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里学者访谈#18: 弗吉利亚Press 教授谈 “媒体、性别和文化社会学的交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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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今天正值情人节，祝所有的读者朋友们节日快乐！我们今天分享云里第十八期原创国际学者访谈，就当是情人节礼物，给所有支持云里的读者和热爱知识的朋友们！

2021年多伦多大学媒体、文化和新闻研究系以及比较文学中心副教授白若云老师对美国著名媒体、性别和文化社会学学者Andrea Press教授进行了专访。本次分享是经过仔细校对的访谈录中文议稿。访谈深入讨论了Press教授的学术研究以及性别研究和媒体社会学等相关领域的发展历程和最新趋势。该访谈录的精简版将由《信睿周报》发表并收入陈利老师主编的国际学者访谈文集。白老师也是云里阅天下公众号的共同创办人之一。云里公号感谢白老师和Press教授的支持，读者可以从文末查看二人的简介，我们也感谢多伦多大学历史系硕士毕业的冯岚雅女士翻译访谈录和《信睿周报》的支持。

创办于2020年六月分的“云里阅天下”公众号致力于促进国际学术交流和为读者提供优质人文社科内容，包括继续推出“国际学术前沿讲座系列”，“国际学术访谈系列”和“博士是如何炼成的”系列文章。本文是云里公号组织的第16篇原创国际学者专访。读者可以点击文首或者文末链接读取此前的访谈。感谢所有读者朋友的继续支持，转发分享和投稿。

媒体、性别和文化社会学的交叉研究：

专访弗吉利亚大学Andrea Press 教授

采访人：白若云（多伦多大学）

翻译：冯岚雅（多伦多大学）

校译：白若云，陈利

微信编辑：罗清清(中国传媒大学）

前言

Andrea Press教授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系获得博士学位，曾先后在密歇根大学和伊利诺伊大学任教，现任弗吉尼亚大学传媒研究和社会学威廉·R·凯南（William R. Kenan）讲席教授，并任该校传媒研究系系主任。她同时还担任《传播学评论》主编、国际传播学会会士、以及国际传播学会女权研究部主任。她是美国第一代媒体社会家之一，因其将性别、阶层和流行文化的交叉研究同媒体社会学结合起来的开创性学术成就，成为具有国际影响的媒体、性别和文化研究学者。她的主要学术著作包括享有盛誉的专著《女性看电视：美国电视经验中的性别、阶级和代际》(1991年版)以及一系列合著和合编的著作。Press也是现任多伦多大学副教授白若云老师读传媒研究学博士时的导师之一。白若云老师于2021年对Press教授进行了专访，并整理出了这篇访谈录。在访谈中，Press教详细回顾了媒体社会学在美国的兴起，并讨论了媒体研究和性别研究等领域的最新研究方法和发展趋势。对话对相关过个领域感兴趣的读者很有学术价值。

Andrea Press教授

媒体社会学的兴起过程

谢谢您抽时间来接受这个访谈。

很荣幸能成为这个项目的一部分，听起来很有价值。

这的确不是一个常规的学术项目，我们访谈计划的初衷就是面向公众的交流。随着中国和美国之间地缘政治这几年日益紧张，公共话语中也伴随着不少虚假信息和误会。我们认为学术交流不应因此被打断，而且学者也有责任去促进学者与学者、国家间以及学术界与大众之间的交流。现在，想请您跟传播学外的读者们介绍一下自己的吧！

好的，我是Andrea Press。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师从媒体研究学者托德·吉特林（Todd Gitlin）。毕业后，曾在肯塔基大学医学院的行为科学系做博士后，然后在密歇根大学担任传播学和妇女研究的助理教授。随后我去了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担任语言传播学（Speech Communication）的副教授。最后，我来到弗吉尼亚大学，在这里创建了媒体研究系，现任社会学和媒体研究William R. Kenan Jr. 教授，同时也担任弗吉尼亚电影节的负责人，并与（配偶）Bruce Williams合编《传播学评论》（The Communication Review）期刊。

