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强和他的北大法律系同学

老年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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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排左起：姜明安、龚祥瑞、陈兴良、王建平；后排左起：陶景洲、刘凤鸣、李启家、王绍光、李克强

42年前(1978年2月28日)，我们怀着憧憬与梦想，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来到了中国最著名的高等学府北京大学，度过了我们人生历程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38年前(1982年1月12日)，我们带着收获与成熟，离开了母校，奔向祖国各地，展开理想的翅膀，开始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篇章。

今天，如同“北京大学法律系77级入学三十周年庆典通知”中所说：“我们中间有共和国的栋梁，有学界泰斗，有睿智的立法者，也有严明的执法者，有声誉显赫的企业领导人，还有经验老道、判断精准的优秀律师！真可谓是群星闪烁，光照神州。”北大法律系77级，我们永远的精神家园！北大法律系77级，我们不竭的动力源泉！

作者简介

何勤华，1955年3月生，上海市人，教授，法学博士，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曾任华东政法大学校长。2015年7月起任中华司法研究会副会长。

中国最大的班

我们北京大学法律系77级，是一个富有感情的班级，也是一个充满友谊的集体。也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大学中最大的班级：我们班共有83位同学，而现在大学中的班级，一般都在30人到50人之间，也有一些大的班级，有60人的。但拥有83名同学的班级，可能就是空前绝后的了。担任过我们班级的班主任和辅导员，以及给我们讲过课的老师也有30余位。他们中有叶元生、孙国华、沙建孙、朱启超、杨敦先、刘家兴、王国枢、罗祥文、王勇飞、杨紫煊、王德意、沈宗灵、龚祥瑞、张国华、李志敏，等等。

我们83位同学中，有4年学习中长期担任班支部书记的林以翠(因为这个名字太像女士的名字了，陪同领导一起出差实在是不方便，故后来在领导的要求下，改名“林栋梁”，取“国家之栋梁”之意)、班长刘和海(当时来读书时，已经有了三个儿子。班里还有一位有三个儿子的同学是冯殿美)、学习委员傅长禄、生活委员赵国玲，有聪明绝伦、风流倜傥的谢思敏、谢维宪、刘凤鸣、陶景洲、杜春、赵汝琨、李洪海、徐杰等，有江南才子陈兴良，有“江苏二顾”顾功耘、顾雪挺，有侃大山超人、给大家带来无穷欢乐的丛培国，有苦行僧姜明安，有边走路边背英语的李克强，有运动健将兰晓梅、刘德权，有公安局长袁塞路，有学习4年打了4年武术的张恒山，有关心同学细致周到的李华云、牛嘉，有每周必定给其女友一封情书的丘征元，有喜结连理相亲相爱终生不渝的王志勇、李俊玲夫妇，有班级的小妹妹、当时才17岁的宋健，有外慧、内秀、形象美的严冶、翟建萍、苏岩，还有当时男生在私下里都公认的长得最美的“漂亮姐”王燕，等等。

下面十六则小故事，只是我对当时的老师和同学的一点零星回忆，也许能够让大家对我们当时大学4年生活有一点更为真实地了解。当然，由于时间久远，回忆错了的地方，请各位相涉的老师和同学原谅。

苦行僧姜明安

姜明安，比我年长几岁。所以我从一入学相识就叫他“老姜”。大概是复员军人出身的缘故吧，从入学第一天开始，老姜就一直穿着一身旧军服。与我们班级其他一些复员军人到了大三、大四不再穿军服不同，老姜几乎到毕业，始终没有脱下那一身旧军服，而印象更为深刻的则是脚上的那双洗得有点泛白的军用胶鞋。

姜明安是个老实人，其最大的特点就是朴实无华；老姜也是一个勤奋苦学之人，四年大学，他几乎没有什么娱乐兴趣，也没有什么大的谈情说爱活动(在我们的印象中)，其生活非常规律：从宿舍到教室，从教室到食堂，再从食堂回到宿舍，背着一个军用书包，这么三点一线地重复走着。

由于姜明安的上述两个特点，在我的印象中，就自然而然地将他视为我们班的“苦行僧”。

大概从大二时起吧，我们就发现老姜对宪法和行政法抱有浓厚的兴趣，开始系统收集这方面的资料。他也是当时给我们上比较宪法课的龚祥瑞教授的得意门徒之一，龚教授很喜欢他，这些在2007年《南方周末》刊登的《黄浦一期那班人——北大法律系七七级》的长篇记叙文中已经作了很多报道。由于这些原因，1982年初我们毕业时，老姜顺理成章地留在了北大法律系，任宪法行政法教研室的老师。过后不久，他选编、主编和撰写的行政法方面的作品就开始源源不断地面世，为新中国的行政法制建设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成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行政法学科的创始人之一。

姜明安教授

老姜的勤奋苦学，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他在俄语的基础上又成功地学会了英语。这对他的学习研究带来了极大的便利。由于掌握了英语，他经常被邀请赴英国和美国去参加学术会议和从事学术研究。当我第一次听到老姜去英国访问学习时，我真的从心里为他感到高兴。更加令我吃惊的是，从英国回来后，老姜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他理了一个大背头的发型，穿上了笔挺的西装，系上了鲜艳的领带，脚下的皮鞋也是擦得铮亮的，整个人都换了一个，一下子从“苦行僧”变成了一名“海归学者”，显得特别精神，特别有学问。

