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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一南:香港回归20年最大失误,未彻底洗掉其“殖民刺青”

2017-07-01 金一南 晓伟看世界 晓伟看世界


 编者按 

今天是党的生日,又喜逢香港回归20周年。这样喜大普奔的日子,时局君却要提醒大家居安思危。为此,我们整理刊发金一南教授的一篇讲座文稿,盼以其势如破竹之思想,常燃吾国吾民之忧患意识、危机意识。



这个问题是一位地方领导干部在听完我的课后提出来的,他对我说:“金教授,刚才听你讲了中国当前面临的国际国内的一系列问题,中国今天最大的危险到底是什么?”当时,我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最大的危险在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其实,中国今天面临的最大威胁,既不是美国的围堵,也不是日本的挑衅,更不是台独等跳梁小丑的闹剧,而在于我们自己。中国共产党的命运,掌握在共产党人手里;中华民族的命运,掌握在中华民族手里。按邓小平的说法:关键看我们自己“有没有本事”。今天,我们强调要掌握话语权,但我们是否还拥有强劲有力的“思想武器”?我们共产党人还能不能像革命年代一样登高一呼、云集者众? 


第一个问题:关于话语权


先讲个例子。有一年,由地方省部级领导干部和军队正军级领导干部组成的国防大学国防研究班,与国防大学防务学院外军军官组成的“拉美班”举行座谈会。其间,一名哥伦比亚上校发言说:“你们中国人过去支持的哥伦比亚游击队,现在却有人在贩毒,让我们深受其害。中国现在发展很快,也有钱了,是不是应该对哥伦比亚给予一些补偿?” 


哥伦比亚游击队


他提问后,我方学员一时哑然。的确,如果顺着他的思路,将很难给予恰当的回答。他讲完后,我说:“首先,我们中国的确支持过很多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放眼世界,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这是20世纪的历史‘洪流’。20世纪初,联合国成立时,成员国只有40多个,21世纪初,联合国成员国已经增加到190多个,也就是说,整个20世纪,世界上有150多个国家获得了独立、解放,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巨大进步。


今天在座的很多外军军官,你们的国家与我们中国一样,都是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获得独立和解放的,这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洪流’。我请问刚才提问的那位上校,你说中国曾支持过哥伦比亚游击队,可你知道中国还支持过南非的曼德拉吗?曼德拉是‘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声名享誉全世界。但当年,这个南非非国大党的青年领袖、军事组织负责人,有谁支持他、帮助他?在他最艰难的时候,恰恰是中国给了他最大的支持和帮助。


纳尔逊·罗利赫拉赫拉·曼德拉 


美国人、英国人当时在干什么呢?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终身厌恶曼德拉;美国则给当时的南非政权提供情报,导致曼德拉被抓、在监狱关了27年。除了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美国当年还支持过西班牙的佛朗哥、韩国的李承晚、伊朗的巴列维、智利的皮诺切特、南越的阮文绍、阮高其,这些人都是历史上已有定论的、声名狼藉的独裁者。美国当年也实行过种族隔离政策,被美国追捕的黑人领袖威廉?罗伯特还跑到中国来避难。应当说,在这些问题上,中国的做法是正确的。我们没有愧对时代,没有愧对世界,我们主持了国际正义。


至于我们曾支持过的一些人,后来干了其他什么事,那是他们自己的选择,也应由自己负责,与我们当时支持他们的初衷毫不相干。今天的中国,仍然支持世界上所有为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作出艰苦斗争的人们,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中国在整个20世纪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可以说,中国为整个世界的和平、发展和进步提供了正能量。” 


我讲这些的时候,提问的哥伦比亚上校手扶着下巴,听得很专注,还频频点头,没有继续再提问。座谈会结束后的晚宴上,他过来跟我握手,说很感谢我,他从来没有从我讲的角度思考过那个问题。 


我觉得,中国共产党人一贯追求和坚持的社会正义,应是今天我们捍卫话语权非常重要的原则和“思想武器”。我们是正义的吗?我们主持过正义吗?我们还将为追求正义而奋斗吗?时代发展到今天,很多人从思想上对此发生了动摇。还有一些别有用心之人,抹黑英雄、否定土改,妄图全盘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有的刊物还与这些错误思潮和不良言论遥相呼应,热衷于以小搏大、以偏概全,用小考证颠覆大历史,用局部之真颠覆历史之真,把民族解放、人民革命的大时代描绘为大灾难、大悲剧,这种扭曲的心态,哪里还能让人感觉到一丝一毫的社会正义? 



