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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顶梁柱,知名作家撰稿,这是怎样的中建工匠!

南翔 中国建筑 2020-08-30


日前,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宣传部主编、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大国顶梁柱——“央企楷模”报告文学作品集》正式发行,由知名作家南翔撰写的名为《通往工匠之路有多长——记中国建筑钢结构工程师陆建新》报告文学(详见正文)入选。


陆建新,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南京工业大学兼职教授,中建钢构金牌项目经理,现任中建钢构华南大区总工程师,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一期)总承包项目部技术副总监、钢结构项目部总工程师,先后被授予“国企敬业好员工”“中国好人”“广东省优秀共产党员”“央企楷模”“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称号。


2018年12月28日,陆建新与作家南翔、《中国作家》纪实版主编高伟一同出席“深圳晚八点”与书友对话,引起强烈反响。知名作家笔下的中建工匠是怎样的?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成长故事?




通往工匠之路有多长

——记中建钢构工程师陆建新

(精简版)

作者:南翔



2018(戊戌)年酷暑,我来到位于宝安福海街道的中建钢构在建工程——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如从航拍角度俯瞰,此项目正好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湾顶,宛如一颗镶嵌在珠三角核心发展走廊的明珠,对面便是狮子洋与内伶仃洋交汇的万顷波涛。


陆建新从右边廊前过来迎候,一道进入一间长条形会议室,我端详着早已耳熟、人称陆总(亦有称之为陆工、老陆、陆师傅)的陆建新,一件蓝色的短袖工装,掖在深色的裤子里,一副细腿儿的金边眼镜,平添了几分儒雅,比他50出头的年龄更显年轻……老陆着实不简单,翻开第二届“央企楷模”名单,他即赫然在列。“央企楷模”包括集体与个人共计12名,深圳乃至广东省,仅此一人


陆建新是当今中国钢结构建筑业的翘楚——“中建钢构”的金牌项目经理、教授级高工。他36年坚守钢结构施工一线,参建工程总高度达3600余米。他不仅躬身参与了国内钢结构施工史上最早、最高、最快诸项纪录的诞生,见证了中国超高层建筑从无到有,再到国际领先的全过程,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国内7座100层以上摩天大楼,他主持承建了其中的4座


陆工作为主要成员参与完成的技术成果,有6项被鉴定为国际领先水平,5项被鉴定为国际先进水平,个人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国家和省部级科技奖26项,国家专利16项。他还在业内权威的《施工技术》、《钢结构》等杂志发表高质量论文29篇。


如今站在这位当代中国优秀钢结构“工匠”的巅峰位置,来回溯他逶迤的过往,不仅可以绩麻成席,雕琢如璋,亦可薪火相继,启迪来者。



弯弯曲曲来时路


距今54年前的一个炎炎夏日,陆建新出生在东海之滨,比邻上海崇明岛的江苏海门县麒麟乡长安大队十小队一个普通的农家。


几十年前的海门,留存在陆建新记忆之中,挥之不去的印象是:闭塞、贫穷与落后。“我从小生活在农村,农村对我影响很大。”一个小他两岁的弟弟,一个小他五岁的妹妹,五口之家,全仗父亲陆振岩一个全劳力,母亲赵文兰一直身体不好,积劳成疾,挨到五十一岁病逝了。每到年底生产队分红,他们陆家不仅一分钱都拿不到,反倒拉拉杂杂欠了不少债!


父母眼中的无奈,与孩子碗里的苦涩、身上的单薄,互为映衬,既是耻辱,也是刺激。陆建新一面勤奋读书,一面下地干活。大人们早已将流淌着的污泥从河中的小船上用力甩到岸边,待干结后由社员们挑去田间地头做肥料。十来岁的孩子,但凡周日、假日就跟随生产队的大人一道出工,扛一把钉耙到田中,他则将污泥一块一块敲碎耙匀。


扯羊草,浇菜地,八月收玉米,九月摘棉花……烈日当头,汗流浃背,小小身子在玉米秸秆田地里穿行,手臂上被叶子挂出一条条血红印子,心里念着的却是,掰多一些,采多一些,那就是工分,就是钱。地处长江与黄海交汇处平原地带的农村,连见一座小山都是奢侈。


自小连县城都没去过的陆建新要说此时有何梦想,最实实在在的梦想就是让父母额前少添一丝皱纹,鬓边少生一丝白发,让自己的身架子早早成长,帮父母托起一个沉重的衣食之家——那是不止一个时代的广大农家的冀望啊!


所忧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幸得父亲会一样小手艺:剃头。


既然年年的岁末分红,除了聊以果腹之粗食,并无一毛五分入账,居家日常用度的活钱,就全靠父亲得闲时给村里村外人剃头了,一毛钱一剃。六十年代发行的一角钱纸币,图案就是农村的集体出工图。镇上剃头是三毛钱一剃,父亲只收一毛钱,一毛钱对他陆家来讲也是大钱。父亲的手艺,丝毫不比常来镇上那家唯一的理发店逊色,父亲就是在那家店拜的师傅学的手艺。


父亲双手端起的一个托盘,里面的家什应有尽有:剪子、梳子、刮刀、镊子、铰刀、香皂、掏耳勺……父亲的认真,有两个细节可佐证:一是父亲给大人剃头,除了推剪,还兼采耳、修理耳毛、鼻毛,二是每人必洗三次,1970的农村条件有限啊,即便南方农村人,每天下地汗津津的,冬天也是十天半个月洗一个头就不错了,衣领上一层油腻,厚可刀刮。父亲的想法是,既然人家难得洗一次头,就趁这会儿剃头的功夫,彻底给他搞一次卫生吧!


起始,一旁烧水端盆的陆建新心下嘀咕,你就收这么一毛钱,还要费那么多柴火,烧那么多热水啊!渐渐地,也明白了父亲的善意与用心。见到顾客起身的那一刻,端着小圆镜左右照照,满意离去,他的心里的快慰与父亲舒展的眉头,在同一频率上交汇。


小学上了五年半,初中仅读两年,已到1979年那个难忘的初夏。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中国,改革开放的东风在广袤而贫困的农村刷出了一道雪亮的起跑线。分田到户、联产承包……使得沉郁了多年的老陆家焕发了蓬勃生机,一时间觉得好日子有了盼头。自1977年高考恢复之时,中专与大学是一条龙录取,到1979年则两相仳离。


中专的恢复,意味着初中毕业的佼佼者,可以在上中专或县城高中两者之间任选其一,而中专三年学业完成后,可以较快地取得一份国家正式工作。对于老陆家这样的农村贫困户,长子能毕业拿薪水,无疑是一件天大的喜事。1979年的这个夏日,有些漫长,陆家的长子陆建新在县里参加完中考统考之后,一边在家里等待结果,一边继续荷锄挑担,参加田间劳动。



当中学教数学的黄老师骑着单车到陆家来报捷之时,只有陆建新一个人在家里剥玉米棒。黄老师告诉他,你中考的分数够上中专了,今年全乡也只有7个。父母闻讯从田间赶回,笑容顿时洋溢在每一个人的脸上。父母要留黄老师吃晚饭,黄老师执意要走,那时也只有地皮小菜,一年到头难得有一次鱼肉荤菜。


在此之前,本小队考出去的学生一个都没有,倒是见过几个从上海上山下乡来的知青,仅大队有一个复读生叫潘卫星的头一年考上了南京建筑工程学校。或许受学长的影响,在选择学校填志愿时,反复翻看手头一本填报手册,竟不知如何下手。还是老师点拨了他,提醒潘卫星去年考上的是南京建筑工程学校,于是,依葫芦画瓢,他也填了该校。该校依考生的第一志愿——南京建筑工程学校工程测量专业录取了陆建新。


一个十五岁的少年,从家乡农村心中有无限向往、却从未涉足的六朝古都南京,他有几许兴奋,也有几许忐忑。麒麟乡去南京,需得水陆辗转。那天一早天还没亮,先是父亲用单车送到四甲镇,再乘长途汽车到地级市南通,下车后换乘市内公交车到南通长江码头,再转乘大客船驶往省城南京……


父亲只是把一头挑着薄板做的木箱一头挑着被窝卷的长子送到四甲镇,就无言告别了。望着父亲终日劬劳略显佝偻的背影,一向不易动情的陆建新眼眶湿润了。广袤而窘困的农村,那是他今后漫长人生的来路,也是他从此勉力前行的滋养。


南京中山北路200号——南京建筑工程学校——后来的南京建筑工程学院——再后来南京建筑工程学院与南京化工学院合并而为南京工业大学。钟阜龙蟠,石城虎踞,在这里读书三年的陆建新,恰是翩翩一少年,尽管身骨尚未发育完全,口语里还带着苏北乡音,可是灯火通明的阅览室,书籍如山的图书馆,满腹经纶的教师、五湖四海的同学……都予他以强烈的吸引。他觉得以前见识太少了,觉得时间不够用啊!


