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世间有知识分子，他的名字一定叫顾准
学者朱学勤讲过一个故事：
在一次学术会议上，一位境外学者质问内地同行，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你们有没有稍微像样一点的知识分子？
面对这样一个潜含挑战的问题，一位学界前辈佝偻而起，应声作答：“有，有一位，那就是顾准！”
1915年7月1日，顾准出生于上海的一个小商人家庭。父亲姓陈，母亲姓顾。顾准随母姓，在兄弟姐妹十人中排行老五。
1925年，顾准进入近代著名教育家黄炎培创办的中华职业学校，学习会计。两年后，因家道中落，无力继续求学。
黄炎培爱惜顾准的才华，推荐他去到潘序伦先生创办的上海立信会计事务所当练习生。
潘序伦是中国经济学界的传奇人物，先后拿下哈佛大学企业管理硕士学位与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博士学位，回国后在上海创立中国第一家知名会计事务所，致力于引进并传授西方先进的会计知识与技术，被誉为“中国现代会计学之父”。
潘序伦在上海浦东中学就读时，经常考第一名，颇得校长黄炎培的赏识。
对于老师的推荐，潘序伦不好拒绝。于是，12岁的顾准到了当时中国最著名的会计师事务所当练习生。
进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以后，顾准的人生一路开挂。
三年后，凭着自学成才，15岁的顾准在上海工商界崭露头角；
16岁开始在会计夜校授课；
19岁出版专著《银行会计》，这是中国第一部银行会计学专著，被列入大学教材。
到20岁时，顾准的月薪已经达到300大洋。而同一时期的普通工人月薪10-30元。
年纪轻轻的顾准成为上海滩职场成功人士，绝对的“金领”。
而顾准的传奇才刚刚开始。
在担任会计事务所高级职员的同时，顾准还自学了英语、日语。从23岁开始，顾准就已经在圣约翰、之江、沪江三所教会大学流利的用英语、日语兼职任教，让那些一贯自命不凡的名牌大学学生深为折服。
这是一个把不同事情都能干得非常出色的天才。
1935年，顾准加入中国共产党。
这一年，顾准20岁。
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期间，顾准曾出面说服上海青帮大佬杜月笙，把一千件从荷兰进口的防毒面具捐献给在前线作战的八路军。
1940年的一个深夜，顾准读到唐代诗人杨炯的《从军行》，其中的两句诗“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点燃了顾准心中的爱国豪情，他决意辞去大上海的工作，到苏南加入新四军。
在接到顾准的请辞信后，潘序伦非常惋惜，扼腕长叹，“如遭雷轰电击，心中痛苦，不知所云”。
1940年8月，离开上海的顾准加入新四军。他先到苏南抗日根据地，后来又到延安党校学习。
在延安，作为不可多得的懂经济规律的人，顾准得到陈云的赏识和重用，成为陈云的得力助手。
此后七八年中，顾准在财经工作领域一路擢升。到1949年解放上海后，顾准出任上海市第一任财税局局长，兼上海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兼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
那一年，顾准34岁。
摆在顾准面前的上海，是一副旧中国留下来的烂摊子：
工业陷入半解体状态，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工厂还在维持开工；
面粉业的产量上一年的十分之一；
占上海工业产值74%的轻纺业，既缺原料又无销路，陷于半瘫痪状态。
为了尽快恢复工业，稳定人心，新官上任的顾准烧出了三把火：
一是重建上海征税制度；
二是重构上海产供销体系；