老姜和我不在一个组，在大学读书期间我们交往不是太密切。他对我的影响更多的是一种榜样的力量、一种刻苦学习的动力。毕业后，由于我们都在法学教育战线上工作，我们之间的交往开始增多，除了到北京出差，我会回北大看看，有时也和老姜见一面说说话之外，在各种学术会议上，我们见面的机会也比较多。虽然，随着老姜学术地位的上升、知名度的迅速提高、经济收入的增加，老姜的外形和生活方式在不断发生变化，如理了一个漂亮的发型，穿起了质量很好的西服，开起了高档的小汽车，脚上也看不到泛白的军用胶鞋了，但老姜的“苦行僧”的精神：勤奋刻苦的学习态度，执著追求的学术理念，独立自主的法律人品格仍然没有变。

郭明瑞同学的二三事

1978年3月，那是我们北大法律系77级刚报到不久的时候，我和郭明瑞同学就认识了。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他很有军人的气质。一天到晚都穿着军装，身板很挺，人很魁梧，声音非常洪亮，性格开朗，说话直来直去，还经常听到他的笑声。尽管有很重的山东口音，但我们都听得懂。由于他比我年长几岁，我一直称他“老郭”。

记得我们俩第一次单独说话，是从农村这个话题展开的。我问他除了当兵之外，是否插过队，在农村呆过？他说他不是知识青年，本身就是农村里土生土长的孩子。我说，看你原来的工作单位，好像是从教师岗位上考上来的？老郭回答说，担任民办教师这不假，从部队退役后进工厂做工人也对，但高中毕业后就回家务农了，而且因为一直在农村，实际上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干农活。我说，那就有缘了。我也不是知青，从小在农村长大，干农活出身。我还给他看了我手上的老茧。

之后，我们俩虽然不在一个组，(老郭是二组，我是四组)但我们在一起上课，课间一起说话交流，探讨许多问题，我从他身上也学到了许多待人接物的方法。如有一次我心血来潮，趁他不注意时从后面摸了摸他的头。这让他吓了一跳，有点生气了(老郭很少生气)，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当他看见我有点不解的样子时，便耐心和我解释，说他们家乡的风俗最忌讳摸别人的头，这是行为轻浮、对人不尊重的表现。我听后马上向他道歉，说在我们上海，这种行为恰恰是表示亲热和友好。我说，下次我会注意的。

在大学四年期间，老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不仅非常艰苦朴素，四年大学一直穿着军装，而且非常地刻苦、努力、勤奋。我记得，老郭在当时就对民法情有独钟，除了学习其他应该完成的课程之外，他将全部时间都用于民法学习上了。当时，北大法律系的民法老师李志敏在学术上很有造诣，对我们学生也很关心，老郭就经常去李老师那里。大约是在1978年底1979年初的时候，老郭就在李志敏老师的指导下，翻译了一篇文章——民法学家拉普捷夫的《论苏维埃经济法》。当时给我的印象很深，觉得他很了不起，应该以他为榜样。虽然，我后来也在李老师指导下，参与了一些民法课题的研究，但老郭比我们要更加先知、更加自觉、更加努力。所以，到毕业时，他在民法研究方面已经有了相当多的文献资料和学术积累，从而理所当然地留在了北大法律系民法教研室(我们这个班共有83个同学，留北大的只有4个人，另外3人是李克强、武树臣、姜明安)。

郭明瑞教授

虽然我比老郭小了几岁，但我们基本上都是同一个时代的人，身上都保留了那个时代的特征。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比较深。这种影响，当时在我们身上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因为在“文革”中被荒废了诸多青春年华，故都很珍惜时间，拼命学习，希望把失去的时间抓回来；二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很有感情。不仅在农村里就接触过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著作，而且在四年大学期间，也都拼命地学习马恩原著，从他们的经典作品中吸取知识的营养(这与那时法学方面的著作还太少也有关系)。我记得，在课下和老郭经常讨论一些马恩经典著作中的某些名句的内涵，这是我们大学生活的主要内容，或者说也是一种乐趣。经常加入我们之间讨论的，我记得还有陈兴良、王绍光、李启家等同学。这些学习和讨论，虽然现在想起来可能有些幼稚，但对我们以后的学业和人生道路的帮助是无法用语言来述说的。

1982年初大学毕业以后，老郭留在北大任教，我考回了上海。作毕业论文时，我到北京去看望在那里当助教的同专业同学武树臣，同时也见到了老郭。在老郭宿舍狭小的空间里，到处都是书籍，可以想象得出他在教学科研上的勤奋与刻苦。之后的将近十年时间里，我没有机会离开上海，故关于老郭的情况只是听说，知道他在当时民法经济法大论战的时候非常活跃，撰写了《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民法调整的必要性》的重要论文，参加了中国民法经济法研究会成立大会，后来又与王利明、吴汉东一起编写出版了影响很大的《民法新论》(上下册)一书，1985年，老郭离开北大去了新成立的烟台大学工作，1988年，破格提了副教授，1992年提了教授，同年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师从赵中孚教授专攻担保物权。其间又出任烟台大学法律系主任，最后一直到出任烟台大学校长，取得了令我们北大法律系77级同学都感到自豪的成就。

