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时空】张昊琦 | 中心和边缘：理解“大欧亚”

【新朋友】点击上方“边疆时空”关注我们

【老朋友】点击右上角“．．．”，分享精彩文章给朋友们

1583年，持续了25年之久的立窝尼亚战争以俄国的失败告终，伊凡四世控制波罗的海贸易区， 借此与西方建立稳固联系通道的努力宣告落空。立窝尼亚战争失败后，俄国“与其说处于正在形成的世界体系的边缘，不如说已经被驱逐出边缘之外”， “孤立与停滞成为边缘发展的唯一现实选择”。但是在沃勒斯坦看来，立窝尼亚战争的失败对俄国来说是历史的运气，也可以说“这是一个巨大胜利”，因为“俄国没有被拉入欧洲的世界经济体，其资产阶级和君主至少暂时避免了邻国波兰的命运”。沃勒斯坦将波兰以及西班牙和奥斯曼土耳其等国在近代竞逐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他们过早地直接融入了欧洲世界经济体。虽然这些国家的达官显贵通过经济作物出口参与世界贸易，获取了大量的奢侈品，但是从长远来看，这种依然具有传统自我扩张性质、不以资本积累为目的的短期获利行为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相反，俄罗斯避免了这样的后果，在西线的失败不仅留给了他独自经营“俄国经济体”的时间，而且他通过在东方的扩张积累了自己的实力。俄国历史学家格·维尔纳茨基说，“正是俄国人在西面被遏制和赶回时，他们开始向东面的西伯利亚推进”。

1552年和1556年，伊凡四世分别征服喀山汗国和阿斯特拉罕汗国，一举到达乌拉尔山脉和里海， 打开了通向亚洲腹地的道路。1581年叶尔马克率领哥萨克军队越过乌拉尔山，开始远征西伯利亚， 次年即征服西伯利亚汗国；17世纪中叶俄国的势力已经到达太平洋岸边，18 世纪中叶最后征服楚科奇半岛和堪察加半岛。这样，将近1000万平方千米的西伯利亚土地被俄国纳入版图。与东方的征服结果基本同步的是，俄国通过彼得一世的西化改革以及在波罗的海获得了面向西方的“窗户”后， 开始进入西方。用自由主义史学家的话来说，18 世纪俄国“开始与欧洲真正融合，与其他欧洲国家成为统一的文化、经济和信息共同体，并与其经历相同的社会变革”，只是“时间上晚了一步，强度也有差别”；用沃勒斯坦的话来说，到这个时候， “独立的俄国世界经济体确实已经消失了，俄国已经成为欧洲世界经济体的又一个边缘地区”。这个时候进入欧洲世界经济体，对俄罗斯来说是相对有利的。

16 世纪末期至18 世纪中期俄罗斯向东方的扩张，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俄罗斯历史发展中的战略大腾挪，也是其“以空间换时间”的成功例子。进入近代之后，通过战争手段扩张领土的代价已经越来越昂贵，但是俄国向东的扩张却极其顺利，以至于俄国的征服被视为对“无主之地”的拓荒。东部地区为俄罗斯提供了巨大的资源，例如毛皮主要来自于西伯利亚。据统计，16—17世纪俄国的外贸仅毛皮的收入约占整个俄国外汇收入的1/3； 1680年从西伯利亚获取的毛皮收入占全俄预算的12% 以上。此外，俄国新兴的工业也开始向东部扩展。彼得一世在乌拉尔山脉和西伯利亚建立了大量的铁厂，如1697年在西伯利亚的托波尔斯克， 1699—1701年在涅维扬斯克和卡缅斯克建立的工厂。北方战争的开始加速了在东部建厂的进程，后来还利用部分瑞典俘虏充当劳动力，在伊尔库茨克建立了一座铁厂。1750年，俄罗斯铁的年均出口量突破了1.9万吨，而到1860 年，俄国生产的32.1万吨生铁中有76%产自乌拉尔地区。