古城胜迹如云,紫金山、中山陵令人流连,夫子庙、秦淮河惹人遐思;明时墙垣,回应疆场的金戈铁马,长江大桥,映现工匠的巧思宏构。最吸引他的,却还是课堂。同学少年,尽皆聪慧,年龄也都比他大一两岁,使得他更增紧迫感,更其勤奋,课余时间多半在教室自习。一年年成绩下来,他的学业始终在上游一线,尤其专业课学得认真而扎实。


一晃便到了三年后的毕业典礼,全国招生的学校,自然全国分配。开始,班主任高永庆老师给品学兼优的陆建新安排去北京的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他却生出留在江苏本省的念头。农家出来的学生,骨子里多少有那么一点“父母在,不远游”的意图。


老师折中了一下,再给安排了一个中建三局一公司,三局在武汉,下属一公司则在鄂中重镇荆门——湖北省的老工业基地之一,有炼油厂、热电厂、造水上飞机的机械制造厂等等。


那时查个信息不易,陆建新在地图上找到从没听说过的荆门,也只能答应了,因为没有太多选择。6月底自带盖着密封骑缝章的档案,与另一名同届同专业不同班级的同学陈秀林,一道前往素有“荆楚门户”之称的历史文化名城荆门。



漫长而柔韧的攀登


生平第一份工作报到的日子,是个人履历上一个重要的标点,憧憬而又陌生,必定在记忆中长久留存——1982年6月30日,他背着3年前父亲送他到四甲镇的那些行李,来到门楣简陋的中建三局一公司。


既然所学是工程测量,工作与专业对口,学以致用;领了工作服,戴上安全帽,转天就下工地去了,在门窗、洞口、墙头一一定位放样,轴线、标高……多半工作内容与课程都能对接,一旦两者得到衔接,一颗青春的心便有安放之后汨汨流淌的激情。


世俗生活同时得到满意的安置,报到之后,单位很快发了粮票、布票、购物票,当然也有要紧的钞票,一个月的工资是34.5元,这是国家标准的中专生实习定级工资,买皮鞋、置被褥,理发修面,从头到脚,焕然一新。到月底,单位食堂结算还能返回一块钱的伙食尾子。心中一念,每月工资外还多出一块钱,到年底就多攒12块钱,那就又可以买一双皮鞋了。


▲1982年,陆建新在深圳国贸大厦项目

从事工程测量


还有荆门及其周边的吸引,古城沉淀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南京有莫愁湖,这里却是莫愁女的故乡,二者有何关联?原来,这里不仅有嘉靖皇帝明世宗朱厚熜的出生地,也是著名成语“下里巴人”“阳春白雪”的文化源头……如果有时间,当然需要一一踏勘、索解,赏析,可是一切都不曾来得及,仅仅在荆门三三0水泥厂和热电厂工作了三月半,陆建新便得到劳资员吴晓芳的通知,转调广东深圳。


这么一个带着明显岭南意味的“圳”字,不仅读来拗口,此前也根本没见过。翻翻《新华字典》才知这是方言:“田边水沟。多用于地名,如深圳,圳口,都在广东省。”用“田边水沟”为地名——其小可见,其土可知,其荒僻孤寒无需辨说。


但令人兴奋:深圳毗邻香港,与香港只有一道短短的罗湖桥相隔。对于一个1980年代的内地小年青来说,香港远在天边,遥不可及,却可以任由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去填充它旷世的富丽与繁华,那是由日渐燎原的港版歌曲及影视剧作为触媒与燃点的,邓丽君的歌曲正风靡全国。


第一次前往挨着香港的深圳,同时也是第一次前往岭南,一路上印象深刻。他和同事陈祖贵同行,先是从荆门乘火车到武汉,中转去广州。此去是南下大潮的涌动吗?趟趟列车超员,不仅座无虚席,买不到去广州的座位票,连站位也紧张,中途上下车,年轻人干脆选择从窗口爬进爬出。


所幸箱子等大件行李已经托运,陆建新除了背包里装着日常用品,再就是行前在当地公安局递交申请表之后获得的“边境通行证”,到广州凭证件换乘广九线,这可是第一次乘坐空调车,空调车最大的好就是一人一座,人人有座位。乘务员着装整齐,神气漂亮。


同事俩下车之后,随着人流往外走,很快来到罗湖边检大厅,这是香港同胞的出境口,他俩懵懂不知,跟着返港的人流前行,不久便被值班人员拦住,问去哪里?答去深圳。值班人员告诉他俩,深圳在他们后方,前面是去香港。两人嬉笑着回头,这才感觉,自身装扮土气得与农民无异,难怪值班人员一眼就看出,前后不是一拨儿的。


▲深圳国贸大厦


迄今说起深圳国贸大厦,几乎无人不知,全称为深圳国际贸易中心大厦,是中国最早建成的综合性超高层楼宇,素有“中华第一高楼”的美称,也是当年深圳接待国内外游客的重要景点。国家领导人邓小平等先后光临国贸大厦,国际政治要人尼克松、布什、李光耀、加利等也先后到国贸访问过。


可那会儿,国贸刚刚开挖大基坑,主楼在做挖孔桩,裙楼先开始建筑施工。他和同事很快一道投入工作,基础一开挖,紧接着就是测量放线。1980年代的深圳,放眼望去就像一个无边的大工地,热火朝天地搞建设,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生活条件却不及安稳的内地。


陆建新与工友们一道住在工地附近的临建房内,两层的“竹楼宾馆”,毛竹搭建,芦席和油毛毡盖顶,木板隔层,一人走动,全楼都做咯吱咯吱之声。此种住所现如今的年轻人已经无从想象,既怕火——上下都是易燃品——又怕水,楼上洗脚溢出来的水都会渗漏到一层。


“工作者是美丽的”,但也是辛苦的。活儿很多,从一个工地到另一个工地,测量放线之类的事情很快就做熟了。搞工程专业的人,数学必须学得扎实,所学高等数学等专业知识能够在工程建设中一一铺陈对应,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开心的了。国贸主体结构封顶之后,一箭之遥的深圳发展中心大厦破土动工了。


▲1984年,陆建新在深圳发展中心项目

从事工程测量


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回首来路,深圳开创了很多个全国第一,其中钢结构建筑方面的几乎所有第一,都与遐迩闻名的中建钢构及其前身(中建三局一公司钢结构施工队、中建三局钢结构公司)相关。


▲深圳发展中心大厦


陆建新见证并参与了一个绵延坎坷的历史过程,也注定要伴随着很多个第一,侧身湍流,一道搏击、创新、发展与跃升。深圳发展中心大厦,主楼43层,辅楼9层,地下室1层,建筑高度165.3米,需要说明的这是中国国内第一座超高层钢结构建筑。


中国建筑历史悠久,从穴居野外的草棚子,到砖木结构,再到混凝土结构,直到如今的钢结构,才堪称与世界大势接轨。况且,从理论上说唯有钢结构才能无限生长、拔高。以东瀛为师,深圳发展中心大厦由日本人设计,采用日本钢材,钢构件亦在日本加工,最先进的焊接方法也来自日本。