三是驱赶不适应新经济体制的外资公司。
这三把火一烧，立马稳住了上海。
就这样，顾准成为了上海的政治明星，被政商两界称为“奇特的天才”。
顾准的确是个天才。他的工作效率惊人，最高纪录一小时写就70页的讲稿。
他能一边主持财政局会议，一边写税务局年报，一边摘记别人发言，一边还往嘴里扒拉几口饭。
干部们无不赞服，都说“我们的局长有三个脑袋”。
顾准没有一点官架子，事必躬亲，秘书陈新华看不下去了，主动要求帮他写报告，顾准却反问：
“这报告是你做还是我做？”然后继续埋头疾书。
顾准还是一个非常廉洁的人。身为上海市的“财神爷”，经手过的金钱何止千万，但他从来没有贪过一个铜板。
政府给他分了大房子，母亲看着满屋奢华的硬木家具，爱得擦了一遍又一遍，而顾准硬是要求把这些家具统统搬走。
在顾准的努力下，上海迅速被改造成为中国最大的工商城市，成为支撑新中国建设的最大财源。
1950年底的一项统计：当时的上海税收总额，已占全国的22%。
顾准是一个“只认真理，不认权威”的人。
早在解放前顾准担任中共东路特委宣传部长时，当时东路的最高负责人谭震林要在《东进报》上发表一篇纵论国际形势的文章，顾准未经谭震林同意，就把文章删改了：
“这篇文章，把帝国主义国家的战时经济因资源枯竭造成的经济恐慌，跟和平时期因生产过剩造成的经济恐慌混为一谈了。于是，我未经谭同意，就把文章删改了。”
胡乔木是顾准在上海地下党时期的上级，就曾这样提醒与顾准直接联系的人，“你同顾准说话时要小心，这个同道很有能力，但也有些自负。他会权衡你的斤两。要是你没有程度，他会看不起你的。”
在上海担任财税局局长期间，顾准的“认死理”“不圆滑”也是出了名的。
当时，上海的公交公司、自来水公司、轮渡公司、煤气公司，四大公司全部亏本。为了提高管理，顾准提出“经济核算”。
然而到了年底，中财委要求“民主评议”，那是解放区的老办法，让行业来评定税收数目。
顾准的办法，则是让专业稽查人员进行查账计征。
在顾准看来，所谓“民主评议”，本质就是摊派，可能引发骚乱。而在上级看来，资产阶级的账目不可信。
上级一再申斥顾准，要他恢复“民评”，但顾准强烈反对，坚持按照自己的方法进行。
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对顾准给予了很大的支持，这使得顾准的方案也得以继续执行，并且在工作中取得很好的成绩。
1952年3月税收统计，上海入库税收比1950年增长了10倍。
现在看来，顾准的强烈反对尽管看似嚣张，但其实都是出于一个知识分子的公心和良知。
顾准为人就是这样——极真，他不容自己说假话。
后来在回忆这段往事时，顾准说：“我认为我抵制得对，绝对没有什么错误。”
坊间还有一个流传很广的传闻是：
1951年，中财部要调顾准进京担任预算司长，陈毅征询他的意见：“想去北京吗？”
顾准回答：“不想去，我想留在上海。”
“为什么不想去北京呢？”
“入了阁，就成了盆景，长不成乔木了。”
这样的回答，陈老总是理解的，但很多人听了就觉得：“顾准这人太狂了。”
就在顾准踌躇满志为上海的建设大干一番时，一场大难突然而至。
1952年2月29日晚，在上海市委召开的干部大会上，顾准被宣布撤去上海市财税局局长职务，与黎玉、顾准、曹漫之、程万里等共8人，被定为“三反”斗争中的“大老虎”，接受批判。
坐在台下的顾准，当场就懵了。
撤职当晚，顾准一句话不说在办公室坐了一个晚上，没有暖气，脚都冻痛了……第二天，天亮之后，顾准“使劲推开了门，走了出去”。
在《解放日报》上，顾准看到了自己被撤职的缘由：“一贯存在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是，目无组织，……虽历经教育仍毫无改进，决定予以撤职处分，并令其深刻反省。”
这一年，顾准37岁，正值壮年。
对于自己被打成“大老虎”，顾准是不服的。他曾多次要求组织上给予复查，但都被驳回：此事已有定论。
1955年，顾准进中央党校学习时，向学校提出要求：“请予复查。”