中国共产党自建立之日起,从带领亿万劳苦大众“打土豪、分田地”,到树立“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到今天提出“实现共同富裕”,都体现了共产党对社会正义的不懈追求。这是建党之本,也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凝聚民心、夺取胜利的精神“圣地”和力量“源泉”。


今天,我们总是在讲话语权的问题,掌握话语权当然需要具备语言技巧和传播技巧,但是,最根本的影响力来自对社会正义的主持。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关键时刻和危急关头,我们需要挺身而出,需要大义凛然,还需要在面对原则问题时决不让步、毫不退缩、岿然不动的坚定性和政治立场。今天,有些人片面理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认为好像只要经济能够得到快速发展,其他什么事都可以做、什么问题都不是问题,这些错误观念,无形之中侵蚀了我们对社会正义的追求,必然导致一系列问题的出现。 


前两年,我参与写作一部电视纪录片《血性军人》的脚本,其中有一个典型人物,是原军事学院战略教研室主任王三欣。这样一位我军优秀的教育工作者,最后倒在了讲台上。记得当时翻看王三欣的一些档案材料,让我无限遐思,他的理想到底是什么?答案,就在他年轻时多次重复讲过的那些话里,“向往当一个梁山好汉”“有时想当个打抱不平的英雄”。


这是典型的那一代共产党人对正义的追求:想当个打抱不平的英雄。反观今日,“路见不平、掉头就走”的事情屡见不鲜,拔刀相助的事却越来越少见!换句话说,就是那种顶天立地的正义感在全社会正变得越来越淡薄。今天,我们富起来了,物质条件好了,但是内心却越来越自我,越来越虚弱。老一辈共产党人那种惩恶扬善的历史担当、对平等正义的追求与向往,曾是中国共产党最强大的“思想武器”。我们共产党人一旦失去了这种英雄气概,必然会失去担当精神,也就会逐步丧失正义感,继而失去对社会正义的向往、追求和坚持。 


近年来,这种现象为数不少,一些人以为经济发展就是一切,片面理解党的工作重心,用利益取代正义,好像发展倒成了目标本身。这让我想起恩格斯批评第二国际伯恩斯坦的话,“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个别人为了经济发展和GDP增长,甚至不惜以牺牲社会正义为代价,最后导致原则模糊不清甚至丧失。“一切问题都能通过发展来解决”“以空间换时间”,这些提法和观念近年来大行其道,包括对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地区问题也采用同样的办法来解决,增大投入、促进发展这固然重要,但“用钱来摆平一切”的思路到底行不行得通?有些事究竟能不能依此来摆平?我觉得不行。 


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共产党人在原则面前丧失了坚定性。导致在内部,一些群众对我们产生了疑问、失去了信任;在外部,我们也失去了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拥护和支持。在一个学术讨论会上,一个著名大学的著名学者曾公开讲,中国人要有富人心态,要加入富人行列、跟富人在一起,不要老跟穷人混在一起。这种心态和论调,今天居然可以登堂入室成为我们的一种理论,真是岂有此理! 


