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边界解读现代国家之构建：马里兰大学宋念申教授访谈录（上篇）
采访人按语
笔者代表“云里阅天下”微信公众号，在2020年7月专访美国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郡分校历史系宋念申教授。访谈录分上下两篇，上篇介绍宋教授的英美留学经历，尤其是他在芝加哥大学攻读中国史博士的学术训练心得体会，而下篇侧重讨论他的研究著作及其学术方法和理论。宋念申教授1996年从国际关系学院中文系毕业，从事新闻工作多年，于2006年赴英国伦敦政经学院获得硕士学位，翌年进入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历史学博士。他2013年毕业后在瓦萨学院（Vassar College）做博士后，2016年入职美国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郡分校历史系，并于2020年提前获得该校终身教职，晋升为副教授。
宋教授主要学术著作有2018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英文专著Making Borders in Modern East Asia: The Tumen River Demarcation, 1881-1919以及中文著作《发现东亚》。他部分学术文章发表在包括《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al Review）和《亚洲研究》（Journal of Asian Studies）在内的国际顶级学术刊物上。
从他的职业和学术生涯轨迹，我们可以看到为何宋教授在多年工作之后决定重返校园进行知识“充电”，并成功在学术界找到自己喜欢的职业道路。从他的学术经理与研究成果可见，欧美研究型大学的人文社科领域提倡跨学科训练，重视学术理论和方法创新，有助于年轻学者的成长与知识积累。
宋教授第一本英文专著，是研究19世纪末20世纪初图们江流域东北亚地区的边界争端，从跨国史角度，分析边疆的人和土地，以及相关话语和实践，如何影响同时期的现代国家主权，领土和民族建设进程。该书的研究发现和视角，对相关领域的研究很有价值。访谈中谈及的东北亚近现代国际关系史、边疆地区史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对于近些年越来越多试图将近现代中国史同跨国史和全球史结合起来的学者也很有借鉴意义。
本访谈录也被《澎湃新闻-私家历史》录用发表。我们感谢澎湃新闻的支持。鉴于篇幅，访谈录分上下两篇，但同时推送，读者可点击文末系列专题取读下篇。
作为“博士是怎样炼成的”以及“学人访谈”两个专题系列的一部分，本访谈录同样也花了大量精力和时间。感谢受访人和公号编辑助理的大力协助。欢迎读者积极分享转发，也欢迎读者朋友们根据文末信息加入云里“读者群“或者“作者群”，及时获得最新优质学术信息。
从边界解读现代国家之构建：美国马里兰大学宋念申教授访谈录
上篇：从新闻记者到历史学者
采访/撰稿：
陈利 （多伦多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协助采访与整理：
招淑英（北京大学历史系硕士生）、
协助整理：
罗清清（中国传媒大学公共关系学本科生）
陈：我之前读过你分享自己走上学术道路的经历，和不少人一直从本科读到博士，然后在学校教书写书不太一样。能谈谈你在读博士前的经历吗？
宋：读硕士前，我做了很多年报纸编辑，主要负责国际评论版面。我的工作是邀请国际关系学者就外交政策、国际形势等话题展开讨论，偶尔也做采访。对我后来学术工作影响最深的一次经历，就是2004年到东北采访中朝边境。那是我第一次去东北、第一次实地接触中国的边界，印象很深刻，也产生了很多问题。我去伦敦政经学院读硕士时，论文题目就来自于这次采访中了解到的高句丽历史遗产的争端。由此又衍生出我的关于边境和移民史的博士论文题目，最后就成了我的第一本学术著作。现在想起来，作为编辑、记者的经历对我的求学还是很有帮助的。除了对实地考察的重视，我对deadline也比较敏感——做报纸最忌拖稿嘛。所以我写论文时也是，比如规定自己这个月要完成一章，就一定要完成。
陈: 能够及时完成写作计划这点很重要，但这对于学者来说也是很大的挑战，日常生活容易被杂事影响，我现在也会常赶不上最后期限（deadline）。
谈到英语学术写作，请问你有没有经验和心得可以分享？
宋：我英语写作也不好，开始时喜欢用大量从句，好像这样才像学术味。后来被老师批评了，就专门上了学术写作课，而且一次不够还上了两次。写多了之后就明白，英语和汉语一样，最高明的写作，都是用简明直白语言来表达复杂的思想，用短句完成丰富的内容。对初涉英文写作的朋友，我的建议是，你喜欢谁的文字风格，就先去学习、模仿他/她的写作。
