岸本美绪教授访谈 - 李侑儒
云里编者按
岸本美绪教授是当代日本研究中国明清社会史和经济史最著名的学者之一。本期推送李侑儒老师对岸本老师的访谈录。岸本老师的介绍见正文前；访谈人李老师的简介见文末。访谈录为读者简要但清晰地勾勒了岸本教授的求学过程以及她数十年在明清史研究方面的学术经历和教育工作心得，为有兴趣的读者提供了颇有价值的总结和介绍。笔者几年前在邱澎生老师在香港中文大学主办的一个研讨会上曾与岸本老师有一面之缘。两周前去信希望她同意我们转发该访谈录时，岸本老师谦虚地称：“讲的内容与其说是学术性内容不如说是老人旧话”，但她称赞“李侑儒先生的文章十分精彩, 或许有助于读者了解往时日本学界的气氛"。岸本老师中文造诣亦可见一斑，而且这个访谈的确谈到了不少过去几十年日本汉学界的发展轨迹和特点。
该访谈录来自台湾“中研院明清研究推动委员会”的《明清研究通讯》第72期，并于2019年4月首次发表。我们的推送获得了原受访人、访谈/撰稿人和《明清研究通讯》及其主办单位各方的明确授权。而且《明清研究通讯》及其主办单位授权我们代为申请微信原创保护及上面署名方式。公号诚挚感谢上述各方。任何第三方媒体或单位皆须经过原各权益人授权方可再次转载。具体信息可以查阅网站http://mingching.sinica.edu.tw.
作为促进中外学术与文化交流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云里阅天下已经完成或者约定了访谈十多位学者，其中包括多伦多大学社会系刘思达老师、耶鲁大学法学院张泰苏老师、俄亥俄州立大学历史系张颖老师、马里兰大学历史系宋念申老师、澳门大学历史系王笛老师、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东亚系刘禾(Lydia Liu)老师、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林郁沁(Eugenia Lean)老师、华盛顿大学历史系荣休盖博坚(Kent Guy)老师、北京大学历史系暨古代研究中心陆扬老师、康奈尔大学历史系杜乐老师、耶鲁大学历史系濮德培(Peter Perdue)老师和弗吉利亚大学传媒和性别研究的Andrea Press老师等。此外还有新锐女作家施定柔和淡豹。有兴趣的读者，请继续关注并分享转发。
专访岸本美绪 (Kishimoto Mio) 教授
访谈人/撰稿人：李侑儒（Li Yu-ju）
岸本美绪 (Kishimoto Mio) 教授，现任东洋文库研究员、御茶之水女子大学名誉教授，曾任东京大学文学部教授等职。主要研究领域为明清社会经济史，代表著作为《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变动》(1997)、《东亚的近世》(1998)、《明清交替与江南社会》(1999)、《风俗与时代观明清史论集 1》(2012)、《地域社会论再考明清史论集 2》(2012) 等，另有多篇论文及编著、合著专书数册。
求学历程与师友杂忆
岸本教授出生于 1950 年代东京的平凡家庭，父亲是单纯的上班族，既称不上“书香门第”，也没有“家学渊源”。不过父亲在埋首工作之余，对于和歌、俳句也稍有心得，母亲则对教育十分重视，因此家里的氛围还算是鼓励子女读书。岸本教授忆起母亲的严格，小时候只能私底下偷看漫画，要是被发现肯定挨骂。
小学高年级时，由于适逢肯尼迪遇刺、越战爆发等重大事件，岸本教授开始对现代史及时事产生兴趣。虽然担任校内学生刊物的编辑，但文章主题总不离国际情势，还曾因此被其他同学抱怨：“多写点生活周遭的事情！”当时岸本教授也常守着电视，观赏诸如美国制作的现代名人传记节目《Bibliography》，以及描写忠臣藏故事的大河剧《赤穗浪士》等影集，就连暑假作业的自由研究都以两次世界大战为题，整理史事发展的来龙去脉。
