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要找工作的博士生的话
编者按
下文是本号海外学术及生活原创小组首批成员之一的刘思达教授所作，作者分享了自己2008-2009学年度在美国高校求职过程中的心得体会，披露了不少社会学和社科领域求职面临的一些普遍挑战和所需考虑的因素和心理准备。本文的分析对很多在读博士或者预备求职的年轻学者有很大参考价值。
本文属于公号原创系列（1）“留学生时代的那些事”。作者简介可见文末和公号原创小组成员介绍。感谢作者授权本号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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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给要找工作的博士生的话
最近和几位海外知名高校的资深博士生交流，发现自新冠疫情以来，同学们的焦虑感已经爆表，尤其是那些论文快要写完、准备今年秋天找工作的同学。江湖上纷纷传言，好多学校都冻结了财政，今年的学术工作市场会是个灾难，大批刚毕业的博士将要失业，甚至有人已经提前打退堂鼓，准备放弃教职另找其它工作了。
我想给这些要找工作的博士生们写几句话，分享一下自己这些年亲身经历和看到的学术工作市场的一些事，不敢说能有什么用，只希望让大家对未来有更好的预期，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做相应的计划和准备。我是在美国学社会学出身，所以讲的这些话对美国社会学的工作市场或许更有参考意义，至于能否触类旁通，对其它专业和其它地方的同学们也有启发，就不得而知了。
危机下的学术工作市场是什么样？
我先讲讲自己第一次找工作的亲身经历吧。那是2008年的夏天，我在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博士班里已经读了六年，论文也写完了七八成，觉得该尝试找找工作了。美国社会学的找工作流程非常标准化，大多数助理教授的职位都在六月至八月之间发布，八月中旬的美国社会学协会（ASA）年会基本就是个“相亲大会”，然后九月开始交申请，十月之后陆续有面试，至于最终什么时候拿到工作，那就全凭缘分了。
现在想想，那个时候的我也真是“无知者无畏”，连ASA年会都是经导师提醒才第一次去，许多江湖大佬见到了也不认识，觉得学者总是要靠实力说话的，自己已经发了三篇还算像样的期刊文章，找个工作应该不成问题。于是我把ASA网站上所有的工作浏览了一遍，决定申请其中的24个工作，基本上是美国前50名社会学系里的职位。九月初交申请的时候，感觉心里挺踏实，还和父母夸下海口，说十二月中旬就解决战斗。
然后的事大家或许都能猜到了——九月中旬雷曼兄弟破产，全球股市崩盘，各个学校纷纷紧急叫停招聘计划，到了十月中旬，我猛然发现，自己申请的24个工作中有12个被取消了！！！对，你没算错，整整一半都临时取消了，包括最有钱的哈佛。十月下旬的那段时间，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懂得了什么叫恐慌，每天在电脑前刷着社会学工作市场的“谣言坊”（rumor mill），看这个学校的工作说没就没了，那个学校发了面试邀请却没有我……不但论文完全写不下去，整个人都要崩溃了。崩溃之余左思右想，觉得也不能就这么坐以待毙，就临时抱佛脚地胡乱申请了几个交叉学科的职位，算是死马当活马医，给自己一点心理寄托吧。
直到2008年11月10日，我才终于收到了第一个面试邀请，是华盛顿大学社会学系的。我至今都清晰地记得这个日子，因为那种极端压力之后如释重负的感觉，一辈子都不会忘。又过了几天，另一所牛校的面试邀请也来了，顿时觉得踏实了许多，心想两个工作怎么也能拿到一个吧。之后就忙着准备面试、校园访问、在家等消息，等到十二月中旬，战斗还是没解决——华盛顿大学因为财政原因推迟了招聘，而那个牛校把offer给了别人（此处有故事，容下文细表）。