但校领导回答：“学校不办理此类事情。”
此时的顾准对“经世致用”死了心，表示此后不想当官了，只想做学问。
1955年，顾准去了中科院经济研究所。中科院领导深知顾准之能力，寄予厚望，提出让他担任经济研究所所长。
顾准拒绝了领导的好意，他说：“我这个人，傲上刚愎，不是做官的材料，还是做些经济研究工作比较好。”
专心学问的顾准开始以“不顾死活”的方式读书，他找来几本初等几何，代数，微积分……开始学习数学。
顾准受过西方经济学的训练，很快就上手了，他为数理中的逻辑感到狂喜。
随后，顾准又开始研究西方史和中国史，良好的英文功底让他可以直接阅读凯恩斯和斯密的原作，并且自己动手改译资本论。
知识让人求实，逻辑让人求是。
这段时间的学习，让顾准的视野更加开阔，也跳出了当时扎在知识分子头脑中的篱笆，这让他比同时代人，看得更深更远。
在学习和研究中，顾准敏锐地发现了当时正在推行的计划经济中的一些弊端。他发现，苏联实行的计划经济出现了问题，其农业、轻工业在建国后的近40年里几乎处于停滞状态。
顾准为自己要不要进一步展开研究而犹豫，已经是“待罪之身”，再研究下去，会不会又“惹祸上身”？
他在日记中这样劝自己，想开一些，人嘛，难得糊涂，稀里糊涂过，图个安稳不好吗？
“明哲保身，不是最好的选择吗？”当时的确有很多人就是这样想的。
但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感，让顾准无法逃避。当大家都在随波逐流时，顾准站了出来，逆行而上。
1957年，顾准发表文章，题为《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在这篇文章中，顾准提出：“应以市场价格的自由涨落来调节生产和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当时，举国上下加快推进计划经济体制，这篇文章引来的轩然大波可想而知。
于是，这篇《试论》被定性为“大毒草”。
顾准的思想实在是太超前了，这个离经叛道的观点，后来被写入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由此，顾准也被誉为“中国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一人”。
这一年7月，还发生了另一件大事。
苏联专家前来黑龙江，对中苏边境黑龙江水资源的利用进行考察，计划修建大坝。中科院便派竺可桢、顾准等人陪同考察。
苏联方面提出要把这个坝址建在黑龙江的上游，这是一个对苏联有利的方案，但对中国不利。
中方提议，把水坝建在黑龙江的中下游，这样比较公平。
但是苏联方面的专家非常傲慢，坚持要把大坝建在黑龙江上游。
顾准当时就火了：“凭什么所有好处就是你们的，造成的损失就归我们……”
于是，这次考察最终不欢而散。
但中方有一些人认为顾准不对，怎么能顶撞老大哥呢？顾准就骂他们是“洋奴”。顾准还援引自己丰富的历史知识，说苏联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顾准是在维护国家利益，却让一些人不满了。有人向北京打小报告，说顾准“反苏”。
刚发表《试论》招来的风波还没平息，又加上顶撞老大哥这一条罪名，顾准的厄运随之而来。
1958年4月下旬，顾准第一次被划为“右派”，并且被开除党籍。
1958年5月，顾准下放到河产赞皇农村参加劳动改造。
在这里，生活是极其艰苦的，顾准在日记里这样写道：
“左脚肿，今上午下粪塘子。”
“手掌也血肉模糊，很难拿笔。”
“担水担粪已很久了，都用左肩，左股骨下挫。”
即便遭受到如此打击，但顾准的“犟脾气”仍然改不了。他在日记中说：不愿做“驯服工具”的家雀，要做自由思考的海燕。
他经常当众“大放厥词”。
在参加“大炼钢铁”时，顾准批评土法炼钢是“一场蛮干”，“得不偿失”。
他对当时一些人的浮夸风也很不满，批评他们是在“睁眼说瞎话”。
