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SARS到新冠肺炎，《财新》胡舒立的坚守
往期文章：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财新派出大批记者深耕抗疫第一线，发回了一系列让人印象深刻的深度报道，包括头条重磅、解药系列、数据解析、肺炎日记、实时地图等。
当我们因为某些媒体的糟糕表现而啼笑皆非的时候，财新坚守阵地坚守底线，总算是为国内的媒体人挽回了尊严！
在微博、知乎、豆瓣乃至文艺范儿大号的留言中，许多网友表示被财新圈粉。
一本零售价30元的《财新周刊》，在市场上竟然被炒到了88元，稀缺到连杂志社内部都没有存货，这是民众在向有良知的媒体致敬。
《财新》的掌舵人就是胡舒立。
胡舒立与财新的关系，用一位资深媒体人的话来说：倘若没有胡舒立，就不会有这本财新！
甚至还有人这样说，倘若没有胡舒立把关，财新记者即使写出一系列疫区的深度报道，也有可能会发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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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中国证券市场早期主要推动人之一的王波明打算创建一个更面向大众的财经媒体，他找到了当时被誉为“中国最好的财经记者”的胡舒立。
胡舒立提出了直至今日都是中国媒体环境下的超前要求：
一是每年近两百万元的记者工资，这样可以确保记者诚实；二是采编独立，完全不受广告经营影响。
胡舒立需要在编辑和广告之间建立一道墙，这样可以充分保证杂志的诚实正直。
王波明答应了。
《财经》，这个最初创刊名叫《Money》的杂志就此诞生。
对于为什么要参与创办一份杂志，胡舒立是这样说的：
我一生的追求，就是在一家好媒体里当记者。因为没有好的编辑，所以我才做主任；因为没有好的主编，所以我才自己当主编；因为没有一个好的平台，所以我才办《财经》。
胡舒立所坚持的内容与经营独立分开的准则，曾极大挑战中国媒体的运营规则。在大多数媒体的采编屈从于广告经营、甚至出现拿负面报道“扎钱”的做法时，《财经》严格地抗拒着广告对内容的干涉。
《财经》记者何华峰曾对媒体透露，当年农行投一个现金20多万的广告，唯一要求是能否将一篇批评农行的稿件推后，胡舒立的回应是“广告不要算了”。
胡舒立麾下的《财经》曾经发表过许多“骇人听闻”的报道，如《谁控制了冯明昌？》《成败陈久霖》《琼民源》《君安震荡》等，这些文章揭露了中国股市的黑幕，尖锐地批评了证券市场那些丑恶的现象，调查之缜密、叙述之简洁，令世人刮目相看。
面对巨大压力，胡舒立冷静回应，她在《批评权、知情权，还有“新基金”使命》中毅然写道：
在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中，任何道理都不可能凌驾于市场“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之上，而在三“公”之中，“公开”居于首位。
《财经》是一只啄木鸟，永远在敲打一棵树，不是为了把树击倒，而是为了让它长得更直。
社会需要有喜鹊，也需要有啄木鸟。
从此江湖上便有了传闻：“别惹胡舒立！因为她是中国最危险的女人。”听到此言的胡舒立通常先是爽朗地大笑，然后斜着眼睛说：“我们要保护的可是更多人的财路啊！”
胡舒立是“中国最危险的女人”，这种危险是对于那些有不法行为的人，他们的不法行为可能在不留意间就会被这个“危险女人”曝光。
“我不喜欢胡舒立，但我非常关注她的举动”，曾有证券界资深人士这样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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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事不是被绝对禁止的，那我们就要做。”
2003年2月20日，《财经》杂志率先推出了一篇时政报道《广州之疫碰撞国家防疫体系》，开篇就提出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
新发现的烈性传染病如果没列入《传染病法》范围，是不是就可以遮遮盖盖呢？
为了更精准的报道实情，胡舒立去了山西等地，访问那里的官员，寻找疾病爆发的形式。她还派记者到香港和河内，采访那些SARS热点地区。《财经》甚至出版了特别周刊深入报道SARS。
凭借SARS系列调查报道，《财经》荣获“2003年度杰出国际调查新闻奖”荣誉提名奖。
在一次央视的访谈节目中，当谈到为什么要不顾危险做有关非典的新闻报道时，胡舒立这样回答：
