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民能不能唤醒？值不值得拯救？
在一百年前，鲁迅一直在为这个问题发愁：愚民能不能唤醒？值不值得拯救？
鲁迅所处的时代，被“奴才主义”洗脑的愚民实在是太多了，鲁迅将他们称为“熟睡的人们”。
1922年，在《呐喊·自序》中，鲁迅记述了与钱玄同的一段对话：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鲁迅弃医从文，就是想要努力唤醒铁屋子里“熟睡的人们”，但面对的是一群迂腐而麻木不仁的奴才，这让矢志改造“国民精神”的鲁迅非常的压抑和难受。
鲁迅先生的痛苦，民国另一位大师梁启超感同身受。
梁启超把奴才分为两类，一类是身奴，另一类心奴。身奴就是普通的、或被迫的奴隶；心奴就是心甘情愿的、自动献身的奴隶。
网上有流传一个清朝时期的故事（没有查到这个故事的出处）：
有一个叫罗杰斯的英国人对乾隆皇帝说：“你们的太监制度将健康人变成残疾，很不人道。”
但没等乾隆皇帝回话，旁边的太监便抢着喝斥道：“这是陛下的恩赐，奴才们心甘情愿，你一个洋人没权力对大清朝的事说三道四。”
太监在喝斥完罗杰斯后，又立马对皇帝三拜九叩谢主隆恩！
这个太监就是梁启超说的心奴。准确的说，心奴是一种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病人，受迫害时间久了，对加害者产生好感和心理依赖。这类病人觉得自己能活下来，甚至每吃一口饭，喝一口水，每一呼吸，都是加害者的宽忍和慈悲，并因此对加害者感恩戴德。
身奴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心奴。
鲁迅先生对于心奴有更精辟的论述。他在1933年10月发表的杂文《漫与》里这样写道：
一个活人，当然是总想活下去的，就是真正老牌的奴隶，也还在打熬着要活下去。然而自己明知道是奴隶，打熬着，并且不平着，挣扎着，一面“意图”挣脱以至实行挣脱的，即使暂时失败，还是套上了镣铐，他却不过是单单的奴隶。 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他使自己和别人永远安住于这生活。
人一旦做奴才久了，奴性便深入骨髓。
1925年，鲁迅创作了一篇《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的文章，讲的是一个奴才的故事。
这个奴才的生活非常悲惨，每天起早贪黑地干活，有时还会挨鞭子。住在阴暗潮湿的破屋里，连窗户也没一个。
奴才经常向人诉苦。
奴才向聪明人诉苦，聪明人陪着他伤心，然后安慰他：“我想，你总会好起来……”
奴才从聪明人那里得到了安慰，然后心情舒坦，继续过非人的生活。
又有一天，奴才向傻子诉苦。傻子听到他说住在一个没有窗户的阴暗潮湿的破屋里时，大骂主人“混帐”，并埋怨奴才：“你不会要你的主人开一个窗的么？”
这一建议遭到奴才的严词拒绝：“这怎么行？……”“这不行！主人要骂的！”
傻子勃然大怒，径直来到奴才屋外，动手砸墙，给奴才“打开一个窗洞来”，改善他的居住条件。
岂料，奴才却不干了，他挺身制止，在地上打滚，大声哭喊：“来人啊，强盗在毁我们的屋子了。快来呀！……”
一群奴才应声而出，赶走了傻子。
1907年7月15日清晨，是秋瑾就义的日期。天刚蒙蒙亮，刑场就已经聚集了大量民众，他们不知道这个革命党人是为何而死，为谁而死，他们是来看热闹的。
秋瑾牺牲十多年后，鲁迅在小说《药》中，以夏瑜来隐喻革命烈士秋瑾。
在监狱里，夏瑜给狱卒阿义讲道理，“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结果被“一手好拳棒”的阿义狠狠收拾了一顿。
夏瑜被押赴刑场时，围观的民众从未表现出对一个将死之人该有的同情，反倒是烈士的鲜血被愚昧的群众当作来救命的药引子。