《传播学评论》这本期刊是什么时候创建的？

在我们接手前已经存在了，但我和Bruce已经合作20多年了。

您在读博时，传播学研究领域是个什么状况？

我不一定能准确描述，因为我是社会学毕业的，所以对这个领域不算熟悉，即便我最早在佛罗里达亚特兰大大学找到了一份传播学讲师的工作。正是在那里，我认识了Bruce，他当时学的是政治科学，而他前妻是社会学的，我们成为朋友。同时还有三位年轻学者和我一起被聘为传播学的讲师。我在佛罗里达待了一年半，然后去肯塔基大学做博士后。虽然是在行为科学系，但实际上有点像传播学的博士后。因为我在那里和Fred Fejes成为非常好的朋友，他现在是知名的传播学学者了，当时把这个领域介绍给我，同时还介绍了领域内其他的学者和同僚，比如Jennifer Daryl Slack和Mike Budd，后者是传播学系的系主任，也是后来招聘我的人。研究电影的Clay Steinman也在这个系。这些经历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学习过程。虽然此前对传播学了解甚少，但我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研究对其他传播学学者好像也很有吸引力。我当时正要完成的博士论文是通过采访的方式来研究女性电视观众，后来在1991年修改成 Women Watching Television: Gender, Class, and Generation in the American Television Experience (《女性看电视：美国电视经验中的性别，阶级和代际》)一书出版。这类采用民族志方法的观众研究（qualitative ethnographic audience study）在当时的传播学领域是种很新的研究方法，之后变成较普遍的研究方法。我作为一个博士生受邀在一个会议上介绍自己的研究（也许是在克罗地亚的杜布罗夫尼克（Dubrovnik），并在会上初次认识了许多传播学学者，记得有Eileen Meehan，Ted Glasser（现在任职于斯坦福大学）和Janet Wasko，以及其他我不知道的但在传播学界却赫赫有名的学者。在博士毕业前，我在夏威夷参加了第一场国际传播学会议(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在会前做了一系列讲座，我都参加了。在会上认识了拉里·格罗斯伯格（Larry Grossberg），并了解到伊利诺伊大学的语言传播学系。

这两年对我来说是认识传播学研究的重要阶段。虽然同年我没有去参加伊利诺伊大学举办的第一次文化研究学会，但我有朋友参加了，并给我介绍了那个领域的动态和发展。他们回来后都对这个领域感到很兴奋，因为这与我们所做的研究有很大的关联性。所以我对媒体研究领域的认知和了解是一个非常的有趣过程。

Press和Williams2010年合著的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新媒体环境》

这两年是什么时候呢？八十年代中期？

是的，我应该是1985年1月去的佛罗里达亚特兰大大学。1986年6月开始做博士后，并于同年的5月17日结婚。那是一个为期两年的博士后。我找教职工作时，获得了很多机会，显然是因为我的博士论文研究对媒体和传播学学者来说有很大吸引力。我收到了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的教职聘书；瓦萨学院（Vassar College）本来也要给我一个offer，但我退出了申请；而印第安纳大学也发了面试。我找工作的过程很顺利，但我在社会学领域的同期同学却没有人这么好运。我当时意识到自己的研究在传播学和媒体领域受欢迎，但在社会学内部却很少人问津。