这些“大放厥词”被人告发，后来都成为了他的“罪状”。
作为知识分子，顾准的最大弱点正在于此：
“发现了社会的错误，看见了社会的不公，让我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昧着良心说假话，那不可能，这样不配称知识分子，更没脸在世上做人。”
1961年，顾准终于摘掉了“右派”的帽子，被调回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当研究员。张闻天和孙治方成为他的领导。张闻天是“特约研究员”，孙治方是经济所所长。
顾准对这份工作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他除了完成所里派给的会计研究任务，还饥渴地阅读当时只有中科院等极少数单位才有的各种哲学、历史、国际经济方面的期刊和资料，甚至是当代西方学术最前沿的著作。
在经历了生活的种种折磨以后，顾准不是为自己的境遇伤心，而是流着泪，握着拳头，暗暗发誓，一定要“为这块土地上活着的人寻找一条出路。”
顾准燃烧的热血从来没有冷却，他是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他觉得整个国家都在支付着沉重的代价。而自己所能做也必须去做的，是点亮一盏灯，照亮前方的道路。
这时，顾准的“犟脾气”又犯了。
在经济所，他再次呼吁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还在国内首译了熊彼特的名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
顾准察觉出当时采用的苏联会计制度弊端重重，在经过多地调查后，他写成《社会主义会计中的几个理论问题》一文。
这在当时是很危险的，有人警告他：“谁要是在根本上反对现行的会计制度，谁就得准备戴上右派的帽子。”
顾准硬气得很，他说：“我不怕再戴一次帽子。”
1964年，张闻天写了一篇调查报告，提出开放集市贸易等建议，没想到却被批为“资本主义复辟”，和经济所所长孙冶方一道被打成“张孙反党联盟”。。
在批判“张孙联盟”大会上，其他人都忙着与两人划清界限及落井下石，顾准却站起身来，一扬眉说：“我坚持自己的看法。”
顾准也因此而遭受牵连，“被认为是张孙反党联盟的黑智囊。”
恰在此时，顾准的外甥宋德楠和清华、北大同学，自发组织的研究马列主义的学生社团，被定性为“大学生反党集团”。
于是顾准想当然地又被认定为“幕后操纵者”。
这让康生大怒，秘密下令：逮捕顾准。
就这样，1965年春，顾准在家中被再次带走，又一次戴上“右派”的帽子，下放劳改。
于是，顾准就成了全国唯一一个两次被划为“右派”的人。
再次被捕后，顾准依然是一身傲骨，这也使得他受到了更多的折磨。
顾准的学生吴敬琏后来回忆说：
我至今清楚地记得，在一次无端指摘他“偷奸耍猾”的“地头批判会”上，他冒着雨点般袭来的拳头高昂头颅喊着：“我就是不服！”
顾准被捕后，被要求按指定“咬人”。很多人在这个时候，会为了自保，不得不出卖别人。
但顾准绝食抗争，坚决不开口。
对方怒了，狠狠扇过来一记耳光。
顾准干脆把脸送过去，“你要打，行，我让你打。”
对方一连打了十几个耳光之后，看着顾准的一脸不屑，竟然怂了。
易中天在《走近顾准》中有一段记叙：
不就是毒打吗？那好，干脆把脸送过去，让你打个够，反正打死也不就范。
不就是低头弯腰“坐飞机”吗？哼！你别看我前面的头都快低到地面了，其实，后面的尾巴快翘到天上去啦！
顾准从来没有干过落井下石、出卖他人的事。
很多知识分子在明里暗里的互相揭发时，顾准言语铿锵地说：“你们手上都有血，而我没有！”
顾准此言，至今听来仍然令人震撼。
这个正直的君子，坚守真理，也捍卫人格。他不畏强权，吃了不少苦头，甚至以死抗争。
顾准的骨头，从来都是坚硬如铁，敲起来是铮铮的响。
只有面对家人时，顾准的心会软下来。
每次挨完批斗，他擦一把脸，埋头就抓紧时间搞翻译，“想挣些稿费来补贴家里”。