陈：我也同意模仿是学语言过程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学好英语确实可能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我记得你本科是读中文系，然后在媒体工作，再回去做英文学术，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克服的语言障碍，难度说不定比我还大。我本科是英文专业，但学习用英文写作也同样必须下一番功夫才行。
那么是什么契机，促使你从媒体行业转到学术研究呢？
宋：首先是媒体工作的客观环境。此外也有对新闻职业性的怀疑，特别是去海湾采访伊拉克战争、目睹英美媒体如何操作议题之后。正在我思考自己职业路径时，刚好得到去英国留学的机会。我不想学跟新闻相关的专业，因为自己做的是政治评论版，就选择念政治学，去了伦敦政经学院。
后来硕士论文居然得到了难得的“优秀（distinction）”，这给了我很大信心，觉得或许尚有潜力深造，所以就决定转行。写论文时读书，特别喜欢的学者，是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和布鲁斯·卡明斯（Bruce Cumings），恰好两人都在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我就唐突地写封邮件给杜赞奇，说自己很希望跟他学习，只是担心我从没有历史学训练。没想到他回信非常鼓励。我就这样去了芝大，转读历史专业。
陈：芝加哥大学的历史系博士培养给你的总体印象是什么？与伦敦政经学院相比，又有什么不同？
宋：英国的博士培养时间短，博士生不需要上课，主要任务就是写博士论文。如果你的论文题目已经准备好，可以一来就下笔写，那去英国念就快。但是英国奖学金机会比较少。
在芝加哥大学，新入学的博士生必须上课，且头两年要选择一个跨两个学期的讨论课（seminar），完成两篇长论文，才有资格开题。像我这样没什么史学基础的，前面两年的训练很重要。比如，我想研究中国，自然应该选修一门中国史，可不巧的是，那两年芝大历史系没开。但塞翁失马，我第一年跟柯德雷（James Ketelaar）老师学了日本史，第二年跟布鲁斯·卡明斯（Bruce Cummings）老师修了韩国史，不但逼着我填补了知识空白，而且彻底改变了我对东亚历史的认知视角——即不能仅仅从单一国族角度去理解历史，而是必须要有区域的、甚至全球的视角。
芝大历史系另一个特别之处是，它属于社会科学学院而不是人文学院。选课阶段，历史系要求博士生一定要选够一些非历史学专业的课，强调跨学科学习。所以你容易与其他学系的老师同学一起交流、一起玩。芝大也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学校资助学生筹办的众多工作坊（workshop），学生在工作坊分享研究成果、也外请嘉宾来讲座。许多工作坊的主题就体现跨区域、跨学科的特色。我也担任过“东亚跨区域历史”（East Asia Trans-Regional Histories）工作坊的协调人。
宋念申教授就读芝加哥大学期间在密歇根湖畔掠影（受访者提供）
陈：我之前也被邀请去芝大历史系这样的一个工作坊做个报告，现在才知道这原来是由芝大博士生组织的工作坊。这样挺有用的，邀请自己感兴趣的学者，也很早就和学者交流联系，对博士生的研究有很大帮助。
芝大历史系对博士生是具体如何辅导的？
宋：芝大历史系老师有一个特点：真的不管学生，研究与日常生活什么都不管，至少我那会儿是这样。我读博士时比较抓紧时间的，六年就毕业了。当时十几年没毕业的很常见，夸张的也有二十年没毕业的。近年来才有了毕业年限的规定，好像是八年吧。老师不管你，大概因为觉得你既然能来到这里，就该是个有想法、独立的学者，尤其是成为博士候选人（All-but-Dissertation）以后。
我见主要导师卡明斯聊论文，平均一年也就一两次，每次十几、二十分钟。我刚去芝大，杜赞奇就被新加坡国立挖去好几年，后来干脆从芝大退休了。虽然他仍然在我的博士论文委员会中，但我们也就只能在亚洲学会年会上见面，聊个十到十五分钟。这种“不管”，好的方面是学生有充分自主。但也有不好的方面，比如找工作的时候，我们的职业竞争力就相对较低。
陈：所以这和老师手把手扶持出来的学生反差是很大，从每一步都有老师盯着和扶着，变成每一步都靠自己。这感觉就像国内的高中生到大学，高中生每堂课都有老师盯着，很多人从高中考上大学之后，没人盯着就不知道要干什么了。所以国内的学生到美国读研究生，在出国之前，尽量学会自己如何规划时间，如何有效运用时间，并提高英语能力，摸索出自己的学术方法。国外博士培养模式大概有两方面的优势：一是提供宽松的研究环境，包括选题、研究方法、变换论文题目，毕业时限也比国内宽松。二是在前五六年时间里，学校提供的学术和资源支持很到位；美国的老师不手把手指导，反倒是帮助学生培养了独立解决问题，有效规划时间，以及在研究创新和论文写作上的能力。