因为在新闻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不能错过这个新闻。
一名《财经》编辑则这样说：“舒立知道在这样的危机时刻，正是一名新闻记者应该有所突破的时候。”
“非典”期间，有些地方公开排斥口罩以粉饰太平，胡舒立通过媒体呼吁大家尽量戴上口罩，在《直面SARS威胁就不可排斥口罩》一文中，她这样写道：
如果让所有的疑患者都戴上口罩，既保护他人也保护自己，则健康人必然减少受感染的机会。当然，仅让疑患者戴口罩，在实践中很难行得通，因为会成为一种标志，可能招致歧视。所以，更好的办法是放开戴口罩的自由，建议在人群密集、空气不流通的小环境中，不妨都戴上口罩。而对于疑患，哪怕是低度疑患，则严肃动员其戴口罩。
在柴静《看见》一书中，记下了这样一个细节：
我做的节目（非典阻击战）播出后，有同行说：“你们在制造恐慌。”当时我身边坐着时任《财经》杂志主编的胡舒立，她说：“比恐慌更可怕的是轻慢。”
“比恐慌更可怕的是轻慢。”这句话，在今天看来，仍然有非常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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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年底，胡舒立离开了她工作11年《财经》杂志，旋即以闪电般的速度创办了财新传媒，寓意《财经》之后的新起点。
“我们卷土重来，我们选择离开，不是因为我们想放弃，而是我们想继续做我们在做的事。现在我们开始一个新的旅程。”
纯正的国际新闻训练、锋芒毕露、坚硬的胡舒立性格也成了《财新》的性格。
2011年6月，胡舒立撰写《马云为什么错了》，文章发表以后，迅速在互联网掀起巨浪。
2017年，财新传媒揭露AB集团“非法操作巨额增资的真相”，先后推出了《穿透AB魔术》等多篇重磅炸弹式的专题报道。AB则反指财新造谣诬蔑。双方的这一场“战争”惊险刺激，堪称“惊天动地”。
当然，AB没能坚持多久，很快就被监管层接管，而财新报道中的众多细节，最终都被验证为事实。
在当下，哪怕一个看似十分技术化的专业问题，也不再可能在其固有领域内求得解决，而必须放到中国改革的大格局下来考量，方能得到准确的辨析和有效的解决。
财新传媒成立以来，先后推出了多篇独家性质的反腐报道，这些报道又往往在不久便被坐实。坊间甚至有人总结出一条胡舒立定律：
胡舒立定律：凡是财新爆出负面新闻的公司，半年内大概率会出事。
我们负责质量，相信社会会负责购买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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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人人都要戴口罩和勤洗手，出门去人多的地方戴口罩，饭前要洗手。口罩当然要戴质量好的，洗手则要特别重视流水加清洁剂，流水洗三遍再吃饭最好。讲卫生是保护自己，也是尽公民责任。
彼时高昱的朋友圈截屏也被大量转发，“送凌晨离汉的战友到火车站，接下来恐怕要面对最少半个月多则4-8周的封城……对我们这些时代的记录者来说，无所谓幸与不幸，惟勉力留下真实，不至于让失去白白失去。”
财新团队在疫情报道中表现出的砥砺前行的责任担当，也使财新和财新社长胡舒立，再一次成为现象级话题。
随便举出几则，便很值得点赞：
在武汉新冠疫情爆发之后，财新便迅速取消了付费墙，开辟疫情报道专题，以公益报道的责任担当，免费及时为公众提供第一手专业资讯。
当时，管轶教授和财新传媒被认为夸大疫情，被以周小平为首的部分网民怒怼。今天再回过头来看，全国累计报告冠状病毒确诊病例数早已超过非典的10倍。周小平们欠管轶教授一个道歉，也欠财新传媒一个道歉。
作家方方的武汉日记，从1月25日（正月初一）开始写起，最先是在新浪微博分享，但很快被禁言。
从1月28日（正月初四）开始，财新网博客平台接力，不受删帖干扰，持续刊登方方“武汉日记”，并引爆现象级关注。
李文亮医生在接受采访时说的“真相比平反更重要”“健康的社会不该只有一种声音”等，在他不幸去世后，迅速在网络传诵，也激发了无数网友的悲情共鸣。
2月1日开始，财新传媒在网络版陆续推出4万字篇幅的封面报道，财新记者从武汉、北京、上海、香港等地区采访，全景式报道新冠疫情。
《财新》也是最早报道武汉福利院、老人院的新冠病毒感染情况的媒体。2月20日，财新传媒发了篇报道《武汉养老院现多例疑似新冠感染》。
武汉官方随即发布了一则辟谣消息。
财新传媒则继续推出报道，把武汉福利院近期去世的19位老人的名字和病因公开出来，直接打脸。
一轮较量下来，最新的消息是武汉市委当地主官王忠林出面，重点布置全市养老机构防疫工作。
