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五四的多重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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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载于《凤凰周刊》686期

记者：段宇宏 编辑：段文 

“五四运动是活的历史，因为它的精神还活着，它所提出的目标还没有完全达到。因为自由、民主、科学、人道都是永远不完的事业。”以一本名著《五四运动史》闻名的海外华人学者、威斯康辛大学历史教授周策纵曾如此概括五四。 

五四的确是“活”的，它表达的精神在今天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仍然得到体现，被确立为国家和社会的理想与追求。 

五四的“活”，还可以从另一层面理解，从诞生那天起，对它的评价就充满了争议，从未达成共识。全球华人世界，不同派别、不同时期，从各自立场给予或褒或贬的评价。欣赏五四的人称赞它是“中华民族的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运动”；批评五四的人说它是“中华传统思想和文化的浩劫”。改革开放后，中国内地学界也开始分化，出现多元的五四观。 

周策纵认为，中国近代史上，再没有任何的主要事件像五四运动那样惹起各种争论，这样广泛地被讨论，可是很长一段时间对它的正式研究却又那么贫乏。比如很多人提到五四，或许对具体过程并不了解，但脑海中最容易联想到“反传统”“反封建”“打倒孔家店”“火烧赵家楼”“青年节”“德先生”与“赛先生”等关键词，但实际上有些关键词不能反映真实的五四，有些关键词只代表五四一个侧面。

五四的“活”，也指它具备复杂的侧影，各方皆可从中找到证据得出自己欣喜的结论，从而给它贴上某种标签。五四的历史意义非同寻常,对它之后新锐力量和社会运动具有指向性作用,最终成为全球华人集体记忆中的重要部分。但在各种不同解读中，五四常被简单地标签化，让人忽视它的多种面相，无法准确瞥见其复杂全貌，导致记忆中的印象与真实历史存在偏差。

什么是五四

 什么是五四？如何界定五四？怎么定性五四？问题本身已经体现出五四的复杂面相。

民国初年的北京大学曾是个饱受争议的场所，教授们多来自官场，内部对他们的评价标准不是学识，而是官位，他们的称谓是“中堂”或者“大人”。学生们进入这间大学只把它当作踏入官场的垫脚石，他们被称为“老爷”。当时北大师生声名狼藉，沉迷于吃喝嫖赌，社会上也因此给北大取了很多绰号，如“探艳团”或“赌窟”。

1916年12月，北洋政府大总统黎元洪任命从法国归来的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开始以西方大学为模本推行教育和思想改革。蔡元培虽然是老国民党员，但他在选任教员时不受自己政治党派和立场影响，人才上秉承唯才是举的原则，思想上推崇兼容并包。

陈独秀1915年从日本回到上海，当年秋天创办了《青年杂志》，为了避免麻烦，陈独秀未触碰敏感的政治评论，而把杂志的宗旨定义为改革青年的思想和行为。蔡元培聘任陈独秀当北大文科学长以后，1917年元月，陈独秀将此时已更名为《新青年》的杂志编辑部搬到北京。

以北大和《新青年》作为最初的据点，胡适、蒋梦麟、钱玄同、鲁迅、周作人、马寅初、李大钊、刘半农、吴虞……一批国内外新锐知识分子或文化人开始形成阵营，比较核心的领袖人物是胡适与陈独秀。

1918年冬天，在陈独秀和李大钊帮助下从北大获得经费支持，受新思潮影响的北大学生傅斯年和罗家伦牵头创办了《新潮》杂志，杂志的英文名叫“The Renaissance（文艺复兴）”。出版《新潮》杂志的学生组织叫作“新潮社”，21个初始成员全是北大学生，最高峰时没超过41人，但这些人在后来的思想和社会活动方面都成为重要人物。

新知识分子没有严密的组织，也缺乏统一的政治立场，兴趣和关注各有不同，思想与文化上的“新”才是他们共同的特质。他们引发诸如男女平等、妇女解放、婚恋自由、语言文字改革、宗法与礼教、戏剧改良等话题的大讨论，在学术界和文化界激起思想波澜。