我的研究课题跟性别社会学和媒体社会学有关，但当时并没有媒体社会学这一个分类。我的导师吉特林是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媒体社会学家，而性别社会学则是由研究女性和劳动的人主导的。因为我做的更多是文化层面的研究，所以当时也不属于性别社会学的范畴。后者主要感兴趣的研究课题是关于薪酬平等、女性就业经验，以及家庭社会学和女性在家中的经历等等。但我当时想做一些全新的研究，也就是性别文化社会学（cultural sociology of gender）研究。文化社会学是一个很新的领域，由一群对媒体和流行文化感兴趣并受伯明翰学派（Birmingham School）影响的研究生在一个学会上建立的，可以说在主流社会学领域根本没有合法性，得不到好的评价。我们花了十几年才获得了现在的评价。虽然还不能说文化社会学这个领域在学术界已经拥有了很高的地位，但其中已经有一些知名的学者了，比如耶鲁大学的Jeff Alexander，哈佛大学的Michèle Lamont，以及我自己所在院系中研究集体记忆和文化的Jeff Olick。所以，可以说现在的文化社会学已经有多方面的发展了。但对我来说，有趣的是，当初建立起这个领域的人是像我和其他研究流行文化、流行乐、电视和“俗”文化（low culture）的研究生。而现在做文化社会学的人，则倾向于研究美术馆和歌剧等雅俗文化（high culture）。现在在普林斯顿大学的Seamus Khan刚写了一本关于歌剧的书。这些更“高雅”的新研究课题给这个领域和作者可能带来了更高的学术地位，但同时也改变了这个领域的研究基调。

Press教授1991年出版的首部专著Women Watching Television 《女性看电视》

所以您是以文化社会学家的身份进入传播学，并且专注于性别问题、女性和媒体？

是的，女性和女性主义。

您的第一本书Women Watching Television是由博士论文发展而来，并在媒体研究中被广泛引用。能谈一谈吗？

这本书是我们这个领域内（从女性角度）最早讨论美国社会阶级的研究著作之一，我在书中探讨了妇女之间的阶层差异。当然，女性主义研究领域之后也很快开始强调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讨论妇女之间的差异。我的书或多或少处于当时这种发展脉络之中，因为它确实提到了社会阶层的差异，这在美国至今还未得到充分研究。因为受伯明翰学派的影响，阶级因素对我来说一直都是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实际上我在布林莫尔学院（Bryn Mawr College）读人类学本科的时候，在毕业论文中就开始研究社会阶层和妇女了。我当时研究了美国宾州费城“干线”（Philadelphia Main Line）富人区中的上层妇女，所以一直都对妇女和社会阶级的问题感兴趣。

关于交叉性的思考和研究在那时才刚刚开始，对吗？

是的，讨论交叉性当时还是个很前沿的做法。

现在它似乎已经成为主流，每个人都在讨论交叉性。

它现今在女性主义和性别研究领域已经主流化了。

您对这个领域正在进行的工作有什么看法？

我认为人们正在努力地对交叉压迫、性别、种族、阶级和性（sexuality）等问题进行公正的处理，这是非常重要的工作。我很高兴看见有这些进展。

性别、阶层和媒体社会学：媒体受众的跨学科研究

您的第一本书Women Watching Television出版后，获得了什么样的反响？

这本书的反响很有意思。因为那是一个跨学科研究，所以我此后在文学（English）系里也变得有名气了。当时，受众研究（reception study）在文学研究领域里十分流行，我也引用了不少文学学者和受众研究理论。珍妮斯·拉德威（Janice Radway）的研究对我来说是开创性的，我的博士论文从她1984年出版的《阅读浪漫小说》（Reading the Romance）里获得了诸多灵感。她是一位文学出身的美国文化研究学者，关注流行书籍的受众情况，而这个方向在当时的文学和美国文化研究中根本没有任何地位。因为出版了这本书，她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没有获得终身教职（tenure），但这本书却是使她一举成名的经典之作。当时宾大并不推崇关于通俗文化的研究，也不推崇关于女性受众或者受众文化的研究，因为这在当时的文学研究中还是新方向。后来这些研究方向在文学领域中变得很重要，我的书就是在她带动了人们对这方面越来越感兴趣的时候出版的。

