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求职前发表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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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博期间发表第一篇学术文章-杜乐撰
编者按
下面推送的是杜乐教授的一篇文章，属于海外学者原创作品第4辑“学术出版之道”。在文章中杜老师回忆了在纽约大学攻读历史学博士期间发表第一篇学术文章的经历，兼有对学术与研究的感悟。
作者是本公号原创小组学者成员之一，简介见文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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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为一个全职教师三年之后，我仍然难以相信自己的学生生涯已经被（暂时）留在了身后。有时候带讨论课（seminars）时，看到研究生或高年级本科生，仍然忍不住会想起几年前的自己：手紧张得发抖，同时努力用磕磕绊绊的英语和教授、同学讨论选题；试图在小山般的史料中找寻线索，写出有新意的论证；一边为学术上的新发现而兴奋，一边为自己的学术写作水平捉急，并担心文章提交以后的命运。趁自己对研究生院的记忆尚未模糊之时，记录下一点感受，帮自己反思一下，也希望对现在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学术同道，或正在考虑申请历史学博士项目的本科和硕士同学，有些小小的参考价值。
北美很多博士项目，学校一般只确保发放五年的奖学金（fellowship）资助。有一些博士项目的奖学金资助同时有教学要求。在我攻读博士学位的纽约大学（NYU），领取奖学金的博士学生可以选择担任助教或者不担任助教，不影响领取资助。（如果担任助教，则可以获得额外的薪水。）第六年以后，博士生或者需要申请外部奖学金，或者需要依靠做助研/助教获取薪资。有一些同学甚至一边全职工作，一边写博士论文。
图片来自纽约大学官方网站
对于大部分国际学生而言，由于受签证所限，很难选择一边全职工作一边写论文。而单纯依靠助教和助研的收入，往往不够应付生活开支。这种情况下，尽可能在七年以内毕业可以减轻很多压力。尽管北美博士生项目一般对文章的出版发表数量不做要求，即使没有在杂志发表过学术文章（refereed journal article）或出版过书的专题章节（book chapter），只要博士论文答辩通过，也能取得博士学位。然而在人文社科和很多基础自然科学领域，每年博士生毕业数量远远超过学术界所能提供的常任轨助理教授（tenure-track assistant professor）或可续聘讲师（continuing lecturer）之新职位数量。就业市场上僧多粥少，大部分博士候选人都觉得要有一两篇文章出版，在学术就业市场上才多少有机会。
到了博士训练的第三年，学生发表文章的压力陡然增大。一篇历史学研究论文从构思、撰稿到同行评审、修改、校对和印刷出版，全程少说要两三年时间。想要六年左右毕业，第三年开始着手写稿，并不算太早。很多青年学者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是以论文集的专题章节的形式发表的：即一篇独立署名的研究论文，与其他主题相关的文章一起，被收录于一本书中专题发表。论文集成书，往往基于一个主题会议或者工作坊。由几位成名学者与出版社谈妥，有选择地将会上发表的相关文章，结集并一起送出去匿名评审。对于博士生来讲，出版专题章节是与其他学者合作、彼此学习的良机。论文集出版有时周期较长，有的论文集甚至在会议之后五到十年，还处于在编状态。有的论文集，虽然打算要出版，但因为种种原因，最终也没能出版。很多博士生会选择至少投一篇杂志论文，以分散风险。