在这个生死攸关的时刻，我十月底胡乱申的那几个工作开始起作用了，为一个奄奄一息的工作申请人争取了宝贵的续命机会。一过新年，我就陆续收到了其中三个学校的面试通知，有个常春藤院校的东亚系，有个公共政策学院，还有个香港的教职。于是我又开始了新一轮忙忙碌碌的面试征途，省了许多在家里自怨自艾的时间，在即将飞往香港的前夕，真命天子终于现身了——ASA时就派人和我私聊过的威斯康星大学社会学系给了我面试通知。当时我还奇怪这个通知为什么来得这么晚，后来去了威大工作才知道，因为这个社会学系多年排名全美第一，自视清高，招聘面试时每次只邀请一个人，这个人没被看中或者拿了offer后决定不来才会继续邀请下一个……而我好像是当年去面试的第四个人，所以才拖到了二月份。当然威大的办事效率也很高，我面试完第二天就收到了系主任的电话，那时我手里已经有了另一个学校的offer，但想都没想就决定接受了。到了在合同上签字画押，已经是三月初，比我预想的晚了三个月才尘埃落定，害得我博士论文都没能按时写完，还多交了一个暑假的学费。
和同学们讲这些十几年前的旧事，不是为了吐槽更不是为了炫耀，而只想说明一件事，就是找工作是一个几乎无法预测的过程，充满了意外和随机性，在危机动荡的年份里就更是如此。如果只从结果回头来看的话，我绝对是那一年社会学工作市场上的幸运儿，多少比我聪明、比我勤奋的同学连一个面试也没有，我却拿了六个面试两个offer，最后得到了一份梦寐以求的工作。但说老实话，我当时走完这个过程，完全没有任何幸运儿的感觉，只觉得自己是个“幸存者”（survivor），在经历了一场大劫难之后，还能有机会继续自己的学术生涯。归根结底，一个博士生在找工作时唯一需要做的，就是争取在这场残酷的竞争中生存下来，而对生存没有帮助的任何其它事，比如在“谣言坊”里说风凉话或者讨论别人的八卦，都纯属浪费时间。
2016年美国社会学协会年会登记现场
（来自协会网站）
工作市场和婚恋市场
我听过的关于学术工作市场最有道理的一句话，是当年芝大社会学系给要找工作的博士生做培训时我导师说的。他说工作市场其实和婚恋市场有许多相似之处，你们以后慢慢体会吧。这十几年来我自己找过两次工作，也进过几次系里的招聘委员会，看学生和朋友们找工作的次数已经数不清了，见的人和事越多，就越觉得这句话真是至理名言。上文提到过，ASA年会对工作申请人而言就是个相亲大会，有点像“闪电约会”（speed dating），各个招聘的院系都会派老师和他们看上眼的学生接触，我有一年在两天之内见了十几个学生，每人谈半个小时左右，谈下来哪几个学生靠谱心里就大致有数了。当然这只是最初步的接触而已，连初次约会（first date）都算不上，即使双方互相感觉很好，也未必就会最终转化成面试。
但工作市场和婚恋市场的可比性远远超出了约会——找工作或许是多数博士生一辈子最重要的几件事之一，除了结婚生孩子之外，几乎没什么事情比得到第一份教职更重要。而教职和婚姻一样，是个相当稳定的东西，据说有人统计过，美国社会学界一半左右的老师在找到长聘制（tenure-track）的工作之后，都是在同一个学校从一而终的，只有处于金字塔尖的少数精英学者才有机会在各大名校之间跳来跳去。也就是说，虽然找工作的第一步往往特别艰难，但一旦得到了教职，基本上属于铁饭碗，再次失业甚至被迫改行的可能性并不大。这就好比谈恋爱时找到能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意中人很难，但只要真找对了，以后的路就会平坦许多。
不过话说回来，学术工作市场有一个比婚恋市场更残酷的地方，就是工作申请人能自己掌控的部分实在太少，不像谈婚论嫁，主要还是自己说了算。我经常跟学生讲，在最终决定你能否得到一份工作的所有因素里，你自己能掌控的也就是5-10%左右，比如把简历和申请书做好、面试前的功课做足等，而剩下的90-95%，就和你半点关系也没有了。学校的财政状况如何，哪些课需要有人教，系里老师之间的关系和政治，甚至招聘委员会开会讨论那天下不下雨……都有可能对最后的决定产生影响。而这些事情你作为一个局外人是完全不了解的，我有时觉得，其实不知道比知道更好，因为这个决策过程里的水实在太深了，一个还没毕业的博士生，还是做好自己更重要。学术工作市场的残酷之处正在于此——一个对你的一生有巨大影响的决定，你却几乎完全是被动的，再努力多少倍也没用，只能尽人事、待天命。