1999年底，我担任了华东政法学院院长，出外开会的任务一下子多起来了，与同是校长的老郭的接触也随之增多了。加上我和老郭都是中国法学会的常务理事、教育部法学教育指导会员会成员，因此，我们每年都有许多次在一起说话、讨论问题的机会，我们之间聊得最多的就是如何在做好校长的同时，不要让自己的学问荒废。因为我们俩都是嗜学问为生命的人，总想在自己所在的领域能够有点作为。而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看法非常一致：就是学问不能荒废，但要少搞一点，主要精力应该放在学校的管理事业上，否则就是对不起信任我们、将我们推上校长岗位的教职员工和全体学生，等今后从这个岗位上下来后，再回归到书斋之中。老郭是这样认为，也是这样做的，并且做得非常优秀。烟台大学作为山东省的重点综合大学，管理任务异常繁重。而老郭在充分调动下面教职员工积极性的基础上，把它管理得井井有条，这几年在专业设置、学科建设、教学科研水平、对外合作和毕业生质量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成为我们华政学习的榜样。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如今老郭和我都已经步入了中老年的行列，在校长这一岗位上，我们也都已经工作了许多年。这里，我预祝老郭他英雄本色继续，在学校管理和学术研究上取得更大的进步。

一边走路一边背英语的李克强

李克强是从安徽考上来的，与我同年。比我高半个头，一米七六的样子，身材非常匀称，肤色较黑，浓眉大眼，鼻直口宽，头发有点卷，耳朵也很有福相，给人感觉是英气逼人。话不多，但讲起来很有分析力，非常精辟。

克强当时分在一组，和王志勇、王建平、丛培国等在一起。因此，我们之间平时接触不是很多，说话也不是很多。他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学习异常用功。没有课的时候，一早就离开宿舍，吃好早饭就去图书馆，除了出来吃中午饭和晚饭之外，一直要待到晚上闭馆才离开。

李克强所在的宿舍

由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小学、中学都在“文化大革命”中度过的，没有外语的基础，所以克强入学时的英语也不好，但他非常勤奋，自己制作一个小本本，正面是一个英语单词，反面是中文解释，苦记硬背，看到英语单词认识了，理解了，就翻过去；不认识或者还不太记得住，就看反面的中文解释(《南方周末》去年发表的关于北大法律系77级的那篇文章，记者将这一点搞错了，写成：“正面是英语，反面也是英语”，这样，就无法让读者理解当时我们背外语的方法和过程)。

克强学英语的刻苦勤奋，现在的年轻人是无法想象的，他走在路上也在背，上食堂吃饭排队时也在背，外出坐公共汽车等车时也在背。正是由于他抓住了生活中点点滴滴的时间，拼命苦读英语，因此，没过多久，克强的英语水平就上去了，大三以后就开始翻译英文原版的法律文献了。1980年5月17日，我的日记是这么写的：“克强同学真不简单，他翻译的《英国宪法资料》已被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录用，共一万多字。他另外翻译的两篇文章，也初步为我系杂志《国外法学》看中。他写的《信息控制与法学》的论文，已由系里打印，送交《法学研究》。他与周振想同学合写的报道《法律系学生五四科学讨论会》也将被《光明日报》录用”(当然，这些内容有的也是从其他同学那里听来的，没有核实过)。克强后来还和其他同学一起合作翻译了几部西方著名法学家的名著(如英国丹宁勋爵的《法律的正当程序》一书，就是由克强等三名同学翻译的，该书于1999年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李克强（右二）与同学留影

在我与克强同学的交往中，有两件事印象比较深刻，至今依然非常清晰。一件是我们两人认识的过程。那是入学之后的事，在一次全班大会上，听取系里领导的讲话。我一边听，一边翻看手里的同学花名册。我当时的学号是36号，跟在我后面的37号同学叫李克强。在这次大会之前我已经知道了他是从安徽考上来的，1955年出生，去农村插队落户，是个知识青年，入学之前是大队党支部书记，还获得了全省学习《毛选》的先进个人的称号。我想这个同学的经历与我非常相似，我应该认识他，交流交流。此时，我看到坐在身边的一位同学也在翻看同学名册，于是，我就问他：你是哪个小组？他说是一组的。我又问他：哪个是李克强？他说我就是。同时，他马上反问：你是何勤华吧？我说是啊(大概是我们的学号连在一起，故他对我也比较注意)。就这样，我们认识了。之后，有过几次我们坐在一起听学术报告的经历。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们听一个外国专家的讲座，专家讲到一个名词：canon law，讲座中多次出现。我没有听出来，就问克强：什么是canon law？他就告诉我：canon law就是教会法呀，我才反应过来。同时也对他的专业外语水平感到钦佩。