出版杂志文章的过程，对于没有经验的新手来讲，像一个黑盒子。作为一个英语非母语、进入博士训练阶段才开始专攻清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的学生，我在博士训练的第三年（2014-2015）之前，每次提交期末学术综述或研究论文，心里还都忐忑不安。到了第三年稿子竟要提交给匿名评审，看稿的不再是负有教导自己职责的学校教授，而是不认识的专家，说不紧张是假的。幸好，NYU当时有一门颇负盛名的法律与帝国（Law and Empire）seminar，由三个精专法律史的教授联合开办，其目标是帮助学生计划/写作/修改一篇论文，期末之后能够投到学术杂志。在这门课程中，学生了解到了同行评审和修改的过程，也学到了很多非常实用的小技巧。当然，课程最核心的内容还是引领学生发展自己的观点，制定文章写作计划，并一步一步把计划执行，把文章写出来。
历史学文章稿一旦投到杂志，往往会经过编辑的第一轮审阅（in house review）。这个编辑往往是一位颇负盛名的历史学家，但一般情况下并非文章作者具体研究领域（subfield）的专家（specialist）。如果编辑认为文章值得送出去盲审（double-blind peer review），Ta就会将稿子发给相关专家两到三人。
华盛顿广场，图片来自纽约大学官网
我在帝国与法律seminar写作的文章，是围绕一个蒙古额驸谋杀满洲格格的案子，讨论清代蒙古地区的法律行政机构及满蒙联姻中的性别秩序。文章的基础其实是我申请NYU时候所用的写作样本（writing sample），是我第一次独立用英语写作的学术作品。真到了改的时候，才发现原来的稿子可用的部分基本只剩下史料。教授在阅看学生申请博士项目提交的写作样本时，是通过写作样本来判断申请者的“潜力”（potential）。但杂志/出版社在挑选其所要出版的文章书籍时，看的是研究本身的“质量”和其对某个领域学术认知的推进。换句话说，潜力不是关注重点，实力是让文章过关的黄金标准。一方面来讲，由于作者不会知道审稿者是谁，审稿者可以尽量做到客观公正，而不用担心作者会因为审稿者的某些评价或决定而心存怨念。这意味着资深教授在投稿过程中，也不会获得额外优势，青年学者也会获得很多机会。但从另一方面讲，由于匿名同行评审制度，研究生在向学术杂志投稿的时候也不会受到照顾，因为评审人并不会因为文章作者是个学生就降低标准或“手下留情”，评审人甚至可能不知道文章是博士生而非成名学者所写。
Law and Empire seminar致力于帮助学生将一篇优秀学生作品发展为值得出版的学术文章。这个过程中，带课教师和学生都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就我的经验而言，我在之前的一年已经在档案研究中收集了关于这个案件的一些新史料。课程的内容之一，就是让学生就史料中特别有意思、可以用于文章写作的一部分进行翻译和分析，并和老师同学一起讨论。授课的Lauren Benton， Jane Burbank，和Frederic Cooper 教授也拿出了自己档案研究中遇到的例子，和学生一起讨论怎样充分利用史料（how to gut sources）。然后学生各自讨论自己的材料，互相学习。讨论好的史料，及之前课程要求提交的带注释的书目单（annotated bibliography），已经构成了文章撰写所需要的材料基础。剩下的任务，就是将原始文献和现有学术研究结合起来，理清思路，写出草稿。草稿要经过学生之间互相评审（peer review），还要经过两位任课教师的批改。
Burbank教授和Benton教授研究领域主要是俄国和拉丁美洲法律史，但她们都是逐字逐句读过我的文章，不仅对逻辑漏洞和表达模糊之处提出疑问，连语法、标点的错误都不放过。资深教授的指导可以说对选课的研究生有两方面助益：一方面，是“实用”层面，帮助学生提高文章质量。另一方面，是为学生树立了好榜样，让他们在将来能把这种对教学认真负责的态度传承下去。我的导师卫周安（Joanna Waley-Cohen）教授，在我将期末论文正式提交之前，又帮我把文章仔细审看了一遍，给出了很多详细建议。这门课程结课之后不久，我就将文章提交给了法律史的旗舰杂志Law and History Review。
Law and History Review封面，图片来自该杂志官网
一般历史学杂志的审稿周期是3-6个月。我却在提交稿件不到两天就收到了回复。还没打开邮件，我就预感会是拒稿信，打开电邮一看，果不其然。拒稿原因是编辑觉得我的文章讨论议题太特殊（specific），对Law and History Review的读者来讲过于专门，缺乏相关性，建议我换一家杂志试试。初战告负，实在令人沮丧。按照Law and Empire授课教授的要求，学生写作文章的过程中，要选择一份特定杂志作为投稿目标。我当时选定的就是Law and History Review。文章论证的风格、排版的格式，都是按照Law and History Review量身定做的。不过既然拒稿不是因为文章质量问题，总还有希望。我把文章改为Late Imperial China所要求的格式之后，将这篇文章再次投出。