一战期间趁欧洲战况激烈，日本出兵中国山东，攫取了德国在山东的势力范围。中国宣布参加一战并最终成为战胜国的一员。一战结束之际，国人欢欣鼓舞，中国派出代表于1919年1月18日参加巴黎和会。日本在和会上要求以战胜国身份全面接管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希望得到欧美列强正式认可。由于日本的威胁，担心其退出巴黎和会导致协商流产，欧美列强4月份答应了日本的要求。消息传至国内，学生们认为北洋政府未能捍卫国家利益，以北京大学的学生为主力军，于5月4日上街游行抗议，从而带动全国性的罢工和罢市以及抵制日货运动。

这就是现在人们所说的五四，其实是一段进程与一个事件的结合体，即1917年至1919年左右新锐知识分子领导的“新文化运动”，以及1919年5月4日以民族主义为诉求的“学生爱国运动”，这是广义的五四概念。所以那个时期也常被称为“五四时代”，深受那个时期新派政治、思想、文化影响的群体也叫“五四一代”。

对五四的概念界定和属性判断问题曾充满了分歧，如是否能把新文化运动和五四学生运动结合在一起统称为“五四”运动，政治属性和文艺属性到底哪个更重要？

反对者认为两者之间没有什么关联性，五四学生运动并不是由新文化运动来触发，新文化运动中的领军人物不曾领导或没有参与后来的学生运动。赞同者则认为五四学生运动不是从天而降，受其影响的新兴分子广泛参与了罢课和罢市，新文化运动为五四的产生奠定了思想基础，所以它们是一个整体。 

1919年6月。五四运动期间，北京基督教青年会门前宣讲的北大学生与听众。

另一类人以孙中山和胡适为代表，承认新文化运动中提出的文学新思想与后来的学生运动有密切关联，但特别强调那一时期的“文化活动属性”，不强调社会和政治活动。胡适基本认可广义的五四，但认为新文化运动是独立于五四学生运动存在的，尽管文学新思想在当中起到串联作用。

胡适说新文化运动是“纯粹文学的、文化的、思想的一个文艺复兴运动”，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核心领袖人物，他的观点颇有影响力，西方学者常根据他的看法把新文化运动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郭沫若就不赞同胡适的观点，他后来指出，把这一运动限定于“文艺”，“是把五四的意义缩小了”，因为它还有“文化革命或社会革命”的精神。

国共两党同为那个时期的新锐力量，后来都采纳了广义的五四概念，正是在两党推广下，广义五四得以成为主流。但两党对五四的文化和政治属性问题存在重大分歧，共产党一方更强调整个五四的政治属性，国民党方面则强调文艺属性，在“青年节”的博弈上即可见一斑。

1939年3月中国青年联合会在延安成立之时，会上通过决议把5月4日定为“青年节”。第一次国共合作之后，很多国民党人亦深受共产党影响，早在1938年7月9日“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的时候，也通过决议把5月4日定为青年节，国民政府采纳了这个建议。

后来国共两党的关系日益尖锐，国民党故意要反共产党之道而行之，1944年4月16日接受中国文艺界协会提出的建议，把5月4日改定为“文艺节”，将3月29日黄花岗烈士殉难日定为“中国青年节”。1949年国民党败退至台湾，两岸在这个问题上彻底分道扬镳，台湾的青年节沿用3月29日，共产党则在1949年12月将5月4日正式定为全国性的青年节。

五四研究专家周策纵的定义是：五四运动是一个复杂现象，它包括新思潮、文学革命、学生运动、工商界的罢市罢工以及新知识分子所提倡的各种政治和社会改革。一连串活动都由两个因素促成——抗议“二十一条”和山东决议案引燃的爱国热情；知识分子对学习西洋文明的倡导，希望借科学和民主观点来对中国传统重新评估，建设一个新的中国。它不是一种单纯不变、组织严密的运动，而是许多思想分歧的活动汇合而成。