这让我想起1997年参观美国西点军校时的一件事。参观期间,时任美国驻华陆军副武官胡伯中校陪同我,他是西点军校1978年的毕业生。当时,西点军校的纪念馆内陈列着抗美援朝战争时期上甘岭战役中的537.7高地和597.9高地两个模型。胡伯中校指着模型对我说:“我在西点上学时学过这个战例。这两个高地你们当时只有两个连守卫,我们七个营轮番进攻,就是攻不上去,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件事给我印象极深。我们当年只靠两个连守卫这两个高地,但美军七个营轮番进攻,就是攻不上去。而在今天,思想战线的斗争也如同争夺“高地”,我们还有没有如此坚强的队伍?还能不能在“炮火硝烟”中仍然高高擎起阵地上的旗帜?然而,大家看到的是,今天一些人在思想解放、社会多元的大背景下,主动放弃了应该坚守的“高地”。“告别革命”,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观点,就是我们放弃坚守思想道德“高地”所滋生的恶果。


而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也是对这种放弃所作的世俗注解——潜移默化中,执政成为我们的最高目标,经济成为全盘稳定的依托,权力成为最终的追求。如果,共产党人今天真走到了这一步,那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当年已解答过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个命题就再次出现了,这是我们今天必须面对的历史性拷问。 


一个人身居高位、手握重权,在监督机制、权力制约机制都尚不健全的时候,如果再失去内心的信仰和人格的约束力,就可能一步步陷入万劫不复的“泥潭”。

 

苏军战将朱可夫,二战胜利后当上了驻德苏军总司令,把从纳粹德国搜到的许多油画、貂皮大衣、水晶器皿据为己有。克格勃因此向斯大林举报朱可夫贪污。斯大林便派朱可夫出差,克格勃乘机去其家里搜查,把财物全部拉走上报。朱可夫回来一看事已至此,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检讨过失、沉痛不已,最后落款都不敢署上苏联元帅、陆军总司令的军衔和职务,只写了“布尔什维克朱可夫”,要求保留他的党籍。



你不能说朱可夫不能打仗,可是当他身处的环境中缺乏权力监督机制、制约机制,一旦权力过于集中、欲望膨胀之时,就出现了贪污腐化问题。就如同今天的我们,可以说,中华民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但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面临精神垮塌的危机。

 

这些年来,我们向全世界提供了丰富的物质产品,能不能也提供同样丰富的精神产品?我们今天到处寻找“思想武器”,但究竟什么样的“思想武器”才能够为我所用、用之管用?就如同中科院的一位领导同志所说,里夫金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什么?信息技术与能源结合难道就能称之为“第三次工业革命”了?这不科学,也不严谨。然而,对这样一本并不十分严谨的书,我们的重视程度甚至让里夫金本人都感到吃惊。这反映出什么问题呢?我想,不结合中国实际而一味“山寨”别人的思想,是不能有效解决中国的问题的。 



第二个问题:关于正义


正义离不开精神“高地”,离不开捍卫这一“高地”的斗争精神。我们共产党人最有力的精神就是斗争精神,不是维稳压倒一切,不是只讲和谐、不讲斗争。 


1949年6月,被迫下野的蒋介石在他的家乡检讨国民党失败的原因,老蒋打了一辈子仗,东征西讨、南战北伐,可最后他自己总结的失败教训却全都是政治因素。他在离开大陆前,把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优势、劣势加以对比,将共产党的优点概括为七条:第一,组织严密;第二,纪律严厉;第三,精神紧张;第四,手段彻底;第五,军政公开;第六,办事调查;第七,主义第一。 



蒋介石在大陆全盘失败后能够作出这样的一个反思和总结,说明他还算得上是一个政治家。而我们,更应当珍视老蒋给共产党总结概括出的这七条优点,因为这是对手所概括的共产党的力量:一种真正的力量、最强大的力量。反过来讲,如果我们丢掉了这些优点,也就丧失了自己的力量。看看今天的香港。1997年香港回归时,当时在香港“呼风唤雨”、胡作非为的一些人都望风而逃,他们觉得中国共产党的斗争精神太厉害,害怕被“收拾”。



