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象征的马戛尔尼使团 - 宋念申撰
编者按
1793年马戛尔尼(George Earl Macartney)伯爵奉英国国王乔治二世（King George II)之命，率团远渡重洋出使中国，以给清朝乾隆皇帝祝寿的名义，希望能说服清廷给英国人在华贸易和活动提供各种特权和优惠待遇，但大多要求被清廷拒绝了。马戛尔尼访华一事后来成为很多近现代史学者用来解释中外十八、九世纪各种纠纷的一个关键例子。他们认为这个事件表明清朝政府固守传统落后的中国朝贡体系，而且认为乾隆给英国国王的信中也表明了中国统治精英狂妄自大和排斥西方先进技术和文化的愚昧心态。他们常见结论是：这些在马戛尔尼访华过程中显示出来的因素，证明了中西文明间有着不可兼容的根本差异，而这种差异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后来包括鸦片战争在内的中外冲突。除上述传统史学中对这件举世闻名的外交事件有大量描述和介绍外，近些年来也有包括何伟亚James Hevia在内的一些后殖民学者批判了上述传统观点并重新诠释了该事件。编者自己的文章和专著中也对中英早期交往和纠纷做过梳理，聚焦于上述这种所谓中外文化/国家/民族差异是如何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并受具体经济和政治利益驱使而被人为构建(constructed)出来，以及这种人为构建的文明/民族差异如何被政治化和制度化，成为欧美一些国家对华政策的重要理论和舆论基础。这种边界形成boundary-making所涉及的权力政治(power politics)和所能产生的后果在目前中美冲突中显得尤其突出。了解这些历史，有助于我们理解某些极端政客和媒体如何以及为何煞费苦心地要将对方刻画成极其负面和危险的敌人或者“野蛮人”，从而为将来可能采取有违国内/国际法和“普世价值”的行动提供似是而非的政治、法律和道德合法性。把对方刻画得越坏，越不值得同情和支持，自己的行为就显得越合理合法。十五世纪到十九世纪如此，二十一世或二十五世纪亦会是如此。本文属于公号原创系列专题(8)“我们的学术”。作者是公号原创小组成员之一的宋念申教授，他的简介见文末。通过分析一张广为流传但实际上却是基于“东方主义”想象而提前为马戛尔尼访华时觐见乾隆皇帝场景所作的英国画，文章提醒读者对类似这样影响了近现代中西关系的事件或者材料要有批判和重新审视的精神，切忌人云亦云，先入为主。周六我们会推送著名作家施定柔老师访谈录第二部分。下周将开始分享刘思达和张颖教授专访录。我们也获得了包括Michael Szonyi宋怡明，Nicola Di Cosmo 狄宇宙和Kent Guy 盖博坚等海外资深史学家在内的一批学者访谈录或者同意进行新访谈，公号将陆续推送。Stay tuned.作为象征的马戛尔尼使团
文｜宋念申
在写到郎世宁和耶稣会士时，前文曾提到英国《经济学人》杂志2013年的一段历史叙事：“1793年，英使马戛尔尼到访中国皇廷，希望开设使馆。马戛尔尼从新近工业化的英国挑选一些礼物带给皇帝。乾隆皇帝——他的国家当时的GDP约占全球三分之一——把他打发走了……英国人1830年代回来了，用枪炮强行打开贸易，中国的改革努力以崩溃、耻辱和毛主义告终。”
如果没有鸦片战争，1793年英使访华或许不是特别特殊的事件。上年10月，马戛尔尼带着礼物和英王乔治三世的国书，从伦敦出发，借给乾隆皇帝贺寿的名义来到中国，希望展示英国实力，并要求贸易特权。经过繁琐冗长的交涉（比如是否以跪拜礼觐见），马戛尔尼等终于在承德见到了乾隆，但清廷婉拒了他们要求的特权。使团在详尽收集中国情报之后回国。无论在英国还是中国，此事在当时都不算太引人注目。
但由于中国在鸦片战争以来的际遇，1793年的这次中英相遇，在漫长的200多年里，被不断重新解释、添枝加叶，成为具有全球史意义的重大事件。到了20世纪，欧美和中国都把它看作是一次失败的相遇：“保守封闭”的中国，因缺乏平等外交观念，而错失了“融入世界”的机会。通俗历史讲义，就像《经济学人》一样，把它和鸦片战争联系，构建出一个清晰的因果链条：中国因封闭而挨打；只有用战争，才能让中国接受自由贸易。不少论者即使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持批判态度，也认为是清代中国的虚荣自大招致了国力衰微。