同时，文学系也开始流行电影和电视剧的研究，现在也有很多文学系教授在教关于电影和电视研究的课，但当时那还是一个崭新的领域。所以，我那本书在文学系和媒体研究系都变得有名。我作为一个媒体社会学者也有一定知名度。我的博士导师当时在伯克利有一群研究媒体社会学的学生，我们后来也成了第一代媒体社会学家，比如阿默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的Ron Lembo和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John Cruz。我和Lembo研究电视文化，Cruz则研究流行音乐。这就是媒体社会学的开端，但在媒体和传媒研究领域里得到了更多的关注。我们现在仍然处于这两个领域之间，因为在传播学里，人们还没有进行大量受众研究，而社会学里的人也没有做大量的媒体研究。所以我们位于两个领域之间，与英国社会学和英国文化研究的发展更一致，我们的研究也受到这两者的影响。

托德·吉特林是对您影响最大的人之一吗？

他是我的导师。

但他没有做受众研究？

对，他没有。他写Inside Primetime（1983年初版）时，我是他的研究助理。这本书研究了黄金时段的电视制作，他采访了很多参与电视节目制作的人，所以他更像是一个文化分析家。他也是个非常活跃的活动家，曾出版了一本关于60年代的书。同时，他还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文化评论家，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现在仍然在写关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书和文章。

所以，您在研究女性电视观众时使用的方法大多来自社会学？

对。因为我本科学人类学，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社会学系博士培养过程比较松散灵活，所以我在伯克利读博的时候走了一条不寻常的路。我一年前刚翻过我的博士成绩单，发现当初只上了少量社会学的课，另外却从其他领域选了不少课，包括比较文学和研究电影的，以及一门人类学和一门哲学的课。同时，还研究过海德格尔和批判理论，并学习了法语和德语。当时读博士有很多跨学科选课的自由，现在已经是件很难得的事情了，因为每个系都有压力让研究生尽快毕业。今天，我主要教电影，我对电影研究十分感兴趣，现在正在写一本关于女性主义和电影的书。这些都和我读博期间培养的一些兴趣有很关系。我是学术兴趣培养是一个渐进和长期的过程。我在布林莫尔学院接受了人类学方面非常好的训练和教育，然后在哈弗福德学院（Haverford College）选了很多社会学方面的课。当时的导师是人类学家，但我也与社会学家Mark Gould有很多的合作，他至今还会与我和他的许多学生保持联系。所以我在方法论上面的训练大多来自人类学，而当我设计论文题目时，我又用上了这些方法和知识。我没有继续学人类学的部分原因是因为我想研究美国妇女，并且想阅读大量的理论。当时人类学家一般不去研究自己的文化，当时的人类学领域和现在很不同，不像社会学那样强调理论。如果我知道人类学领域后续的发展，可能会走上人类学的道路。现在，人类学家研究的主要是自己的文化，也汲取了大量的理论，可能比社会学家还多。但在当时，社会学系更加吸引我。我想，如果我打算研究美国妇女，也许应该成为一名社会学家。但我对社会学的了解真不如对人类学了解得多，而且我在伯克利的学习兴趣主要是在社会学之外，所以并没成为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学家。这就是伯克利社会学系的特性—它培养了许多从事民族志研究的学者，与大部分社会学系的培养方式不同。另外，那也是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时代，因为福柯和德里达都来伯克利讲课。当时有很多跨学科的理论，还有对后结构主义、结构主义以及电影研究的激情，但还没有人教电影。我作为博士生在伯克利社会学系开了第一门女性和电影（Women and Film）课，这是一门高年级的研讨课。那是我第一次教这门课，我非常喜欢，从1984年起一直在教。当我不能教的时候，我感到很难过，因为我喜欢教关于好莱坞电影中的女性。我喜欢电影，也喜欢把它们展示给没有看过的人，这是件很快乐的事。

Press教授和Elizabeth Cole合著1999年出版的Speaking of Abortion 《言说堕胎》

您现在还在教这门课吗？

我还在继续教。在学习这个领域的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关于电影的知识。我还有一门关于好莱坞著名导演教希区柯克的课，以及一门关于情节剧（melodrama）和电影的课。在七八十年代，女性研究和电影研究之间有很多交集，我对此有很大兴趣，因为我一直对电影和电视研究感兴趣，这也是我开始研究受众的部分原因。