对愚民来说，清醒是痛苦的。沉睡，或是半醒半醉带来的体验，反倒要美好得多。
愚民需要的是安慰，需要娱乐，不需要清醒。谁企图唤醒他们，他们就吃谁的人血馒头。
比鲁迅先生的“铁屋子”更早的两千多年前，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了一个“洞穴”的隐喻。
在一个山洞里，一群囚徒从小就被关押在这里，他们的头颈与腿脚被镣铐紧锁，面对着墙壁无法动弹，既不能转身，也无法回头。
直到有一天，其中的一个人挣脱了束缚，走出洞穴，见到了外面真实的世界。
他恍然大悟，马上跑回去告诉那些仍然被绑着的囚徒，真实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
然而，当这个人将那些被绑着的囚徒解绑之后，那些囚徒却恼羞成怒，他们早已经习惯了洞穴世界，而把别人的劝告当作毒药。
这些囚徒就用石头把那个拯救他们的人砸死了。
柏拉图的“洞穴说”影射了苏格拉底的悲剧。
苏格拉底死于不理解自己的同胞之手，被愚民以“亵渎神明”和“腐化青年”的罪名处以极刑，而且还被认为是罪有应得、死有余辜。
这就是一个坚持真理的哲学家的下场。
你同情他们，你努力去帮助他们，反而会被他们视若仇雠，恨不得生吞活剥了你。
在柏拉图的《申辩篇》里，记录了苏格拉底生命中最后的日子。
在雅典城邦的广场上，苏格拉底为自己做了最后的申辩，他说自己深爱着雅典。雅典就像一匹马，而自己是一只虻。如果虻不去刺激马，它就会一直昏昏欲睡，萎靡不振。
面对法庭上的数百名陪审员，苏格拉底平静、坦然、温和：
神把我指派给这座城邦，就是让我起一只虻的作用，我整天飞来飞去，到处叮人，唤醒、劝导、指责你们中的每一个。
苏格拉底的平静激怒了陪审员，也激怒了雅典的民众。
愚民们千方百计想要拍死那只一心想要让他们保持清醒的“虻”。他们厌恶苏格拉底的清醒，想要继续昏睡，所以要致他于死地。
与苏格拉底一样，两千多年以后的鲁迅，同样想要做那只唤醒愚民的“虻”。他用尖刻的文字，对国民性格进行无情的批判。这样的文字是不受愚民欢迎的，鲁迅自己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他在《我还不能“带住”》中说：
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国，我的笔要算较为尖刻的，说话有时也不留情面。
于是，不留情面的鲁迅，招来了与苏格拉底类似的攻击。在《论辩的魂灵》里，鲁迅抄录了愚民的种种弱智荒谬言论，至今读来仍然觉得很无语：
…… 洋奴会说洋话。你主张读洋书，就是洋奴，人格破产了！……
你说中国不好。你是外国人么？为什么不到外国去？可惜外国人看你不起……你说甲生疮。甲是中国人，你就是说中国人生疮了。……
鲁迅的文字如当头棒喝，令愚民们如芒在背。
“民众理解不了伟大之为伟大，然则对所有伟大事物的表演者和戏子，民众却是兴味盎然。”愚民们愿意听着塞壬的歌声入睡，闭上眼睛再续旧梦。他们不仅喜欢骗人，也享受着被骗。
被判处死刑以后，苏格拉底的学生们花钱收买了狱卒，要劫他出狱。
但苏格拉底拒绝了这一逃生的建议，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沐浴净身，穿上干净的长袍，接过毒药，毅然决然地一饮而尽。
他是在用生命来证明自己是真正的爱国者。
这是一个伟大思想者的悲剧，戳穿民众的愚昧，代价就是死亡。
苏格拉底去世两千多年以后，鲁迅在《寸铁》中这样写道：
先觉的人，历来总被阴险的小人，昏庸的群众迫压排挤倾陷放逐杀戮。
浑身是胆，以文字当投枪当匕首，一心想要唤醒愚民的鲁迅，在写下这段话时，他的心情一定是悲凉到了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