中建三局一公司为了做好这个工程,派出了以鲍广鉴为首的10名焊工,东渡日本学习二氧化碳气体保护半自动焊技术,学成归来再用滚雪球的方式扩大培训。焊接问题解决了,测量可不能掉以轻心。香港一家公司不无调侃地预言,如果这幢大楼由内地承建,很有可能盖成第二个比萨斜塔。


负责测量的陆建新,压力山大。从一开始陆建新便感觉到了,不同材质、结构和楼高,测量工序与要点并不雷同,钢结构与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测量就大相径庭,后者是一层一层的叠加,放线、测量站在楼板上即可,很是安全。钢结构却不一样,先立钢柱、钢梁,后搭楼板,钢梁宽仅20公分左右,巴掌大小,人行如猿,安全设施难以生根,非得眼疾身健,打起十二分精神才行。


再有,土建是建一层测一层,平实牢稳;钢结构有柔性,钢柱常有肉眼不能察觉的移位,故此测量基准点不易固定,从地面往上重复投测基准点是家常便饭,深圳酷热天长,钢梁发烫,站立不久便汗下如雨,头脑发晕,那可真是艰辛备尝。漂亮的结果后面,汗水可车载斗量。


▲深圳地王大厦


1996年建深圳地王大厦之前,陆建新去上海做了五年,在西郊建上海太平洋大饭店(钢筋混凝土结构)和旁边不远的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全钢结构),这两个工程都由中建三局一公司承揽,上海方面做监理。其间,陆建新都是担任测量负责人。深圳发展中心和上海国贸这两个钢结构工程,测量方法大同小异。


可自深圳地王开建之后,陆建新见识了一种更“笨拙”但也更牢靠的测量方式——踞顶测量。钢结构柱与梁甫一吊装就是3、4层,此时还来不及在钢梁上铺压型钢板(压型钢板可以理解为楼板的托盘),安全设施在二十多年前也不齐全,故而最上面的这几层唱的都是“空城计”。只有在铺了压型钢板的楼层架设经纬仪进行测量,测钢柱垂直度,再换算出柱顶偏差,不用爬到柱顶上工作。这种测量方式来自实践,算得是无师自通,监理方也没有提出异议。


▲1995年,陆建新在地王大厦项目担任测量负责人


老陆回忆道,干到“地王”就不行了,“地王”的总承包商是香港熊谷组,钢结构归日本新日铁管理,新日铁将钢结构交给我们安装,同时又找了几名香港测量员与我们一道下工地,上高楼。别看香港人平时衣冠楚楚,穿上工作服,带上安全帽之后,身手一样矫健如猿。而且,他们不避艰危,一上就踞顶!那么高的楼,即使没有恐高症的人,也要适应一下才敢放眼下顾。站在柱顶用钢卷尺直接测量钢柱间的开档尺寸,精确度才高。


另外,地王大厦的平面是个长方形,两头各加一个半圆。这个半圆形用钢卷尺丈量,通过平面尺寸计算得出X、Y方向的钢柱顶垂直偏差。香港测量员改了测量工具及方法,他们下到地面,拿出激光铅锤仪,自地面往上逐根钢柱打光,每根钢柱的左右远近便都有了参考值。


几天合作下来,陆建新及同事都有一种豁然开朗之感。古人所谓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自地王大厦开始,“我们”与“他们”——香港人、日本人共事,受益良多。当时香港技术人员里面有一位与陆建新年龄相仿者名何月伟,说一口不太流利的香港普通话。好在那一阵子港版影视《霍元甲》等流行,陆建新听白话并无问题,听何月伟、郑润明的指导,加上自己的理解,进行操作。


陆建新凡事喜欢琢磨,这种操作便带有再创造的性质。举一个小例子,顶上的工作面局促,不仅要立人,还要支开三脚架,摆平测量仪。如此操作如果靠人扶住,人与仪器都不安全,仪器贵重,生命无价。陆建新便琢磨加工一个小铁件拐个弯,用螺栓连接到钢柱上生根,省掉了三脚架,安放测量仪既安全又精准。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设计,令香港技术人员翘起大拇指;时隔多年,现任中建钢构董事长的王宏——做“地王”项目之时,他是项目负责人之一,一直还记得,那个小发明,解决了大问题。


香港测量人员还给陆建新他们带来了耳目一新的全站仪,测量效率比经纬仪要高5倍左右。当时全站仪很贵,国内很少有单位使用,一般是测绘大队用于野外测量几公里远的目标,因此配了一个很大的反射棱镜。陆建新想,棱镜的大小既然是和距离有关,建筑工程只有几百米,甚至十几米的近距离测量,大棱镜比一张A4纸还大,使用颇不方便,测量员迫切需要空出手来,在高空抓住身边的附属物来确保自身的安全。


陆建新找到仪器商店,商量订制一个大拇指般大小的棱镜,拿回来一试,很好用,心中窃喜。如今,全站仪配小棱镜是钢结构安装行业测量工具的标配。再后来,德国索佳公司最新生产一种激光反射片,陆工经过试验,可以代替小棱镜,如此一来,测量干活就更加轻巧便利了。


如果说一个好企业,便是一所好学校,那么,一个大工程,便是一座大熔炉。如问地王大厦工程建设的特点为何,一是危险,二是辛苦。先说危险,几百米的高楼上面,从一端到另一端反复测量,横跨度少则十米,多则百米,就一根悬空的钢梁为津渡,说是钢梁其实不“钢”,走出去十几米便感觉软如竹片一般左右晃动,往下一看人小如蚁。


陆建新并非生来胆壮,很长时间都将高空行走视作畏途。旁边同事调侃道,看你那么胆小恐高,还是下去算了!这话反而激发了一个测量技术员的胆量,只不过这胆量还得一步步增长,他一猫腰,双手扶住钢梁,两腿跨骑开来,就这样姿态可笑地一下一下骑蹭过去。


旁边抚掌笑道,陆技术员不怕裤子蹭破搞脏了啊!紧张得周身冒汗的陆技术员哪里还顾及得到搞脏或搞破衣裤,命最重要。测量看仪器时是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这样相当于在高空两只眼睛都蒙住了,不易站稳,那是超过300米的高空,刚上去还没事,干了三分钟、五分钟、十分钟之后,对心理及身体都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往下看头晕啊!往天上看,云在飘动,更晕,哪有歌词写的那么诗意盎然——蓝蓝的天上白云飘!此时只觉得白云在旋转,脑子也在发飘,一直紧紧抓住身边的柱子。不多一会儿,松手,但见柱子上就是一个鲜明的汗渍手印。


——在采访陆建新的过程中,他的细节呈现包括如上这些“曝短”细节的呈现,很是令我悠然心会。报告文学的写作,最忌把人当神,一旦成了“楷模”,似乎一切生而知之,优点、长处、能力等等,与生俱来。


事实上,陆建新一开始就告诉我,近些年采访的记者来过很多,越是采写多,越是赞美多,他越是有些不安,越是有些胆怯,越是有些排斥。设身处地为他想一想,他现在还在各大工程一线做着,同时还得为此前做过项目经理或者总工的各大工程终身担责,万一有个小小的失着,我们的新闻,文学以及所有文字,该如何描述?是全盘皆输,还是有一说一?从事虚构尤其非虚构采写几十年的我,太清楚也太熟悉“一居下流,天下皆归焉”的历史与现实场景,对眼前老陆的担忧,也特别能感同身受。


所以,我愿意用第一人称来写这篇报告文学,一为贴近人物,写出一个更真实的老陆师傅,二为不仅从陆建新也从他的同事,领导以及徒弟那儿攫取更多的细节与镜像。


总而言之,贴近,贴近,再贴近,从一位“工匠”的来路与背影,以及各个棱面来呈现:他是何人?何以如斯?意义何在?这也是在与中建钢构公司副总经理、我的中文同道周发榜深聊之后,他给我设的三道靶向。在传主陆建新的写作构想上,我俩几乎是不谋而合。


再说辛苦。工地永远是庞杂的,工程永远是紧张的,地王大厦建到一百多米高,仍未安装施工用的临时电梯,所有施工人员上下都是走钢管搭的简易楼梯,陆建新还要扛着经纬仪、三脚架上午上去,中午下来吃饭,下午再上去。这么一个高度,空手上下都不易,何况肩扛手提那么多的仪器设备!