还有一件印象比较深的事情，是在1979年我们读大二的时候。有一个晚上，我们看了香港电影《至爱亲朋》，它描写的是资本家之间为了获取最大经济利益而彼此竞争，乃至完全丧失了朋友、亲戚、父女、夫妻感情的故事，虽然许多地方模仿了巴尔扎克小说中的情节和手法，有些夸张和搞笑，但看过以后，给人的印象还是很深的，而且人也很兴奋。趁着一股热情，我就将看后的一些想法，结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的关于资本在遇到剩余价值时就变得活跃起来，以及资本主义为了利润将人世间温情脉脉的面纱完全揭开的原理，花了两个晚上一气呵成写了一篇两万多字的文章。写好后给我们宿舍的几位同学看后，大家都没有提出什么意见，但都建议我将文章给克强看看，说他看了许多西方经济学的书，对经济理论比较有研究。于是，我就将文章给了克强。三天以后，他将文章还给了我，我就请他帮我提提意见。他说，我们同学之间就不讲客气话了。你这篇文章，虽然下了点功夫，而且也看得出，你对马克思的《资本论》也非常熟悉，作为习作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要投出去发表，则还有两个问题必须解决：第一，你文字太啰嗦，至少可以删掉三分之二；第二，你必须补充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资本运作的新情况以及经济学理论的新成果。

可以想象，克强的这个意见，如果是换作另一个同学听了，可能会深受打击，非常沮丧，因为他的意见实际上就是把文章给否定了。但我听了以后，感觉到他讲得还是有道理的：一则我当时写东西确实很啰嗦冗长，这一点李志敏老师已经批评过我好多次了。二则我对西方资本的情况以及西方经济学理论成果并不了解，甚至可以说是一片空白。这样，我最后听从他的意见，将此文作为习作，既不修改(按照我当时的水平和能力也没有办法修改)，也不投出去，就一直放在了抽屉里。大学毕业整理行李时，我还看到过这篇文章，之后因为不断搬家，资料丢失了许多，这篇文章，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丢掉了。

李克强与夫人程虹

回忆上述小事，并将其写出来，主要目的是要说明，一个人的成长并不是很容易的。就拿写东西而言，我虽然也写了并且公开发表了不少论著，但开始时完成的成果，许多都是很幼稚、很粗糙、很肤浅的，后来之所以一点点有进步，主要是因为自己比较执著，从不放弃，不断琢磨，并且得到了像李志敏、由嵘、徐轶民、陈鹏生、余先予等老师以及武树臣、李克强、陈兴良等同学的指点、帮助乃至批评。因此，任何人都不必埋怨自己的处境，只要你能够多听他人的意见，善于吸取身边每一个人的长处，来弥补和充实自己，就一定可以有所进步，慢慢前进。

江南才子陈兴良

兴良是浙江人，祖籍义乌，上北大之前在建德县公安局工作。因为兴良年龄与我相仿，我1955年出生，他1957年，所以从一入学就开始接触，交流也比较多。但因为我们不在一个组，他是二组，我是四组，所以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主要是在图书馆出来的路上、课堂之间以及在宿舍里的聊天和讨论问题的时候。兴良人比较瘦弱，又戴着眼镜，故给人的感觉就是文质彬彬的读书人的气质。我虽然也和他一样瘦小，但我没有戴眼镜，且手脚比较大，背有点驼，加上手上还有老茧，故不太像知识分子。

当时，兴良对哲学比较有兴趣，故我们交谈时经常会涉及一些哲学的问题，有时也会讨论一些他正在思考的问题。由于我对哲学不太熟悉，之前看过的一点哲学书，基本上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著作，故在和兴良聊天时，一般是他说的多，我基本上是在听，同时，也常常有一种对他的崇拜之情。比如有一次，在议论79级师弟查海生(后以“海子”为名发表了许多诗作，在年轻人中很有影响)少年(15岁)就考上北大法律系读书时，我只是羡慕他年龄轻，比我们幸运。而兴良却说出了一句很有哲理的话：“这不是他的幸运，而是我们的悲哀。”从而让我钦佩了好长时间(此事兴良在他的自传中也有所提及)。

大学毕业时，兴良考上了人民大学法律系刑法专业的硕士生，与赵秉志、张智辉同一届，一起师从高铭暄老师，我则考回了上海，跟随徐轶民老师读外国法制史的研究生。虽然地区南北，但我们联系还是比较多的。1984年夏天，我为写硕士论文而外出调研，第一站就到了北京，兴良将他的宿舍床铺让出来给我住，他自己则在别处找了一个地方住下，还给了我一些人民大学食堂的饭票。我那几天都是在食堂里吃的饭，人民大学的食堂办得不错，比北大的要好，我吃得还是比较舒服的。

由于睡兴良的床铺，故与和兴良同一宿舍的王利明也认识了。我记得当时的利明已经开始在埋头写论著了，手稿以及复印的资料从地上一直堆到有一人左右的高度。那是我第一次领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研究生的生活，而且非常幸运的是我第一次接触的就是当时的佼佼者，现在的法学大师。所以，兴良让床位给我，不仅解决了我的住宿、吃饭等生活问题，也开阔了我的学术视野，看到了前进的目标(顺便说一句，当时研究生外出调研，一般都是借住同学的床铺，或者是同学的同学的床铺。如我离开北京到西南政法大学调研时，就睡在了夏勇的床铺上，而夏勇并不是我的同学，是通过北大法律系79级同学何力联系上他并认识成为朋友的)。