一般会是什么原因导致一些博士生耗时很久才毕业呢？
宋：有博士生中途选择退学，也有迟迟不毕业的。我的观察是有两种情况，一类可能是准备得不好；另一类则是极聪明，思路活跃深邃，有点追求完美。不像我这样，限制自己在某个期限必须完成某个任务。于是在老师没有使劲督促，学校又没有特别限定的情况下，很多才智出众的学生会耗比较长的时间。
芝加哥大学校园（大学官网图片）
陈：做学术，自律确实非常关键，不管是读博士还是毕业后继续在学术界工作，都是如此。拿到评审意见后，在有限时间内改好论文再投出去发表，否则就可能影响之后的研究工作和职业发展。
要做学术，除了有必要的智商、学术兴趣和潜能之外，是不是很大程度上还在于学生的自我管理和利用时间的能力？
宋：其实就我个人体会而言，在美国，以学术为职业的话，并不需要你有绝顶聪明，中人之资可能更容易适应。因为中人之资会愿意中规中矩按照学校和学术生存规则来。我的智力就很平庸，这是实话，有很多才智很高的人，也许反倒不太适应这套规范。
陈：自己有一套时间管理方法，把精力与资源用在刀刃上，让自己在有限的时间里面，产生出更高效率的结果，这也都是做学术成功的关键因素。大家的时间与智力都是差不多的，重要的是如何把自己的时间与知识放在能产出效果与效率的东西上。这不仅要训练，也要有意识，才能逐渐培养出来，不是每个人天生就有的。
刚才提到芝加哥大学对学生就业培训不多；根据你当初找工作的经验，觉得有哪些关键的步骤，博士生需要提前准备的？
宋：按我在美国求学与任教的经历，我认为目前状况而言，可以做的是增加教学经验。大多数空出来或新增的教职，是文理学院（liberal arts）或者小学校的，他们的要求与研究性大学不同。我是到了博士后阶段，才真正明白职业市场的要求。
芝加哥大学的过去的培训方式，是着重学术能力训练，不太在意学生的教学经验，学生也少有到其他大学教学的机会。但现在的职场上，大量的职缺是教学型的。你去 文理学院，或者小的私立及公立大学面试，可能系里没人懂你这个领域。把自己的学术研究说得太专，听众未必有兴趣。他们更关注你能给学生带来什么，可不可以完成基础教学，并教授有一定跨度的题目。当然，如果你面试的是顶尖的研究型大学，像芝大历史系那样，四五个中国史教授，两三日本史教授，那对方会特别关注你研究的新意。但是这种机会特别少。
我建议找工作的同学，要准备三份申请材料。一份给研究型大学，突出你的学术能力；一份是给文理学院或教学型大学，适当突出你的教学；再一份是找博士后用，针对不同博后要求强调不同的点。另外，找工作要有一个正确的心态，不要碰到挫折就气馁。尤其是通过了初次面试、到达校园面试（on campus interview）这最后一步，这跟你个人能力已经没太大关系了。学校聘任的考虑，有很多偶然因素，你除了保证自己表现不要出太大纰漏外，其余的很难控制。从众多申请者中走到最后一步，说明个人能努力的方面，已经都做到了。千万不要因为最后没有拿到聘书，就怀疑自己的水平和能力。
我自己也是毕业三年之后才拿到一份常任轨、研究型职位。听起来不太顺，但横向比也算比较幸运了。第一年，我找到了稳定的博士后，资助比较好，授课不算多，既积累教学经验，又有相当多时间修改论文。中间两年去了很多学校面试，但无果。到拿到现在这个职位时，我的书稿已经有了出版合同，也积攒两三门课较成熟的讲义，可以随时上。所以很多时候，博士后也是个不错的选项。
陈：职位找得好不好，确实是有很多因素影响，除了学术能力以外，还包括事前的准备，老师有否针对性培训。另外，做博士后一般不要超过三年，不然可能会给人印象不佳。做博士后三年是比较长的，一般是一，两年。如果博士后期间没有任何期刊发表，超过三年再去找工作就会比较困难。最好第一年就开始找，第一年不行，还可以有第二年，不然第二年才找就时间紧迫了。
最近有读者问到求职时学术期刊文章发表的数量。现在北美历史系毕业生求职时，一般需要发表几篇文章？
宋：看学校而定，比较注重教学的学校，更注重你能显示自己具备研究能力。一般学校对刚毕业的博士生，不会要求过多的发表量，但要看潜力（potential），比如你有没有文章准备投稿、有没有正在审核的文章可能会被学术期刊发表。有时发表的期刊论文数量多，但不是在著名的学术期刊上发表，反而给人观感不好。期刊发表，质量比数量重要，特别是人文学科，不是太看重数量，最重要的还是你能否顺利把博士论文出版成书。如果已经做了两三年的博士后，书稿和期刊文章都没有的话，就可能引发对你学术潜力的怀疑了。
陈：博士毕业后就得开始修改论文，准备出版。你首本英文专著 Making Borders in Modern East Asia: The Tumen River Demarcation, 1881-1919，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在2018年出版。这本书是你的芝加哥大学博士论文改编而成，能分享一下论文改编成书的过程与心得吗？
