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罪！”
她叫李九莲（1946年09月09日~1977年12月14日），出生于江西赣州的一个工人家庭。
在上中学时，李九莲被选为校团委宣传部长和学生会学习部长。她积极甚至是狂热地参加各项“运动”，还曾经被选为省市的积极分子，到北京接受检阅。
1968年，李九莲高中毕业，到赣州市当地的一家工厂当学徒工。真正地接触到社会以后，她很快就发现现实和自己的“理想”并不一样：生产衰退，生活困苦，文化艺术凋零，身边陆续有熟识的人一夜之间被打倒。
她自己的家庭也没幸免：她的父亲，一个安分守己的老工人，因为与当年黄埔军校的一名学生同名同姓而被揪斗。她的哥哥姐妹分别被派出插队、垦荒、学习等。
理想幻灭，亲人天各一方，李九莲开始反思，她不断扪心自问：为什么会这样？
她把自己的各种反思和质疑写在日记里，一共写了三十多篇，七千多字。在日记里，她对遭遇重重厄运的家庭和个人深表同情，为他们鸣不平，毫不掩饰对现实中种种的反感和厌恶。
年轻的李九莲想找人倾诉。
1969年2月28日，她给高中同学，也是在恋爱中的男友曾昭银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她直言不讳对当时正在如火如荼展开的运动的怀疑和反感。
这封信是用匿名的方式发出的，在信的最后还特地交代：“此信万勿给予他人”。
爱恋中的女孩总是简单纯粹的。
曾昭银收到匿名信后，很快就知道了这是李九莲写给他的。此时曾昭银正在福州部队当兵，一心想着提干，飞黄腾达的欲念把爱情打得粉碎。他立即把这封信交给了“上级”。
“上级”如获至宝，立即展开紧急调查，在1969年4月30日深夜，将李九莲抓进了赣州市公安局。
李九莲犯下了人生中最大的一个错误，她的厄运也从此开始了。
将李九莲送进监狱的曾昭银并没有实现飞黄腾达的理想，这个辜负了李九莲的人，没有在部队提干升职，而是很快也被当作“有嫌疑的人”提前退伍。
李九莲被捕以后无所畏惧，也很坦然，她交出了信件底稿和日记，并且与审讯她的人辩论。这自然让她罪加一等，于是李九莲被送进了监狱。直到1972年7月才开释出狱，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被送到兴国县的画眉坳钨矿挑矿砂。
在坳钨矿，她饱受歧视，周围的人仍把她当成危险人物，见面躲着她走。而且，她的健康状况也很不好，承受不了那种繁重的体力劳动。恰在此时，附近一所中学缺一名英语教员，她要求去补这个缺，被有关人员拒绝。
因为有过入狱的经历，她的感情生活也屡屡受挫，甚至连一名三十五六岁的光棍汉都在众人面前嘲笑她：宁可娶一个“破鞋”，也不要她这个有“问题”的大姑娘……
诸如此类的刺激与屈辱，激起了李九莲的愤懑，她接连向赣州地区、江西省、中央有关部门申诉，要求免除加在她身上的罪名。
在一次次申诉无果之后，她又想起了送她入狱的曾昭银，请求他帮她作证，帮她洗冤。
被一请求被曾昭银冷漠无情地拒绝了。
于是李九莲决定靠自己的力量，她写了数张大字报来陈述自己的冤屈，要求为她的三年冤狱彻底平反。
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李九莲的遭遇，人们开始同情和声援这个可怜的女人。有人在李九莲的大字报上写下批语：“中国少的是李九莲，多的是奴才!”“强烈要求为李九莲平反!”……
在赣州，很多工人、干部、学生、市民、知识分子支持李九莲，他们还自发组织了“李九莲问题调查研究会”，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
但群众的呼吁，被江西的一些地方官员断然拒绝。
1974年4月19日，李九莲发出最后一篇申诉《我的人生态度》，其中写道：
为了真理，我不惜再度失去自由而入铁窗！……历史将宣判我无罪！
我宁为红梅报春早，不做百花苦争春。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做一个小小的萤火虫，在无光的黑夜里，发出自己的光，照亮一点点小地方。
李九莲入狱以后，一批曾为李九莲鸣冤的“李九莲问题调查研究会”成员先后被捕，其中被判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就多达六十人。