升上中学之后，岸本教授才逐渐开始关注中国。其中一项原因是汉文。日本的中学古文课程中包含一部分汉文，在学习过程中，岸本教授隐然发现，似乎在汉文的字里行间，蕴藏着许多与自身感性相互契合之处。另一项原因则是当时如火如荼般展开的文化大革命。岸本教授回忆，当时透过报纸的报导，亲眼目睹一场“革命”的爆发，确实对自己造成相当巨大的冲击，更何况还有许多和自己年龄相近的青少年参与其中。原先自己阅读的范围多集中于西洋的推理小说系列，和大佛次郎、吉川英治、司马辽太郎等作家的时代小说；此后也开始涉猎中国相关的书籍，诸如《东洋的历史》丛书，以及《红星照耀中国》(Edgar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等与革命议题相关的著作，还特别到电影院观赏纪录片《黎明之国》。岸本教授说道，现在回想起来，应该就是在那个时间点上，明确意识到自己对中国的兴趣。在当时就读的天主教女校里，同学大多偏好欧美文化，不过也有少数的“亚非派”，彼此之间感情特别融洽，其中还有人后来从事中文教科书的出版及翻译事业。
升上高中之后，岸本教授对中国史的兴趣日渐增加，但主要集中在古代史和现代史。在当时阅读的著作中，岸本教授特别对武田泰淳的《司马迁——史记的世界》和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两书印象深刻，反而对明清时代少有关心。岸本教授谦称，虽然当时曾经试着阅读《明夷待访录》译本，但难度实在太高，无法体会其中奥妙，更没想到日后竟会走上研究明清史的道路。
高中毕业后，岸本教授考进东京大学。依照东京大学规定，一二年级生首先必须在驹场的教养学部接受通识及语言教育，三年级之后才决定专攻学科及研究室。在东大教养学部，第二外语的选择不仅左右学生将来的方向，对于交友、师承等人际关系也影响甚大。当时岸本教授选择进入文科三类（日后大多升上文学部或教育学部）的中国语班，授课教师则是工藤篁教授。[1]工藤教授深具个人魅力，更对中国怀有独特情感，长年来吸引众多学生跟随，例如研究中国文学的丸山升、田仲一成等先生都是其高足，当时甚至有“工藤教”之称。[2]这点虽然主要跟工藤先生自身的特色有关，但学生们既然愿意选择当时势力薄弱的中国语课程，似乎也有一些臭味相投、相互呼应之处。岸本教授说道，美中两国在自己入学那年 (1971) 才刚开始接近，虽然选择中国语的学生人数稍有增加，但毕竟不是所有人都对中国抱持特别深厚的情感，因此恐怕有不少人对工藤先生的风格和教法难以适应。即便工藤先生和岸本教授入学前心中描绘的“东大教授”形象南辕北辙，但也正因为现实与想像之间的反差，转而引发岸本教授的兴趣，虽然自认并非“工藤教徒”，还是非常积极地参与课堂与班上的各种活动。[3]
岸本教授分析，自己学习中文的过程颇受工藤先生影响，对他的教学理论也深感赞同。工藤先生曾说：“阅读中文，要轻轻触摸，细细品尝。”亦即单单依靠字典的解释，终究无法了解字句中的深意，更要用心领会，用身体感受。这句话也让岸本教授发现，原来自己对汉文的兴趣，正是源自于蕴藏在每个汉字背后充满感性的冲击力。例如工藤先生曾经以“闹”革命和红杏枝头春意“闹”两个词为例，让学生试着感受每一个汉字的特色。同时，工藤先生也特别重视发音。岸本教授想起，有次朗读《骆驼祥子》中二强子在家里发酒疯的场景，当时自己重复练习了数十次，而工藤先生也不厌其烦地一一指正，虽然这种练习在日常会话几乎派不上用场，但至少让自己对每个字的发音累积许多自信。此外，岸本教授也曾参加丸山松幸和竹田晃两位先生的汉文课程，当时阅读的文本是《报任安书》。对身为武田泰淳《司马迁》书迷的岸本教授来说，有幸能在名家谆谆善诱下悠游其间，每次上课都充满感动与收获。