顾准与妻子汪璧于1934年12月结婚，一直感情甚笃。结婚后，顾准和汪壁两人都在上海做地下革命工作，他们在上海的家就是地下党印刷宣传品的一个点。在一次危急之时，汪璧曾和顾准的母亲紧急烧毁印刷品。
自1958年4月顾准被开除党籍后，妻子汪璧对他始终不离不弃，悉心照料他的起居生活。
顾准苦闷时，妻子汪璧就劝他多读书，还会准备一些小说，亲自读给他听。生活上最困难时，汪璧就用自己的工资来养活一家人，让顾准用自己的钱都拿去买书。
顾准在被下放劳改时，经常郁郁寡欢，最盼的就是接到妻子的来信，能在大半夜哭出声来。
顾准和汪壁共育有5个子女。顾准对妻子说，期望孩子们长大以后还能像鲁迅说的那样，敢想、敢说、敢怒、敢骂。
1966年春节，顾准从下放劳改的农村返家过节时，多年来一直承受巨大压力的妻子汪璧对他说：“我们离婚吧。”
因受顾准牵连，汪壁连遭批斗，还被开除了党籍。顾准十分理解妻子的难处，“想到1957年以来我欠下这个家庭这么多债，此后不应该再害亲人，忍受感情上的牵累，痛快地同意了。”
离婚时，汪璧说：“一旦摘了帽子，还可以复婚，现在是为了保护儿女的安全。”
多年来，顾准四面八方受敌，妻子是唯一可以倾诉的人。顾准痴痴地盼望着破镜重圆之日。他每周给妻子写信，汪璧每信必看，但从来不回。
1967年的一天，顾准收到一封断绝父子父女关系的声明，约定“生不相见，死不相别”。声明最后，是四个孩子的签名。
看完信后，顾准的手抖动了好久。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顾准常常半夜惊醒。
与顾准离婚后，汪璧并没有过上轻松的日子。1964年，顾准被再一次划为“右派”后，家中留存着一大摞没有写完的文稿，妻子汪璧误以为是见不得人的“黑材料”，将其沤烂后扔进抽水马桶。由于资料太多了，以至于全楼的下水道都发生了堵塞。
她最终被检举，落下一个“销毁罪证”的罪名。重压之下，汪璧的精神彻底崩溃了。
1968年4月8日，汪璧服了大量消毒用的“来苏尔”药水后，离开了人世，时年54岁。
直到1969年，顾准才得知妻子的死讯，悲痛欲绝。他在日记中写道：
“我就去打饭来吃，吃了几口饭，悲从中来，脸伏在饭盆上失声大号……但我还是抑制住，努力要把饭吃完，我要活下去……”
顾准一生深爱着自己的妻子，他曾说：“此生所有欢乐场面，都是她给的”。
据骆耕漠回忆：“那时，顾准手头拮据，却买了一盏有两个绿玻璃灯罩的双头台灯。江明问他，为什么买两个头的灯？他只是沉默，不回答。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是为了纪念死去多年的汪璧，仿佛妻子仍旧坐在他的对面。”
顾准后来下放干校时，他向张纯音借布票，并在日记中写道：
借张纯音布票二尺，买维尼纶混纺布三十尺…用大量素白维尼纶混纺布，枕套被里都是。这次整理起来的被服，大体可以用到我长辞人世之日。服丧从白，自古礼也……
他不能公开悼念亡妻，便想着多买一些白布，做成白色被套、枕套，以此寄托哀思。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顾准还对弟子吴敬琏说：“我这一辈子，只爱过她一个人。”
妻子去世后，顾准把全部精力用在了做学问上，他用书籍和穿越时代的思考来支撑自己度过那段灰暗时光。
顾准的弟子吴敬琏回忆道：
“每天清晨，他背着一只军用书包，内揣两个冷馒头，就去图书馆读书，黄昏归来，点一盏孤灯继续夜战。他常常剧烈地咳嗽，痰中带血，却也并不在意。”
他读希腊城邦、读资本论、读黑格尔……如饥似渴地吸收着知识的营养。
顾准有一本中英文对照的《圣经》。有一天，工作队一干部训斥他：“马克思早就说过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你怎么能看这样的书？”
过了几天，顾准拿着一本“正经书”去问这位干部：“列宁说修正主义者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了长子权，是什么意思啊？”