找工作还有一个和婚恋很像的地方，就是你的“梦中情人”未必是最适合你的。比如我2008年申请工作时，梦中情人其实并不是威大社会学系，而是上文提到的那所牛校（因为要说些不太好听的话，就不点名啦）。那个职位刚出来的时候，牛校的一位我认识的老师就写邮件鼓励我申请，我也觉得这是对我来说最理想的工作。但ASA年会时第一次见牛校的人，感觉就不是很好，见面前我做了好多功课，他却一副连我的简历都没认真看过的样子。后来牛校终究还是让我去面试了，那原本是个助理教授的职位（当然广告里也提到可以考虑更资深的人选），可就在动身之前，我发现除了我是博士生之外，另外两个去面试这个工作的人都已经是副教授了，而最夸张的是，这两个人都是我熟悉的师友，还都给我写了推荐信……面试的过程中我见识了几位脾气古怪的大佬，几乎被吓得屁滚尿流，两天的校园访问下来，对这个学校和这份工作已经没了任何幻想。而去威大面试的经历就完全不同，系里几乎每位老师都认真读了我的文章，有严肃认真的学术讨论，也有愉快的聚餐和闲谈，面试结束后我坐长途大巴从麦迪逊回芝加哥的路上，就感觉自己要去这个地方了。
你看我说了这么多，是不是很像谈恋爱呢？其实无论是工作市场还是婚恋市场，都没有最好的，只有最适合自己的。但究竟什么是“适合”（fit）？要走完整个流程、见识过各种调戏你的“渣男”之后才能懂。所以，你当然可以有梦中情人，也可以挑肥拣瘦，但千万别钻牛角尖，更别妄想能预测会发生什么，而是要大片撒网、重点培养，把自己的心态调整好，最后你得到的那份工作，很可能是个意料之外的惊喜。
2016年美国社会学协会年会忙碌现场
（来自协会网站）
B计划还是持久战？
回到2020年的今天，新冠疫情对学术工作市场的打击到底有多大，目前还不太好判断，但和2008年相比，至少这次危机发生在春天而不是秋天，同学们还有几个月来调整心态，做相应的准备。事实上，从2008年起，人文社科的学术工作市场就一直萎靡不振，大批优秀的博士生都积压下来，有的人要等两三年、做几份临时工才能找到稳定的教职，所以到了今天，大家对找工作的预期已经比我当年低了很多，能找个博士后都感觉是中了大奖。而对于做准备而言，这些都是好事。但面对如此凶险的大环境，究竟是该豁出老命在学术工作市场上打几年持久战，还是该早点有个教职之外的“B计划”（Plan B）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当然是因人而异，需要你对自己的学术实力和本研究领域的状况有一个基本判断。我再给大家讲个故事吧。当年和我一起找工作的有一位非常优秀的德国同学，是我们那个班里我导师最欣赏的学生，可这位同学的兴趣爱好特别阳春白雪，博士论文研究的是十九世纪的英国人如何保护鸟类。当时我私下跟他开玩笑说，就你这鸟题目，要不就没工作，要不就是前十名的系才敢要你。结果不幸被我言中——他连续找了三年工作，前两年都是颗粒无收，第三年去了UCLA。最终的结局当然非常不错，可让我们想象一下，如果第一年或第二年没找到工作后他打了退堂鼓，转行去干别的了，那么今天的社会学界就少了位一流学者。而做这些决定往往只是一念之差的事，就好像缘分，错过了就没有了。能坚持下来需要自信，更需要勇气，但话说回来，选择B计划也是需要勇气的，毕竟花这么多年的时间和心血读了个博士，再转行干什么都觉得可惜。