文科三类选修中国语的学生，从三年级开始必须选择自己的专攻领域，其中中国哲学、中国文学和东洋史是三个主要的升学选项。当时的岸本教授认为，中哲、中文研究室弥漫着一种战后日本中国学者对中国抱持的独特情感，[4] 似乎非得沉浸在这份过度感性的热情之中不可，否则就无法了解中国，研究出来的成果也不具意义，令人感到有些沉重甚至窒息，因而为之却步。相较之下东洋史的研究对象既不仅限于中国，研究方法也讲求史实考证，显得直接明了许多。岸本教授相信，只要持之以恒、一点一滴地努力累积，终究能够做出成绩，所以才选择了东洋史学研究室。
当时东洋史学科研究中国史相关领域的是西嶋定生和田中正俊两位先生。岸本教授回忆，那年西嶋先生课堂上读的是王先谦《汉书补注》的《百官公卿表》，进行方式大致是由学生依序导读，西嶋先生总是静静地听，之后针对要点略加抽问，态度悠然自若。岸本教授犹记得轮到自己时非常紧张，一心集中在报告上，无暇旁顾，回应提问时更是绞尽脑汁，总算全身而退；直到下课后一问同学，才知道原来西嶋先生整节课都“睡得很熟”。
至于田中先生的课，最初读的是《皇朝经世文编》所收录清初官僚张英 (1637-1708) 的家训《恒产琐言》，而同学们手上拿到的文本，则是田中先生字字亲笔抄写、未加任何标记或句读的白文。当时岸本教授被分到第一位导读，对于课程该如何进行也不明就里，只好硬着头皮先到东洋文库和东洋文化研究所的图书馆，查找作者张英其人的生活事迹。早在 1940 年代，北村敬直教授就已利用此文探讨张英的土地经营策略。岸本教授心想，或许还可以从地方志当中找寻一些线索，于是在翻阅张英出身地桐城的卡片之后，发现了《桐城耆旧传》这本二十世纪编纂的桐城名人传记；一方面借由书中的相关记载，大致勾勒出明末到清末这段期间张氏的主要家系，另一方面又参考方志的地图，确认史料中各处家产、地产的位置所在。岸本教授说道，自己正是在那时发现明清经济史的趣味之处，相较于先前阅读的史学名著，对于明清时代的文书还是全新的体验。《史记》、《汉书》等字里行间热情洋溢、魄力十足的名著固然令人折服，但明清时代地主的内心世界和生活环境，或许也同样有趣。针对明清时代的特定人物，只要顺藤摸瓜般针对线索一一查考，就能让人物周边的社会、经济环境具体呈现出来；再进一步将文本放回那个时空环境之下阅读，也就能够明了作者想要传达的意义。日后，每当被问起为何对明清史研究产生兴趣时，岸本教授都会将这段体会视为重要的契机。四年级撰写学位论文时，岸本教授一度考虑是否以华北红枪会等二十世纪的农民运动为题，最终则听从田中先生的建议，转向明清赋役制度，自此步入明清史研究者的道路至今。
对于指导教授田中正俊先生，岸本教授自然是点滴在心头。[5]田中先生的研究班从早上十点半开始，一路持续到下午，再接着进行研究会，讨论到晚上八点，经常欲罢不能；对于史料的分析与解读更是特别重视，甚至有“一日三行”之说。此外，田中先生治学之严谨，在东洋史学界更是众所皆知。然而这些经过理性思辨分析而成的论文，并不仅限于客观史实的陈述，更立基在田中先生丰富的人生经验，以及自身对研究对象的情感共鸣之上。岸本教授回忆，田中先生时常说起自己曾在熬夜撰写有关明代农民斗争的论文时，睡梦中听见那些农民给他鼓励：“我们能够依靠的只有你了！”但这个故事通常只说了一半，其实农民说的不是中文，却是法语。此外，田中先生向来讨厌行为举止粗鲁之人，特别无法忍受有人随地吐痰，对此也有学生曾经开玩笑回嘴，“不过邓茂七（明代农民起义的首领）那群人肯定常常随地吐痰！”总而言之，田中先生虽然对明清时代的农民斗争具有强烈的关怀，但其思考的出发点或感性的本质却源自于西方（如马克思主义等），正巧和上述工藤篁先生的类型形成强烈对比。
