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慈禧对权力的使用相当克制，并未干预朝政
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而今，我国的历史，更多的不是被当代化了，而是被娱乐化了。马勇的《中国历史的侧面》中就流露着这样的忧思。
马勇说：“这些作品把中国的历史扭曲了，电视剧里很多都是假的，但是观众们看得时间长了，就慢慢习惯了，慢慢的习以为常，就觉得是真的了，反而有时候史学家说的一些真的情况他们觉得是假的，这让我很担心。”
马勇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在微博上，他起名“旁观者马勇”。在他看来，历史研究者便该永远居于第三只眼的位置，尽一切可能逼近历史真相。他说：历史是胜利者写的，但胜利者写的历史并不一定是真历史。
《中国历史的侧面》是马勇的历史随笔集，此书主要评述清末民初的一些历史事件，如有对太平天国、戊戌变法、义和团、甲午海战、辛亥革命等历史事件与李鸿章、袁世凯、宋教仁、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历史人物的解读和评论。由于马勇坚持自己的独立思考与判断，不人云亦云，加之他的笔法通俗易懂，此书视角独特，颇具思想性、启发性和可读性。
马勇对流行的虚假历史进行尖锐驳斥，他说其实我们不了解民国，我们对于北洋军阀的印象不是来自史料和直接认知，而是来自他们的反对派，即南方革命党人的描述。“北洋系军人特别是他们的第一代，比如袁世凯、冯国璋、段祺瑞、徐世昌等，在晚清十年政治变革中都有相当成绩，基本上都是政治变革的急先锋，像段祺瑞几次拯救共和，成为近代史上‘三造共和’的英雄。他们的政治理念和政治作为并不像南方反对者所描述的那样不堪，他们在整个统治时期都努力遵循着民主共和框架解决问题处理问题。”这些，我读起来颇感新鲜。马勇说：“过去说袁世凯是‘窃国大盗’，显然违背了历史真实”，只是源于袁世凯在生命最后岁月中的一念之差——称帝，使他在历史上的形象发生根本逆转，他的一生差不多都被否定。马勇对袁世凯的评价，与英国泰晤士报的记者评价有相通之处，当时跟踪报道清国时事的泰晤士报记者写道：“袁世凯是清国少数几位在政治眼光和管理能力上都表现杰出的人物之一”。我们太习惯将人脸谱化了。一个人坏，就说他啥都坏；一个人好，就说他什么都好，不惜为他文过饰非。或者说历史常被戏说，抑或是因某种宣传需要而被改编了。
在书中，马勇对慈禧太后的功过是非也做了分析解读，认为慈禧太后是被多重妖魔化的政治人物。他认为1898年政治变革的启动是慈禧太后在后面撑腰、掌舵，慈禧并不是权力的贪婪者，“晚清政局之所以出现帝后两宫共同专制的局面，完全是特殊条件所致。不过，如果我们以客观立场去观察慈禧太后在1894年后的作为，也应该承认，她对权力的使用相当克制，她并没有滥用自己的权力干预朝政，并没有越过皇上处理国家大事，她只是对皇上的决策保持最后否决权。这只是在替年轻皇帝把把关。”
不过，作者更多的是从一个女人的角度、一个母亲的角度来还原慈禧太后的悲凉一生。不过，将慈禧太后与其养子光绪皇帝的关系，写得母子情深，写成“一个原本温馨的感人故事”，马勇是不是自己又在走向另一个极端，是不是在想当然，将慈禧太后想象成为一个平凡的慈母，将其人格完美化呢？以人之常情来思量政治强人并非不可，政治强人也有家庭也有日常生活，但是慈禧太后绝不可能是一位多愁善感的寡母，倘若如此，她如何能够驾驭满朝文武。虽说历史学界已有学者认为慈禧太后算得上是一位差强人意的统治者，但是马勇笔下对慈禧太后与光绪帝的温馨描述，我还是难以接受。《纽约时报》说“她所具有的并不仅是维持权势所必须具有的冷酷、坚定的意志，以及冷血残忍的统治手段，她还拥有其他一些东西。据说她还是一位有一定水平的诗人，并具备一些艺术才华，天性幽默，她所说的俏皮话不时在宫廷内引起哄堂大笑。”英国记者说：“所有与皇太后有过接触的欧洲人都观察到她个性中的巨大魅力，纤弱的妇人虽身处危险与艰辛的包围之中，却能很轻易地忘记一切苦痛与不满”。
在马勇的视角里，文化无疑有着浓重的色彩，马勇喜欢从文化的角度分析历史。如他认为太平天国的失败，并不是败在腐败上，而是败在了他们长期坚守的那种不中不西的意识形态上。“聪明的人总想着创造一个不一样的社会与世界。其实，在很多时候，一个最理想的社会，就是与别人一致而又别致。一致是前提，别致是特色。没有一致，独出心裁，也就没有别致，没有未来。”还有一篇文章专门讨论文化与政治，他认为文化的根本在政治。马勇对章太炎推崇备至，此书里有两篇文字是专门写章太炎的，一篇分析章太炎为何能成为大师，另一篇分析章太炎与新史学。马勇写道：“中国士大夫向来有立言传世的传统，但千百年来却没有几部精心建构体系的精致之作，更没有制造思想体系学术范式的野心和尝试……直到近代，到章炳麟出，方才出现构建体系营造范式的野心，其代表作就是那部影响深远的《訄书》。”可以说，他已将章太炎的学术贡献举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高度。章太炎实至名归？还是作者有故作惊人语之嫌疑？值得商榷。
书中有对当下的反思，如《大变革时代官范、官德与官箴》，以传统文化来关照当下官员的思想面貌。“我们几乎将人生完全还原为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过程，官僚们不知道历史，不知道荣辱，更没有想过为子孙后代留下大量不义之财，不是为子孙后代积累了有用的财富，而是留下了无数永久洗刷不尽的罪恶、罪孽、耻辱。多少年后，这些贪腐官员的子孙后代不会感谢他们这些祖先牺牲‘小我’，保全贪腐，保全财富，而是以有这样的先人为耻，为不屑。”对历史的评说，总是难免夹带作者的好恶，他们会以为可耻吗？这是一个问题。
这本书算不上学术著作，是一个历史的通俗读本，因为马勇信笔写来，对自己的论断，没有做考证补充。但作者的主要目的，还是在较真的，试图说出一段真实的但大多数人有所不知的历史。
在这娱乐至死的年代，没有什么不可以被娱乐的，胡编乱造之后，八卦嬉笑之后，我们的文化精神何在？对于历史，对于文化，我们真的该多一份敬畏，多一份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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