五四的起讫时间也是众说纷纭，有的表述仅指五四学生运动及其后几个月，有些指之后的几年，还有的把五四终止时间设定在1925年五卅惨案。陈独秀在1938年写的文章里称，五四时代一直延长到“现在”。

周策纵把五四时代的起讫定义在1917年至1921年，他认为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新思想已开始发酵，1921年后运动已直接发展成政治行动；但也无需严格限定在1921年终止，因为1922年和1923年发生的中西文化大论战、科学与玄学大论战，也是五四的直接产物。

谁促成了五四

五四运动生发于中国本土，但促成五四的社会基础基本由国际环境推动演化，影响五四的思潮和领导五四的力量，几乎都“自外而来”，触发五四的机关也是国际秩序的大改变。剖析这些促进力量又呈现一个多元复杂的五四。

不能把五四运动简单理解成一群知识分子著书作文就吹响了前奏，一群受他们影响的学生游行抗议就造成了有影响力的运动。城市化的推进，新兴的知识群体、工商业者、劳工阶层的孕育，为五四奠定了社会基础。

城市是新兴三大阶层的载体，五四也是一场生发于城市，由城市领导，影响力主要限于大中城市的运动，自然离不开中国城市化发展。当时人口过200万的城市有上海；100万以上200万以下的有北京、天津、汉口；人口在20万至100万的城市有广州、南京、长沙、重庆、苏州、杭州、青岛等12个。京沪起到领军的地位，城市越大对五四的介入就越有深度和广度。

无论中外，知识群体向来是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承载和传播的主体。清廷1902年效法西方国家，开始建立新式教育，将教育分为初等、中等、高等三级，进入民国新式教育继续获得普及。虽然清末民初的新式教育深受传统影响，“新”主要体现在模式上而非学风和思想上，但学生数量和人口识字率得以大幅度提升，知识分子总数急剧增长。至1916年，若将小学教员和中学生视为下层知识分子，数量约有45万人；若把大中学教员和大学生视为上层知识分子，数量达到5.8万；而全国学生总数已达到399万，受过新式小学教育的人口总数全国已有近千万。

1919年6月，一边游行一边演讲的北京财政商业学校学生，他们抗议巴黎和会将胶州湾交给日本。

民国初年的办刊、结社和社会运动非常活跃，学生遭遇扑面而来的全球各种思潮，非常容易切换思想频道，从中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追随，后来积极参与五四的学生几乎都是这期间新式教育培养出来的年轻人。

一战期间欧洲列强集中人力物力用于战争，开始实行出口管制，输华产品减少和进口需求增大，使中国工商业迎来一个发展的黄金期。因此受益成长起来的新兴工商业阶层容易接受“富国强民”理念，他们认为只有达成这个目的，自己的事业才能兴旺发达。他们变得日益关心国是，五四时期他们支持学生运动，发起抵制日货，赞同联省自治，关心教育和慈善，无不出于同一目的。

战争期间英法两国青壮年大量上前线，两国从中国的河北、山东、江苏招募14万华工前往欧洲解决劳工短缺压力。这些华工在欧洲生活期间打开了眼界，民族主义思想萌芽，更加关心祖国时局和命运，一部分还积极参与当地的社会运动，学习欧洲左翼思潮。赴欧华工归国之后，与中国本土传统劳工大为不同，他们更容易接受新思想，具有更强的社会运动参与热情和组织能力。

鸦片战争后四十余年对中国新锐人群影响最大的曾是英国，这是严复和林纾两大翻译家的译作来源地。但到了世纪交替之际，英国对华影响力让位给了美日法，这三国是促成五四的“外部中心”。一场运动的生发需要有领导阶层或说骨干分子，这个力量由留学美国、日本、法国的知识群体所构成，他们携带着留学所在国的思想和社会烙印，投身中国的运动。

时至1915年中国在美读书学生人数超过1200人。“二十一条”激起了他们的争论，多数学生疾呼，为防止像朝鲜那样被日本灭亡，号召个人“改变自己人生计划”做出“重大牺牲”，提出“回国去”斗争的口号。有些学生甚至表示，愿意利用暑假先去美国军事营地接受训练。

