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推介 | 杨一：超越韦伯和卡夫卡——构建一个“批判实在”的官僚制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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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一，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助理教授、博士生导师，行政管理学系副主任。八十年代生于北京，留学英美，曾在伦敦、港澳与纽约工作。主要研究制度及政策如何影响个体的生命机会（life chances），于微观层面理解个体在组织内部的晋升历程，从公共管理宏观视角解析人才选拔与评测机制。所用理论横跨政治社会学、公共管理学、组织行为学与人力资源管理等，并擅长结合定量与定性的混合方法来理解公共政治现象与社会组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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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寄语

    很高兴有机会在这个平台与各位公管同仁分享我刊发在Administration & Society的研究成果“Beyond Weber and Kafka: Conceptualizing a Critical Realist Model of Bureaucracy”。论文是一篇纯概念（conceptual）层面的理论探讨，通过批判实在论的哲学视角，修正了韦伯和卡夫卡式的行政（管理）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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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简介

    一般来讲，我们对已有理论进行更新有两种主要的路径：第一种，以实证切入，通过实证的结果和发现来更新现有理论；第二种则是本文采用的方法，以哲学思维来找出现有理论的内在问题，再提出解决方案。批判实在论就提供了这样一个基于本体论（ontology）的方案。

    简言之，本体论是哲学中研究世界的本原或本性的学问，回答的是在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中（例如，官僚行政制度下），最真实的事实到底是什么样子。

    以行政理论为例，传统的官僚制理论思维沿袭了韦伯的视野，认为官僚制（bureaucracy）的优势在于其形成了非人格化的节制体系，通过严密的组织层级、职位设置、成员资格等来进行高效的内部管理。因此，官僚制在20世纪几乎被应用于所有的公私组织之中：理性导向的官僚制，要求组织中的每个要素（包括个体）都按照既有规则运转，在提升组织效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另一方面，这种组织方式所预期的秩序性，将组织中的每个人都固定在了特定的位置和阶层上，成为了组织实现目标和追求效率的工具。所以，韦伯将其称作理性的“铁笼”（iron cage）。韦伯当然看到了这个铁笼的弊端，感受到个体在这种机制下遭受的压迫，也担心人们在其中丧失基本的价值判断和思考能力。但是，他并未提出一个帮助个体挣脱这个铁笼控制的确实方案。

    卡夫卡是和韦伯同时代的书写者。我们对卡夫卡的了解，很多都是基于其与普鲁斯特、乔伊斯被并称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先驱的伟大成就。但是在工商管理学与公共管理学领域，利用文学作品来理解组织运行的生态，已经被学者们践行了数十载：卡夫卡的文学创作（特别是《审判》和《城堡》）亦刻画了一个官僚制世界，我们可以通过小说主人公的眼睛看到一个没有主动性、没有创造、没有行动自由，而只有命令与服从的荒诞世界（即韦伯式的“铁笼”）。

    随后，管理学者通过田野调查和组织观察，发现了这个组织世界中个体的反思性与反抗行为，例如制定好的规则不断被打破，规则执行过程中的阳奉阴违，下级通过各种手段整治上级，上级对自己到底要做什么的无力感，以及对下属遭遇的同情等。以至于很多学者认为，卡夫卡笔下的K就是对抗官僚制的“反对意见的集合”。有些学者更是肯定，卡夫卡描述的组织生态，正是对韦伯官僚制的批判，而这些批判让我们在“黑暗”中看到了解放个体的可能。

    那么，个体的解放到底如何做到呢？学者们（例如McCabe）仅指出，个体的理性本就是对自由充满向往的，所以基于这种对人性解放可能的坚信，且配合适当的教育与引导（education, political will and struggle），个体就可以逃脱、对抗，甚至改变这个官僚制度的铁笼。

    本文对韦伯和卡夫卡式的官僚制思维进行了反思，认为韦伯采取了一种从上到下的视野，预期了结构以及制度的影响力与弊端。而卡夫卡则是采取了一个从下到上的组织生态视角，看到了个体在这种机制下的“荒谬”生存状态。两者都是对官僚制的描述，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即采用了一种结构决定论的视野，并未解释出个体如何可以逃脱或者改变这个“铁笼”。

    这使它们也陷入了一个经典的嵌入性悖论（the paradox of embedded agency）：“如果个体的所有行为、思维与意识形态都受到其所处制度环境的影响和束缚，那么他/她如何可以超越或者改变这种制度呢？”学者们往往认为，个体可以超脱（disembed）这个制度环境来改变制度，但如此又会陷入个体决定论之中，过分夸大了个体在体制内部的能动性和实践力。

    本文通过批判实在论的分层本体论（stratified ontology)，解决了这个悖论，并超越了制度决定论（structural determinism）和个体决定论（individual voluntarism）的禁锢。具体来说，我将社会现实（social reality）分成三个界域（reality domains），即经验域（the empirical domain）、实际域（the actual domain）以及实在域（the real domain）。

    经验域包括了我们所见及所能感受到的一切，例如我们观察到的个体在“铁笼”中的具体行为，这也是卡夫卡式的组织描述所处的界域。

    实际域的范畴包括了所有发生的事件（event），无论我们是否能在经验域观察到它们（观察到的事件实际上也进入了经验域）。例如，全球气候变暖可能开始于100年前，但是相关的理论和认知，其实也就是最近40-50年的事情。但是，这不代表气候变暖作为一个事件没有发生（只是在100年前，它还并未进入我们的经验域罢了）。

    实在域则是产生这些事件的机制和结构所在的界域，我在文章中定义结构为社会关系。例如，韦伯对官僚制的描述，就是一种由公民和官僚集团阶层构成的社会关系（citizen–administration relationship），它是产生一系列可观测到的事件和行为（经验域）与尚未被观测到的事件和行为（实际域）的根源。它往往无法被观测到，却确实存在。

    在实在域，除了韦伯式的这种社会关系，还有多种社会关系的存在，宗教、市场、政治、家庭，等等。一个官僚，他可能同时是一位父亲（家庭结构）、一位佛教信徒（宗教结构）、一位兼职的股票经纪人（市场结构），所以其在官僚制内的组织行为受到了多种结构的影响，有的甚至和韦伯的官僚制结构相悖。

    这些结构间的矛盾也为个体抗争和改变官僚制提供了空间，从而解决了嵌入性悖论，也提供了个体解放的可能：换言之，如果结构和个体都不存在于同一维度的本体空间中，它们怎么可能相互决定（determine）对方呢？最多也就是相互影响（influence）对方罢了。所以，卡夫卡式的个体行为完全有能力冲破或改变韦伯式的制度环境。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证明，管理学的经典话题“嵌入性悖论”其实是一个伪命题。

    由于篇幅所限，批判实在论的三个本体界域如何运作的具体实例在这里就不再赘述了。就我所知，目前中国学者利用哲学思维与国际公管学界进行纯理论层面对话的尝试并不多，而我也在这个过程中获益匪浅。论文发表后，陆续收到一些偏理论期刊（例如: Economy and Society，Industrial Relations）的审稿邀请，包括了我目前尚未涉猎的一些领域，例如经济学。这也开阔了我的学术视野，让我找到了志同道合的学界同僚，是非常有趣的体验。

文章来源与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Yang, Y. (2021). Beyond Weber and Kafka: Conceptualizing a Critical Realist Model of Bureaucracy. Administration & Society, 54(3), 500-521. https://doi.org/10.1177/00953997211024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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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王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