马戛尔尼使团，逐渐脱离实际的历史情境，成为一个为特定意识形态提供素材的象征和神话。对它的认知也从一次具体的中英间外交交涉，演绎成具有本质主义色彩的东西方文化冲突。1793年使团的“失败”，被全数归咎于“东方”对于商业的忽视、虚妄的自我迷恋、以及专制主义传统——尽管清代中国开海之后并未闭关，对海上贸易的管理并不比当时的欧洲国家更保守，并且最重要的：中欧贸易（包括中美贸易）实际上不断增长。也就是说，在对马戛尔尼使团的解释中，中国和英国当时具体的政治、社会、经济和外交状况被故意省略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与“西方”相对的“东方”形象，通过这次接触被充分展现和印证。
这种对东方形象的认定，其实早就开始。我们来看一幅著名的讽刺漫画：《在北京朝廷接见外交使团》。
《在北京朝廷接见外交使团》詹姆斯·吉尔雷（James Gillray, 1756-1815）绘，1792年出版（来源：Courtesy of the British Musuem）
该漫画的作者是英国著名的讽刺画家詹姆斯·吉尔雷（James Gillray，1756-1815）。在所有表现马戛尔尼觐见乾隆的图像中，它恐怕是最为知名的了。无数对1793年事件的介绍，都会引用它。这幅画代表了英国主流舆论对这段历史的认知，因为它生动地刻画出中国皇帝面对单膝跪地的马戛尔尼，那副高傲、自大、不屑的蠢样。
但最令人称奇的，并非画家的技巧，而是这幅画的出版时间：1792年9月14日。就是说，马戛尔尼使团尚有一个月才出发，画家就凭借他的想象，“预告”了整整一年之后的会面场景。对此事的阐释，在事件还没有发生之前，就已经结束了！“历史认知”，根本不需要“历史”的存在。
画家当然不是先知。作品的思想来源，一是他处身的现实，二是欧洲18世纪以来对亚洲的新态度。吉尔雷是英国政治讽刺画(caricatures)的开山鼻祖，他对欧洲、特别是英国时政的讥讽体现着1780到1790年代公众政治思潮的变化。1783年美国取得独立战争胜利，极大打击英国的海外殖民事业；1789年法国大革命，冲击着整个欧洲的王权体制。英国遂以强化殖民地管制来应对，但殖民地官员的作为亦饱受批评。与此同时，孟德斯鸠以来的欧洲人文主义知识分子，发明“东方专制主义”镜像，来重新定位欧洲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化、政治身份，对中国政体的态度由赞美转为大力批判。
吉尔雷反对法国革命，但对君权极尽嘲弄，常常把英王乔治三世作为讥讽对象。他的画面向伦敦公众销售，深知如何挖掘市场对于各类时事的观感。但我们应注意，对于即将出发的马戛尔尼使团，这幅画的挖苦其实是多方面的：既表现爵爷身后一众英国官员、商人的惶恐、贪婪，也把马戛尔尼所带的礼物说成是毫无用处的小孩玩具；当然最为更突出的，还是东方君主的冷漠、傲慢、可笑和脑满肠肥。如果它是一则预言，那么它揭示的是这次出访包含了多个层面的矛盾冲突。
结果，这个预言真的“自我实现”了。在讨论中英首次官方往来失败的原因时，欧洲论者谈论得最多的，就是觐见礼仪问题，好像中国皇帝拒绝英国的通商要求，仅仅是为了马戛尔尼不肯行三跪九叩之礼。吉尔雷肯定不会预知磕头争执，他画中的马戛尔尼单膝跪地，不过是当时欧洲王宫标准的觐见礼。但当预言应验，“历史”就朝着人们认定的方向展开了：马戛尔尼的觐见礼，成了在后人眼中画面的焦点，掩盖了其他。此外，另一个最引发兴趣的话题，则是乾隆给英王的回信，其中夸耀中国无所不有，完全不需要和英国贸易。这点也恰好通过对中国皇帝的丑化而展现得淋漓尽致。所以，这两个情节竟像是在马戛尔尼出访前就 “设计”好了，“历史”不过是照这个套路表演一番，所有的理解都引向对“愚昧的东方”的抨击。对异己的定见左右了历史的走向。
这种解释思路，到法国退休外交官阿兰·佩菲雷特（Alan Peyrefitte）的《停滞的帝国》（L’empireImmobile）一书达到顶峰。该书1989年出版后，很快成为畅销读物，并在1995年发行了中文版。其时冷战刚刚结束，无论西方还是东方，对“落后文明”的想象和批判，都颇迎合“历史终结”时代的口味。
何伟亚James Hevia重新诠释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的性质和历史意义的专著