以胡适为代表的少数学生提出“清醒爱国主义”口号，要求大家保持冷静，认为离中国这么远，作为学生应该做的就是先好好完成学业，然后去帮助中国进步，“使它从死亡里复活过来”。胡适的信引起了论战，他最初也被一些学生骂为“卖国贼”。胡适说：“国无海军，不足耻也。国无陆军，不足耻也。国无大学、无公共藏书楼、无博物馆、无美术馆，乃可耻耳”。所以胡适认为要洗雪这些耻辱，应从文化和教育建设入手。

1919年6月，被捕的清华学生，挥舞着“民主政治讲演团”的条幅。

留美学生辩论的最终结果，还是对“理智原则”达成了共识，冷静思考时局。所以五四时从美国回来的知识分子，偏重于哲学方法、教育改革、文学改良、文化建设的方向。恰好当时美国正在发生一场文学运动，震动欧美文艺界，各种派别的新诗体如雨后春笋，有人称“新诗成为美国第一国家艺术”，这场运动对留美学生产生了影响。

对五四最大的影响却来自日本，一方面“二十一条”激起了留日学生的民族主义情绪，另一方面中国在外留学生数量以在日本最为巨大，他们是五四的主导力量。日俄战争中日本取得胜利，原本弱小的东亚“黄种民族”国家居然击败了欧洲“北极熊”，深深刺激中国的士人，导致出现年轻人“东渡扶桑”的高潮，1906年在日读书的中国学生已达1.3万。由于赴英美德法留学多为官派，但赴日留学很多是自费，所以缺乏五四前夕留日学生详尽数字，但每年的官派生中，留日的比例也占一半左右。

与留美学生不同，留日学生偏向于文学、社会、民族、军事革命议题，思想和言辞更为激进，组织与行动能力较强。清末革命党骨干分子多为留日学生或知识分子，不少人参加了辛亥革命。1905年，留日学生全体罢课抗议日本文部省，陈天华还因此投海自尽。听到“二十一条”消息后，有4000人立即返回中国表示抗议。

留日知识群体在中国现当代的语言文字革新运动中的地位更加不可估量。如今汉语的大部分社科名词，三分之一多的自然科学名词，尤其是绝大部分马克思主义词汇，都是从日本引进的“日源外来词”。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作品都是从日文版本翻译而来，如最早的中文全本《共产党宣言》，即出自留日知识分子陈望道之手。

法国对五四影响之大仅次于日本。陈独秀20多岁就开始修习法文，在《新青年》创刊号里他写了一篇文章《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推崇大革命精神，赞扬法国是近代西方文明的创始者。法国思潮对五四知识群体的影响远超过其他任何国家，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还有法式的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乌托邦主义、无政府主义。五四时代在年轻激进知识阶层中最流行的思潮除了民族主义，就是无政府主义。

留法学生和工人不仅推崇激情洋溢的法式浪漫思潮，也偏重于行动与革命。比如在法国的华工于1916年至1918年间举行过25次罢工，但在英美军营的华工却找不到相关记录。中国早期的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要么有留法经历要么推崇法国思潮。中国共产党的很多元老如周恩来、邓小平、李立三等人皆为留法学生，在那里得到启蒙。因此可以这样表述当年中国的共产党源起——“法国的思潮、日本的文本、苏俄的组织”。

以上三股知识群体携带着他们于留学所在国汲取的思想养分返国，开始肩负起变革运动的领导责任。当然这三个国家对知识群体的影响不是单一的，亦存在交叉和并行，在某个人身上可以同时体现出来自这三国各种思潮的因子。同样需要知晓，留日学生是个庞杂多元的群体，呈现出两极分化，一部分留日归来的旧军阀、官绅也是五四的坚定反对者，他们在日本军校接受的训练就是服从长官与权威，在他们看来，五四中学生行为属于“犯上作乱，破坏秩序”。

