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东：对真相的关切，是因为对法治的信仰还没有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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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真相的关切，是因为对法治的信仰还没有破灭

作者：朱学东   来源：作者博客

摘要：我依然会坚持对法治的信仰，因为这是人和禽兽、文明人和野蛮人之间的分野。这种信仰，就是黑夜里让我们所以为人有尊严的光芒。

2016年1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对原审被告人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再审案公开宣判，宣告撤销原审判决，改判聂树斌无罪。

就在聂案宣布该判结果的3天前的11月29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四分院宣布对我的校友雷先生案（原谅用这样的表述）涉案警务人员侦查终结，依法移送公诉 部门审查，犯罪嫌疑人邢某某、孔某、周某、张某某、孙某某等5人涉嫌玩忽职守案侦查终结、依法移送公诉部门审查，并对犯罪嫌疑人孔某、周某、张某某、孙某 某等4人取保候审。

我非法律中人，对涉嫌玩忽职守到底意味着什么不敢评说。

虽然移送公诉部门，但此案的真相依旧浓雾密布，检方是铁锁横江，除了公开的滴水不漏，而此前有关部 门通过媒体放出的话，又是云山雾罩前后矛盾漏洞百出。所以，虽然到今天，我的校友雷先生事，虽然至今没有真相，但公众内心其实已经给定了一个“真相”—— 你们不给真相，那你们的行为就代表了某种真相，拖得越久，你的所谓真相，越没人相信。

其实这样的结局是最可怕的，它导致的是社会信任的崩塌瓦解。

但是，无论是聂树斌案雷先生案，明知最后结果即使达到了公众期待，也不可能有正义——对于死者而言，从来就没有迟到的正义——但是，还原真相的努力，虽然 不会带来正义，却是一种对生者，对死者的亲友和社会心理同构的人群的救济，多少让生者心里会有安慰，能够不是在极度的怨恨和愤怒中，而是在一种修复到相对 平和的心绪中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因为日子还得过。无论是赵作海案、佘祥林案、呼格案、聂树斌案，都有这种意义。

另一方面，真相的还原也是社会和法治的一种自我救赎，它能够让生者继续葆有对法治、对未来生活的某种信念。即使这种信念在过去屡遭践踏摧折。

中国社会自上个世纪80年代起，渐渐向世界打开大门，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到今天，建设法治国家，已经成了这个社会的一个基本信仰，尽管这种追求，常常被政 治被权力被愚昧所践踏戏弄嘲笑，但是，即使是用政治和权力干涉司法的人，开口言说，也不敢不谈法治，不敢不用法治包装自己。从清天到法律，相信现代国家首 先是法治国家，这是这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的一个伟大进步，是我们这个文明上尚在前现代国家接受的一种普世价值和现代文明。

在一个政治和权力超越法律的国度，这种信仰弥足珍贵。就像黑暗时代的人们，内心坚守对美好未来的信仰，这是他们存活和奋斗的意义所在。所以，纵使法治屡遭 践踏，我们也不能放弃自己对法治的信仰。毕竟，他人的堕落绝不是我们堕落的理由。对法治的信仰，是分享人类文明的成果，保有对法治的信仰，是让我们跨越野 蛮而通向现代文明的不二法门，也是尊严所在。

假设有一天，我们放弃了对法治的信仰，会是怎样？

其实殷鉴不远。而呼格案聂树斌案的过往，从另一个角度，让我们看到了法治缺失的残酷性。

所以，纵使付出更多时间更多代价，我们也希望能够还原真相，能够看到真相，不只是半年前莫名死于警务人员之手的雷先生案，还是其他类似案件，因为我们对法治还有信仰。

所以，纵使个案解决的特殊性对于建设法治国家影响有限，但我们还是要坚定信仰，宁可十年不将军，不可一日不拱卒。而个案的解决，无论是赵作海案，还是佘祥 林案，还是呼格案，聂树斌案，其实都是日复一日坚定拱卒的结果。设若这一过程失去了对法治的信仰，结果势必完全不同。

无论是呼格案、聂树斌案，还是我的校友雷先生案，公众舆论要一个真相，其实也是为自己要一个真相，这个真相，只有坚定对法治的信仰，才能获得。

我在我的校友雷先生案初发时曾写过一篇文章，谈公众舆论为什么聚焦该案，结尾我写下了这句话：

“无论是人大校友的呼吁，还是公众舆论对于警方言说的审视，以及对其他司法机构介入的期待，背后支撑的，依然是这种对司法、对制度、对权力、对进步和美好的生活拥有的信念。”

是的，背后支撑的，还是对法治的信仰。我还没有失去对法治的信仰。我们更需要真相。

真相，是法治的试金石。

（雷先生，我的人大校友，那个在去往接亲人的路上突然消逝的生命。关于一个活蹦乱跳生命的消逝，至今没有真相。）

我依然会坚持对法治的信仰，因为这是人和禽兽、文明人和野蛮人之间的分野。这种信仰，就是黑夜里让我们所以为人有尊严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