当时陆建新是测量班的班长,地王工程一开始颇不顺利,开工以来,时任项目经理的鲍广鉴几乎天天召集班组长开会研讨攻关。上班太忙,撒豆成兵,开会只能在下班之后,班组长从各个工作面汇聚而来,一讨论至少两三个小时。那时陆建新与部分同事住在罗湖梧桐山之半山坡的宿舍,如果正常下班便可以搭乘公司的班车,会后就只有自己搭公交车了,公交车的终点是莲塘镇,下了公交车还要走很长的山路……顶着星光回到宿舍,已是夜深人静,疲乏不堪,常常一头倒在床上,想休息一下再起来洗漱,哪知一睡过去便不知东方既白。太累了,打定主意不干班长了,请辞这个世界上最小的官儿——班长。


没承料,鲍总、王总一起给这个最小的官儿做工作,套着这个辔勒卸不下来啊,陆建新脾气也是倔——他现在觉得用“不懂事”来形容更合适,愣是不肯干了。头儿们紧急从湖北荆门调来工程师吴曦当班长,其实,班长不当了,那一应事儿一件也拉不下,照样得做。稍有变化的是,下班之后的会议不用他去参加了,他怕开会,尤其是长会。


为写此稿,我曾经寻觅过钢结构测量流程图,看得眼花缭乱,又找到一两篇相关钢结构重难点的论文,也是囫囵吞枣,不得要领。始知隔行如隔山,最后还是让陆工发来一段测量工作的大致定义:建筑工程测量是给建筑物的基础定位,确定其平面位置和首层地坪高度座落在设计指定的三维空间。地面以上测量主要是确保建筑物的垂直度,避免大楼发生歪斜。如果发生小的歪斜要及时给出反向纠偏值,确保建筑物中心始终在中垂线附近(也叫规范允许偏差)。


测量是陆建新工作的起点,这个起点宛如百丈悬崖上垂下的绳子,前后14年,漫长而柔韧,经得起一生的攀爬。



盈手万钧,必起于锱铢


1998年,位于首都商务中心区最核心地段的中国国际贸易中心二期动工兴建,中建三局钢结构公司(1995年在深圳地王大厦项目部的基础上成立)分包承接这个由中建一局总承包的工程。仅一百来人的钢结构公司,先后派去多达四十余人,此时陆建新的工作岗职悄然发生了变化,钢结构公司任命其为副总工程师,分管工程技术,不仅要管施工方案,还得兼管后勤,测量也不能完全放手。


工作十多年以来,凡事认真,渗透而结晶,沉淀为陆建新性格的一部分。国贸在建国门外,住地在方家村,后勤中的一项吃饭(包括劳务工共有180余人)便成繁难。安排食堂用卡车送饭,一份一个不锈钢盒饭,吃完之后将空饭盒送回,为了易于辨识,他用胶纸写上姓名粘贴在饭盒,设计饭卡复印盖章,用废纸粘贴成一张张厚纸板饭卡。至于食堂进出账的流水及定期公布,细致可与工程的流程比肩,后勤就这么被他化繁为简、井井有条地做下来。


时任公司办公室主任的周发榜,一直熟识、欣赏陆建新。此时发现陆建新无论技术还是后勤,都能做出范本,遂动了调他回总部任办公室副主任的念头,一来对陆建新是个提拔,二来有了得力助手,便于自己腾出时间投入工作报告与新闻报道的写作。陆建新因老婆孩子在深圳,一口答应了。


▲国贸一期和二期


事到临头,公司总经理鲍总忽觉得,公司更需要陆工在工地上从事技术工作,不同意他转岗。


听老陆讲到这儿,我道:“不然,我今天就不可能在这儿采访一位南粤工匠了。”


陆建新莞尔道:“我其实是平常心,安排做什么都没意见。”


周发榜当时一则也憾一则也喜,憾的是希望得一臂膀助力而不能,喜的是经他这么一“搅和”,陆建新愈发受到关注与重视。


陆建新几次强调深圳“地王”一役,锤炼太多:“吃过地王的苦以后,后来的苦都不在话下,心里已经默认和习惯了。”


北京国贸二期历时一年多,之后参与了沈阳桃仙机场二期航站楼、长春光大银行大厦等东北项目的投标方案编制,回返深圳不久便东去厦门,担任会展中心项目副总工,在这个点上分管的既非技术亦非后勤,而是商务预决算,这对陆建新来说,几乎又是一个新行当。


▲厦门国际会展中心,

2017年厦门金砖会晤主会场


商务预决算主要做每个月的报量、收款,及至最后完工、结算、收款……除了中途工作量增大,阶段性派了一个助手,协助他算量,头尾他都是一个光杆司令,并无左膀右臂,商务结算工作的历练,开阔了他的视野,也为他日后做好项目经理岗位的管理打下一部分基础。


尤其到了工程尾声,他留下独自做竣工资料的归类、整理与移交,此时曲终人散,环视寂然,只有一个财务小洪和来自安徽颍上的农民工老郭三人作伴。此时碰上了一件“触霉头”的事情,会展中心的屋顶留存了一批多余的金属屋面板没有及时回收,这些屋面板原本是最后一道工序担心油漆踩坏垫脚用的,这会儿却成了多余之物。


更糟糕的是,恰遇台风在福建沿海登陆,多余的屋面板被台风刮得在满屋顶群魔乱舞,尖角在屋顶戳了一百多个洞,下雨即漏,淅淅沥沥。如果换成现在,肯定是向上级领导报备,派人过来检修。当时陆建新简直是一根筋,就带上身边的农民工老郭,向同一工地的另一施工单位的好友卜延渭借了一把手枪钻和一捆电缆线,爬上了屋顶。事先给金属屋面板供应方上海巴特勒公司打过电话,询问补漏方法。


“巴特勒”派来了技术员,带着陆建新在室内地面往上看漏处,记住位置后,上屋面寻找漏洞补好即可。因为不是供应商的错,他们只管供应补漏的胶水和胶条,其余的只能自己动手。陆建新和老郭二人在屋顶上一行一行找漏、做标记、补漏。太阳一烤,连续三四个小时盯着银白色的金属屋面看久了,眼前白花花的,头脑晕乎乎,肚子也咕咕叫,耳朵里听到金属屋面因热胀冷缩不断发出咔咔咔的声响。


按照“巴特勒”的屋面补漏技术要求,先打胶水,再贴胶条,剪一块大小合适的镀锌铁片,用拉锚钉固定。两个月下来,又经历了三四场大雨的拉锯来回,视同检验。两个人上屋面,还钻到屋顶下黑乎乎、矮得直不起腰来且难于跨越行走的夹层几十次,将所有大小漏洞补完,验收合格,才松了一口气。


屋面补漏之后,财务及农民工都撤了,旷“厦”无人,唯剩陆建新茕茕孑立。此时还有一大批资料整理未竟,又得到指令需要多复印一套竣工资料。老陆到打印店问了下报价,他觉得复印这件事自己一个人可以搞定。于是,拆开线装本,复印,又装订。


7月夏天,天气炎热,一天复印上十个小时,一张一张换纸动作还要快,复印机也叫吃不消了,发烫罢工,用一个小电扇先给复印机吹风,只有消停一会儿接着再印。日复一日前后十天,直到所有复印资料装订成了168本线装书,同时依照档案规定要求,把所有图纸按大小折叠整理好。



那个时候,如果有人闯将进来,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画面:大门紧闭,阳台敞开,空荡荡的房子里,除了堆积如小山的资料,一台复印机,便是一个中等身材的师傅的背影,大白天也只着一条三角短裤,依然汗下如雨,动作娴熟而又迅速地复印一张张资料。


复印与装订总算完了,活动一下疲惫的腰身,留下一套资料,另一套装满了一辆小四轮即送去档案馆。


工余,陆建新还自学成才,学会了摄像——摄像是给工程留取资料的必要手段。1998年北京国贸二期,那时负责项目的几个人一起到王府井买了装大磁带的松下牌肩扛式摄影机,一直到2001年的新白云机场项目,其间一直由老陆负责摄影、摄像。


