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炼成系列：“非名校博士生”赴美留学记-杨涛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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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本期推送的是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UC Irvine)历史系博士研究生杨涛羽同学的求学经历。他不仅分享了从国内申请出国留学和在国外申请博士项目的成功经验和此前申请失败的教训，还详细介绍了在国外选择研究生课程和平常阅读学术著作时应注意的地方和技巧，以及在美国准备博士资格考试的心得体会。这对其他年轻学者都有相当大的借鉴意义。他的分享表明，不是只有从国内（外）“最著名”的前几所学校毕业才能有机会进入国外好学校深造。事在人为，很多机会也是靠自己的努力和提前有针对性准备才创造出来或者才抓得住的。当然，这个道理也适用于人生中很多其它情况。

云里公号感谢作者杨博士的支持并授权我们首发，我们期待将来有机会读到他写作论文和求职心得的文章。也欢迎其他读者朋友和学者们来函分享自己的求学/治学心得和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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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名校博士生”赴美留学记

文 | 杨涛羽

首先，我要感谢加拿大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的陈利教授以及“云里阅天下”这个平台为我提供这一机会，让我谈一谈在美国这几年的求学经历。坦率来说，最初陈老师让我撰写这篇心得体会时，我内心其实是惶恐不安的。一来是自己目前还只是博士候选人（PhD candidate）而已，尚处在研究、写作博士论文的过程中。此时此刻谈自己的经历，或多或少会有一种为时尚早（precocious）的感觉。另外，疫情的爆发所带来的种种不确定因素为博士论文的完成平添了许多难以消解的困难，也为日常生活增加了些许的焦躁。我选这样一个颇具口语性的标题，原因非常简单：与之前为“云里阅天下”撰文的多位学者不同，我硕士和博士所在的美国院校可能并非大众眼中普遍认可的所谓名校（譬如常春藤、斯坦福、伯克利以及剑桥牛津一类的院校）。我下面要提到的一些观点至多是在美国读书这几年摸爬滚打后的一些真诚的反思与感想。至于如何选题、博士论文的写作、乃至对于历史学这门学科的理解等一系列问题，鉴于我目前的求学阶段和才识，着实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作此小文一篇，不敢妄言有任何卓识高见，但至少望博诸君一阅。

申请阶段—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

我硕士与博士加在一起，一共申请过三次。但在这三次申请中，我的准备过程、心态、以及对于申请研究院校（graduate school）的理解程度都是大不相同的。鉴于网络上有关海外留学攻略的滥觞，加之“云里阅天下”的多位作者也都谈过各自的成功经历，我这里仅仅谈一些我个人在申请过程中的回顾与感受。

从浙江大学到伊利诺伊

永远感恩那一封推荐信

我自2014年开始硕士阶段的申请，于2015年被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厄巴纳分校(University of Illinois, Urbana-Champaign）的东亚语言与文化的硕士项目（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录取。现在看来，这次录取其实是有很大偶然性的。我在浙江大学读本科的那几年，离标准意义上的“好学生”实在是差之万里。如果说四年中做了任何对后来学术进程有点裨益的事情，那也大概就是两点：一个是当时自己天高任鸟飞，天南海北各个圈子的朋友交了很多，而且喜欢去听各类讲座，尤其是来自域外学者的讲座；再一个就是在撰写本科毕业论文的过程中，有幸得到当时我的导师徐立望教授的推荐与介绍，在浙江省图书馆坐了大半年的冷板凳，细致整理并阅读了大量关于1899年发生于浙江台州海门的一起地方教案（anti-Christian riot），从而积攒了一些读史料的粗浅经验。

2015年深秋于伊利诺伊大学观看橄榄球（football）比赛

我自2014年开始硕士阶段的申请，于2015年被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厄巴纳分校(University of Illinois, Urbana-Champaign）的东亚语言与文化的硕士项目（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录取。现在看来，这次录取其实是有很大偶然性的。我在浙江大学读本科的那几年，离标准意义上的“好学生”实在是差之万里。如果说四年中做了任何对后来学术进程有点裨益的事情，那也大概就是两点：一个是当时自己天高任鸟飞，天南海北各个圈子的朋友交了很多，而且喜欢去听各类讲座，尤其是来自域外学者的讲座；再一个就是在撰写本科毕业论文的过程中，有幸得到当时我的导师徐立望教授的推荐与介绍，在浙江省图书馆坐了大半年的冷板凳，细致整理并阅读了大量关于1899年发生于浙江台州海门的一起地方教案（anti-Christian riot），从而积攒了一些读史料的粗浅经验。