您是如何教女性和电影这门课的？

为了确保这是一门课的效果，我一直与教学资源中心密切合作。我在课程最开始会说，我是一个非常喜欢跨学科的研究者，所以这门课会和其他的电影研究生课不同。我是一个社会学家和媒体研究学家，同时也是一个女性主义学者，所以我关注的是妇女研究、媒体与传播和社会学的交叉点。我研究妇女是如何被刻画或者表述的，并将其置于美国有声电影兴起后的几十年这个时代背景中。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一直讲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从历史中去看是什么改变了妇女的形象、什么是好莱坞电影制作守则前的电影（Pre-Code movies）、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职业妇女和观众。这门课有很多关于职业妇女的电影。随后我们讲玛丽莲·梦露时代的崛起，我写了一些关于梦露明星形象的文章。我们还讲妇女在战后回归家庭进行生产时发生了什么、退伍军人回归美国社会后的问题，接着就是关于六十年代的讨论。我还教一门讲青少年与电影的课，讲青少年在电影中的形象和表现。从五十年代的James Dean开始讨论对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反抗，到六十年代的青少年文化，最后是七八十年代，一些女性导演和性解放的题材开始露面。这是门很有意思的课，我让每个学生反思自己的高中时期并将自己的经历与电影中青少年的高中时期进行对比，我认为能从中学到许多。

您说的这门青少年与电影的课和女性与电影是不同的课程，对吧？

是的，这是一个不同的课程，但我有时会在女性和电影课上展示一些青少年电影。回到女性和电影课，在六十年代后我们开始讨论第二波女权主义、后女权主义以及现在的电影。我通常会用一部当前的电影作为课程的开端，比如我们今年看了由一位相当杰出的女导演执导的《小妇人》，将十九世纪女性主义的小说以不同方式为二十一世纪的女性主义改写。你知道我很喜欢研究流行电影，我喜欢研究人们看过的电影，所以我很爱研究当下的电影。我也很爱研究恐怖片，因为有很多关于恐怖片的女性主义理论都非常出色，比如对《万圣节》（Halloween）和Jamie Lee Curtis的形象的分析，还有《惊魂记》（Psycho）里对弑母情节的精神分析。我还可以谈希区柯克和《迷魂记》（Vertigo），以及希区柯克的金发女郎和这位导演电影中的女性形象。资料非常的丰富，我永远都不可能涵盖所有的题材，但这些全都令人兴奋。我对黑色电影（film noir）、高度被性化的女性形象（hyper sexualized woman）、吸血鬼和犯罪题材也很感兴趣。

Press教授于2018年和June Deery合编的《媒体与阶级》封面

流行文化、女性主义和数字媒体研究

你是最早从女性主义角度研究流行文化的学者之一。你可以谈谈流行文化研究对性别动态（gender dynamics）研究的意义吗？

如果你看当下的流行媒体，我们甚至没有词汇来描述媒体如何改变我们的日常生活、儿童社会化的过程、约会和求爱和其他的沟通方法和关系。但它无所不在。它是文化传播的方式和人们体验文化的方式。我认为，文化是赋予生命意义的东西，是人们对其经验的反思。所以你可以研究人们在工作场所受到的待遇，但这些经历是通过文化的方式体验的，且人们从文化的角度来理解这些经历，决定自身对事物的看法。她们经历何种情感？这些都是文化的问题，所以我对只关心女性的工资和工作类别的狭隘社会学研究感到不满意。和文化层面上的问题相比，这些社会学问题似乎不那么有趣。这些女性有什么文化品位，如何将这些文化融入到自己的生活中，以及文化如何帮助她们过滤、理解在工作中和家庭里的经历、被性别化的抑郁症等等，我认为这些问题在我们的文化中仍然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随着数字媒体的快速增长，流行文化的形式也在激增。电影和电视仍然是流行文化传播的重要场所，但现在研究流行媒体似乎变得更有挑战性。对于研究数字时代的大众文化，您有什么建议呢？