厦门会展中心的主体结构封顶后的第三天,项目计划邀请钢结构行业专家来做技术鉴定,鉴定会上需要放映15分钟的视频短片,用来介绍施工过程并做技术总结。陆建新感到时间太紧,中建三局总部派来了一位老师协作,二人到宾馆租了两台录像机,一台录像机用于放映素材,另一台录像机用于转录,房间的电视机用来监控画面。


这样的视频编辑非常困难,衔接的画面和时间不容易用按钮控制,不是快了就是慢了,他们不停地前后重复倒带放映、重录,两段影像之间衔接的画面上有一条横线不断地下移,就像过去的老电影放映的效果。因为时间紧迫,他们连续操作了30个小时,终于把15分钟的短片编辑完了,然后连夜拿到电视台找人去配音,终于在当天上午9点钟的专家会上,正式放映使用,这背后的故事至今大概只有三个人知道。


“盈手万钧,必起于锱铢;竦秀凌霄,必始于分毫”(晋·葛洪)如果不是老陆自己讲起这几段过往,一般用户以及普通读者,哪里知道建一座楼宇,事先事后,会有这许多琐碎与烦难呢!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厦门折返,奔向一个新的工程——广州花都新白云国际机场,时在2000年,陆建新担任总工,此时是真正的独当一面了。独当一面不仅意味着更多更大的责任,同时意味着每一个工程必然出现的新问题,都需要拿出新思路、新办法。白云机场航站楼是大跨度工程,起重设备布置在航站楼外围,没法把构件吊至大厅中心区域,但又不能把起重设备开到楼面上,因为楼板承受不了。怎么办?


项目部的方案是,在航站楼的两端设两副能滑移的胎架,将倒三角形断面的桁架吊到胎架上拼装好,再将胎架和桁架一起滑移到大厅中央。机场大厅的平面有一个很大的弧度,胎架从两端相向滑移到中间,走的是一根弧线,不同的位置半径不同,行走的距离也就不同。


当时的动力设备是三台拉力为5吨的卷扬机,而滑移布置了四条轨道,牵引受力各处不均匀,很难做到技术要求的齐步走。不断变化的受力,加上钢丝绳有弹性,使得卷扬机上的钢丝绳时松时紧,胎架与桁架的重心又很高,因此胎架和桁架在滑移过程中前后摆动很大,好比一个人在前行时不停地点头,陆建新真担心桁架从胎架顶上滚落下来,令人心跳加速、手心捏汗。


为了解决滑移同步这一难题,陆建新带了三个人,分坐在滑移胎架上的四条轨道位置,好似在架子车上赶车的老汉,每人持一根由他亲手刻制的六米长的铝合金小方管标尺放在轨道边,四人同时看着标尺报数,随着胎架往前滑移,甲说5,乙说10,那就差了5个单位,不行,停下来,控制差值在一两个单位才算合格。四个人感觉到胎架和桁架滑移晃动得很厉害,顾及不到其它了,就想的是,再准确一些,再平稳一些,快到位了……


我一旁听他描述,也不由一直揪着心口,发问:“现在还是这样施工吗?”


陆工摇头道:“那是十八年前的方法,现在用的是液压同步顶推,平稳,精确,设备与技术都改进了,滑移同步不再是问题,可当年就是那样,专家出方案,自己再琢磨如何实施……”


凡是闭锁不通之处,其实一定有一个入口,但须心血灌注,加之身体力行,孜孜矻矻,勉力前行,则终将拨云见日、柳暗花明。


新白云国际机场之后,乃至深圳会展中心、北京银泰中心、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动辄冠名以“中心”,固然反应出各路大小业主的面容喜好,无形中也给建筑承揽方以更强大的压力暗示。自“新白云”开始,陆建新岗职“扶正”,自此总工或项目经理之职伴随着他攻城略地,剑挥旗指,无不是一个个新的标高;同时,也是一个个新的隘口。


▲北京银泰中心


位于建国门外大街的北京银泰中心主楼高249.9米、63层,当年不仅是长安街上的最高建筑,也是北京城的最高建筑,时任该项目技术员,如今为中建钢构市场与客户管理部副总经理的邵新宇,回忆起跟着师傅陆建新的那段经历,兴奋与感激之情溢于言表。跟师傅做“银泰”,学到的不仅是精湛的技艺,更有严谨的态度。


他说:“那时候陆总对学生的工作要求相当严格,当时我和另外两位徒弟跟着他作构件验收,我们两边一拉钢尺,量过尺寸之后就报数,比如5.20米。师傅拧着眉头问,是5.20还是5.200,如果多两毫米或少一毫米?读数一定要精确到毫米,这叫精度。”邵新宇告诉我,构件加工尺寸的检查验收,有的和图纸标注尺寸一样刚刚好,但肯定不是全部,正负误差一二毫米很多见,按规定也可以算是构件加工验收合格,但是师傅不干。


“我师傅说,虽然正负一两毫米是允许误差范围,但银泰高度近250米,二十来节钢柱摞起来,如果每节柱长都差一二毫米,最后累积误差会是多大?!”跟着师傅走,徒儿慢慢了解了工程的整体状态,测量控制好每一节钢柱顶的标高,方能保持工艺的精准,满足最后总高度的验收要求。单节柱子如果略略长了一二毫米,可以从焊口对接位置调整缩小一点点间隙,最后都要微调回来。


师傅锱铢必较,斩钉截铁地叮嘱徒儿:“即使一个小小的误差,累积起来,最后都可能盖成一个比萨斜塔!”邵新宇感慨道,因为跟着师傅做了“银泰”,后来徒儿也当了师傅,2013年由他执掌北京第一高楼“中国尊”的项目经理,方能有良好的技术和管理水平呈现,况且陆师傅虽然去了深圳,还常回来看看,指点迷途,排除疑难。


类似邵新宇这样由陆建新亲手带出的徒儿,后来成为中建钢构中坚力量的还有许航、王占奎、冯长胜、唐齐超、王川……也有离开公司的弟子,去了其它单位大显身手,如在中建八局负责马来西亚第一高楼——吉隆坡市中心的标志塔钢结构工程的赵中原,就曾在陆工手下勤学得道。


北京银泰中心冉冉升高之时,陆工调去上海。上海环球金融中心——这个“中心”确实像一个中心,位于陆家嘴黄金地段,俯瞰黄浦江两岸,楼高492米,地上101层,落成之后不仅是上海的地标建筑,也是当时的世界第一高楼(按结构高度衡量)。后来居上的第一高楼哈利法塔,原名迪拜塔则要晚至2010年才竣工。


▲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上海环球金融中心的开发商为“上海环球金融中心有限公司”,大股东是日本森大厦株式会社。该项目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投资兴建,总投资额超过1050亿日元(逾10亿美元)。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该项目停了几年。美国发生911事件之后,业主优化了设计。


2004年,工程复工,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竞得总承包权。因上海市政府希望业主让上海建工参与该工程,最后该工程由中建与上建联合总承包(中建和上建分别占7成和3成份额)。中建三局钢结构公司是重要的参建单位。


陆建新来到工地,时在2004年9月。巧的是,日本的管理团队由青柳佑二任项目经理,此君在“地王”即与中方代表老陆合作过,现在重逢于“环球”,日后在深圳京基100再度牵手,也算是一种“交深言浅”的缘份了。


中国的现代工业起步较晚,是对于西方的模仿、学习与承接。19世纪,钢结构在欧洲发端并逐步得到广泛应用。截至第二次世界大战,西方构建了大量的钢结构经典工程,包括布鲁克代尔大桥、梅奈大桥、水晶宫、布鲁克林大桥、埃菲尔铁塔、帝国大厦、金门大桥等,书写着人类建筑史的光辉篇章。