明清史研究之路
岸本教授在明清史领域长年耕耘，研究成果卓著，广为世界学者援引。整体而言，岸本教授分析自己的研究并非“结构式”，就算将所有内容结合起来，恐怕也无法组成一个整体且条理分明的图像；反而更该说是“阿米巴式”(Amoeba) 的风格，亦即在研究某课题的同时，发现另一个问题的可能性，进而衍伸出新的研究对象。至于长久以来一贯的问题意识，则是生活在中国社会中的人们如何看待他们身处的社会环境，又在遭遇分歧点时如何进行抉择，借此分析“秩序”的特性与变化。简而言之，《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变动》主要从物价及市场的取径切入，重点在于对抗“封建制论”，并强调当时人所采取各种行动的合理性。相较于此，《明清交替与江南社会》则以民众运动与社会思想为中心，探讨当时究竟处在什么样的社会背景及思想环境，使得人们选择进行许多看似不合理的行动。至于近年出版的《风俗与时代观》和《地域社会论再考》，则是集结散落文章而成的论文集。前者收录数篇方法论相关的论文，从“风俗”的观点考察个人行动与社会秩序形成之间的关系；后者则选入从“暴力与正义”视角讨论秩序问题的论文，而两书也都是延续先前所述的问题意识而来。
岸本教授说道，常有外国学者询问自己“属于东京学派（历研派）或京都派？”如果单就在学和任职期间所属的大学来说，当然该说是东京派，但京都的学风同样也非常令人赞赏，很难将自己的研究定位在特定的学术系谱之上。虽然自己求学时代长年参加田中正俊和西嶋定生两位先生的研究班，但撰写论文时却从未运用两位先生共同援引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不过反过来说，自己也不曾想过提出一个能够取而代之的新理论。
另一方面，岸本教授则明确举出三位在研究上影响自己最深的前辈学者，分别是一桥大学的经济学者村松祐次、东京大学法学部的滋贺秀三，以及一桥大学的历史学者增渊龙夫。其中，岸本教授只有参加过滋贺先生的研究班，村松和增渊先生更是连一面之缘都没有。[6]三位学者非但领域相异，也不曾组成学派，但在研究上却有一个重要的共通点：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阶段论采取批判态度。三位前辈学者都是借由社会科学式的普遍关怀为基础，透过内部且深层的观点，依循中国人的思考理路，试图理解不同时代下中国社会的特质，而不是先从外部强硬地贴上“封建”、“落后”或“亚细亚式”之类的标签。岸本教授谦称，自己从来不曾正式学习过经济学、法学和社会学，但向来对于三位学者的研究风格非常向往，至今也尚未超越前贤所开辟的思路。自己的研究最多只是在“从十六至十八世纪当下的时空环境出发，动态地重新考察中国社会的特质”这一点上，稍微做出了些许贡献和突破。
看着自己著作等身的研究成果，岸本教授笑称，其实每一篇文章就像一个孩子，各具特色和优缺点，因此没有所谓的“得意之作”或“失败之作”。自己年轻时代完成的几篇经济史相关论文（例如《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变动》所收的〈《租核》市场论的经济思想史地位〉、〈《租核》的土地所有论〉等几篇文章），虽然篇幅不长，但却蕴藏许多富含开创性的想法，日后才进一步发展成其他论文的基础。岸本教授也反省自己研究上的缺点，就像是在地上发现矿脉，却不动手向下挖掘一样，总是在发现问题、闪过想法的阶段就已感到满足，继续寻找其他的可能性，并未深入展开讨论，有点“为德不卒”的遗憾。