老实说，我在第一次投杂志稿时，运气简直好到了不可思议。稿子送出去不到一个月（2015年7月），Late Imperial China的主编梅尔清（TobieMeyer-Fong）教授，就给我发信，告知两个审稿人都对我的文章评价很高，杂志决定正式接受（accepted）这篇文章，只要我能按照审稿人的意见认真修改，就可以将我的稿子排在2016年12月出版。接到了这样一个天大的好消息，我当时真是兴高采烈。但无条件喜悦才持续了不到一小时，打开审稿人意见一看，我就傻了眼。一倍行距的建议，两个审稿人密密麻麻共计写了五页，涉及到从结构到论证到语言表达各个层面的问题。
当时我真以为Late Imperial China杂志编辑和审稿人猜我是个学生，在审稿时对我手下留情，否则明明“过”了的稿子，为什么还要改这么多？后来投文章次数多了，我才逐渐意识到，即使“一次过”的文章稿子，收个五页十页的审稿意见一点也不奇怪。审稿人写得多，不代表不喜欢稿子。恰恰相反，如果Ta们真瞧不上某篇稿子，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提意见呢？在日后投稿的经历中，我也碰到过极其严厉，甚至有点不可理喻的审稿人。但绝大多数审稿人都是出于一种对学术研究认真负责的态度，真诚地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Late Imperial China封面，图片来自该杂志官网
话是这么说，大部分人，当然也包括我自己，恐怕还是不愿意接受别人的意见和建议，希望任何事情都能简单快捷（quick and easy）地解决，“一帆风顺”。当时我是强迫自己平静下来，第二天才认真回复了编辑的邮件，承诺修改。答应按审稿人意见修改，是一种“无奈”，难道我可以选择不改吗？但即使心里抵触，我同时也明白，有时候我们想要的，并不一定是对我们最好的。（What we want is not necessarily what we need.）严格的评审和修改过程，可以确保出版作品的质量，让后人能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不断将学术前沿向深向广拓展。如果没有严格的评审和修改过程，我为什么能放心引用以前出版过的学术成果而不用担心我的文章是建立在沙堡之上呢？退一步讲，如果没有盲审制度，换了研究领域才三年，在清史和法律史领域都缺乏背景的我，怎么可能在博士学习阶段就有学术文章被Late Imperial China这么优秀的杂志接受呢？
毕业之后，我才慢慢意识到，能有同好认真阅读自己的稿件，给自己真诚地提意见是多么奢侈。当学生的时候，身边还有研究主题类似的学术同好，可以互相批评，切磋技艺。大家都是学生，没太多顾忌。一旦工作，除了极少数例外，北美大部分院系只有一到两个做中国史研究的教授，彼此断代往往差距很大，有的系甚至总共只有一个做东亚甚至任何亚洲史的教师。想要深入讨论某个具体领域的研究论文，往往要等半年或一年才有一次的专题学术会议（symposium）。提交文章给杂志，以此为契机收到同行评审，几乎是最简单的和学术同道交流、改进自己文章的机会。多数人都想听到对自己文章的夸赞，但接受夸赞并不会帮助作者改进研究。选择学术研究和历史学作为职业，本身就是选择走一条“自己和自己作对”的路。
Late Imperial China的编辑团队非常了解青年学者面临的心理和学术挑战。主编Meyer-Fong教授委托当时的副主编麦哲维（Steven Miles）教授，对我进行修改稿件的全程一对一指导。来往邮件十余封，历时一个多月，可以说几乎把我的稿件从头到尾重新又过了一遍。除了回应评议人的修改意见，还重写了很多句子，令整个文章的流畅性大为提高。五页审稿意见看起来很多，真正上手认真改，其实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真正捆住人手脚的问题，往往是不愿开始改。等定稿之后，作者唯一需要做的就是等待。