西风东渐,从19世纪末期开始,中国的钢结构开始在桥梁、建筑方面得到少量应用,且以桥梁为主,楼厦建筑很少,如上海外白渡桥、天津解放桥、广州海珠桥和杭州钱塘江大桥,此外还有上海国际饭店等建筑经典。不过,它们大多由外国人设计并主持建造,钢构件亦多在外国加工后运至中国。


如前所述,中国国内第一座超高层钢结构建筑——深圳发展中心大厦的娩出,则到了改革开放、结束闭关锁国之后。毋庸讳言,包括钢结构建筑在内的较多工业化文明成果,日本都是一个漂亮的二传手。陆建新及其同事们在国内的钢结构建筑,不少得益于日本的技术引进。概因日本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就已经开始了钢结构建材的量产,1960年代日本的钢结构建筑得到快速的发展,得到了全世界的高度关注,仅1965一年钢结构建筑的开工面积就已经达到了2千万平方米。1998年彼国钢产量达到5900万吨,建筑结构用钢量占13%,该国的钢结构住宅在建筑结构用钢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发展成就直到今天仍然处于领先地位,拥有着先进的科学技术。


陆建新是一个善于学习的人,他琢磨日本人的管理,讲究诚信第一。要想取得开发商的信任,每一细节讲究诚信很重要。上海“环球”建设之前,陆建新参与的项目国产钢材用得多,“环球”的钢材多为欧洲进口,材质不同,焊接参数也不同,此无惯例可循,必须不断摸索。头两次焊接试验都没有达到外方要求,这加重了对方的不信任感——行,还是不行,这是一个问题。那一段时间陆建新走路、吃饭,脑子里盘桓不去的都是要点和参数,直到得到满意的结果,他脑子里的弦从未松开过。


工地上,不如意之事常八九。


上海环球金融中心的四个角上是巨型柱,巨型柱是在钢柱外面包混凝土。正常的施工顺序为:钢柱吊装→焊接→在钢柱四周绑扎钢筋→浇筑混凝土。可因施工协调出了问题,土建施工单位执意在第二节钢柱吊装前绑扎钢筋。第二节钢柱下落之后,因钢筋密布,没法焊接。劳务工为省事儿,趁管理人员不在,将钢筋烤红掰弯。


在项目蹲点的公司领导周发榜认为不能隐瞒和掩盖——尽管那样做不露痕迹,可是有质量隐患,且太不敞亮,说到底是自卑、怯懦。陆建新第一个表示赞同,他还径直找日方工程师笠原沟通。笠原为中方的坦诚打动了,未如事先预想的那样,一发脾气,二重罚,而是双方坐下来商量解决之道。


因同一标高的钢筋接头已达百分之五十,陆工及同事们想了一个方案:先把被炙烤过的那一小段钢筋截掉,再把两根钢筋上下对接,对接前,接头对开坡口;对接时,用钢条做衬垫支撑,再用电焊补上缺口。经拉伸试验,技术上可行,日方欣然接受了这个补救方案。


此事给陆建新留下的深刻感受是,工程质量,百年大计,但凡有疑难,首先想到的是摊开,而非遮掩,获取信任才是解决问题的第一张良方。


跟日方合作的第二个感受是,务求精细。截至五年前的统计,全球寿命超过200年的企业,日本有3146家,为全球最多。2016年3月5日的“两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鼓励企业开展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工匠精神”首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明“工匠精神”已经得到了国家层面的高度重视。


何谓工匠精神?工匠精神是指工匠不仅要具有高超的技艺和精湛的技能,还要有严谨、细致、专注、负责的工作态度,精雕细琢、精益求精的工作理念,以及对职业的认同感、责任感、荣誉感和使命感。工匠精神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表述,德国人称为“劳动精神”,美国人称为“职业精神”,日本人称为“匠人精神”,韩国人称为“达人精神”。


陆建新看到日方每走一步都有一个方案。我们国内的工程,每每是一个大的施工设计,图纸一晒,施工组织设计编制完成,毕其功于一役,之后少有复盘、少有步步推究。日本技术人员不是这样,每一小步都有一个方案,即便是预埋一个小钢筋环,一个小挂钩,都要写一个方案。如此,我们“拿来”的就不仅有技术,再有管理,还有精神……现在中建钢构也是事事有方案,防风、防雨、防雷,凡事预则立;白天施工、夜间施工,实施要求各不相同。一柱一础的安放,固然是百年大计;一钩一架的措置,亦皆有细节闪耀。


还有第三个感受也很别致。标准与规则并非铁板一块,亦即标准规定在特殊情况下,亦可灵活掌握。譬如我们的钢结构对接是否吻合,有无暗伤,用超声波检测。如果探伤不合格,按照我国的标准条例,毫无疑问就是返工。他们不是这样,此处不合格,你呈现出来给我看看,不合格到底是什么程度?他们来综合判断此处需不需要返工。


陆工感慨道:“这与我们的做法很不一样,我们是没有道理可讲,没有商量余地。我们的标准是死的,他们的标准是活的。如果返工在根部,钢板十来公分厚,焊缝刨开就要十来公分深,还得往两边延展,豁口就变得更大了。如果仅仅为了一个小瑕疵,挖开那么大的豁口,他们会认为对材料是二次伤害。”


又如,我们规定施工现场不得吸烟,自然也不设吸烟处。但仍有很多人偷偷吸,烟头扔得到处都是,无法禁绝,更易萌发火情。日本人看到这个情况后,提出让吸烟“合法化”,在每个楼层放一个铁皮桶作为烟灰缸,这样一来,矛盾得到解决。两害相权取其轻,这是日本工程技术人员的思路与尺度——原则性之侧还有灵活性。


“聪者听于无声,明者见于无形。”这种相较而行,察之细末,取其道法,比简单的照葫芦画瓢实在要紧得多。


陆建新和他的同事们通过“环球”一战,也收获了日本人的尊重。大厦封顶之后,青柳佑二和业主方项目总监萩野谷昭二给中建三局钢结构公司(2008年变身为中建钢构)出具了书面评价,大略如下:“贵公司的作为,让我们深刻认识到,选择中建总公司作为总承包联合体牵头单位的正确性,……通过本工程的合作,验证了你们并非浪得虚名。……我们最为赞赏的就是说到做到,而且努力做得更好。贵公司一直是最令我们业主放心的分包单位。”据悉,这份书面评价是青柳与萩野谷商量之后,由青柳亲自起草,然后由资深译员翻译成中文的。青柳过57岁生日时,特意邀请陆建新参加了他的生日宴。



力与美的提升


可以说,历经这许多工程之后,陆建新不仅精神气儿更加沉潜、心智更为成熟,同时也更善于思考、更能够灵活应对各种不同难题。他就像一个日渐圆融的万能锁匠,但凡有解不开的锁头,从上到下、不约而同地首先想到的是——我们的老陆。


行文至此,我们不能不提王宏董事长。2005年,就在陆建新担任“环球”总工之时,王宏接任公司总经理。他慧眼独具,认为陆建新在接受了漫长的“考验”之后,已经脱颖而出,下一个百层高楼,即安排陆建新担任项目执行经理,后面两个更高的大楼,助其递升为项目经理。


可以说,是信任加放手,成就了陆建新的巅峰时刻。陆建新执掌的大厦不断升高,大项目需要陆建新,他本人却似乎没法“高升”,王宏又推波助澜,使得老陆实至名归,荣誉纷至沓来,获得了一个又一个当代工匠的骄人冠冕。


▲广州西塔


上海“环球”建造到盛期,老陆被派到了广州西塔,担任项目执行经理。此刻一个未曾遭遇的难题摆到他面前了:西塔外围的柱子全是斜交网格结构,钢柱直径最大1.6米,柱子倾斜度约在37度。这个建筑是一家国际知名的建筑师事务所KPF主导设计的,他们在美国纽约、英国伦敦和中国上海都设有工作室。


看似容易的设计,具体实施就十分繁难了。譬如这么粗这么重这么斜的柱子怎样让它在焊接之前立起来,稳得住?招投标之时的想法很简单,柱子侧面用一个大家伙把它撑起来。此时等到了基本面才发现,楼层上空空荡荡的,无处下脚生根!