从伊利诺伊到加州尔湾

从无助的挫败到被录取的慰藉

我性格中的执拗在第二次的申请中着实拉了我的后腿。当时我硕士学习已完毕一年，但在准备博士论文的申请上，我那种“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执念又再次露头，我甚至错误地认为，在美学习的这一年应该可以让我在录取委员会面前显得更有优势（favorable）。这种执念最明显地体现在我对于选题的懈怠上：当时的我在选题方面并没有去积极地找寻题目，而是觉得可以继续使用本科时对于“教案”的研究再做深入讨论，殊不知这个题目在北美大的学术语境下，多少显得有些过时（obsolete/old-school）。但客观来说，那一次的申请我其实还是下了一定的功夫的。个人陈述反复修改了很多次；写作样本也提前准备并加以润色。然而，那一次的申请可以说是灾难性（catastrophic）的，一封封拒信纷至沓来。尽管勉强留校继续学习，但整个2016至2017年的那个学年，我的心情就像位于中西部的伊利诺伊州连绵不断的大雪一样，降至冰点。当然，后来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得知那次申请的失败还有一些我无法掌控的客观因素作祟，所以可能自省的同时，也有很多无奈吧。

我与在伊利诺伊大学的导师Rod Wilson的合影

在吸取那次教训之后，我主动求变，在2017至2018的那个学年，做好了重整旗鼓，再度申请的准备。为此，我做出了全方位的改变：在选题上，我在硕士论文（有关1874年和1898年上海法租界中的两场骚乱）的基础上，开始认真地在殖民史、城市史之中寻求突破点；此外，我也开始了申请博士的一些必要的准备工作，并由此开始联系各个高校的教授，询问他们是否对我的研究题目感兴趣；在文书准备方面，我对我的个人陈述和写作样本字斟句酌，并做了多次修改；与此同时，我在那一年频繁向历史系的多位老师讨教，其中就包括Antoinette Burton教授—所谓“新帝国史”（New Imperial History）的重要创始人之一。我与Burton教授也在那一年中进行了一对一的研究课程（Independent Study）；最为重要的是，我真正意识到博士申请的一系列材料不仅要反映申请人的学术成长历程（intellectual trajectory），而且要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cohesiveness），而非各说各话。

最终那一年的申请结果尚属理想：我被包括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在内的四所美国高校的历史系录取。出于想要尽快毕业且不想再修过多课程的考虑，加之对于导师选择方面的斟酌，我选择来到位于加州南部的尔湾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攻读历史学博士。这样的结果其实是出乎我预料的（pleasantly surprised），因为我的三位推荐人没有一位是中国近代史方面的专家（他们分别是研究日本史，大英帝国史和法国史的教授）。而且有意思的是，那一年录取我的学校没有一所是我一年前申请过的。而究其原因，也只有天知道了！（Only God knows! ）
正如历史学者在分析某一事件或现象时常常要解释其偶发性或特殊性（contingency/particularity），研究生的申请其实也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各类偶然性。我这么说，当然不是要否定刻苦攻读（hard work）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但与此同时，申请过程中的一系列外界因素也都会左右最终申请的走向：申请人与录取院校导师研究旨趣的匹配度（match），录取院校的奖学金资助水平（funding package）、招生人数，导师招生时的偏好与实际条件（比如是否有休假sabbatical或paternal/maternal leave等），以及推荐者和推荐信本身的质量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申请结果。一言以蔽之：对于研究院校的申请需要花费相当多的时间与脑力（intellectual labor）来准备，辅之些许策略（strategization）以及一定程度上的外界因素助推，加之那么一点点的运气（a bit of luck），方才有机会成功。

伊利诺伊大学、我每天都要去的外语教学楼（Foreign Language Building）

博士阶段

01

修课—选一条适合自己的路

修课（coursework）、获得学分是在北美求学的必要一环，也是莘莘学子到异域求学所要面临的第一个需要攻克的关卡。我在伊利诺伊和加州尔湾大学的两个不同系部都修过一定数量的课程（大都以人文科学为主）。大家对北美人文学科的修课情况已有过不少详尽的介绍，我个人在这里想结合自己的经历、谈一谈有关修课意义的几个问题，比如：为什么要修学课程？修学课程与自己的研究和论文写作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如何在满足学分要求的前提下，将上课的有效性最大化？当然这些都是我自己的一些薄识陋见，希望与大家交流。