我不认为自己有任何好的建议。我正在思考所有学者现在都在关注的一些问题，比如我们为什么会出现法西斯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如何看待人们的政治意志和投票行为、为什么特朗普会有那么多选票、为什么整个西方文化会出现法西斯主义的崛起等等。我认为媒体是这些现象的核心，所以我一直尝试设计一个用民族志（ethnography）的方法去研究社会阶层问题的研究课题，看看不同阶层的人们对政治媒体和承载政治价值观的媒体有哪些不同的体验。我试着做了一个研究计划，但进程缓慢，因为我有其他非常感兴趣的项目。我现在正在做一个关于线上约会建议视频的项目，同时还做一个关于全球简·奥斯汀的女性粉丝群的项目—有些粉丝群非常活跃。我还在采访一些科技（STEM）领域的女性，了解在 #MeToo运动之后她们对性骚扰的认知和意识、工作场所的条件是什么、职场里有哪些待解决的问题，以及公司如何回应增强的性别意识等等。因为这三个项目在同时进行，所以民族志的研究不得不后挪。

Press教授办公场景

你对简·奥斯汀粉丝的研究,是否以某种方式延续了您之前的电视观众研究？

简·奥斯汀粉丝的问题和这个粉丝群体现在为什么如此广泛的部分原因来自于流行电影，因为这一类特别流行的电影是从九十年代一部青少年电影《独领风骚》（Clueless）开始的，电影改编自简·奥斯汀一篇不太出名的小说。我感兴趣的问题是，通过电影了解简·奥斯汀的观众和通过书籍了解简·奥斯汀的读者之间是否有区别。两者之间肯定有一些重叠，但也有人就是不喜欢电影，也有一些人从来不看书，只看电影。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议题，因为电影对书进行了特殊的阐释。你不可能在电影中得到书中一些的细节。文学研究者认为简·奥斯汀之所以如此出名和创新是有原因的，而我不确定她开创的那种叙事技巧，即所谓的自由间接话语（free indirect discourse），可以完全转换为电影。在简·奥斯汀的叙事下，叙事者进入主要人物的头脑里，读者通过主要人物的眼睛看到一切，第三人视角的旁白不再存在。这种叙事技巧主要出现在《爱玛》（Emma）里面，同时也是《独领风骚》改编的原始文本。这不是在电影里可以描绘的东西，因为你必须要有一个叙述者，但这不是大部分简·奥斯汀电影的拍摄方式。我得回去看看那些电影是否有旁白。书中有叙事者，因为这些书不是第一人称或者第三人称视角写作，而是交换角度叙述的。电影的叙事者是摄像机镜头，它们讲述了一段故事，但我们并不能像书中那样进入爱玛或者《傲慢与偏见》里利兹的脑海里。书中的旁白有时会以人物的方式看待事情，有时则从上帝视角看事物，并在这两者之间自由无缝地转换。

所以你现在是在研究这两种简·奥斯汀的粉丝吗？

我现在还没开始研究，我还在思考。我一直在跟研究粉丝文化的人交谈，尝试搞清楚什么样的研究才有意义。我是一个书迷，所以我加入了许多简·奥斯汀的Facebook小组和部落。北美简·奥斯汀协会邀请我去做一个讲座，所以，如果我做了这个研究，我就有东西可以讲了。但我经常听她们的讲座，昨天正好有位我最喜欢的简·奥斯汀学者之一发言。她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书，写了一系列关于简·奥斯汀的热销书，也给The Great Courses系列做了一些很棒的讲座。她是一个非常严肃的简·奥斯汀学者，但同时也普及了简·奥斯汀。她去年出版的书是围绕简·奥斯汀的粉丝群体是如何形成的，从十九世纪一直讲到现在，探讨了不同年代粉丝群体的不同。她还有一本新的传记即将出版，是个非常高产的学者。她昨天的讲座是关于奴隶制和奥斯汀家族的，特别是《曼斯菲尔德庄园》里奴隶制的内容，这本书有很多的争议。现在没有人对这些内容进行比较好的改编，因为这并不符合现代人的感受，这是个有待完成的事情。我相信人们都在努力，但没人喜欢《曼斯菲尔德庄园》的女主人公，她太被动了。