国内已成建筑尚无参照对象,同行纷纷避让之时,陆建新逆向思维:既然撑起不现实(没地方撑),那就干脆不撑了!用“超级连接板”实现临时固定。连接板(含耳板和双夹板)通常是在圆管口四等分设置,因该工程柱子倾斜度较大,腹(下)背(上)的连接板受力最大,两边的力稍小,能否在腹部和背部各增加一组连接板?也就是说,临时固定共用六组连接板,比以往多两组。如此是否可行,当然还要通过科学计算。


计算的结论是,因为柱子太斜,力矩太大,耳板的焊缝长度不够,容易撕裂。陆建新听取意见之后,加长了耳板。他的徒弟冯长胜,现在已经是福建分公司的总经理,事后对师傅坦诚道:“西塔开建,那么长那么重的柱子斜着就位,开始是塔吊吊着钢柱,待双夹板和耳板被螺栓紧固,塔吊挪开的瞬间,我下意识地闪开了。心里祈祷,万万不可砸下来啊。”师傅老陆听后笑道,此立柱连接都是经过周密计算的,确保万无一失,不用祷告肯定不会砸下来。


钢结构建筑工地就是这样,永远会碰到新问题,一个疑难解决了,新的疑难又在前面。一个个疑难的遭遇与索解,叠加与映现了一位当代工匠在赶考路上的艰难困顿,满面风霜。


▲深圳京基100


2008年到深圳京基100工地,京基100(KK100),原名京基金融中心(KingKey Financial Center),楼高441.8米,共100层,是当时深圳第一高楼,由来自英国的两大国际著名建筑设计公司——TFP和ARUP联合设计,这座中国民营地产企业投资建造的最高建筑,保持了多项中国记录与世界记录,并获得了多项世界级奖项。不历其过程,不知其繁难。


作为钢结构项目经理的陆建新起始遇到的塔吊问题,便颇费周章。钢结构主要依靠吊装,吊装的大型塔吊要从上海运过来,就是当年建造上海环球那台,陆建新雇了18辆大型运输车来承运这台自重400吨的塔吊。18车不能一次进城,深圳工地局促,18辆大型平板车如果一次将设备运至,逶迤如龙,那会将整个深南东路堵死。只能是拉过来的先安装,后面的再掌握节奏源源运来。


塔吊是钢结构吊装的主要抓手,让这个庞然大物的抓手到位,洵非易事。


首先是拉运难,在彼工地装车,运到此工地,一件件,大小不一,部位不同,不容错乱;之后是运输、卸车、堆场……间不容发;其三,安装,更难,大型设备的拆与装都是重大危险因素。京基100已经挖了一个巨大的基坑,按理,装塔吊要用一台几百吨的汽车吊,开进基坑来吊装。可是基坑四周都已是削平的陡壁,自重这么大的汽车吊开到地面基坑边缘吊装那是十分危险的,基坑受重压极易塌方,造成汽车吊倾覆。


陆建新仔细盘查,依托基坑外围的混凝土围护桩,又在基坑地面泥土里打入几根混凝土桩,让汽车吊的前后腿站在两排桩子上稳住,然后徐徐起吊。这一个过程之中,包含了许多技术。


原以为塔吊顺利装好可以松一口气了,陆建新却很快发现塔吊又出了问题。


塔吊有很多活动部件,用销轴连接。陆工发现不少销轴的铁板“耳朵”出现了裂缝。这种钢质的插销厥功甚伟,四两拨千斤,像眼里容不得沙子一样,容不得小小身子骨有一星半点儿的瑕疵。当即让负责塔吊的同事上去拍了一堆照片下来,他一张一张看后道:“你这个照片图面太大,看裂缝是很清楚,但看不清裂缝在哪个部位?”他亲自爬上去,从不同部位不同角度,一张张仔细拍下,有大有小,有正面有侧面,方能比对、鉴别、拿出解决方案。兹事体大,请了设备供应商过来,进一步给出修补方案。


塔吊工作期间,又发现顶升油缸发烫,塔吊爬升抖动得厉害。真是一波刚平一波又起。盛装液压油的油缸像一个巨人,高2.5米,它工作之时,跟千斤顶是一样的原理,举起重物的活塞和导油管里的压强是相等的,但是由于面积差很大,比如20倍吧,压力等于压强乘以面积,压强相等,所以只用1倍的力通过油压就可以获得活塞20倍的顶升力。


油缸罢工了,就相当于一颗鲜活的心脏无法供血。陆建新思来想去,工地日程安排很紧,耽误一天都是大事,只有紧急向广州西塔求援。西塔的塔吊是中建四局的,陆建新认为必须找四局董事长叶浩文借用。又想到自己是一介小人物,得托公司领导打这个电话,但时间不等人。略一犹豫,仗着彼此认识(叶浩文曾先后做过中建三局一公司董事长、中建三局副总经理),他直接把电话拨过去了。


响铃的时候心是虚的,毕竟借一台人家也在用的塔吊配件,哪里像居家过日子借一点油盐酱醋!没料到,叶董事长不假思索便答应了。原来,陆建新在对方心中的分量,不亚于业内任何一位领导,任何一位专家。陆工大喜过望,带人连夜赶到广州,一台凌空400米高的塔吊还矗立在那儿,拆、运、装……那一番紧张的忙碌,不仅考量体力,亦是心力的衡量。


▲深圳平安金融中心


时隔4年,到2012年暮春转战平安金融中心大厦——这座118层、高达600米、刷新深圳新高度的第一高楼,再遇塔吊难题。如果说京基100的塔吊是小小地折腾了一把,平安大厦则是一次大大的折腾,一场大大的考验。


动工伊始,陆建新看到大厦地下室施工方案,布局了四台塔吊。他蹙眉观看良久,凭多年的实战经验断然道,地下室施工用两台塔吊足矣!有人不以为然,毕竟中建钢构作为施工方之一,并不负责塔吊的多寡设计,而且塔吊在总承包的合同里,发生再多费用,都与本公司无涉。陆建新不以为然,认为无论业主是国企还是民企,都没必要花冤枉钱,他有义务提醒。


凭着一二十年以来,中建钢构在全国各地400米以上的地标性建筑中,占比百分之九十的赫赫名声,同时也凭着对眼前这位简装素容的“工匠”背后,一连串坚实、平稳而不断递进跃升的脚印,业主首肯了陆工的建议建言:做减法,基坑作业少装两台塔吊。


工程在地下室阶段,塔吊是向下扎根,到了主体结构阶段,塔吊则像壁虎一样,攀附在墙上,隔一段时间便需要像攀岩一样攀升一次。眼前的塔吊型号是 M1280,吊重100吨,比前面上海环球壁挂安装的M440(吊重32吨),至少要大出4个等级。更大的难度在于,若安装三台塔吊,没法满足工期,若安四台塔吊,塔吊只能附着在核心筒的外壁,如此重量的塔吊附着在核心筒的外壁,没有先例。它的技术难度是几何级数的增长!


为了啃下这个技术难题,陆建新联合清华大学毕业的一位力学博士,一起来设计计算。按照设计制造好支承架并安装后,却吓了陆建新一大跳:装好的支撑传力应该在一条直线上,可呈现出来的节点却是歪的。思来想去,查来看去,发现是钢销子粗细有问题,原本设计5毫米间隙太大了,于是重新加工销轴,设计间隙缩小为1毫米。其二,除了发现销轴太细,固定销子的两块铁板“耳朵”也有问题,薄了点。细销子加薄耳朵,影响了节点进而改变了传力线……


老陆在陈述这个过程之时,对我苦笑道:“我现在跟您讲起来,云淡风轻,毕竟是一桩过去的事情,那时候可不是这样,3个月都吃不下,睡不好,提心吊胆,万一这个塔吊出了事故,我作为项目经理是要坐牢的啊!”