修习课程作为北美人文学科硕士与博士生必须完成的训练，是有很重要的原因的。我想在技艺层面（technical level），主要有这么两点。第一，修习课程可以为研究生提供必备的基础知识，每一门课程介绍给学生的书籍与文章无外乎两种：一种是该领域的经典之作（canonical works）以及经久不衰的史学史辩论话题（historiographical debates）。譬如，选修清史课程的学生是绕不开何炳棣和罗友枝（Evelyn Rawski）有关“汉化”（Sinicization）问题的辩论的；还有一些课程会把近一两年比较新的研究成果介绍给学生，譬如我在加州尔湾就选修过一门名为“毛时代的中国”（China in the Mao Era）的课程，课上我们就阅读了近十年左右有关这一话题的最新力作。第二，修习课程可以为学生提供极为重要的基本功训练，包括：如何读懂一本学术著作，如何撰写读书报告（book review），如何写批判性学术史文章（critical historiographical essay）和研究性文章（research essay）。这些都关乎书面表达。还有一个层面是有关口头表述的。譬如如何在一个讨论课程（seminar）中用简洁到位的语言阐述自己的学术观点和立场，如何专业地、带有批判性却又不失礼节地（professionally, critically, and respectfully）和在场的同学形成有效的交流，以及如何与自己研究不甚相关的领域或学科做出对话。

就我个人经历来说，我在两个院校修习课业的过程中可谓苦乐参半。说乐，是因为有一些课程极大地拓宽了我在学术史和理论方法方面的视野，与教授、同学之间的对话往往能够激起思想的火花。我个人最喜欢、收获最大的是我所上过的几门独立研究课程（independent study或directed reading）：大英帝国史、中华民国史（Historiography of Republican China），城市史以及法国帝国史。这些课程的优点是非常有实用性和高效性（practical and efficient），并且针对性较强。由于是一对一教学，教授们提出的问题往往都开门见山、一步到位。这些问题通常围绕一本书的核心论点、史学史意义、方法论、以及所用材料等方面展开。而这类课程往往在40分钟到1个小时之内完成，且上课地点较为灵活（我与Antoinette Burton教授的单独研究课程就是在学校的咖啡店中进行的）。说苦，当然是我一种戏谑的（facetious）表达方式，有书读、自然不是真的苦。我这里说苦，更多的指的是一些客观因素。举例来说，我刚到伊利诺伊大学的那年（2015-2016学年），仅仅由于中文是母语，就不明就里地被安排教本科生中文，并且要上一个长学期的语言教学课（language pedagogy）。在那门课上自己百无聊赖的感觉现在还记忆犹新。此外，我在美国研讨课上的另一个感受可以用法国哲学家伏尔泰（Voltaire）的一句名言来总结：“我并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I disapprove of what you say, but I will defend to the death your right to say it）。在北美教学体系中，学生发言被视为一种贡献（contribution），这往往导致许多刚到国外留学的学生形成一种误区，那就是对于参与度（participation）的寻求。似乎很多学生在看到他人的激昂陈词后，会自然地认为课上发言越多、参与度越高，就代表自己能力越强。但事实往往并非如此，很多时候，一本书的精华可能四、五句话就可以涵盖，但如何把一本书读薄，再把它读厚，以及如何将这种阅读方法与研究生讨论课这种教学形式有效地结合起来，在我看来都是尚待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诚然，从一个非常实际的角度来看，我们需要修课，很多时候是要满足学分以及毕业的要求。因此，很多文科硕士或博士生在最开始的几年中所要做的就是要在满足系内课程、学分要求以及自己本人研究之间保持一个较好的平衡（strike a balance）。当然这还不包括平衡学业与生活之间的关系。每个院系要求上课，更多的是希望给学生广而博的视野（所谓的breadth and depth）。与此同时，每一门课程的设置，其初衷也都大体是为了让学生对于某一领域有所把握。然而，从长远来看，学生在何种程度上能够真正消化、吸收并运用这些课上习来的知识？这些知识对于日后学生自身学术体系（epistemic或intellectual system）的建构有多大的影响？这些问题可能真的就是因人制宜、冷暖自知了。我想，这就是为什么研究生在上课过程中，需要时时保持一种自觉（self-aware）的态度：说的直白一点，就是要明确自己想要什么，或者想从某一门课中得到什么。其实课程的另一个潜在的目的是鼓励学生去阅读不同主题的著作，对于刚刚入学的研究生来说，这一阅读过程或许会鼓励他/她提出不同的研究问题（research question），而对于已入学几年之后的学生，可能阅读某一领域的一些研究成果可以启发他们与其进行对话（用一个比较常用的词，就是framing以及engagement的问题）。说得更实际一点，一些课程要求的史学史论文就可以用来准备作为自己日后博士论文导论（introduction）或奖学金申请文书（fellowship/grant application）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被用来作为博士资格考（qualifying exams或preliminary exams）的准备文稿，而研究论文也完全可以成为日后博士论文的一章。但无论如何，上课期间，心中有一些针对性、目的性以及前瞻性，在我看来是十分必要的。否则课程修了不少，学分是满足了，自己的研究却无从推进，那就得不偿失了。