在监狱之外，有六百多名曾声援过李九莲的干部群众被开除党籍或团籍、开除公职或留用察看、党内警告或行政记过、降职降薪或免职停职靠边站的；至于挨批挨斗、写检讨、坐“学习班”的，以及受到株连的同学、亲友、熟人等等则数以千计。
李九莲被捕入狱，为李九莲鸣冤的声音也被打压下去了。
这时，另一位勇敢的女性站了出来。她叫钟海源，这是一位年轻的母亲，她本是江西赣州市景凤山小学教师，之前也是地区广播站播音员。
她并不认识李九莲，仅仅是出于正义和良心的召唤，为一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鸣冤叫屈。她在李九莲的大字报上写下“李九莲，您是我们女性的骄傲。”
在李九莲被捕入狱后，她依然义无反顾，在自己家里起草了《最最紧急呼吁》、《强烈抗议》、《紧急告全市人民书》等传单，到赣南剧院发放，呼吁人们支持李九莲。
很快，钟海源也被捕入狱，被判处十二年有期徒刑。
为了替一个陌生人伸冤，这个勇敢的逆行者，不惜身陷囹圄。
李九莲在服刑期间拒不认罪，因此被监管干部栽赃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其间，她曾绝食以示抗议，被强行注射葡萄糖。
此时的李九莲也许已经心如死灰，她对一切都漠然待之，既不上诉，也拒不签字。只在一小片粗劣的灰黄色手纸上，李九莲草草留下了一首题为“真理的花环”的小诗：
谁准备用真理的花环武装自己，同时也是准备用粪土包裹自己纯洁的灵魂!
她又在另一小片同样的手纸上写道：
我只是像一只杜鹃似地啼出血来，又有何用?我向冰冷的铁墙咳一声，还能得到一声回音，而向活人呼喊千万遍，恰似呼唤一个死人!!
1977年12月14日，在赣州市宽大的体育场举行数万人参加的公审宣判大会。李九莲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为避免她在广众之前进行分辩或呼喊口号，李九莲的下颚和舌头被一根尖锐的竹签刺穿成一体。
公审宣判大会结束后，在赣州市西郊土红色丘陵地带的一座小松林里，李九莲被执行死刑。
李九莲死后，没有亲属敢前往收尸，后被一个有恋尸癖的老光棍猥亵（老光棍后来被判刑7年）。
钟海源在狱中依然不放弃李九莲无罪的观点，并且数十次与监管人员辩论。
在李九莲殉难四个月后，1978年4月30日，钟海源也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在听完死刑判决后，钟海源毫不犹豫地签了名，然后把笔一甩，扭头就走。法院的人喝住她问：有什么后事要交代？
她平静地说：“跟你们讲话白费劲，我们信仰不同。”昂首离去。
钟海源的生前默默无闻，死后也鲜为人知，但这位柔弱的女人，绝对当得起“伟大”这两个重逾千钧的汉字。
李九莲殉难两年多以后的1980年秋天，新华社收到一封来信，信中透露，江西一名青年女工李九莲被冤杀，多名曾为李九莲辩护过的干部群众被判以重刑……
新华社记者戴煌在看到这封信后，十分错愕，如果信的内容属实，这是又一桩张志新式的骇人听闻的大冤案!
1980年11月下旬，戴煌前往江西赣州采访。戴煌是中国新闻界的前辈，先后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等的采访报道，其作品《不朽的国际主义战士——罗盛教》曾被选入小学语文教材。
对戴煌的到来，赣州地方的领导十分不爽，百般阻挠：记者的屁股坐在什么板凳上?
戴煌正色回答：我坐什么板凳？我坐在党的板凳上，坐在实事求是的板凳上，坐在讲真理的板凳上。
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详细查访后，戴煌得出结论，那封来信中所言基本属实。
回到北京后，戴煌立即写了一篇名为《……女青年李九莲三年前被枪杀至今未昭雪》的内参。
1981年1月，高层作出批示，由江西省高级法院彻底复查李九莲案，省检察院、省公安厅和赣州地区公检法机关派人参加。
沉重的铁盖终于被掀开了。在《关于李九莲案件的复查报告》中，江西省高级法院这样写道：“……在处理李九莲案件时，不能分清违法与犯罪的界限，甚至模糊了正确与错误的界限。……”
李九莲终于获得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