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教育思想谁对谁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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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二十年中出现了许多“贵族学校”，其中一些还打出各类西方贵族模仿培训班旗号，这些到底和真正的西方贵族教育有几分相似呢？其实，西方贵族教育是一种为真正贵族学生所设计的教育，它就是为满足这些贵族人群的具体需求。比如，欧洲皇家贵族们需要对社会起道德示范作用，那么塑造学生道德品格就是主要教育内容。这种贵族教育和大众化的美国式“超人教育”非常不同，它不在乎培养未来就业能力，而在意于坚守道德门面的毅力和能力。现实中许多这种例子，比如，英国王子查尔斯是位水彩画画家，显然他不需要到画廊卖画，前日本天皇是个海洋生物学专家，自然也无须去当个渔业工程师，他们研究的是技术，但更是为修炼一种价值观。
我认识一位美国华裔大学生，他的爷爷奶奶是北大毕业生，他的父母都是哈佛教授，都是物理学家，可是他却想当一名兽医，选了兽医专业。我十分好奇他的选择，于是询问他选择的缘由。他说这和中学时做义工经历有关，那时他去一处流浪宠物收留中心做义工，看到有一只瘸腿的小狗没有人肯收留，于是自己便收留了。他把小狗带回家，为它搭好了一座小木房，天天精心喂养，可是看到它那瘸腿还是心里不安，于是，他开始为这只小狗研制人工假腿，让它能够走的稳些。在这个研制过程中，他不经意地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领域，这个领域涉及到机械和生物学，这些让他着谜不已，有机会学习了很多相关知识。
当他考大学时，他的考分相当不错，他做的一些科学实验更令考官惊喜。当他被问到未来职业生涯愿望时，他回答：“创造一个善待动物的社会机构，让更多爱动物人士都能为此做贡献。” 在考官看来，这种回答就是非常典型的贵族教育思想流露，这不像一般常听到的“我要每年收入多少，要到某企业当什么职位等等那么霸气又俗气。他进入大学后，先要学习一些公共课，比如，英语沟通，世界历史，基础社会学等等，虽然这些都与他的兽医专业无关，但他都认真学习。在他看来，学习是一中生活方式，每天都在继续着，并不是一种与其他人的竞赛或攀比。
从这个实例看，我们应当反问自己：“西方那种超人式竞争教育体系真的好吗？” 的确，竞争淘汰方式能够在短期内培养一些人才，但是，许多人难以经得起长期考验，学习能力和体力都会遇到瓶颈，而被淘汰的人是多数，自信心会受到挫伤。更值得反思的是，这种淘汰选拔导致出现大量学子盲目追求考试优势，不求真知，只求分数，把别人打下去，却没有真正把自己建立起来，这种学风很容易助长形式主义和弄虚作假风气。
如果我们认真深究美国式的“超人教育”方式，不难发现其背后的自由市场竞争丛林法则，优胜劣汰，胜者通吃，比如，民主选举中51%选民战胜另外那49%选民，选出了总统，反对方虽然不喜欢也必须接受和服从。又比如，当年苏美两霸核武竞赛激烈，双方竟然可以通过核打击相互毁灭二十次，人类毁灭一触即发，但依然互不相让，情况危急。为何西方人总是以对抗竞争解决问题？因为他们都离不开“二元对立思维方式”这个东西。这些事情都是按照“二元对立”逻辑不断演化产生的，明明是人类利益竞争，却被当成了善恶之争，有限竞争变成了无限斗争，最终必须一决高下，你死我活。西方人崇尚优胜劣汰法则的动力主要来自这种二元对立论思维，比如，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战争，天主教和基督教之间的战争，殖民主义标榜的“先进民族征服落后民族的战争”，西方国家标榜的民主体制战胜非民主体制的“正义战争”，版本不断翻新，无休无止。
自五四时代开始，中国就出现了两种决然不同的教育观点，以胡适，陈独秀和鲁迅为代表的一派把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看成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障碍，把儒家的个人血缘关系网看成是社会落后因素，积极主张用革命思想加以推翻消灭。另一派是以梁漱溟和辜鸿铭等人为代表，他们认为西方教育模式具有对人类潜在的毁灭性作用，主张继承儒家伦理道德教育。前者非常看重教育的实际效果，后来更不断加强科学化系统建设，投入多少资源必须相应产生多少人，按照人才资质安排相应有效使用，谋求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建立严格考核体系，不断提升社会化推广效果。后者则显然不同，他们更看重教育塑造人品，比如，按照辜鸿铭的观点，一个文明好坏不是看它对生产力的推动效果，而是看这种文明培养出什么样子的人，看它塑造出什么样子的男人和女人，看它上塑造出什么样子的人性，在他看来，唐朝宋朝时中华文明达到了高峰，因为那时出现了最具儒家伦理道德的人品风范。无疑，这两种教育思想一直在中国教育舞台上博弈不断。
西方教育思想主要起源于基督教的神学，也就是宗教学，因此带有非常强烈的二元对立色彩，它所使用的语言带有非常强的对比性，比如，善与恶，丑与美，真与假等，十分具有感染力，转换到现代西方意识形态语境里，产生出许多虚构的神学性强势语言，比如，民主对集权，自由对奴役，先进对落后，诸如此类，形式上高大上，内容上不容反对，让传统中国文化派理屈词穷，难以招架。对于教育界来讲，如何解释这种文化差异而不否定双方的各自优点的确是个大挑战。
其实，西方教育思想发展历史上也出现过这样的挑战，比如，文艺复兴时期的启蒙运动与基督教传统神学之间的论战就是例子。著名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认为，是人类创造了上帝，而不是上帝创造了人，自然人才是哲学研究的最高对象。马克思对此提出批判，他认为旧唯物主义把上帝和人类当成了两个对立物，这两个对立体在哲学观念上物水火不容，这不符合历史实际情况，真正的唯物主义者认为实践才是人类发展的原因和动力，人民而不是上帝才成为历史的创造者，这种理论被称作“实践唯物主义”。
把马克思的这个理论运用在中国教育思想上，一方面我们可以肯定西方教育体系的引入的确给中国现代化提供了极大动力，没有这套体系就没有当今中国的现代化成就，另方面我们不应当把西方教育体系对中国的积极作用看成是西方意识形态的功劳，而是应当看成是中国人民自己的革命实践带来的伟大成就。更具体来讲，虽然中国近代生产力远远不如西方，但中国人积累了大量学习和技术能力，这离不开中国儒家“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传统，中国传统文明为中华民族提供较高的理想思想基础，这为后来的大规模现代化提供了无可替代的作用，这种基础是许多非西方国家所没有的，中国现代化发展成就反过来也证明了这点。(更多精彩请关注晓伟看世界)
回到上面的话题，西方人的超人教育思想之外还有贵族教育思想，中国引入西方教育系统之外也有传统儒家教育思想，我们应当用实事求是的态度把中西教育思想灵活运用于实践，而不是按照主观意识刻意把两者对立起来。(完) （原创于2019年8月5日）
邹天石，旅美华裔作家，新闻记者，主要研究美国社会和经济领域课题，在凤凰网等门户网站发表时评，著作有《中国地缘政治史》，《那小兵留美回忆》。
编辑：小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