但观察了一段时间后,发现根本没什么大动静,原来是“井水不犯河水”,他们又陆续返回香港。香港回归祖国20年了,我们也经营香港20年了。应当首先明确和强调的是,“一国两制”的前提是“一国”,但恰恰我们有一些人,只记住了“两制”,却忘掉了“一国”。今天,香港问题的关键是什么?我认为,最关键的是“去殖民化”的工作。这个工作长期以来我们都没有做好。“去殖民化”和“一国两制”完全是两回事。


世界上,任何一个曾经被别国进行过殖民统治,重获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国家和地区,都在进行大量、细致的“去殖民化”的工作。看看印度的“去殖民化”,印度独立后,新德里、孟买、加尔各答等城市,全部将名称由原先的英式拼法改为印式拼法。连败退到台湾后的老蒋,都立即进行“去殖民化”工作,取消日语教育,停用日式教材,禁止使用日本名字。李登辉原来就有一个日本名字叫“岩里政男”,老蒋到台湾后不让他叫了,只好又叫回李登辉了。


今天的“台独”分子,不管是陈水扁,还是苏贞昌、蔡英文,都还讲着一口标准的国语,台湾的学生从小接受的都是国语教育。这些,都是老蒋当年强制推行“去殖民化”工作的成果。 


而在回归后的香港,我们竟然几乎没有任何这方面的动作。“维多利亚湾”,今天还叫“维多利亚湾”。“麦理浩道”,今天还叫“麦理浩道”。香港的行政体制、司法体制、教育体制、学校教材,我们一项都未触及。



我们总提坚持“一国两制”,可这是“一国两制”的实质和精髓吗?就算保持香港的资本主义体制也要对其进行“去殖民化”啊!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到现在都没有通过,为什么通不过?所有国家、包括资本主义国家也不能允许国家分裂啊!国民教育教材无法实施,放眼全世界,任何国家的国民都必须无条件接受以国家体制、宪法、国旗、国徽、国歌等为内容的基本国民教育,难道就你香港特殊?可以说,每一个被殖民统治过的国家和地区获得独立和解放后,都必须进行的“去殖民化”工作,我们在香港却基本没有做。以致于,近年来香港街头出现了越来越多打着前殖民地旗帜游行的队伍,这对我们而言,简直是“奇耻大辱”。这一奇景在香港出现,让人思索殖民地意识的“老根”,也让人思索如何拔除这一“老根”。我想,必须从最基本处入手。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类事情也是内地问题在香港的反应。国外媒体都说我们有全世界最强的新闻管控能力,可是,从某些电视台播送的一些节目中可以明显看出,我们一些主管意识形态的部门和领导很外行,总以“维稳”为最高追求,导致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主动权拱手相让。由此,联系到今天很多党的领导干部不想抓、也不会抓党的建设,不想抓、也不会抓思想建设,不着力信仰的培育,不着力干部的监管,不关注社会公平的问题。有的地方,党委书记工作的重点也放在了招商引资、土地出让、项目开发上面,最终导致党不管党、政不议政,忘记信仰、丧失纯洁,全部动力只剩下经济驱动。 


《白鹿原》作者陈忠实讲过一句话,很深刻。他说,我们今天缺乏的不是思想,而是思想的力度。我们今天的思想太多了,东方的、西方的、古典的、现代的,但缺乏力度。什么叫思想的力度?毛泽东说:“马克思的思想势如破竹,鲁迅的思想势如破竹。势如破竹就是力度。”同样,毛泽东思想也势如破竹。势如破竹的基础在哪里?第一,深深根植于中国大地;第二,能够找到解决这块土地上发生的问题的办法。



今天,我们“舶来”的思想、“山寨”的思想比比皆是,就是缺少根植于这块土地的思想,解决不了中国的实际问题,再高深的思想也没有力度。古希腊的普罗塔哥拉讲,“大脑不是一个等待填满的‘容器’,而是一个需要点燃的‘火炬’”。中国共产党人所做的最有价值的工作,就是点燃人们大脑“火炬”的这种工作。马克思列宁主义最有力的武器是批判,真理是在批判和斗争中实现的。而今天,我们有些人实际上是在精神上放弃武装,说重些,就是精神上被人“俘虏”,觉得人家在道德“高地”,我们在道德“低地”。这还是带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共产党人吗?还能感觉到自己从事的事业是正义的吗? 


