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藏书文化的探索与研究——《中国藏书楼》的策划与编撰

世纪之交,我国图书馆界和出版界联手推出了两部研究藏书文化的大部头论著：一部是辽宁人民出版社于2000年底出版的由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主编的《中国藏书楼》,另一部是2001年2月宁波出版社出版由傅璇琮、谢灼华主编的《中国藏书通史》。前书于2001年10月获得了第五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作为该书的执行主编，我十分怀念与责编和分卷主编们一道策划、讨论、编写、统稿、校对的日日夜夜，也一直想把编撰这部书的缘起、目标、特点和体例记录下来,既可以作为一个出版选题策划的案例,又有助于对中国藏书文化的进一步探索与研究,于是把《中国藏书楼》这部书的有关笔记和通讯材料略做加工，整理如下：
一、编撰缘起 明确意义
1979年，北大图书馆学系恢复招考研究生，我报的专业研究方向是中国书史。在撰写硕士论文的同时，我还写了一篇《明代刻书家小说家余象斗》的论文，被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的老编审林辰收到他主编的《明清小说论丛》中。林老对我后来关于中国编辑出版史、印刷史、藏书史的研究课题及成果均给予较高评价。1996年冬,辽宁人民出版社编辑韩忠良、臧永清在林辰老师的推荐下，来北京大学找到我,商量要编一部书,题目就叫《中国藏书楼》,尽管我当时手头教学和科研任务繁重,还是欣然接受下来,因为这实在是个好选题。从一开始,我们就对这一课题的意义讨论得十分热烈,逐渐明确这部书的意义是多方面的:
1 文明载体 传统结晶
我们一开始就明确聘请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先生担任该书主编，得到他老人家的欣然同意。他在给我的信中说道"中国的藏书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中华民族的光辉历史中就包含着它的灿烂文化。"不仅充分肯定这一选题的意义，最后还为全书写了一篇序言。归纳出中国文化的四个特点：继承、创新、融合、利群。
人类有了文明，也就有了原始意义上的文字和图书，有了图书，就开始了收藏图书的事业。在古代中国，承担图书收藏，乃至于图书管理、研究、校勘、刊行事业的主体是历代的官私藏书楼。中国藏书事业的历史，可追溯到文字和图书已有相当发展的殷周时代。专藏甲骨的龟室是我国最早的国家图书档案馆，史官贞人是早期的文献管理者。由此算起，中国藏书事业的历史也已有三千多年了。中国的藏书楼收藏、保存、传播了丰富的文化典籍，保存、传播了博大精深的中国历史文化。中国的藏书楼和与藏书楼共生存的历代藏书家们，对于中国历史文化有着功德无量的贡献。中国藏书楼，是一个值得浓墨大写的题目。
中国的藏书文化传统悠久，生生不息，业绩辉煌，似一条滔滔大河，聚汇条条支流，波涛渐宽，声势渐壮，由官府藏书而私人藏书而寺观藏书而书院藏书，随历史的进程而不断壮大发展。黄河九曲，中国的藏书事业同样历经种种磨难曲折、天灾人祸，终以百折不回万劫不灭之气势，顽强走完了自己漫长而光荣的路程，并功德圆满地完成了向现代图书馆的嬗变。
中国古代的藏书文化由官府藏书、私家藏书、寺观藏书、书院藏书四个系统组成，各个系统的先后培育与发展又与一定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背景密切关联，并形成各自的特点，都值得认真加以总结分析继承借鉴。
中国是世界上著名的文明古国之一。中国的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光辉灿烂，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要审视中国乃至世界的今天，要发展其未来，不能不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几千年来的藏书文化则是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没有藏书文化，便不会有中国的历史文化。中国藏书楼的历史，是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的主体。从广义上讲，也可以说中国藏书文化就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核心和结晶。因此，研究中国藏书楼的历史，总结中国藏书文化的经验和成就，对于继承和发展中国和人类文明，无疑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2.剖析功过 平息纷争
历代的藏书事业，无论官藏、私藏或是寺观藏书、书院藏书均对中华文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这应是确定无疑的事实。然而，恰恰又是这看似铁定的事实在近代以来的诸多学者中却见仁见智、或褒或贬，纷争不断。举个极端的例子，私家藏书秘而不宣，旋聚旋散的现象，在许多著述中是被当作一种罪责看待的，不少的藏书家也由此列归历史罪人。所以如此的理由说来十分简单：既然你藏了书，就该向公众开放，就该持之以恒代代不散，否则，因为你的聚藏而使别人看不到藏书，而使藏书集中毁散，你便有过失罪责，便愧对前期当世后代。在学人的喋喋纷争中，对我国历代藏书的功过是非这一重大问题却迟迟不能给出一个大致公允的、合乎历史事实的明确说法。盖棺不能论定，这或许不仅仅是历代藏书家的不幸，也是当今学术界的悲哀。