我投过的有些期刊，聘有专业的文字编辑（copy editor），但Late Imperial China的文字编辑，全部都是由编辑部的学者自己来做的。几年之后，我在一次 AHA偶遇Meyer-Fong教授，趁会议间隙向她表示了感谢。她说，Late Imperial China对初次发表学术作品的作者（first time writer）之作品，一般在编辑修改过程中会付出额外的心血，就是希望青年学者能为自己出版的第一篇文章而骄傲，希望这些文章能为Ta们以后的学术道路打下坚实的基础。当时选投Late Imperial China，主要是因为该杂志的选题范围和我的文章相近，且并不反对接受超过15000字的长文。现在想起来，自己真是非常幸运，能在第一次投杂志稿就遇到这样一个愿意提携年轻学者的编辑团队，不仅让我的文章能够顺利发表，并且让我在这个过程中受到了良好的训练。有了第一篇文章打底，以后再投稿，无论是遇到何种情况，是“一审就过”，还是“修改再提交”（revise and resubmit），还是被退稿再转投别家，都不会再慌乱了。
在之后的几年之中，我把NYU要求的头年研究论文（first year paper），及在哥伦比亚大学曾小萍（Madeline Zelin）教授课上写的一篇课程作业，各改造为了杂志文章。又开始探索二十世纪中国政治文化史，在近代中国（Modern China）杂志上发表了关于孙中山崇拜的研究。
开拓前沿、克服障碍之旅
几年下来，谈不上有什么经验，有一点很深的感触：第一步往往最难走。在某一个研究子领域（subfield）发表第一篇文章，往往读材料耗时最久，下手写作最难，也最容易在某一个阶段打退堂鼓。迈出坚实的第一步，会让未来的路好走很多。当我关于国际法和中国近代国家观念的文章最近被Late Imperial China接受时，我非常明白，现任主编Steven Miles教授，已经不会再为我指定一位“保傅”（baby sitter）了。我需要按照审稿人的意见，自己将稿子尽可能改好，把珍贵的资源留给更年轻的学者。
位于华盛顿广场南53号的纽约大学历史系，图片来自系官网
渐渐地，我也需要承担起我的导师Waley-Cohen教授，Burbank和Benton教授，Late Imperial China及其他杂志的审稿人和编辑曾经担当的角色，为其他first time writers提供帮助。从作为审稿人提供详细并且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开始，再慢慢拓展到其他角色。我前方的学术道路还很长，但我有一种感觉，写研究论文似乎就像写书、做学问、甚至做人的一个缩影：整个过程就是不断开拓前沿、克服障碍之旅。研究历史不需要天分。对研究者本人来讲，最重要的是耐力、定力、和自我审视的能力。就外部条件而言，学术前辈耐心的引导和帮助不可或缺。万事具备，树苗在阳光下就会自己成长，最终枝繁叶茂。
2020年6月21日
于绮色佳（Ithaca）
杜乐 (Yue Du) (微信笔名维乐), 北京大学社会学学士和历史学硕士，纽约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康奈尔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tenure-track）。主要研究领域为法律史，家庭史，及国族概念的建构。完成书稿State Is Family: State-Sponsored Filiality and China’s Empire-to-Nation Transformation（国是家：孝与中国的近代国家转型）。目前的研究主要围绕于近现代中国”国/国家”概念的发展，暂定题目A Nation Defined by State （国之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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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按：本公号属一群学者自发组织为促进学术和文化交流的公益项目。文章目前由几位学生自愿者协助编发。给所有文章的打赏和文末广告所得，将优先用于支付助编同学象征性劳务费。公号感谢ta们和读者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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