2018年回到上海参加学术会议

02

博士资格考：通往ABD*前的最后一座大山

*ABD：all but dissertation， 意指满足博士论文外的所有毕业资格

我的博士资格考试经历可以说是比较特殊的：我于2020年3月末完成口试，当时新冠疫情刚在美国爆发不久，所有的课程以及日常学校事务都渐次转为在网上进行，我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举着我的iPhone手机，隔空（virtually）对着四位主考官，完成了中国近代史（Chinese Modern History）、城市史（Urban History）和帝国史（History of Empire）三个领域的考试。以这样的方式完成一场大家看来颇具里程碑意义的考试，现在想来，着实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滋味。

关于博士资格考，有着太多的迷思（myths）：有的人认为这场考试最多走走过场（go through the motions），他们甚至认为人人都可以通过这一考试。但也有人认为这是一场大考，事关重大，不使出洪荒之力，是根本没有可能通过的。这两种立场都有着各自的道理（a grain of truth），但我个人的观点是：对于博士资格考，可以持一种“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态度。也就是说，既不要认为这是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也不要不以为然。

至于具体的考试形式以及如何备考，完全是一个因院校而异且因人而异的话题。我在这里分享几点我认为需要注意的原则性问题。第一，要对考题的类型有所把握，一般来说，人文社科类的博士资格考，无异于学术史类（即historiography，其既包括对于某一主题的宏观把握、也不排除对个别经典著作核心论点的阐释，所以要求考生可以在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把握学术史，并能建立它们之间的联系）；教学类（即pedagogy，这类问题多要求考生对某一较为宏大的主题—譬如中国环境史或法兰西第三帝国殖民史等—有一个整体的认知，并且能够设身处地地把自己放在一个教学者的角度，勾勒出这一主题的框架，以及介绍相关的参考书目）；研究类（即research，这要求考生能够基于自己现有的博士论文题目以及过往研究，对于某些学术史问题进行评论甚至是批判）；最后历史学特有的便是史实类（即historical facts，一般要求考生对于自己第一主修领域—major field—的主要事件、人物以及历史意义有所把握）。第二，要对自己的考试委员会（exam committee）非常熟悉，并且与主考官保持密切的联系。虽然没有哪位老师会在考前告诉你要问什么问题，但是通过对这些老师的了解大致可以体察到他们问题的一些走向（intellectual orientation），而且我接触到的老师都十分愿意与我进行所谓的“模拟考试”（mock exams）练习。第三，对于阅读清单（reading list），我认为要以精读与泛读（close reading和cursory reading）相结合的方式来进行。有些领域—譬如自己的研究领域和本领域内的经典著作、论辩—要了如指掌（read it page by page），而有些论著则要点到为止（have a sense of what they are about）。最后，我倾向于把博士资格考视为一场以本学科（或领域）知识为基础的表现型（performative）测试。没有一位老师希望考生将各类书名和作者名胡乱列出而不加解释（也就是常说的name-dropping），但更没有考官会认可一位考生在完全没有学术史支撑下的一家之言。所以知识背景是极为重要的，但在此基础之上，博士资格考同样是一场 “表演” ，要求考生把所学所会的知识，在有限的时间里，以简洁、清晰和有逻辑的方式表达出来，并且做到一定范围内（reasonably broad）的旁证博引。

加州尔湾大学历史系所在的Murray Krieger Hall

结语

正如学者们研究的主题五花八门一样，每个人求学的经历也都各有千秋。每个人的知识背景、语言能力、研究旨趣、性格偏好以及思维模式也都是大相径庭的。如果说一千个读者心目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么一千个博士中就有一千种学习方法。我与大家分享这些个人经历，想要表达的一个观点就是：在硕博学习期间，找准自己的定位、摸索出自己的学习方法，加之对于自己求学方向的不断思索，可能比一头扎进书堆、一心扑向课堂更为重要。博士学习少则四五年，多则十余载，靠的不仅仅是智力、毅力与韧性，更是心态。
最后，在全球疫情的大环境下，涛羽遥祝各路师友阖家平安、新年快乐，我期待着与您再度和手相聚、把酒言欢的那一天，而那一天绝不会太遥远！Cheers！

作者简介

杨涛羽，2017年在伊利诺伊州立大学香槟-厄巴纳分校东亚语言与文化系获得硕士学位，现为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尔湾分校历史系博士研究生。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拟定为《纠葛的殖民主义：1860至1930年代的多边帝国主义关系》（"Entangled Colonialisms: Multi-Imperial Relations in Treaty-Port China, 1860s-1930s”）。杨涛羽的研究兴趣包括中国近代史，帝国史，城市史以及比较史学史，曾在Journal of Colonialism and Colonial History, The Metropole和《上海法租界史研究》等国内外期刊发表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