那一段时间的沉默寡言、心神不宁,身旁的妻子黄美珊最是清楚,早先在工地做油漆工多年的她耳闻目睹,情知一个工程的安全要追随项目负责人终身的,现在还在建设中就压力山大,劝老陆不如及时退出来算了。陆建新摇头,一是不可能,哪有工程做开了,半道撒手的?二是临阵退缩,亦非陆某人的风格,金牌项目经理的称号是荣誉,更是担当。即便寝食难安,工程还要做下去,原因就是没有退路!


就一个看似简单的销子,原本是在佛山南海某厂定制的,前后加工花了整整三个月,如果再找他们加工,又得三个月,心下恨不能一日完工。陆工就近在深圳这边寻找、比较,终于在蛇口半岛这边找到一家可靠的小厂,千叮咛万嘱咐他们不分白天黑夜,加班加点赶制,结果一周内做完第一批货,分批运至。就这样把地面之上4台塔吊架子上的150多个销子分批更新掉了,前后整整三个月,那三个月的日子真是非常难过,说是度日如年也不为过。


后来反省,陆工觉得自己那段时间脾气不好,对员工也是有亏欠的,时过境迁同事们坐在一起来回忆,生出一片感慨。那种经历过困顿之后的交流与理解,从安全帽下的纯真的眼里流露出来,真是令人难忘啊。


▲深圳平安金融中心4台国内最大型号塔吊的

支承系统完成首次转运


平安大厦后来还遇到不少难题,随着楼体的日益拔节、长高,塔吊跟着爬升,按照原定的老方法,4个塔吊每次爬升,需要占用工期主线时间八九天。业主与施工方都发现严重影响了进度,上千员工在塔吊爬升期间都有2天时间“歇业”,拿出塔吊又快又安全的爬升方法迫在眉睫。


其实在此之前,陆建新早就开始琢磨塔吊如何爬升才能又快又省。四个大塔吊在高空作业,塔吊爬升后,最底下那个原来抱住塔吊并起支撑和固定作用的架子要打开拆下,然后往上周转,高空中人都难于去到那里,如何打开才安全?而且还要求快速打开。


陆工找来国内建筑业知名的三家单位来报价,有的要价太高,有的一见就说不必报价了——知难而退,安全和成本的风险太大。一个多月的念兹在兹,陆工整天想的是既要快速拆开支撑架,还能提高塔吊的使用率,多年的施工经验告诉他,最好在外墙上方伸出一个强大的吊杆,用钢丝绳把架子挂在吊杆上,如此可以安排员工提前拆架子,期间所有塔吊还可继续吊装钢构件和其它物料,塔吊的使用效率就可以大大提高。可这强大的吊杆在哪里呢?


陆工时常抬头看着高处的塔吊,傻呆呆地一站就是半天。一个月后的某天,猛然间想到:上中下三个架子,将最下面的架子用长一点吊绳,挂到最上面的架子,而上面那个架子当时只起一个抱牢塔吊的作用,至于它的竖向承载能力可达550吨,挂50吨的架子应无问题!


金点子与大难题之间,有时只隔薄薄一张纸,可这张纸却不容易点破,千回百转,就是不得其门而入。后来即使经过专家论证此方法安全可靠,业主犹在忧心忡忡:头顶上吊着这么一个类似大炸弹的家伙,是不是太不靠谱了?万一砸下来后果不堪设想啊!陆建新斩钉截铁道,不会的,就这么干。


塔吊架子采用钢丝绳吊挂拆卸的新方法,可提前安排工人去拆开,不占工期主线。原来要用旁边的2台塔吊拎着架子,三台塔吊拆架子期间都不能吊装构件。采用新方法拆架子,塔吊可正常吊装,提升了塔吊使用效率,加快了施工进度,如此这般,顿时将塔吊每次攀升时间减去了一半——由八九天减至四五天。整个工程至少缩短了工期96天,如果按合同工期滞后一天80万元的罚款约定计算,减少成本7680万元!至于节省的间接成本则多到难于计数。


需要说明的是,逾期当罚,工期提前却并无一分一厘的奖励。


时时处处,设身处地,替业主换位思考,既有担当,又有创新,不仅缩短了工期,还节省了金钱,这样的“施主(施工方)”最终没法不令业主翘起大拇指,表示最大的尊敬与由衷的信服。


中国第一高楼平安大厦的娩出,是时效的样板,是质量的楷模,是科技的结晶。一时间媒体报道多矣:“业内专家认为,陆建新团队在平安项目塔吊使用上的一系列创新突破,对中国高层建筑施工意义非同小可。同样在这个工地,陆建新带领团队还创下了国内第一立焊、仰焊、厚焊等施工技术记录、截至目前,经过专家评审,这个工地上已有两项创新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塔吊吊挂拆卸技术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并在2018年4月的日内瓦国际发明展上被评为特别嘉許金奖,中国的建筑施工技术已走向世界。


现在我们可以给建筑领域尤其钢结构建筑的“工匠”下一个定义了,除了词典中的工匠释义,也包括国内外传统与现代的个体工匠释义——敬业、精益、专注、创新之外,我们从陆建新的意义呈现,还可叠加——勤勉、担当、睿智、凝聚、慈悲……在任何一个浩大的工地、高耸的楼宇与如蚁的建筑工队伍里,他只是一份子,却是不可或缺的一份子,如盐入水,消弭于无形,却是力与美的钩沉、扭结与提升。



我们的陆工


陆建新参与、见证与躬身实践了三个速度:三天一层楼(深圳国贸),两天半一层楼(深圳地王)、两天一层楼(广州西塔)。如果说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最宏伟的景观是遍布大江南北的至高建筑,那么我们的陆工便是中国地标建筑的模范催生婆之一。


2017年初春,由广东省总工会等单位联合举办的“南粤工匠”致敬典礼在广州举行,陆建新荣膺“南粤工匠”称号。该典礼活动的致敬辞写道:“你用经年不变的豪情,一再刷新特区的速度;你以锱铢必较的精心,不断建树中国的高度。”是年深秋的北京,国务院国资委颁授第二届“央企楷模”,作为全国建筑业唯一的代表,陆建新接受了颁奖,同时接受了央视主持人王宁的采访,随后各地新闻媒体蜂拥而至,他被誉为“中国摩天大楼第一人”。



陆建新从艰苦的苏北农村走出来,中专学历的他,参加工作之后曾有外出深造的机会,只因大项目接踵而至,他无法脱身重返书斋,高学历终与他失之交臂。好在母校南京工业大学非常清楚学历和学力的区别,十分看重优秀校友的能力与影响力,于2016年聘他为兼职教授。陆建新错过的,不只是高学历,还有常人的生活。


既然我们从未见他有过“受苦受难”的表情,便只能判断,他有别一种享受人生的方式。从农村到城市,从农民到干部,场景与身份的转换令他兴奋、憧憬,更知珍惜、奋发。从此,一个接着一个遐迩闻名的大工程便是最好的大熔炉,在一次次淬火、冶炼与锻造精深技艺的同时,也将他坚韧的个性、勤勉的品格与高远的志向,百般砥砺、刮垢磨光,绽放出既朴实无华又熠熠生辉的万点星光。


▲深圳会展中心


采访接近尾声,我与老陆各戴一顶白色的安全帽,步入身后克日完工的深圳国际会展中心,这个占地125万平方米,纵贯1.8公里长的大型建筑,竣工之日将超越德国的汉诺威会展中心,一跃而为世界上最大的会展中心。在浩大而繁忙的工地面前,任何一个个体都不再引人注目,任何一道工序都只是承接与传递,任何一根构件都将融入与隐身于庞然的建筑体量。



可是精湛的技艺、卓越的精神与美丽的灵魂永远不灭,宛如对面大海上的点点渔火,又如夜空中的点点星光,渺小而璀璨,遥远而宏阔,低垂而庄严。


两三个月以来,通过对陆建新以及他同事们的采访,我触摸到了一位当代钢结构“工匠”的外形与内心、跳跃与安静、缤纷与寂寞、来路与归途……


“落日千帆低不度,惊涛一片雪山来。”


斯景、斯情、斯人,斯为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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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来源:中国建筑(微信号:zgjzwx)

素材来源:《大国顶梁柱——“央企楷模”报告文学作品集》,企业文化部,中建钢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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