虽然俄罗斯东部地区尤其是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发展相对于西方来说较为缓慢，严酷的自然地理条件、人口的稀少以及与中心地区的远隔是其不利因素，但是东部地区对整个俄罗斯帝国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且不说其丰富的自然资源是留给后世的宝贵财富，历来是俄罗斯国家发展的重要基础，单就这个巨大的空间来说，其地缘战略意义对于俄罗斯的历史发展是无比深远的。因此，18世纪的俄国科学家罗蒙诺索夫曾经预言，“俄国的强大有赖于西伯利亚”。从历史上看，在与西方的竞争中， 东部为俄罗斯的战略腾挪预留了大后方，在俄国的军事战略思想史中，“以空间换时间”不仅仅是一项战术原则，而且也是一项战略原则。

“以空间换时间”是俄罗斯统帅库图佐夫在1812年卫国战争中打败拿破仑的经典范例。面对拿破仑大军的入侵，库图佐夫实施目的明确、有条不紊的战略撤退，甚至不惜暂时放弃莫斯科，将其让予拿破仑，从而以空间换取敌人的疲劳、消耗与战略困惑，以谋求最后的反攻机会。“以空间换时间”同样体现在1941—1945年苏联卫国战争中，战争初期，斯大林出于意识形态和民众士气的考虑， 在前方军事严重失利的情况下转为积极防御，没有实施战略大撤退，而是固守莫斯科背水一战，使得乌拉尔以东的广大地区成了战时大后方。在经济转入战时轨道后，西部地区的1360个大型工业企业被迅速转移到东部，在短短的时间里就投入生产。战前苏联还在内地新建了三大工业基地，包括乌拉尔的煤炭冶金基地和哈萨克的煤矿基地。这些战时企业和工业基地成为苏军武器和装备的强大供应地，为苏联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俄罗斯的历史进程中，“以空间换时间”不仅仅在军事战略中具有典范性的意义。为俄国史家所称道的是，俄罗斯在西向的扩展中遭遇挫折时， 往往能在东方有所收获，弥补在西方的损失。1855年俄罗斯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失败标志着它在欧洲霸主地位的丧失，从欧洲国际政治体系的中心滑落到边缘。在奉行“韬光养晦”的对外政策中，俄罗斯在东方获得了巨大的外交和军事胜利。在远东，俄罗斯利用中国清王朝自鸦片战争以来的虚弱，以及英法联军所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先后于1858年和1860年迫使清廷与之签订《中俄瑷珲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割占了中国一百余万平方千米的领土。在中亚，浩罕、布哈拉和希瓦三汗国以及土库曼被俄罗斯攻下，成为其藩属国。在当今俄罗斯的“东西之争”中，一些俄国历史学家认为，俄罗斯与东方本来罕有交集，自18世纪以来，俄罗斯帝国在欧亚地区发生的所有冲突， 皆是对外来挑战做出的反应；俄国在19世纪下半叶兼并中亚，乃是不得已而为之，是对英国不断扩张的反制。其实这正说明了俄罗斯“失之东隅， 收之桑榆”的心态。

“领土容纳着和承载着历史，并且以一定的方式解释历史。”积极向外拓展空间是俄罗斯历史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空间也塑造俄罗斯的政治经济生活，造就其文化特性，积淀其历史心理。这个规模巨大的空间一方面为俄罗斯国家的发展以及与外部世界的互动赋予了巨大的潜力和保障，另一方面也为国家的统合以及内部发展的协调造成了无尽的障碍。中心与边缘之间经济社会发展的严重落差，各地区之间文化的差异和多样性，一直困扰和撕裂着国家的同一性。从19 世纪中期以来的“东西之争”到20世纪90年代大西洋主义和欧亚主义的切换以及近年来关于“转向东方”的辩论，无不显示了空间与时间之间的矛盾。俄罗斯的历史经验给人以一种直接的观感，即俄罗斯在向西发展受阻时，他就会适时地“转向东方”，从东方寻找机会 ；而在向西发展的机会和空间敞开时，他又会重新“面向西方”。一般认为，俄罗斯近年来“转向东方”的重要背景，固然是亚太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世界重心的东移，但更重要的是乌克兰危机造就了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持续紧张， 从而在西向发展中很难有所突破。这似乎是历史上“以空间换时间”战略的重现。虽然一些学者认为不能进行简单的历史类比，当前俄罗斯转向东方有着持续的内在动力支持，外部因素的变化不会有决定性的影响，但是从帝俄到苏联，再到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开发和发展一直是俄罗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没有近年来如此高调的所谓“转向”问题，而且近年来“转向东方”的成效不彰，立即引起了俄罗斯国内对此项政策的质疑。这其实显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转向东方”究竟是俄罗斯的临时脱困之计，还是它的一项长远之策？它是否构成俄罗斯的“根本目标”，或者说是从属于“根本目标”的一项手段？因为国家根本目标的素质特别是战略性素质，应该是合理、明确、集中、有限、内在平衡和充足的， 而集中和内在平衡是关键。