陈兴良教授

研究生毕业时，由于华政没有博士点，所以当时我就直接留校工作了，而兴良则非常幸运，在留校教书的同时，考了高铭暄老师的博士研究生。从此以后，兴良的学业继续突飞猛进，论著发表也是极为丰硕，成为与秉志齐名的中国刑法学界的两位后起之秀。由于我和兴良关系至深，所以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什么空话、套话、客气话以及形式主义的内容了。我们平时不太联系，电话也不太打，通电话时，也就短短几句，将想说的话说完，要办的事办完，就挂机了。确实做到了“君子之交淡如水”。有一次，我记得是1988年，上海因“毛蚶事件”，草木皆兵，人心惶惶。凡是上海的人出差到外地，都要被隔离进行血液检查。兴良刚好此时到上海出差，他过来看我。我没让他进家门，拿了一个凳子放在门外露天路边，他坐在那里和我说了一会话，我就劝他回去了，连茶水都没有给他喝一口。他一点也没有计较，因为他知道我这是对他的保护，怕将上海的肝炎传染给他。

实际上，我们之间一直是心心相印的，有时，我们在一起参加学术会议在宾馆住下时，往往会利用吃过晚饭散步的机会，比较长时间地交换一些对学术界人和事的看法，以及彼此今后学术研究的打算。而在这个时候，我们的观点往往是非常一致的。兴良现在已是我国刑法学界的大师了，我祝愿他学术之树常青。

每周一封情书的丘征元

丘征元，这位来自福建的考生与我同年，比我年长一个月，虽然不在一个小组，但因为他为人朴实、心地善良，生活极其规律：几点起床，几点吃饭，几点体育锻炼(打球、跑步等)，几点睡觉，都有章有法。因此，相处时间不长，他便给我们大家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当然，征元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当时的女朋友、现在的妻子纯洁、执着的感情。当时，在我们班级中，相当一部分同学都已经有了家室，有的已经有了小孩。我们当时的班长刘和海和他的山东老乡冯殿美，都已经育有了3个儿子。而象我们这批年龄段的同学，则大部分都还没有结婚，仍处在恋爱或者单身阶段。但是，不管是有家室的同学，还是正在谈恋爱或者单身的同学，一个学期给家里，或女(男)朋友写信，也就几封而已。而丘征元，给他的女朋友则是定期地、每周一封情书。这常常使我们大家既羡慕又感动。因为这在当时，坚持此事并且能够公开坦然地告诉我们每一个同学，应当是非常前沿的事情。

大学时期的丘征元

每当收到女朋友的来信，丘征元就会一脸幸福地津津有味地仔细读起来，然后就摊开信纸开始回信。那种专注、那种神往，就像在从事一项世界上最为神圣的事情。可以想像得到，此时的他已经完全沉浸在甜蜜幸福之中。有时，我们也会开玩笑地请求丘征元，能否让我们看看他女朋友的来信。碰到这种场合，他总是会脸胀得绯红，一面连连摆手拒绝，一面就急急地逃离大家的视线。一副憨厚腼腆的可爱的神态尽现众人面前。

大学毕业后，丘征元回到了福建，先在省司法厅工作，3年后又去省司法学校教了6年书，最后转入省政府办公厅工作，现在是办公厅的人事处处长。虽然级别不是很高，但也是一个能够发挥所学知识的岗位。这次5月份的北大法律系77级入学30周年纪念活动，他又充满幸福地告诉我，他已经有了孙女，当上了爷爷。2008年6月底，我去福州出差，征元带着他的妻子宴请我，我第一次见到了这位让征元心仪已久、四年大学每周一封情书的嫂夫人，闺名陈建华。她现在一家市级医院当领导，不仅人长得异常亮丽，而且性格开朗，说话直爽，完全是一个性情中人。她听到我正在写征元的这一段小故事，就很开心地向我提供了一个小情节：当时在和征元谈恋爱通信时，医院里工作实在繁忙，忙到好不容易盼望了一周收到的征元的来信，她竟然没有时间拆开来看，只能先塞在口袋里，上卫生间时再细细品味。我真的是非常地羡慕他们，同时也祝福他们一家：幸福之花永不凋谢。

给大家带来欢乐的丛培国

丛培国来自东北农场，与我同年，也是1955年出生的，比我小几个月，故我叫他“小丛”。我和小丛，虽然不在一个小组，但我们接触比较多。当时的接触，除了一起听课、进行体育活动、参加一些学术讲座之外，更多的是在他的宿舍里，我，刘凤鸣，陶景洲，李启家，张永明，王志勇，有时还有陈兴良等，听小丛聊天，或叫侃大山。小丛聊天的水平非常高，极富吸引力，常常将我们听得一愣一愣的，逗得大家笑不过气来，所以他的宿舍里经常是一片笑声。

在听小丛讲述的他的故事里面，有一个故事听得我当时就目瞪口呆，至今印象深刻，难以忘怀，且一直没有搞明白他讲得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他说，在当时的东北黑龙江农场里，由于物质的匮乏，大家生活都很艰苦。尤其是小孩，因为没有什么糖果啊、饼干啊等零食吃，所以一等农场里收割上来红薯、大豆、花生等，就拼命地吃，而且也不等烧熟、炒熟，就拼命吃。有一次，他吃生的花生吃得实在太多，肚子不舒服，就上厕所大便。结果非常有趣，他蹲在那里老半天，拉出来的不是大便，而是一滴一滴的油！拉出来了许许多多的油！我当时就问他：那你人不就成了一架榨油机了吗？他笑着说是啊是啊。