目前学界一般认为，随着 1980 年代以降“地域社会论”的提出，日本的明清史研究获得大幅进展，开启了另一段新时代。对此，岸本教授也同意，研究的潮流确实在 1980 年代经过一阵巨大的转向，但是否称得上“进展”，或许还有待商榷。所谓“进展”，感觉应该是朝着既定的方向前进，但当时的研究者们虽然在题材上打破以往理论框架的拘束，却也转为从事个人自身的研究，失去了共同的目标。在 1980 年代以前，学界主要的焦点大多在以生产关系为主轴的发展阶段论等问题，无论研究什么都必须和这些大的历史架构或转变进行对话，否则研究的意义很可能遭到一部分的学者否定。即便当时也有另外一群学者对此批判，但这些批判事实上也立基于既有理论框架存在的前提之上。1980 年代以后这些理论框架的解构固然可喜，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即便学界偶有“地域社会论”之类不甚显著的学术动向，似乎也失去了研究的向心力，乃至于共通的问题意识。
有鉴于此，岸本教授建议，为了促使学界讨论更加热络，学者在埋首书堆之余，也不妨试着“行销”或“宣传”自己研究课题的特色与发展性，吸引其他学者共同从事相关领域的集体研究，而达到推动学术发展的效果。话锋及此，岸本教授提到，自己最近忽然回忆起从前和父亲在家里看职棒的场景，记得父亲总是在观赏球赛时，意外说出一番饶富哲理的话。父亲评论当时读卖巨人队的三垒手长嶋茂雄，在接捕内野滚地球时，是“让简单的球看起来很困难”的天才；而镇守游击的队友广冈达朗，则是“让困难的球看起来很简单”的天才。[7]岸本教授说道，当时自己属于“广冈派”，觉得长嶋的动作相当华丽，即便只是平凡无奇的球，也能吸引众人目光；但广冈能够将困难的球处理得轻描淡写，只有内行球迷才能看出门道，更有一股潇洒俐落的“职人”帅劲。直到最近重新想起父亲的这段话，岸本教授才发现，两人确实都是天才，没有高下之分。职业棒球在日本能够有今天的荣景，长嶋茂雄肯定居功厥伟。由于长嶋茂雄的努力与个人风格，让职业棒球成为雅俗共赏的运动，甚至深化为日本文化当中不可或缺的元素。至于学问，又何尝不是如此？如果学界都是广冈型的学者，发展反而容易受限。因此长嶋型的学者也同样重要，两者必须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自从二十世纪后半以降，欧美学界所发展出来的许多重要理论和学说，也分别对日本学界带来若干冲击和影响。对此，岸本教授说道，由于自己会在论文中明确言及诸如“世界体系论”、“道德经济”或“全球史”等各种流行一时的理论，不免会让读者产生一种喜欢“跟风追新”的误解；但相信读者只要读过文章，即可发现自己在提及这些理论时，其实有刻意地保持距离。[8]岸本教授表示，这些欧美发扬的新概念，终究还是源自欧美的发展脉络，无法直接套用于日本的史学研究；在面对这些概念时，自己总是隐然觉得有些不明究理、难以认同之处，却又说不出所以然，于是干脆以此疑问为出发点，反思日本学界的研究特色为何。
日本的历史学研究分为日本史、西洋史和东洋史三大领域，中国史和东南亚史、印度史、西亚史等都属于东洋史的范畴。岸本教授认为，只要是日本的中国史（外国史）研究者，多少都有和日本史或西洋史研究进行比较或对话的意识。例如旗田巍《中国村落与共同体理论》等战前史学界对于中国社会的讨论，其中一项目的就是为了回答日本社会究竟属于西洋或亚洲。至于战后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阶段论，抑或是梅棹忠夫的“文明生态史观”，虽然型态有所改变，实际上都承继了相同的问题意识。又如滋贺秀三也借由对中国社会与法律的研究，重新认识与反省日本自身的特色。近年有些提倡“全球史”研究的学者，批评以往的日本中国史研究大多集中于一国内部的问题，对于和世界史之间的比较毫无兴趣和关怀，其实并非如此。对近代日本的中国（史）学者而言，和日本或世界（西洋）之间进行比较，已然是强迫“内建”的必备观念。日本学者现阶段的课题并非将研究视野从一国扩展到世界，而是如何柔软而公正地从事比较研究。