三、从“大欧洲”到“大欧亚”

从前面的论说中可以看出，俄罗斯需要面对和解决的现实问题不过是其历史问题的延续，即两个层面的“中心—边缘”问题。第一个层面是进入世界中心还是停留在边缘的问题，这是俄罗斯面向未来的根本问题，毫无疑义的是，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仍然希望在预想的历史轨道中进入世界的中心；第二个层面是俄罗斯内部的中心和边缘的平衡甚至切换，即处理俄罗斯内部的中心和边缘问题，是政策性的平衡还是战略性的转向，这是从属性的问题。从“大欧洲”到“大欧亚”理念的转向，似乎将这两个层面合而为一，并在某种程度上进行了延展和超越。这种转向从深层次来说，意味着从“融入”到“重建”的转向。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一直致力于“融入”西方，试图借助西方的支持，通过现代化的“赶超战略”摆脱自己的边缘位置得以进入中心。但是融入目标在事实上的失败以及资本主义体系所遭遇的危机，使俄罗斯产生了至少在远景上进行“重建”或者是“取而代之”的构想，“大欧亚”就是这种理想的图景，而俄罗斯发展重心的东移则是实现这个远景的基础。

“回归欧洲”、“共建欧洲大厦”是戈尔巴乔夫改革道路选择的一个转向，也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发展的核心目标。虽然俄罗斯在外交政策上有过从“大西洋主义”到“欧亚主义”的切换，但是建立俄罗斯与欧洲统一的经济、自由、安全和文化空间这个目标一直以来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世界金融危机之后的2010年，时任总统梅德韦杰夫提出了覆盖“从里斯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新欧洲安全条约，普京也提出了在这一空间中建立欧洲经济新体系的构想。但是乌克兰危机发生后， 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大欧洲”战略事实上宣告了失败，“转向东方”从而成为俄罗斯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议题。不过梅德韦杰夫的表态代表了大部分俄罗斯精英的真实想法 ：“不管在政治上、经济上还是心理上，俄罗斯都不会离开欧洲”。事实上，即使“大欧洲”战略失败， 俄罗斯仍然残存着侥幸心理，寄望于美国特朗普总统执政后取消对俄罗斯的制裁，实现两国关系的缓和与正常化，从而为重启“大欧洲”奠定基础。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转向东方”是一种经济面向， 即通过发展与亚太国家的经济联系，挖掘西伯利亚和远东的潜力，消除西方制裁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同时又能够以此作为与西方讨价还价的筹码。如果是这样，那么“转向东方”也可以说是历史上“以空间换时间”的重演。

这种解读在当前俄罗斯战略仍然处于不确定状态或者是过渡状态的情况下似乎更容易为人理解和接受，因为俄总是一个“不断寻找机会的国家”。

在目前被西方制裁和孤立的背景下，俄罗斯在国家发展道路上的选择仍然处于摇摆和争论之中，自由派和保守派各持己见。2016年以来俄罗斯经济发展战略方案的制定一波三折，某种程度上显示了精英共识的缺乏。库德林领导的战略研究中心向政府呈递的方案受到了总统顾问格拉济耶夫的严厉批评，普京委托斯托雷平俱乐部提出另外的中期发展方案，以形成“竞争”。双方都在说服普京接受自己的方案。库德林认为，引入外资是俄罗斯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俄罗斯即使落后，也要以二等角色“融入”国际技术工艺链，为此他甚至要求普京降低地缘政治紧张度。但是保守派对俄罗斯的未来发展相当悲观，格拉济耶夫描述了俄罗斯在全球经济发展中的七幅可能图景，认为俄罗斯可能沦为美国和中国经济边缘地带的“飞地”，在没有自身战略的情况下，就会把开发俄罗斯经济空间的主动权拱手让给外国，再次成为“竞争中的世界强国的侵略对象”和“筹码”。他认为最为理想的图景是俄罗斯集中力量，通过加强建立新型工艺生产和新世界经济制度转向“超前发展战略” （стратегия опережающего  развития），这幅图景就是实施普京所提出的“大欧亚伙伴关系”倡议的图景，其基础是欧亚经济联盟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为此，俄罗斯需要与中国协调一致，全力进入新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心。