这件事已经过去了近30年，至今回忆起来我仍然禁不住要乐，暗地里笑出声来。同时，至今也没有闹明白：人怎么可能成为一架榨油机！

大律师丛培国

小丛毕业时也考上了北大的研究生，后来就留在法律系经济法专业当了教师。没过几年，他又离开北大，开办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可以想像得到，凭小丛的北大法律专业的良好基础，以及他的雄辩口才，他的律师业务做得非常红火，现在已经是京城一家著名律师事务所的掌门人，也是我们班级每次同学聚会、开展活动时作出贡献最大的人之一。

意气风发的谢思敏

谢思敏，和我并不是一个组，但由于年龄相仿(他出生于1957年，比我小两岁)，因此经常在一起看书闲聊，有时也会一起去听一些其它系如中文系、哲学系、经济系的讲座。小谢给我印象非常深的是他特别的聪明。因为他在考入北大之前是公安民警，进大学之后还是在职的，一边拿单位的工资，一边读书，所以前一两年基本上天天穿着公安民警的制服，读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谢思敏大学毕业时考上了出国研究生，去了日本。读了博士学位后回到国内从事律师工作，现在是北京信利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京城著名律师之一。

在和谢思敏交往的四年中，有一件事对我印象特别深刻，那就是我们传阅小说《塔里的女人》。该书印刷质量不好，字很小，总量也不过十来万字吧，在当时，还被列为“黄色小说”的范围，因此我们只能在私下里偷偷地看。其实，该书没有一点诲淫诲盗的内容，而是讲述了一个悲惨凄凉爱情故事，其包含的人生哲理，即使在现在回忆起来也是异常深刻，弥足珍贵的。

大学时期的谢思敏

《塔里的女人》讲述的是这么一个故事：主人公是农村里一个地主的儿子，已有妻室，但由于是父母包办的婚姻，因而并无什么感情。主人公进城读了大学以后，结识了一位姑娘，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她都是非常的优秀：出身大户人家，人长得漂亮，非常地聪明，又善于体贴人、照顾人，还能歌善舞，弹得一手非常动听的钢琴。主人公和她相爱后，两人愈陷愈深，最后到了谈婚论嫁、必须让主人公作出抉择的时候。主人公说要回家一趟，征得父母同意，将前一次婚姻解除。姑娘充满了期待地等着心上人回来。主人公虽然不久就回来了，但姑娘等到的却是坏消息：主人公的父母坚决反对他与妻子离婚，而且主人公在父母的压力之下屈服了，要和姑娘分手。在走投无路之下，主人公进一步作出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决定：将姑娘介绍给了自己的一个好友———当时在军队中服役的一名高级军官。尽管这名军官也是堂堂一表人才，开始对姑娘也挺好的。但终因姑娘与他在各个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加上始终无法忘记与主人公的感情，最后，她与军官还是离婚了。受到这些感情上的挫折和刺激，姑娘就到一个寺庙里出家了，并患上了严重的精神疾病。过了若干年，主人公还是与自己的妻子离婚了，他到处打探姑娘的下落，终于在一所寺庙(塔)里找到了姑娘。但此时的姑娘目光呆滞、神情麻木，已经不像人样了。最为可怕的是，她已经不认识主人公，不管主人公如何帮助她回忆，她都已经记不起来了(以上内容都是凭记忆，因为时间已经过去了近30年，所以有些内容和情节可能有误)。

应该说，这个故事本身并没有太多的创新，但当时的我们都被这部小说所深深吸引，在谴责主人公太懦弱的同时，从中体会到的一个最深刻的生活哲理，就是“爱情是不可以转让的”。

我记得，当时这本小说小谢也借给我们宿舍的刘凤鸣、陶景洲看过，但这次入学30周年搞纪念活动时，我问小刘和小陶，他们对这本书都说没有任何的印象了。真格是“往事如烟”啊！鉴于此，我特地写下如上这些文字，以留住我们当时的大学生活，也留住我们当时的情感。

四组的兄弟姐妹们

我们北大法律系77级只有一个班，当时分为8个组，我们第四组有同学11人，其中男同学8人，女同学3人。

在我们8个男生中，最为年长者是何山。他1947年出生，复员军人，北京考生，生活阅历丰富，为人仗义。他把我们都视为自己的弟弟妹妹，还经常帮助我们设计人生道路，而且所说的都非常有道理，故深得大家的喜欢和爱戴，我们共认他是我们小组的“头”。

何山酷爱摄影，其作品在各个层次的比赛中都获得过奖励，还出过摄影年历。在他的摄影作品中，我们认为最为珍贵的是1976年4月5日他参加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悼念周恩来总理活动时拍下来的大量照片。老何还有一件事给我印象挺深刻的。那是大一时老何组织我们小组编写《中国法学通俗讲座》，当时在整个图书市场上，法学类作品非常少见，很多老教授都不敢写书。而作为我们刚入大学的年轻人要写书出版，确实是需要够大胆的。非常可惜的是，我们四组同学的这一本法学处女作并没有能够正式出版。

