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你这个慕洋犬，卖国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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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5年春，在云南边境发生了一起外交事件。
原来，英国驻华使馆的职员马嘉理，以考察商贸情况为由，带一队人在云南各地勘探和拍照。这事本来已经知会了大清总理衙门的，所以各级官员对他们大开绿灯，但是各地民众对洋人非常仇恨。在云南腾越地区的蛮允附近，马嘉理被咔嚓了，脑袋还被挂到了城墙上示众。
这就是“马嘉理事件”，又称“滇案”。
一名外交人员在中国被杀，这让英国公使威妥玛很恼火，声言将派兵入滇。经中英双方交涉，1876年9月，两国代表签订《烟台条约》（又称为《滇案条约》），英国方面要求清政府派一名官员亲自去英国道歉。
派谁去呢？
自古以来，中国都是“天朝上国”，从来都是别的国家来朝拜进贡，如今要与各国互派使节，与各国平起平坐，岂有此理！
这个工作摆明了就是个火坑啊！
大臣们义愤填膺：这太有辱天朝脸面了，不去，坚决不去！
可是不去又不行啊，于是，精明的大臣们一起推荐了郭嵩焘，认为他对西方颇有“研究”，可堪此任。
郭嵩焘也不傻啊，这活儿你们不干，凭什么推给我啊！于是，他向慈禧太后请辞，这是个挨骂的活，我年龄大了，干不了啊。
慈禧太后把他召入宫内，语重心长地安抚他。慈禧老太太的原话是这样说的：
时万不可辞，国家艰难，须是一力任之。我原知汝平昔公忠体国，此事实亦无人任得。汝须为国家任此艰苦。
老郭啊，这活别人还真干不了，你得为国家分忧啊。你放心去吧，别管那些流言了，我和皇上是你的坚强后盾。
话说到这个份上了，那就去吧。
随后，清王朝任命郭嵩焘为中国驻英国大使，这也是近代中国第一位驻外大使。
1876年冬，郭嵩焘率副使刘锡鸿等随员三十余人启程赴英。
消息传开，举国上下，“汉奸”、“贰臣”之类的唾骂声汹汹而至，包括那些推荐郭嵩焘出使英国的大臣们，也纷纷自诩忠贞有气节，指责郭嵩焘的行为“辱国”。
在郭嵩焘的家乡湖南，愤怒的人们烧毁了他出资修复的玉泉山上的唐代名刹上林，还计划要烧毁他的老宅。有人写了一副对联相送：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意思就是，郭嵩焘，你这慕洋犬，离开祖国去舔洋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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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片辱骂声中，郭嵩焘到达英国，在伦敦设立了使馆。
出使前，清朝廷给他定下一条规定，要求他每天写日记，将当天所见所闻，所作所为，详细记载，随时咨报。
出使各国大臣应随时（向政府）咨送日记等件。 凡有关系交涉事件，及各国风土人情，该使臣皆当详细记载，随事咨报。
这条规定的目的有二，一是方便监督和了解大使的工作动向，二是方便大清国内洞悉外国洋人的动向、国情等。
于是，郭嵩焘认认真真地写起了出使日记，写下所见所闻。从上海到伦敦，一路走了51天，途经十几个国家，许多港口。他在日记里，对这一路上不同国家的地理位置、风土人情、风俗习惯、宗教信仰都作了描述，还讲到了土耳其设立议会和制宪改革，苏伊士运河巨大的挖河机器，“重商”对西方富强的作用等等。
日记采用“事实+观点”的叙述法。在看到一些港口每天上百艘轮船进进出出却次序井然这一事实时，他点评道：“条理之繁密乃至如此”。他这样描写伦敦：“街市灯如明星万点，车马滔滔，气成烟雾……宫室之美，无以复加。”
在日记中，他努力想让国人对世界有更多的了解，而且在文中特别说明：西洋也有两千年的文明。
到伦敦后，他把这51天的日记整理成书，共两万来字，抄寄一份给了清朝总理衙门。
总理衙门以《使西纪程》为名刊印出来。
这本日记一经出版，立刻引爆了舆论。
围绕这本“郭嵩焘日记”，大清上下展开了长时间的争论、撕咬。
精通洋务的李鸿章反复阅读后说：“筠仙（郭嵩焘字）虽有呆气，而洋务确有见地”。李鸿章他颇为赞赏，认为“当世所识英豪，与洋务相近而知政体者，以筠仙为最。”一部分研究洋务的有识之士也纷纷点赞。
但那些早就看郭嵩焘不爽的顽固守旧派，终日在日记里找茬儿。
顽固守旧派找到的一条巨大的罪状是，郭嵩焘日记里，竟然声称西洋也有两千年的文明。
当时的国人普遍有一种“闻洋人之长便怒、闻洋人之短便喜”的心理，如今郭嵩焘竟然公开声称西洋也和中国一样，也有文明，这还得了。虽然只有两千年，远少于中国的五千年，那也不行。
顽固守旧派对这本日记，展开了攻击、漫骂。
有个名叫何金寿的翰林院编修，跳出来弹劾郭嵩焘，说他“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
名流李慈铭，则对郭展开诛心之论：“诚不知是何肺肝，居心何在！”
另一位翰林院侍讲张佩纶更积极，请朝廷撤换使臣，否则有违民心了。
民意汹涌，慈禧太后感受到了压力，发布谕旨严厉申斥郭嵩焘，并下令毁弃《使西纪程》板，并禁止流传。
后来，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里还讲述了这段往事：
光绪二年，有位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做了一部游记。里头有一段，大概说，现在的夷狄和从前不同，他们也有二千年的文明。嗳哟！可了不得。这部书传到北京，把满朝士大夫的公愤都激起来了，人人唾骂……闹到奉旨毁版，才算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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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的一本日记，竟然在国内引起如此广泛的口诛笔伐。
远在国外的郭嵩焘向朝廷上书，辩解了几句，反而遭到严旨申斥。慈禧斥责他“固执任性”，所见实属褊狭，暂时宽大处理，如若继续固执己见，则以国法论处。
在英国使馆，郭嵩焘的副手刘锡鸿一直有取而代之的想法，见此机会，便高调宣布与郭嵩焘彻底划清界限：“此京师所同指目为汉奸之人，我必不能容。”
刘锡鸿不断向清政府打郭嵩焘的“小报告”，列出其三大“罪状”：
一、游甲敦炮台披洋人衣，即令冻死亦不当披。 二、见巴西国主擅自起立，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主致敬？ 三、柏金宫殿听音乐，屡取阅音乐单，仿效洋人之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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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嵩焘怎么也想不明白，就因为在日记里，赞美了一下西方国家，怎么就有辱国体了？
虽然身受诽谤，但他还是极力履行自己的职责，以六十高龄潜心学习外语，频繁参加外交活动，认识很多朋友。英国人称赞郭嵩焘是东方最有教养的人，英国的外交家威妥玛对他更是盛赞有加。
他访问英国当地的学校、博物馆、图书馆、报社等，结识了众多专家学者，没事的时候他就考察英国的政治制度，还去英国议会列席旁听。
他将考察心得不断寄回国内，并且提出很多改革建议。
平生蒙国士之知，而今鹤翅氋氋，激赏深渐羊叔子； 惟公负独醒之累，在昔蛾眉谣诼，离忧岂仅屈灵均。
郭嵩焘出使西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所请着不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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