谁的五四

后世被人们广泛熟知的五四标签或口号多来自留美知识群体，如民主、科学、自由等美式自由主义；但在当时对年轻人和社会运动影响最大、拥有支持者最多的却是留法和留日知识群体携带回来的精神资源，如法式的激进自由主义、各流派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军国主义、民族主义。五四时代涌进中国的欧美思潮，还有如功利主义、实验主义、怀疑主义、不可知论、达尔文主义，令人目不暇接。

那么，五四运动中哪种力量与思潮占主导作用，其性质是普适的还是民族的，政治上归向何方，思想上属于谁？这都是长期争执不下的话题。各种立场的知识分子有自己的解读，包括国共两党在内各种政治力量也有各自的说法。五四之后新锐力量如国共两党茁壮发展，他们愈发重视对五四性质的解读和资源的使用。

虽然五四时期还未有共产党，但共产党认为五四为其组织诞生做好了思想准备，马克思主义得以萌芽，一些受马克思主义启蒙的知识分子在新文化运动中起到领导作用，同时他们中一些人后来是共产党的创党元老，如陈独秀和李大钊。毛泽东1939年首次评价五四时，说这场运动实为不同的社会力量的统一战线，而非不同阶级的统一战线。

1919年6月，五四运动中被拘留的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生被释放后合影。

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又对五四补充了更多阶级特征：“五四运动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已经有了大批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当时是运动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它的弱点，就在只限于知识分子，没工人农民参加。但发展到了‘六三’运动时，就不但是知识分子，而且有广大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成了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了。”

北洋政府和日本政府对五四的指责——“布尔什维克煽动的乱子”，也确实给很多人留下这个印象，但不被国内外多数报刊和外交官们认同，尤其发展到“六五”罢工之后，租界当局和日本政府自己也承认这种指责没有证据。但那些极端守旧的保守分子却不愿改变观点，始终坚信这是“共产主义煽动的暴乱”。

1949年之后的中国内地曾批判胡适是五四的“叛徒”，杜威和罗素都是帝国主义派到中国来破坏五四的“间谍”，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领导者的地位也被删除，取而代之的是李大钊、鲁迅。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后才重新修正了这些说法。

后来华人世界（尤其在美国）的自由主义者、西方的传教士和作家，喜欢强调胡适、蒋梦麟等留美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五四中起到的主导性作用。胡适一生在学术界极其活跃，而且积极参与文化活动；他著述颇丰，从老师杜威那里继承的实用主义哲学，他的《中国哲学史纲》和发表在新青年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起白话文运动，参与“问题与主义的论战”，都对华人知识界有深远影响。偏向自由主义的一方以胡适为代表来总结五四的主导性力量（尤其在思想和文化上），当属自然。

国民党对五四远不像共产党那么重视，并曾批判过五四某些方面，却也经常宣称或暗示自己领导或影响了五四运动。五四中的一些著名领军人物，如蔡元培、吴稚晖、罗家伦、段锡朋确实都是国民党员。没有蔡元培搭建平台，新文化运动难以展开，罗家伦是学生运动中的领袖人物，以撰写轰动一时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而著名。当时的学生并不知道自己参加的运动叫“五四运动”，多种资料显示，罗家伦在一个多月后给运动命名，这个名称才流行起来。但罗家伦与另一位学生领袖傅斯年，与其他学生领袖也不是铁板一块，他们起初积极领导运动，但接下来与执意继续罢课的学生领袖闹分歧，宣布停止参加运动而去专心搞文化。

华中师范大学近史所的学者周月峰梳理新文化运动这个词语的流行与含义演变，认为五四运动本身，思潮属性的斑驳，人员成分的复杂，其实远超过人们从教科书上得到的简单印象，就连新文化运动这个词汇的演变和对它的理解，也都是千姿百态。