早自 1930 年代起，诸如岩波、山川、讲谈社等日本的几间大型出版社，即有招集学者撰写历史普及丛书的惯例，多由各领域第一线的研究者负责。其目的不仅在于让有志于历史学的年轻学生掌握各家学说，成为踏进学界的敲门砖；也希望借由平易近人的笔触，塑造出历史的临场感，让一般社会大众厚植人文素养，以及对于乡土乃至世界历史、文化的认识。岸本教授同样也受到邀请，在 1998 年内陆续撰写出版《东亚的“近世”》、《明清与李朝的时代》两本销量长红的东亚史通论性著作，并编著《岩波讲座世界历史》其中一册，主题为“十六至十八世纪东亚、东南亚传统社会的形成”。岸本教授说道，这些著作共同的核心概念，在于解释“变动的共时性”，以及历经变动后所形成的“秩序的多样性”。这些观点大多源自各领域的前人研究，例如宫嶋博史的“传统社会形成”论、Anthony Reid 的东南亚“贸易时代”论，以及村井章介、荒野泰典等人的倭寇论等等。自己的原创性容或不够充分，但要将各家学说融会贯通，再放入自己建构的历史叙事体系当中，实在也是一项困难的大工程。不过岸本教授也强调，这些通论性著作所揭示的时代图像没有绝对的正确可言，不应强迫他人认同，自己也无意积极宣传，只要能够明确表现出自己的立场相异于固定的发展阶段论、类型论，又能传达出明清时代与当代社会之间不同的特色即可。
综观岸本教授历年来的著作，不难发现其中一大部分是来自出版社或学会杂志的邀稿或演讲稿。面对如此高频率的邀约，岸本教授曾经比喻，编辑部的各式邀约就像是投手的七彩变化球，而自己身为场上的打者，就必须漂亮地将所有球种挥击出去，或许也正因此而发展出一套长年不变的独门打法。对此，岸本教授表示自己向来是抱持着“对话”的心态，希望能和对方进行一场有趣的对谈交流。要完成一段“有趣的对话”，首先必须摸索对方的意图，了解对方问题的关怀所在，预想对方希望自己回答什么；然后在对方所关心的范围之内，给予对方出乎意料的回答。同时，由于对话的目的不在取胜，因此也应该尽量避免使用艰涩难懂的词汇及理论，或是高高在上的行文语气。最后，为回应来自四面八方的各种请托，岸本教授也建议不妨随身携带专用的笔记本，记录日常生活中偶有所得、稍纵即逝的灵感。
历史教育与学术工作
除了明清史研究之外，岸本教授也长年参与高中历史的教科书编纂工作。实际执笔之际，岸本教授经常提醒自己必须尽量保持中立，不应投入过多的个人风格，更要避免因为平常使用汉文史料，而不知不觉地陷入“中国中心”史观的情形，自己也从高中老师反馈的意见和提问当中受益良多。岸本教授说道，目前社会对于历史教科书的期待不一，自己也还没有定见。整体而言，教科书应该揭示的是历史发展的大方向，不必急于引用学界的新发现和新观念，或许保持十年或二十年的“时差”(time lag)，等到学界有所共识之后，再写进教科书也无妨。但也正因此，日本的历史教科书才给人一种过于保守的印象。
另一方面，岸本教授也多次主持或参与学会刊物的编辑工作，其中又以历史学研究会的《历史学研究》最为著名。这部杂志每月出刊，对于来稿之领域、时代等均无限制，稿件种类多元，且每年固定至少举办一次全国性的大会，各有明确的主题或关怀。岸本教授表示，借由担纲编辑的重任，有助于让自己习惯有意识地以俯瞰的角度全盘关照各地区、各时代的问题；也因为杂志有出版特集（专号）的压力，必须在众多学者之间寻找共通点，培养研究的向心力。