3.全面梳理 填补空白
《中国藏书楼》的编撰正是缘于对藏书业先辈创造的不凡业绩的敬仰与追怀，缘于我们发扬光大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责任与使命感。现实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与发展，我们在为数千年绵延辉煌的藏书事业自豪的同时，常又伴生出深深的遗憾--迄今没有一部全景式的立体反映中国历代藏书事业的著作可供读鉴。中国的藏书史研究肇盛于清末，许多的前贤先学曾辛勤搜讨，多所开拓，他们或传或述或赞或论，各擅所专，建树颇丰。但囿于时代之局限，前此的有关论著总体表现为：资料堆积多，理论探析少；个体的局部的评介多，或以一人一楼为标的，或以一地一朝为局限，总体的宏观的把握少；就事论事、孤立看待者多，融汇贯通、纵横联系的少。事实证明，"藏书"并非一个孤立的概念，其表述的不仅仅是简单的"收存储藏"之意。从图书流通到图书利用的诸多环节无不与其密切关联。大凡访书、选书、借书、抄书、购书、赠书、征书、读书、校书、书之补阚、辑佚、编撰、刊刻，以及与收藏相关的整理加工、分类编目、题跋提要、藏书印记、藏书保护、藏书设施、藏书建筑等皆是研究藏书楼，也即藏书事业史不可忽视之内容。藏书家并非桃花源中人，其家世渊源、社会交游、专业联系、乃至生活时代之政治风云、学术潮流、价值取向等也与藏书活动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学术角度看，与藏书密不可分的更有目录学、文献分类学、版本学、考据学、校勘学、辑佚学、辨伪学等，有人统称之"治学之学"，不无道理。因而可以说，藏书楼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
4.仁人爱物 光照后世
该书编写过程中，曾于1998年12月在杭州大学开过一次"中国古代藏书楼研究"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五位分主编出席了这次会议，编委来新夏先生特别强调藏书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依托，是自然形成的。其中的人文思想贯穿始终，仁人爱物 光照后世。其人文精神表现在对文化价值的重视；对独立人格的追求；对社会的责任感。重视文化价值是私家藏书活动的基石，也是"仁人爱物"的一个前提；对独立人格的追求是私家藏书活动的人文精神在反文化环境里的集中体现；对社会的责任感不仅表现为私人藏书家千方百计地收集、校勘、刻印、保护图书，他们还以增值文化为己任,在版本学、目录学、辑佚学、校勘学、辨伪学、考据学等诸多的治书之学方面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关于这方面的体会我后来又写了一篇论文《中国古代私家藏书的历史贡献及其人文精神》在第二届"北大论坛上发表,此不赘述。
二、组建队伍 统一认识
编书的过程也是一个学术研究的过程。招贤纳士，组织一支强有力的队伍是完成选题的关键。我们首先集中了一批对中国藏书文化感兴趣的学者组成编委会,就任各分卷主编，分工协作,开展研究。这支队伍包括当过书目文献出版社副总编，写过藏书家传略的中国图书馆学报副主编李万健编审；才华横溢、头脑清晰的袁逸和张志强，前者是浙江省图书馆研究员，后者是南京大学出版研究所所长；著有多部藏书楼史和图书馆学专著的深圳市图书馆长吴晞；对佛教道教藏书及家谱、方志写有专著的徐建华；对明清政府藏书、刻书了如指掌的故宫博物馆研究馆员朱赛虹；多年讲授并著有版本学讲义，精通古籍整理的姚伯岳；与姚伯岳同在北大善本室的刘大军，他在写此书期间到韩国攻读取得博士学位；另一位学过法律和历史对元史颇有研究的博士张积；还有扎实肯干的北京社科院图书馆副馆长何东红，编辑出版经验丰富勤勉热心的李云；多年收集、研究安徽藏书家史料的天津图书馆研究员刘尚恒；不避繁难，编辑索引和大事记的行家里手王彦祥；后来我们还请来古籍整理专家，辽宁省图书馆副馆长韩锡铎帮助统稿。当然国内还有一些研究藏书楼的专家如谢灼华、徐雁、顾志兴、范风书等，开始我也想把他们全部拉进来，组成一个最强大的作者阵容。但因为他们已着手编另一部同类书《中国藏书通史》而作罢。我们的编委队伍堪称国内一流，有季羡林、任继愈、李学勤、来新夏、白化文、安平秋，除我之外他们都是学界泰斗，职务成果和头衔就不再一一列出。就是这样一支队伍，保证了最后的胜利。
兵多将广是个好事，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体例就会出问题。例如，对本书书名就要有一个统一认识的过程。经过多次研讨，大家明确了所谓"藏书楼"，系指历代官方机构、民间团体或私人收集典藏图书文献之处所，指称以藏书的建筑、藏有图书的建筑。
建筑学上"楼"的含义是指构架为二层或二层以上的房子，不少藏书楼符合其制，如宁波天一阁、清代皇家七阁便是。但本书所言之"藏书楼"含义更为广泛，早期藏书的山洞、石室、仓房、地窖，后期厅室、平房、经堂、书院，只要是藏书之所，皆可归之藏书楼。实际上，人们今天所常常提到的"藏书楼"，也都是指的这一涵义。本书也是从这个意义上来研究、阐发中国的藏书楼的。
藏书楼建筑从初始的借用、兼用发展到后来专造专用，逐步形成自身独有的专业特点，即普遍要求具有防火防潮防盗防虫等功能。
藏书楼并非皆以"楼"名。常见的藏书楼除名以某某楼外，还多以某斋、阁、堂、室、居、轩、馆、亭、房、洞等名之。更有一楼数名，乃至有名无楼者。而实际上早期的藏书楼都并非以楼为名，把藏书处称为某某藏书楼是到了明清以后才比较普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