周月峰指出：“大到国家的走向，小到一个新式标点的运用，几乎每一话题，均有不同观点：在白话问题中，支持白话文的未必支持白话诗；在家庭革命问题中，支持小家庭的，未必支持废家庭；在主义问题上，赞同社会主义的，未必赞同阶级斗争。在此一问题上观点相近的两方在彼一问题上很可能观点相左。在众多问题的讨论中，支持者和反对者的社会构成和具体思路都相当复杂，难以简单地以正反二分法涵盖。就人事而言，五四前后思想界的主要特征是各种流派的混杂难分；就主张而言，则是多元互歧。各派系与主张均‘极为分歧’，常常因‘内哄’而形成‘混战’”。

从事新文化运动的知识群体自20世纪20年代起，在思想和政治上走向分裂。胡适本人亦不承认自己领导或从事过新文化运动，并对之有不少批评。1920年9月，北大开学典礼上，他说自己暑假在南京遇到人恭维他是新文化运动领袖，感到“惭惶无地”。他认为当时所谓“新文化运动”变成了“新名词运动”，大家拿着半生不熟的名词，如“解放、改造、牺牲、奋斗、自由恋爱、无政府主义……”赶时髦。

陈独秀对人们把文化运动和社会运动混为一谈亦颇感不满，他认为文化运动始内涵是文学、美术、音乐、哲学的事儿，终有“贵族气”，带有“纸上”意味；社会运动牵涉妇女、劳工等问题。他说，如果一个人任外部世界闹得天翻地覆也不理会，甚至发表些顽固的反对议论，也不妨碍其在文化运动上有成绩。对于五四的主导性力量，陈独秀的看法值得参考，1940年蔡元培逝世时他评论道：“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归到哪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

五四中确有一批领军知识人物，当运动有更多人群和阶层参与后，运动的属性和内涵恐怕也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把握能力。主导性力量的辨识是个非常费劲的工作，保持多元视角能够了解到更加丰满的五四形象。

五四反传统吗

五四给后人最深的另一个印记是它在思想文化上的“反传统”或“全盘西化”，浓缩成一最著名的标签——“打倒孔家店”，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又被作为全盘西化典型代表。从只言片语中也不难找到一些证据，陈独秀说过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胡适主张“全盘西化”，鲁迅说两千年的仁义道德可以归结为“吃人”。

五四之后几十年，所有谈到五四思想和文化的资料，几乎都不忘提及批孔与反传统，有的还声称经此一役，保守派被一扫而光。后世解读者再依据这些印象，按自己立场分别给新文化运动贴上“中国文艺复兴”和“中华文化浩劫”的标签。

近年华人世界的五四研究者越来越达成共识，以前不管正反方，“反传统”的印记和“打倒孔家店”的标签是对文化改良运动的严重误读。

五四“打倒孔家店”起源自《新青年》杂志发表的批孔文章及其导致的论战，不过生发过程却又与人们通常印象有较大出入。

五四运动期间北京的一座《顺天时报》的报刊亭，人们正在看报。五四运动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靠这些贴在木牌子上的新鲜出炉的报纸。

毕业于东京法政大学的四川学者吴虞很早就写了一系列批孔的文章，不过清政府和民初的北洋政府都极力阻止发表，毕竟中国两千年以来，几乎没有人公开用激烈言语批评孔子。1915年《新青年》发表过几篇抨击礼教的文章，但没有特别指向孔子学说。等到1916年袁世凯力量式微之后，批孔的行动才再度活跃。

早期《新青年》的影响力非常微小，从上海到北京，仍然是一份发行1000多份的同人杂志，发表了一堆批孔文章，既无人批评也无人喝彩。出版方群益书社认为这么办下去无法盈利，打算停刊，杂志中断了四个多月，陈独秀极力交涉下，对方答应撑到年底再看看。

《新青年》1918年出第四期版，陈独秀认为这次必须得出奇招拓展销路。他一方面以北大文科学长的身份大做广告，一方面拉很多文化名流进入作者队伍。陈独秀主导下《新青年》策划了一场“双簧戏”。先由钱玄同化名为“王敬轩”写了一封很长的读者来信，痛斥《新青年》“排斥孔子，废灭纲常”，然后刘半农再以《新青年》名义回信反驳。双方的文风具有挑衅性且言辞刻薄，你来我往之后，话题被炒热了，真的引来了一批参战者，陈胡钱刘四人继续对反方推出更猛烈的批驳文章。