从格拉济耶夫的这个角度来看，“转向东方” 以及“大欧亚”倡议显然是俄罗斯从“融入”到“重建”的战略转向，而不再局限于“以空间换时间”的传统战略思维。他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正在促进一个“新的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俄罗斯应当利用这个机遇，参与新体系的建立。在这一点上， 他似乎超越了卡拉加诺夫的“大欧亚”理念和特列宁的“俄中协约国”理念。俄罗斯人即使在困境中也没有放弃过改变世界的使命意识，他们认为，虽然苏联摆脱世界体系的“无畏和英勇的尝试”以失败告终，但21世纪俄罗斯只有一个出路，那就是改变世界体系。从这个愿景来看，“大欧亚”计划提供了一个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可行方案。在这个过程中，俄罗斯基于曾经的“世界性领袖”地位， 将自己视为当仁不让的主导者，而中国将发挥领先作用，但不是主导作用。

但是现实与愿景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大欧亚”倡议经普京提出后至今还没有一个清晰的路径，其实施的进路也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虽然普京将“大欧亚”的框架做得很大，甚至延伸到欧盟并希望把它圈进来，但亚太地区显然是这个框架的重心。不过亚太地区本来就存在着多极、分散化的趋向：东盟国家自成一体，韩国日本是美国的盟友，中俄和中亚国家已经被纳入上海合作组织，中俄印是金砖国家重要成员。而且亚洲国家之间关系复杂，还存在许多一时难以解决的矛盾。在这个地区同质性本来就不强的情况下，俄罗斯作为一个传统的欧洲国家，能否将其纳入“大欧亚”框架？因此更为适宜的看法是，“大欧亚” 目前是一个范围更加广泛的一体化项目，可以被视为欧亚经济联盟的自然延伸。其首要任务是将该地区现有的国际组织或一些项目，如欧亚经济联盟、上海合作组织、“丝绸之路经济带”等整合起来。

对俄罗斯来说，更现实的问题是其经济状况还不足以支撑“大欧亚”战略的实施。乌克兰危机之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全面制裁以及国际能源价格的下降，对俄罗斯经济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俄罗斯走出困境的前景也不明朗。在这种情况下，“大欧亚”能否得到真正的落实，还是一个未知数。

在俄罗斯的东向战略中，西伯利亚、远东的开发和发展意义重大，它是确立战略面向的基础。历史上，它是发展所需资源的供给者，服务于中心的大后方，战略腾挪的大空间。现在，也许只有在国内完成了中心和边缘的切换，实现了真正的战略东移，俄罗斯实施“大欧亚”战略的意志才能真正体现出来。战略面向的解决莫过于迁都，为此，俄罗斯的新欧亚主义者和“大欧亚”构想的设计者都提出过迁都方案。

新欧亚主义的代表人物亚历山大·杜金在20世纪90年代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认为，“俄罗斯的东方”和北方一样，是未来地缘政治的战略基地，是欧亚的命运之地。随着整个俄罗斯东方的发展，以及太平洋作为“未来之洋”的重要性日益突出，莫斯科失去其“中心”意义、过于“西方化”的时刻将要到来，西伯利亚的新首都将是“空前辉煌的新千年的首都”，不仅具有全国性的意义，而且还有全大陆和全球的意义。在他看来， 新西伯利亚是一个理想的选择，它不仅是西伯利亚最大的城市，而且是俄罗斯最重要的智力中心。自新西伯利亚的西部轴线延伸到乌拉尔的首府叶卡捷琳堡，再到莫斯科，向东辐射到伊尔库茨克、哈巴罗夫斯克和符拉迪沃斯托克。“莫斯科—新西伯利亚”轴线将成为俄罗斯内部地缘政治的最重要的轴线。