近年来对马戛尔尼使团的新研究层出不穷。学者们把马戛尔尼事件还原到当时的社会、政治、文化情境中，从礼仪制度、科技、地缘政治、贸易状况、翻译等等许多新角度阐发了交流失败的原因，有效批驳了抽象的文化主义解读。无庸在此赘述这些观点，我们只需注意特定解释产生的历史脉络。比如礼仪问题，美国学者何伟亚（James Hevia）就认为18世纪以来欧洲国际法对外交的重新规范，以及英国人把跪拜与臣服、阶层、奴役、性别等符号相联，是磕头问题显得敏感的原因。但觐见礼仪并没有成为1793年中英会面的阻碍，而是直到1816年阿美士德（WilliamAmherst）使团来访时才有所激化的。到了1840年，美国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把中英开战的主因说成是磕头问题，这个问题才被无限拔高。
亚当斯当然是以礼仪为借口，将殖民侵略合理化。即使我们顺着这种“文明人教训野蛮人”的逻辑，认定英国只是按照主权国家的新观念，要求中国承认其平等地位，那么也可以追问：英国全球殖民，从未以平等原则对待弱小，又凭什么要求中国实践主权平等呢？鸦片战争后，英国把“平等”的外交礼仪输入中国，是为了建立“平等”的对华关系吗？
其实正如黄一农先生指出，无论1793年马戛尔尼以什么礼仪觐见，乾隆都会拒绝英使的要求。这并不是因为中国拒绝贸易，而恰恰因为中国早将外贸规范管理，对所有国家一视同仁，而英国的要求，本质是让中国推翻实施多年的定制。其要求包括：开放宁波、舟山等地为口岸；在北京常设使馆；划舟山附近一岛供英商居住、仓储；允英商常住广州；英船出入广州、澳门水道并减免课税；允许英国教士传教。首先，英国要的不是通商的“普遍权利”，而是针对英国一家的特殊待遇。其次，某些要求已和殖民无异。再次，将对欧贸易归并广州，对洋商出行的限制，如前文所述，恰恰是乾隆出于社会安全考虑的决策。换个人处在乾隆的位置上，恐怕也不会答应如此放肆的请求。此外，如果英国真的像某著名经济学家认定的，是“希望按照市场的逻辑”而非“强盗的逻辑”从事商贸和交流，那么可以问一句：资助着马戛尔尼使团的英国东印度公司，遵循的是市场逻辑么？
但是在后世的论述中，马戛尔尼的要求和背景往往被忽略或淡化，而乾隆给英王的回信，倒被反复提及，以证明中国可笑的自大。英文文献里引用的最多一句话，回译成白话，就是：“天朝无所不有……从不看重精巧制品，一点也不需要你们国家的制品。” 其实，乾隆的回信迟至1896年才全部翻译成英文，这封信以及这一小段话在整个19世纪都没有引起什么重视，可以说完全是20世纪“后见之明”指导下的新发现。
更重要的是，这段话断章取义，扭曲原文。此话的语境，是特指马戛尔尼带来的礼物，不是贸易：“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不贵重。尔国王此次赍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 但是只有把个别语句抽离、置换，中国皇帝才能够成为取乐的对象。这句话便同“磕头”一起，成为野蛮“东方”活该挨打的证据。把它和鸦片战争联系起来，殖民侵略看上去不但不那么难以接受，而且简直是带来文明曙光的义举了。
遗憾的是，即使很多学者早已否定了其层层叠加的意义，马戛尔尼事件还是顽固地扮演着（中国和其他地方的）东方主义者们希望它扮演的角色。《经济学人》们绝不会是最后一个抓住这个陈词滥调不放的。既然（像吉尔雷的漫画一样），对历史的认知完全不需要历史的存在，那么这个神话怕是还会继续很长时间。
（本文节选自宋念申著，《发现东亚》，北京：新星出版社，2018年，第161-167页）
宋念申教授
宋念申 (Nianshen Song)，出生于北京，芝加哥大学历史系博士（2013）。现任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郡分校历史系副教授(tenured)。近期研究兴趣，包括区域及全球史视角下的中国近现代史、边疆与民族、东亚史、城市、历史地理等。出版专著 Making Borders in Modern East Asia: the Tumen River Demarcations, 1881-1919 （剑桥大学出版社，2018）和《发现东亚》（新星出版社，2018，获亚马逊中国年度新锐作家奖）。论文及文章发表于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开放时代》、《读书》和《文化纵横》等。
主编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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