翻译家林纾忍无可忍，先在上海《新申报》撰文抨击《新青年》杂志，然后在北京《公言报》发表了一封给蔡元培的公开信，痛斥《新青年》和北大，导致蔡元培不得不借助报刊给林纾回信。蔡、林二人是文化界的大名流，他们的辩论是事件演化的重要转折点，很快引起大众媒体关注，纷纷给予报道，甚至从中抓取花边大加炒作。这个话题就越炒越热，被卷进来的作者和读者日益增多，《新青年》发行量一路高涨，开始变成文化界颇有名气的杂志。

《新青年》愈战愈勇，吴虞也找到了一个好平台，1919年杂志刊登了他最代表性的批孔文章《吃人的礼教》。胡适1921年6月给吴虞的文集作序，里面说吴虞是“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胡适原文阐述的内容更加丰富，但这句话三十四年代被陈伯达等人加工改造成后世流行的“打倒孔家店”标签。

今天给人们的印象是新文化运动中的批孔和反传统取得了大胜，并且影响了全国，这与事实不相符合。当时这个议题再火，仅局限在学界和文化界高级知识分子中。都市大众文化圈中销量最大的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商业性质的《东方》杂志，该杂志后来也卷入了与《新青年》的论战，而《东方》的观点反而更具大众代表性。

《新青年》核心作者们的朋友圈，对此事的看法也千姿百态，比如柳亚子，赞同批孔，但又反对白话文；辜鸿铭、梁启超、吴宓、冯友兰这些人则对批孔持反对态度。以南京高师-东南大学为主体结成“学衡派”，对抗新文化运动中的批孔思想。亲历论辩的北大学生回忆，即便到1919年，在北大尊孔者和反对白话文者仍占多数。

其实这次批孔和批传统的大论战，既没有打倒传统，也没把任何保守派赶出文化圈和学术界。辜鸿铭、梁启超、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吴宓仍然在清华供职，活跃于学界，拥有大量的支持者。论战也不是“新文化人士”对决“封建士大夫”，其对立面的知识群体，学历上有前清士人，也有留洋博士和在读大学生；职业上从学者、作家到翻译家各色皆有，他们也不是官方的代言人，他们亦无统一的意识形态和观点。

传统文化和儒学也没因此被扫地出门，比如后来的蒋介石就很推崇儒家，南京政府教育部指导下的教育体系和教科书中，仍然有大量的传统文化内容以及儒家学说课程。

胡适说“全盘西化”的同时，也讲“打掉一点我们的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气……将来文化大变动的结晶品，当然是一种中国本位文化”，认为传统文化中真的无价之宝必定会因淘洗而格外发扬光大。梁漱溟是新文化运动对立面，以复兴儒学为己任，他说自己“与旧头脑的拒绝西方化不同”，对于西方文明中的科学和民主“全盘承受”。

新文化运动领军者并非不懂传统文化，周策纵指出，他们其实不仅在西方语言和文化方面的知识凌驾那些旧学者，就是在中国古典学术的研究上有时也超越他们，旧学者只有严复和辜鸿铭等少数人兼通中西。许多新知领袖不仅能写流利的白话文，还能写畅美的古文，而旧学者要不是只精通古文，就是过于高傲而不屑于用白话文。

参与论战的人中，激烈而彻底主张反对传统和极端顽固守旧反对改良的人，其实都是极少数。周策纵总结说，大多数人最多只是反对传统中某一部分，同样采纳或提倡另一部分，他们极力反对的是当时许多顽固派“凡是传统都是对的”这个观点。所以，称之为“反传统主义”更为贴切。

*原文刊登于《凤凰周刊》第686期，另有系列报道《模糊的历史细节：赵家楼前世今生》、《亲历者周有光：五四孕育的文字改革者》，完整版请购买杂志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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