在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大欧亚”构想的倡导者也不约而同地提出了迁都西伯利亚和远东的问题。特列宁在《帝国之后：欧亚的历史》中建议， 俄罗斯可以考虑将符拉迪沃斯托克作为“21 世纪的首都”。因为这是一个开放性的港口城市，与东亚的中心城市距离较近，可以与这个时代最有活力的人民直接联系，同时它接近中俄边境的位置也可以保证国家的领土完整和安全，不仅服务于远东，也推动全国、西伯利亚和北极的发展。2012年符拉迪沃斯托克亚太经合峰会召开前夕，卡拉加诺夫主持的“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报告认为，“为了参与亚太一体化进程和更好地实施‘西伯利亚工程’，俄罗斯需要把首都的部分功能转移到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一个或几个城市（如符拉迪沃斯托克），通过在这一地区建立太平洋首都的方式，实现面向亚太政策的根本转向”。2013年，符拉迪沃斯托克市市长伊戈尔·普什卡列夫也曾建议政府迁都符拉迪沃斯托克。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其他迁都建议，如联邦委员会议员阿尔诺得·图洛霍诺夫建议迁都叶卡捷琳堡，格拉济耶夫赞同将欧亚联盟的首都定在梁赞，等等。

迁都是一个国家的重大问题，它牵涉国内和国际的诸多因素。俄罗斯的迁都建议者都看到了亚太地区发展的活力以及俄罗斯向东发展的潜力，他们首要考虑的是战略面向问题，而不单纯是经济面向的问题。对于俄罗斯这样长久摇摆于东西方的大国来说，战略面向是需要解决的根本性问题。特列宁说，如果彼得大帝在世，他仍会从莫斯科拔营而起，不过这次是面向日本海，而非波罗的海。但是在任何时候，迁都对俄罗斯来说都是一场“革命”， 在目前它只能是一种“构想”，在可预见的将来也很难成为现实。历史上俄罗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重心一直在欧洲固然是重要原因，但是它对亚太地区能否承担世界格局重组的角色也抱持一种怀疑的态度。这种怀疑在俄罗斯自由派们身上更为深切。因此依托亚太地区建立世界新秩序只是一种远景，当前亚太地区的复杂性以及潜藏的风险构成了俄罗斯战略迟疑或观望的理由。在此情况下，俄罗斯“转向东方”以及实施“大欧亚”计划与历史上的经验似乎并无二致。

结 语

俄罗斯是一个深具潜质的世界性大国，但是其实力与使命之间存在着永恒的矛盾。这种矛盾在“大欧亚”战略中也深刻地体现出来，宏大的战略框架与实施能力适成对比。在现代世界体系中，俄罗斯一直处于边缘和半边缘的位置，又不断地试图进入中心。这种努力贯穿了他的历史。尽管在苏联时期他以巨大的代价摆脱了世界体系的束缚，但是苏联解体后它仍然被置于边缘位置，当前俄罗斯所面对的仍然是其在历史上所面对的问题。巨大的地理空间和历史的遗产使得他一直在东西之间徘徊，难以确定国家发展的大战略。俄罗斯具有战略韧性但缺乏战略耐性，他没有长期稳定的发展战略。“大欧亚”战略是“大欧洲”战略失败后提出来的，但是在明确的战略仍未确定以及战略定力不足的情况下，俄罗斯更被视为一个机会主义者，当前还没有定型的国际格局以及世界政治发展的不确定性加深了人们的这种观感。“大欧亚”战略在今后很长的一段时间中可能是一个虚多实小的架构，很可能被俄罗斯自己首先放弃；他也可能局限于具体的项目计划，从而失去了其战略性。因此，与其说这是一项面向未来的长远之策，毋宁说是一项临时脱困的权宜之计。

【注】文章原载于《俄罗斯学刊》2017年第2期

责编：齐云彦

声 明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公众号立场。文章已获得作者授权，如需转载请联系本公众号。如有版权问题，请留言说明，我们将尽快与您联系。

往期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