族教一体。

历史上宗教往往成为统治者平息安抚被统治者的有力工具，有着抚慰调剂和舒困济危的作用。据藏文史料载，佛陀释迦牟尼为利益众生而成佛后，有21所居住地，其中西域就是最后一处，且比其他一般地区更为功德广大。有观点认为吐蕃王朝经营西域的长期过程中，宗教在其中起到了加强双方关系密切的积极作用; 并认为在吐蕃眼里西域是一块不可随意骚扰的圣地，所以吐蕃王朝对西域佛教的政策非常宽大，比较符合当地诸民族的意愿。

其实，这是一种误判。人们爱用吐蕃王朝早期史料说明其崇奉佛教，赤德祖赞时曾收容过因政治和宗教上的原因，被迫逃到吐蕃辖区以求庇护的西域僧众。“汉地公主(金城公主) 任施主又将受难于于阗、安西、疏勒、勃律、克什米尔的众僧侣请到吐蕃，安置在寺庙供养了三、四年。”当时吐蕃本土尚无出家僧尼，收容避难的西域僧众没有引起冲突。但随后吐蕃内部护佛和反佛斗争十分尖锐，西域僧众不久就被驱逐出藏土，连舍利、经卷、供养法器也通通都被带走，在苯教强大势力下佛教传播受阻。

9世纪初，因赞普急需用佛教作为统治工具，故吐蕃接受印度佛教密宗成为国教，并顶住了汉地佛教禅宗在吐蕃的影响。《佛教史大宝藏论》记载，吐蕃王朝吸收了印度、汉地、黎域( 西域于阗) 等不同语言翻译来的佛经，将许多很难理解的各种词语译成藏语，并制定了译名标准，其实，吐蕃口中的西域语基本是于阗语，说明吐蕃与于阗的交往比其他西域诸小国更为密切，但是史书没有记载有否西域佛僧，于阗也没有留下“吐蕃化”色彩的文化遗迹，藏传佛教亦无痕迹踪影。有人说吐蕃将自己的佛教文化带到了西域，恐能坐实的证据不多。藏传佛教移植于印度，与西域是否互动融合，究竟是单向还是双向的交流看不出来，有待新的考古发现以便进一步研究。

如果说敦煌在吐蕃统治下还留下66座石窟，大多绘有宇宙图示的坛场，还留下藏语写经，有的壁画还特别强调吐蕃赞普等供养人，但这并不是吐蕃工匠创造的，而是利用敦煌本地原有画匠实施的，即使有吐蕃装供养形象，也是“形夷”而“华心”。吐蕃样式的密教艺术并没有在敦煌洞窟中传播开来。在于阗、库车等地则看不到藏传佛教的影响，甚至连一些密教的元素都找不到。相反，出土简牍中涉及的是苯教，藏文史料显示全是佛教，恐怕更多的是后来为了掩盖苯教与佛教之争，有意篡改的。

让人疑惑的是，于阗麻扎塔格出土的木简表明，吐蕃占领者还在使用内地早已淘汰的木简，在唐朝已经普及纸张的情况下，为什么吐蕃统治于阗的军政中心还未全部使用纸张呢？何况唐朝的纸、纸匠、造纸法早在高宗时期(650)就已经输入吐蕃，连印度用纸都是从吐蕃传过去的。史学界总是用吐蕃统治西域促进了民族交往和融合的说辞来掩盖真实的民族认同，这种夸张拔高的说法恐怕阻碍了进一步深入的研究。

吐蕃能多次与唐朝、西突厥、大食等大国对抗，除了短暂的妥协结盟外，其余一直处于争夺竞争状态中，吐蕃的军事实力究竟是什么？仅就锁子甲和索波剑装备的骑兵就所向披靡吗？林冠群先生《论唐代吐蕃之对外扩张》一文对其从“穷兵黩武”到“战争机器”作了很好的分析，但对攻略西域的原因仍可继续探讨。比如苯教前赴后继不怕死的说教，是否在吐蕃军队中有很大影响？吐蕃军队能与唐朝郭子仪军队对峙、与大食争夺西域，其中苯教是否起到了很大的精神作用？

7世纪以来唐朝在中亚西域设立了众多羁縻州与都督府，从葱岭到碎叶控制区内，尽管多次遭到吐蕃、西突厥和其他部族的侵扰，但唐文化的影响遍及西域。唐朝吸取了来自西方的文明营养，保持了自己强烈的民族认同，也赢得了大国的地位。在文明交锋区域内，吐蕃王朝是一个军事部落联盟奴隶制政权，其占领并统治的唐朝河陇地区早已是封建社会，社会性质不同，能说是促进了双方的融合吗？即使西域出土的藏汉契约文书也反映吐蕃占领区均是按照唐朝律令“翻版”行事。短时间的杀戮征服和急促的对外扩张，使得吐蕃不仅与唐朝、西突厥、回鹘、大食等角逐对抗、攻杀争夺，而且陷入长期被孤立的状态，创伤性的历史进程也不可能留下大量自己值得夸耀的文化遗产。

在中国民族史和边疆史研究中，近年对吐蕃的神化有增无减，甚至只许膜拜不许剖析，只能赞美不能质疑，虚构净土、泛化藏文化的文章连篇累牍。吐蕃作为落后野蛮征服先进、逆转正常文明发展的历史，包括民族压迫、族群歧视等种种不平等规定，造成的社会倒退令人唏嘘，宗教差异多元也没有形成宽容包容的推力，严峻的残酷性不能变成温柔的和谐性，理想化“世外桃源”或“田园式想象”不能成为浅层次描述主流。历史叙事必须是整体性的，不可对历史底线无原则退让。

【注】文章刊登于《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05期

责编：李骁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