大学毕业时，何山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后来担任了常委会法工委民法研究室的负责人，为改革开放30年来民事立法作出了重大贡献。

比何山小两岁的是武树臣。他是北京人，插队到过山西，后来又调到了四川，入学前在一所地区师范学校里担任教师，拿到入学通知书时，与相爱的女友办了结婚登记手续。武树臣读大学虽然回到了自己父母身边，但离妻子就很远了。老武人很乐观，经常说上几句笑话，逗大家乐一下。他读书非常勤奋、刻苦，思维能力很强，讨论时经常说出一些结论性的话。他尤其钟情于中国法律思想史，故深得张国华老师的欣赏和喜欢。老武留给我们最深的印象，就是他的成千上万张关于中国法律思想史资料的卡片，这都是他在阅读古代法律文献资料时摘录的。这些卡片，让老武成为了全中国手中掌握中国法律思想史资料最丰富的人之一。大学毕业时，他众望所归地留在了北大法律系，跟从张国华老师教授中国法律思想史。之后，老武凭借他的勤奋刻苦和手中掌握的丰富史料以及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感悟，在不长的时间内，发表了众多中国法律思想史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方面的论著，一举成为中国法律思想史学界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后来，他担任了一段时间的法律系副主任，并于1997年出任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筹办奥运会期间，老武还是北京奥组委法律部的主任，为中国举办好北京奥运会作了大量贡献。

大学期间，由于我和老武同在一个专业，加上在大学宿舍时又是睡上下铺，故我和老武关系极为融洽，在一起话也特别多。我记得1993年10月，老武到日本早稻田大学法学部做访问学者，我当时也在东京大学法学部做访问学者，我去看望他，在早稻田大学附近的一家小吃店中，我们两个人谈了整整三个多小时，那时老武对我说的最多的话就是：人生最痛苦的事，就是有了自己的想法，却没有能力将这些想法付诸实施，而宝贵的时间就在这痛苦之中慢慢地流逝了。

比武树臣小、比我大一岁的是庄宏志。关于小庄，我在入学之后的日记中是这样描述的：1米83的高个子，大眼睛，脸色红润，充满青春活力，一表人才。他高中毕业后，插队去了北京郊区，后入北京市公安学校学习，又去了北京市昌平法院工作。人比较老练，理解能力强，性格开朗，学习很认真，喜欢运动，有时带一点孩子般的天真烂漫的气质。

毕业20周年合影。左起：李克强、武树臣、郭明瑞、姜明安

大学四年，小庄学习非常地刻苦，尤其是外语，比我们几个同学明显好出一截。毕业时，他申请到了国外研究生，先去日本，后来又去了美国，学成后又去了新加坡发展，从事律师业务。

数年前，他回到中国，在上海浦东开了一家“宏志律师事务所”，业务基本上以新加坡与中国的企业为中心，事业进行得还挺好。

比我年龄小、又同是1957年出生的有三位兄弟：顾雪挺、刘凤鸣和徐杰。顾雪挺来自江苏，个子很高。他特点是生活极其有规律，准时起床，按时去图书馆，准时吃饭，按时锻炼，准点睡觉，且每天如此。他的第二个特点是信件特别多，而且一接到信立马就回，从不拖延。第三个特点是他每晚睡觉前必须要做半个小时以上的从头到脚的全身按摩。我们宿舍的人都一致认为他的这个生活习惯非常好，有益于身体健康，但没有一个人能坚持学他的这种习惯。因为我们都感到自己肯定是无法坚持下去的，可见雪挺的毅力之强。毕业之后，雪挺先留在北京工作，后来去了珠海，现在珠海政协担任秘书长的职务。

刘凤鸣来自甘肃定西，他的家乡是全国一个最为贫困的地区。但他非常阳光，从来不怨天尤人。我在日记中对凤鸣的描述是：中等身材，很匀称，微黑的四方脸，大眼睛，一头乌黑的头发，喜欢唱歌，爱好运动，为人热情、忠厚，性格开朗。由于凤鸣是插队知青，我们两人都有在农村生活的经历，所以有许多共同的话题。可以说，在我们组，我们俩是无话不谈的。

凤鸣很有孝心，有一件事可以说明这一点。那是在我们入学后不久，凤鸣的母亲因病不幸去世。当时他非常痛苦，虽然那时没有大哭，但很少说话了，情绪也非常低落。我们大家很担心，但再怎么安慰他都没有用。他平时有点大大咧咧，对吃和穿都不是十分在意，但他在思念母亲方面表现得十分细致。我们发现，每当他母亲的祭日，他就会买一点母亲生前喜欢吃的奶糖、水果、点心等，摆在床靠墙的一侧，面朝家乡，默默地祭奠。这种情况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凤鸣很爱美，尤其是喜欢和保护他那一头浓密的乌黑的头发，这是他经常要花费时间修理的对象。在当时比较匮乏的物质条件和不发达的技术水平之下，我们都照不起彩色照片，于是就在自己的黑白照片之上(主要是脸和手臂上)，涂一点红墨水，就成了一张彩色照片。经过了三十年，我还保存着这张和凤鸣在未名湖畔的合影，也正是我们当时这种“创造性劳动”的成果之一，也是北大77级法律系男生除了读书以外，富有爱美之心的最好例证。