有的同学可能会问，那怎么才能确定自己有没有实力、能不能在学术界生存下来呢？这个问题虽然很难回答，但每个学科还都是有自己的规则和标准的，比如社会学的工作市场近年来变得越来越功利，简历上没两三篇像样的期刊论文发表的话，恐怕连第一轮的筛选都过不去。从学术发展的角度讲，这是个非常不好的风气，因为一个博士生的学术潜力，并不只体现在已经发表的文章上，而是应该认真读过博士论文的几个主要章节之后才能评价，这也是为什么一流的社会学系一般不会只靠简历和推荐信来选人，而是会精读、细读申请人的写作样本（writing samples）。但随着过去十年工作市场上的供求关系越来越不利于还没毕业的博士生，看简历不读文章的风气也越来越盛，所以如果你到现在为止还一篇像样的文章都没发表的话，找教职的前景恐怕不会太好。虽然发表数量不是最重要，但1和0之间还是有本质区别的。
除此之外，学术界还是个特别看出身的地方，文科尤其如此。我在美国和加拿大的三个顶尖的社会学系混了十几年之后，越来越能体会到出身对于学术工作市场的重要性。为什么一个前五名的系的博士生找工作会比前20名或50名的系的博士生相对更容易些？因为学术圈是一个赤裸裸的食物链，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一个虾米学校出来的学生，除非优秀到了能在顶级期刊上发表文章的地步，是很难入大鱼和小鱼的法眼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哈佛的学生个个都能找到好工作，事实上，名校博士生失业的也大有人在，我芝大社会学系的同班同学里，拿到博士学位又取得教职的，也就不到三分之一，我在威大社会学系教过的学生里，也有学问和人品都很优秀却花了两三年时间才去了个虾米学校的。但总体而言，顶尖院系在圈内的口碑和校友资源其它院系都很难比拟，如果你身处一个虾米学校又没有文章发表的话，或许现在就该早点准备B计划了。
2019年上海交通大学的全球大学学术排名中的社会学专业排名 (来自网络）
做让人看得起的学问
扯了这么多关于找工作的话，最后我也想对同学们说两句关于学术本身的话。二十年前我还在北大读本科的时候，听一位老师讲过一句话，至今记忆犹新。他说别人可以排挤你、迫害你，但你的学问是你自己的，无论如何，做出来的学问不能让人看不起。这句话我之所以印象如此之深，是因为在学术界混了这些年之后，越来越认识到，工作和学问其实不总是成正比的，有些人虽然身在名校，甚至是学界大佬，写出的东西却不堪入目，还有的学者虽然偏居一隅，不显山不露水，做出的学问却让人刮目相看。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因为找工作是一件极为功利的事，看时代、看出身、看关系、看运气，而做学问则是一件不怎么功利的事，长远来看，写出能传世的学术作品才是王道，而找个教职在学术界生存下来，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而已。那些急功近利、盲目跟风做吸引眼球的学问的人，几十年之后都是要被忘掉的，而我最钦佩的学者是像瞿同祖、费孝通那样的，在八年抗战的大动荡中身居西南一隅，还能写出《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乡土中国》这样的传世之作。新冠疫情再严重，工作市场再残酷，和战争对学者的影响比起来，都可以忽略不计了。所以，工作要申请，面试要准备，但那些事情不是你说了算的，只有你的学问是你自己的，无论如何，做出来的学问不能让人看不起。
就写到这儿吧，我去继续做学问了，与大家共勉。
2020年6月17日
刘思达教授《割据的逻辑：中国法律服务市场的生态分析》（增订版）（2017年译林出版社）
刘思达教授
作者刘思达，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博士(Ph.D.)，著有《割据的逻辑：中国法律服务市场的生态分析》等一系列学术著作。作者现为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法学院兼任副教授。
主编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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