对于财新的报道，作家方方也在武汉日记中，多次点赞，向财新记者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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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圈粉无数，除了因为有一支卓越的新闻团队，也因为《财新》背后站着胡舒立。
胡舒立是一个很有正义感、嫉恶如仇的人，她对新闻充满热爱和追求，敢于对黑暗叫板。当这种个性体现在媒体上时，《财新》就拥有了应有的良心和独立公正的个性。
在竞争激烈的媒体环境下，很多媒体迫于经营压力，报道内容难以与广告经营划清界限。
胡舒立坚持了在原则面前不妥协。从《财经》到《财新》，她始终如一的坚持采编和广告分离，这就是胡舒立的独立原则。她认为：
广告绝不能指挥新闻编辑内容，这一规律是铁律。
广告销售部门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指挥、左右、影响新闻编辑部门，新闻编辑业务必须独立于公司的广告利益，要坚决杜绝所谓客户保护名单。
胡舒立长期以来这种近乎偏执的坚持，使得财新在确定选题机制、策划具体的每一篇报道的时候，保证了新闻操作的真实性、客观性、公正性，也很好的防止了出现依附或者受制于个别利益集团的倾向。
当一篇篇重磅报道独家披露后，人们惊讶于胡舒立依然安然无恙，外界的猜测她有着强大深厚的人脉和背景，胡舒立本人也不可避免成为了新闻的构成元素。
胡舒立的名门出身，以及多年记者生涯积累下的高层人脉，固然成为她在传媒江湖游刃有余的资本。但更重要的，是她发现事实的勇气和审时度势的智慧。
在2013年的一次演讲中，胡舒立曾经说过“新闻不是宣传，也绝不能成为宣传”的观点，她这样解释：
新闻的价值不是宣传，新闻必须有专业的机制和操守，它有它的基本的界定……第一个就是媒体服从公共利益，再一个媒体必须报道事实。第三个就是媒体作为信息流通的渠道，它要采纳一定的价值标准，就是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第四点就是必须服从事实这个最高权威。第五、必须受制于专业规范，我想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行业，我们这样的职业人能够尽你的社会责任，应该坚持的基本的操守和基本的价值。
视频来源：2013年第十四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讲话实录
“记者的天性，就是探索和报道真相”，在多年的从业过程中，胡舒立将其所奉行的真实、客观的新闻价值观一以贯之。
“胡舒立是一个纯粹的新闻记者，她的理念、她的方式从未发生动摇。”一位熟悉她的同事这样评价胡舒立。早年在《中华工商时报》工作时，有一位同事发表了一篇略带倾向性的文艺评论，从来只喜欢做“硬新闻”的胡舒立竟不留情面地质问她：“我没想到你也写关系稿！”
胡舒立是这样回答的：
我不会去想这件事会不会得罪谁。因为只要你做的事情是对的，那你就往前做，总会得到理解和支持。
在胡舒立看来，只要做到了新闻的客观公正，并且掌握好了政策底线，秉承的原则又是“推动社会进步”，刊发任何报道都没什么好怕的。
同时，胡舒立也是睿智的。她知道国家需要什么才能进步发展，也知道笼子有多大。她时刻保持着政治嗅觉，随时寻造可以扩大笼子的机会。
在2005年的一次接受采访时，胡舒立曾这样描述自己的心得:
我知道如何把握报道的界限，我接近界限，甚至推动它，但我绝不会跨越它。
可惜的是，在中国新闻行业的建设中，胡舒立是例外，而不是普遍存在。
一些媒体和记者笨拙又懒惰，既缺乏智慧，也缺乏勇气。他们对涉及到政治、政府和社会问题的新闻，除了抱怨以外，无所作为，也无能为力。他们即使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也很少能够真正予以报道。
他们中的大多数只得把关注点放在商业新闻上，有一部分媒体人甚至堕落到把商业新闻当成赚钱的一个工具，收钱为公司进行报道。
于是，当胡舒立和她的团队作出了大量推动社会进步、引发社会公义的重磅报道时，这些报道被许多媒体同行誉为“奇观”：很多自己想碰而不敢碰的重大社会问题，都被财新传媒一一拿下。
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媒体从业人员的集体悲哀。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胡舒立和财新，更应成为日后国内媒体舆论监督的精神榜样。
美国著名报人约瑟夫·普利策有句广为人知的话：“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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