共产党人不管职位高低,首先要做一个有正义感的人。你有没有正义感?有没有原则?能不能坚持这一原则?国际国内都是一样,你不主持正义,没有原则,谁愿意跟你走?前几年,国际上很多小国家不愿意跟中国走,不再拥护中国,就是觉得中国人没有原则,关键时刻缺少挺身而出的精神和勇气。讲话语权特别是国际话语权,我认为,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你自身正不正,有没有一股正气。这让我想起抗日战争最黑暗、最困难的时期一位学者说的话:“只要少数之中的少数,优秀里面的优秀,不肯坐以待毙,这个民族就总有希望。”共产党人就应该是这样的优秀分子。这样的共产党人,才能真正带领全民族前进,是人民的希望,而不是人民的“包袱”。一个政党真正的生命力,就是这样产生的。 


第三个问题:关于进步中国


从进步中国来说,我们今天的机遇前所未有。可以从几个方面看: 


首先是国力的全新起点。2004年,我们的经济总量超过意大利,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2005年,连续超过英国和法国,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2008年,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是历史性的变化。1978年,邓小平访问美国,想筹5万美元都很难,银行费了好大劲才筹齐。1988年春节,邓小平在上海,问上海的领导同志财政节余还有多少?时任上海市市长朱镕基实实在在地回答:“还有30亿。”邓小平说:“好,我全拿走。”朱市长当时就急了,说:“小平同志,你全拿走,我们上海春节怎么过?”邓小平说:“你过不了春节,你知道全国还有多少个省市过不了春节?”所以,从中就可以看出,1978~1988年间我们国家的财政状况。而今天,每年国家的财政收入都在10万亿人民币以上。中国的这种飞速发展、全面变化,毫无疑问构成了我们今天国力的全新起点。 



其次是军力的全新起点。富国强军,是多少代中国人的梦想。曾经,我们“家底子薄”,国防建设受经济发展水平制约,长期在低水平循环。邓小平当年设想,什么时候我们GDP达到1万亿美元,可以拿出100亿美元投入国防建设,就能大大改善装备、提升部队战斗力。现在,我们的国防投入已经超过邓小平当年设想的10倍还多。毛泽东设想的富国强军、邓小平设想的富国强军,当年都没能实现,关键是当时我们国家不富,强军只能是梦想。



而这些设想,今天正在实现。随着国家经济快速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增长,我们已经迈过军队建设的“瓶颈期”,进入了一个黄金发展时期。我们的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武器装备明显改善,军人待遇显著提高,军事能力逐步增强。十几年前,轿车进入家庭还是梦想,而今天,各大城市每天车水马龙,私家车已驶入千家万户。回想一下,北京长安街上的自行车“洪流”是什么时候消失的?当年,我也曾是自行车“洪流”中的一员,而现在,自行车大军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或许也是中国取得巨大进步的一个“侧影”。虽然,今天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还面临着各种问题,也存在各种弊端,但中国的进步与发展是无可否认的。 



再次是国际关系的新起点。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和增长的中心,中国的经济状况、外汇储备、人民币汇率、股市行情、金融政策调整等,对外部世界的影响日益增大,深刻地影响着世界发展的进程。今天中国的央行行长哪句话稍有不慎,就可能影响中国股市,从而影响全球股市,继而影响世界经济。这是中国今天综合国力全面提升的直接反映,也说明中国今天具备塑造国际环境的强大能力。 


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接近民族复兴的目标,当然,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充满巨大的风险。我们就像一个攀岩者,已经攀得很高了,但是还要奋力攀过一个反斜面,才能登顶。所以,我们今天讲问题中国,决不否认进步中国,我们的进步是历史性的。今天思想解放的进步,也是历史性的。过去,我们不可能像今天这样畅所欲言地讨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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