凤鸣进入大三之后，学习的爆发力显现，各门课的成绩名列前茅，还被选为班长。由于成绩好，凤鸣毕业时也申请到国外的研究生，到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法学院读书，之后留在那边当了律师，几年后也“杀回”了中国。现担任美国微软公司中国“大中华地区”副总代表、法律总顾问。

徐杰是浙江的考生，他的父亲是台州地委书记，但他没有一点高级干部子弟的架子。他个子很高，身材匀称，人很清瘦，脸虽然比较黑，但戴了一副宽边眼镜后，显得很有读书人的气质。徐杰很活跃，喜欢聊天，也爱开玩笑。

徐杰是个性情中人，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毕业分手之前的那个晚上，他抛开了生活和感情中的各种烦恼，无所顾忌地豪饮，结果喝得酩酊大醉，还把凤鸣弄得因喝酒过量而休克，令我们全组的人惊慌不已，至今回想起来还很后怕。

徐杰毕业后回到了浙江。在法院经历了各个岗位，包括去鲁迅的故乡绍兴市担任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现在是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副院长。

我们小组男生中年龄最小的是陶景洲。他来自安徽界首，父母是县里的干部，姐妹很多，就他一个男孩，加上长得英俊，全身透着灵气，因此深受家人喜爱。入学后我们班级的同学也都喜欢他。小陶人极其聪明，高考时分数很高，进来后每门课的成绩也都是“优”。他书看得很多，也有点杂，因此，小陶的知识面比较广，不像我当时主要阅读的就是法律方面的书籍。小陶还有点小资情调，非常讲究整洁，从头发到鞋子，都要追求完美。

我记得，当时我们课下谈论最多的话题，不是学习，也不是国家的政治大事，而是爱情。我们宿舍同学中就小陶有收音机，当时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每天中午播放刘心武的小说《爱情的位置》，小陶、我、凤鸣、徐杰(有时何山、雪挺和老武也会加入)就围绕在他的收音机旁边，津津有味地收听，听完后就开始讨论，然后就带着“求大同、存小异”的心情满足地进入午睡的梦乡。在该小说连播的那段时间，听广播成了我们每天中午的必修课。而在这种讨论中，小陶的观点往往最为深刻，也最富有浪漫情趣。

小陶因为崇拜龚祥瑞教授，同时也对西方宪政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此在快要毕业时，他加入了龚教授的宪政研讨小组，读一些西方宪政名著，帮助教授做一些宪政资料的翻译。毕业时他考上了出国研究生，去了法国留学。在拿到巴黎大学的法学博士学位之后，先去了法国建设部担任法务顾问，后来从事律师业务，加入了美国高特律师事务所，成为合伙人。现在一所欧洲最大的律师事务所担任合伙人。在我们班的同学中小陶和凤鸣(包括一组的丛培国)律师业务做得最好，每次班级搞活动，他们做出的“贡献”也最大。

最后说一下我们四组的女同学。在我们读书的那个年代，女同学特别少，我们83个同学中只有17个女生，我们小组有3个女同学，已经算多的了。她们是王月圆、翟建萍和汤唯。王月圆是来自武汉的学生。她皮肤很白，很文静，性格温和，学习也很用功，平时很爱笑，笑起来时美丽的眼睛就眯成一条线，整个脸就像一朵绽开的白玫瑰花似的。月圆毕业时分配去了司法部，后来当了律师。

翟建萍，北京姑娘，圆圆的脸，五官轮廓非常分明，一头乌黑的头发，梳一条很粗的大辫子。小翟性格细腻，做事很认真，学习成绩也很好。当然，与当时绝大多数女同学一样，小翟也非常注意整洁，喜欢照相。我们组爱好摄影的何山曾给她拍过一张特写，至今还是我们班同学公认的一张“美女照”。小翟现在是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的著名律师。

汤唯，来自新疆，是湖南支援新疆建设的知青的子女。当时她给我的印象是一位可爱的小姑娘，性格开朗、活泼，话也比较多，很讨人喜欢。1980年下半年，我们去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实习，我和汤唯分在同一个法官手下作助手。这位法官长期从事婚姻案件的审理，经验丰富，为人正直，带教我们时一点也不含糊。但让我们常常感到尴尬的是，当时我和汤唯都还没有谈过朋友，更没有婚姻生活方面的经验，所以有时法官在询问男女当事人的隐私问题时，我们作记录时就会感到很不自在。每当这个时候，法官就会用眼示意我们不要害羞，要摆出审判员的架子。我记得在半年中，我和汤唯共协助法官审理了13件离婚案。其中不乏让我们感到愤怒、悲凉、无奈、可笑的内容。大学毕业时汤唯分配到了新疆大学法律系，曾担任过法律系代主任，后与丈夫一起调到山东，在烟台大学法学院任职，现在已是烟台大学法学院的院长。

“北大法律系77级四组”的称呼，虽然是三十年前求学时使用的，已经成为历史，但它的内涵是一个来自全国各地，由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性格、不同家庭背景的风华正茂的年轻人组成的学习集体。四组的兄弟姐妹一直保存在我们的记忆里，无限的真情，无限的遐想。

北大法律七七级，作为中国恢复高考制度、开始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历程的象征性符号，它也将永远保留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直至生命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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