这位干部答不上来，顾准说：“这个典故出自《圣经》。你不读《圣经》，就根本读不懂列宁。”
从此，工作队的人再看见顾准在看书，便绕着走，以免尴尬。
浩大的阅读和孤独的思考，让顾准变成了优秀的思想家。
在1973年到1974与六弟陈敏之的通信中，顾准系统地阐述自己对古希腊政治史、欧洲文明和宗教、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直接民主和议会民主、辩证法和神学等一系列的批判性思考。
顾准平反以后，这些通信以《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为书名，结集出版，其中闪耀的思想之光不胜枚举，但其中流传最广的一句话，最能概括其思想内核：
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永远存在，所以，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
顾准相关文集的出版，称得上是石破天惊，惊醒、启发了很多人。
王元化说：“许多问题一经顾准提出，你就再也无法摆脱。促使你去思考，促使你去反省并检验由于习惯惰性一直扎根在头脑深处的既定看法。”
李锐说：“1959年以后，我也在思考。但是顾准的思考深得多广得多，许多根本问题，于我来说，他是先知先觉。”
李慎之说：“顾准拆下肋骨做火把，照亮了很多前行的人。”
1974年11月，顾准的生命走到了黄昏。经常咳血的他在北京协和医院检查后，发现已经罹患肺癌，而且是无法治愈的晚期。
因为顾准的“右派”身份，医院不敢收他住院，只把他放在急诊室外的走廊里。
顾准的新四军老战友骆耕漠得知这一消息后，尽管已经因青光眼近乎双目失明，仍然挣扎着摸出家门，沿着墙角赶到医院，找到新四军时期的“红小鬼”、时任协和医院党委书记杨纯求情，总算让顾准住进了病房。
此时的顾准知道自己“已经时日不多了”，他一边奋力赶着文稿，一边盼望着完成一个心愿——见儿女一面。
但子女们一直没有来。
为了能在生命的最后关头见子女一面，顾准甚至不惜折了自己的傲骨。有人找顾准谈话，告诉他只要在认错书上面签个字，就可以摘掉“右派”这顶帽子。
顾准一口回绝了，他表示自己不能接受承认错误。
直到有朋友劝：如果你摘了帽，子女们就会来看你了。
顾准这才用颤抖着的手在认错书上签了字，当场流下眼泪。他对骆耕漠、吴敬琏说：这是奇耻大辱。
只可惜到最后，子女们还是没有一个人愿意来。
在11月15日，顾准写下遗嘱，最后一句是：祝福我的孩子们。
顾准是一个有强烈爱国心的人。
早在抗战爆发后舍弃富贵投身革命时，顾准就已经做好了随时将整个生命献给国家的准备，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念念不忘的仍然是中国的复兴。
在得悉自己是肺癌晚期后，顾准赶紧把弟子吴敬琏叫到了医院，郑重地叮嘱：
“中国的‘神武景气’一定会到来的，但是什么时候到来不知道。所以我送你四个字：待机守时。一定要继续我们的研究工作。为了抓住这个机会，中国人必须要有自己的理论思维。总有一天情况会发生变化，那时，你要能拿得出东西报效国家。”
1974年12月3日，顾准去世，终年59岁。
顾准去世后，吴敬琏亲手把他推进了太平间，然后号啕大哭。
多年后，吴敬琏依然记得那天的情景，他说：
“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亲眼目睹一个活生生的生命悄然而逝。而消逝的，竟然是这样一个疾恶如仇却又充满爱心、才华横溢、光彩照人的生命，不能不使人黯然伤神……”
“回家路上，我觉得特别特别冷，觉得那是一个冰冷的世界，但想起顾准，心里便有了温暖。他走了，但给我们留下了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