宋：我有一个建议给正在写论文的博士生：写论文时就尽量照着书稿的方向去写。不要总想着说，我的论文只是为了博士委员会或者导师看，心里要装着一个更大的读者群。我有幸参加过几次讨论学术出版的工作坊，也读了一些学术出版社编辑撰写的指导性书籍（比如William Germano的From Dissertation to Book）。
所有人都会告诉你一些最基本的修改要求：比如不要让编辑觉得你的书稿还是博士论文的模样，不要有过于冗长专深的理论和文献综述，要把叙述尽量打磨得有趣，使更多人能够介入你的议题等等。这并非说，你要写本通俗小说，而是说让非专业领域的人，也能够从你的书里获得启发。其实说到底，就是要清楚，书的读者对象和博士论文的读者对象是不同的。
我写论文时，是按照成书的想法去处理篇章结构的。所以改书稿时，就不觉得特别费劲。我的主要内容没有大改动，加入一些新内容、新材料，但没有做太大的增减。论文的总体架构没有大变化，改编成书所用的时间也相对较少。
陈：博士论文的最初读者是答辩委员会，一般是四五个老师，都是论文领域的专家，但是学术专著的读者，则以更广的受众为对象，并非人人都是论文的专家。以写书稿的方式来写博士论文，应该如何平衡专家与普通读者的不同要求与期望呢？
宋：这就只能凭经验了。可能我有个占些许优势的地方，就是我当过多年的报纸编辑，我约来学者的文章，多数情况下都必须改成能够面对普通读者的文字。所以我不难理解，一个面对特定读者群的编辑，希望看到怎样的叙述、怎样的风格。当我看到资深编辑威廉·吉尔曼诺（William Germano）教你如何改编博士论文时，他说你一定要想着书是给更多人看的，我马上就特明白他在说什么，因为我也是这样改学者的文章。但具体该怎么改，很难一概而论，需要靠自己慢慢摸索。
陈：把博士论文改写成书出版，你花了多少时间？
宋：总共花了大约四年左右。虽然我投稿比较早，但还有一轮修改是在评审意见回来之后。所以我另外一个经验是，初次投书稿，不要等你认为完美了才投——完美是没有尽头的，写到八成满意就可以了。通常收到审稿人的意见后，还会有一番思考，会有一轮大修。如果能遇到好的审稿人，他们会提供非常好的建议，应该根据他们的意见，把书稿最后的两成完善。当然，我说八成满意，也不是说直接把博士论文投给编辑，坐等人给你提意见。拿博士论文投稿会被拒的，至少要把它改到有书稿的样子。我拿到审稿意见之后，大概又花了一年半，继续跑田野收集资料，最终把书稿改定完成。
陈：我的书稿也是在博士论文基础上改了四、五年后才寄给出版社的，而且书的分析框架则是完稿之前不久才最终确定下来的。你能那么快就把博士论文改写成书稿，和你的之前准备，比如说写论文时就以书来写，应该有很大关系。
未完，见今天同时推送的下篇
一系列文章
宋念申，现身美国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郡分校历史系副教授。此前曾获得伦敦政经学院硕士和芝加哥大学历史系博士学位。他的研究兴趣包括区域及全球史视角下的中国近现代史、边疆与民族、东亚史、城市、历史地理等。除了一系列中英文文章外，他还出版了英文专著 Making Borders in Modern East Asia: The Tumen River Demarcations, 1881-1919 (剑桥大学出版社2018出版)和中文著作《发现东亚》（新星出版社2018年出版，并于2020年被译成韩文出版）。
访谈人简介陈利，多伦多大学历史与文化研究系/历史系副教授和法学院兼任副教授，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法律博士(J.D.)和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博士(Ph.D.)。2014-2017年间任中国法律与历史国际学会会长，现任董事和编辑。研究集中于明清以来中国和全球史中的法律、文化及政治领域间互动关系。其英文专著《帝国眼中的中国法律》获美国法律史学会2017年Peter Stein著作奖荣誉提名和亚洲研究协会2018年列文森著作奖，其中文版将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
协助访谈/整理招淑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在读硕士生。罗清清，中国传媒大学公共关系学系本科生。责任编辑：招淑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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