岸本教授先后在御茶之水女子大学及东京大学执教，作育英才无数，指导学生现已开枝散叶，遍及东亚各国名校之中。岸本教授细数历年来在研究班曾经研读的汉籍史料，从基础史料《明史》开始，进而到《日知录》、《廿二史札记》等史论著作，李渔的“社会派”讽刺小说《连城璧》，乃至于《上谕档》、《起居注》与《硃批奏折》等原始档案，以及司法文书及行会碑刻等各具特色的一手文献。此外，也让学生阅读林耀华《金翼》(The Golden Wing: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Chinese Family)、费孝通《皇权与绅权》等二十世纪前半中国学者的社会科学研究。对于学生的论文指导，岸本教授延续东京大学的一贯传统，在大方向上采取信任与放任的态度，尊重个人的选择及志向，但对于学生提交的论文草稿，则必定一字一句地仔细批改。岸本教授也经常期许学生能够潜心精读史料，虚心求取知识，不必过于计较花费的时间成本与报酬是否相符，如此在撰写论文的阶段才能彻底集中精神，进入超然忘我的“三昧境”。[9]
台湾印象
岸本教授回忆，自己直到 1989 年参加“民国以来国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研讨会”时，才有机会初次造访台湾。但早在研究所时代开始，就因为陈慈玉、于志嘉、张炎宪等同窗学友的缘故，和台湾学界建立起深厚的情谊。日后在御茶之水女子大学和东京大学任教期间，除了实际指导的几位留学生以外，也有许多台湾学者前来交流；自己研究生涯中唯一一次在海外开讲授课的经验，就是在新竹的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特别感谢当时黄一农教授等诸位学者的多方关照。犹记得 2002 年在“新史学讲座”分享的《风俗与历史观》一文，有幸得到许多台湾学者甚至来自华文学界的回响；近年更因参加研讨会之故，多次前往中研院的史语所、近史所、人社中心、台史所等各所参访、请益，也和其他大学保持交流。
对于台湾的明清史研究，岸本教授认为，刊载于主要期刊的各篇论文，无论是对于前人研究的掌握度、提出结论的可信度都堪称一流；至于研究者整体质量的厚度，以及论文征引史料的广度，更是难出其右。中研院万事具备的研究环境，也非常令人称羡。相较于台湾史学界的专精，岸本教授比喻，日本的史学界就像是百货公司，几乎所有时代、地区、民族的历史都找得到相关领域的研究者，可说是日本学界的一大特色，但也由于涵盖范围辽阔，深度反而略嫌不足。
另一方面，目前日本、台湾甚至中国的明清史学界，似乎都面临到同样的困境，亦即提出新观念、新理论的情形少，大多只能从欧美输入，实在非常可惜。岸本教授认为，这点并非是因为东亚汉字圈学界缺乏创造新概念的理论实力，或许更应该归咎于社会机制不够完备，无法提供足够的养分和环境，让刚萌芽的想法顺利发展茁壮，再加上权威主义从外部灌输既成观念所致。在就职状况艰困的现实之下，年轻学者自然不敢尝试挑战。也正因此，如何让年轻学者勇于提出新观点、培养新课题，想必将会成为学界生死攸关的一大难题。
注释
访谈人简介
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博士后期课程（アジア文化研究専攻东洋史学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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