你是否把粉丝研究看作受众研究的一部分？

绝对的，因为它们是同时兴起的。早些年我为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编辑的学术著作系列中，有一个关于女性受众研究的系列，我想应该是叫Feminist Cultural Studies, the Media, and Political Culture。这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名称，但我们出版了Camille Bacon-Smith早期的一部研究女粉丝改写《星际迷航》（Star Trek）叙事的书，应该是叫Enterprising Women: Television Fandom and the Creation of Popular Myth。她参加了粉丝聚会，收集粉丝文献，这在没有互联网的八十年代是件了不起并非常创新的研究。这本书在1991年出版，就在我的书之后。因此，她不得不收集粉丝分发的油印（mimeographed）纸片和印刷品。这个粉圈内部有很多女同性恋，她们将科克和斯波克（Kirk/Spock）重塑为男同性恋并拥有一段感情关系，这在很多方面都是非常创新的。还有许多其他的粉丝研究课题，也是受众研究里最有趣和令人兴奋的研究。我从未做过粉丝研究，因为我作为一名社会学家，对边缘群体/亚文化群体（fringe）没有那么大兴趣，而是更关注主流人群。但我认为简·奥斯汀的粉丝如此吸引我的一个原因，是这个群体也很主流，并不是一个边缘群体，虽然白人老太太居多让这个群体看起来边缘化了一些，但实际上也没那么老，大部分的粉丝都是三十多岁，其中一些比较出名的播客主可能再年轻一点。很多粉丝从三十多岁一直到七八十岁都在看。简·奥斯汀吸引了很多英国和美国的老年白人女性，但电影改编又将她的叙事和故事带进了年轻人当中，影响了一些流行的青少年电影。大部分上女性研究和电影课的学生都看过2005年好莱坞版改编的《傲慢与偏见》。所以，一个出生于十八世纪的作家对爱情和浪漫的看法，为什么会成为2021年年轻女性最受欢迎的浪漫叙事之一，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

目前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暂定的答案吗？

等我想明白了，您会是第一个知道的人。这个问题是我的兴趣所在，它激励我思考。

这个问题似乎与后女权主义有一定的关系。

这也是研究约会建议视频里出现的一个问题。现在有一个针对三十岁以上女性的约会建议视频行业，但跟我合作的一些学生说，针对年轻女性的视频建议和针对年纪大一些的女性有很大的不同。给年轻女性的建议会更加女性主义一些，但针对年纪大一些的女性则是类似“如何表现得更加女性化一些，以便你结婚生孩子”，“如何吸引男人，让你的前男友回心转意”，以及 “如何让你的男人开心”等。感觉回到了1950年代。

在方法论上，粉丝研究和受众研究有什么共同点吗？

我认为这两者有很多的共同点。做粉丝研究的人经常做访谈，当然他们也有文本分析的成分，因为很多粉丝都会重写故事线或者改写世界观。你必须要讨论他们喜欢的媒介和文本，不管是乐队、音乐视频、简·奥斯汀的电影、小说又或者是《星际迷航》的电视剧。我之前有个学生——她现在在法学院学媒体法——在毕业论文里研究了英国-爱尔兰男孩乐队One Direction的粉丝群体。虽然我没有听说过这个乐队，但他们的粉丝群体十分庞大。粉丝们会写关于乐队成员的故事，有些故事在网上以不同的形式广为流传，是一个非常活跃的粉丝群体。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研究。

网络民族志和新研究项目

在讨论数字媒体的研究方法时，很多人都说到网络民族志（online ethnography）。您对网络志有什么看法？

这真是一个好问题，我感到很纠结。实际上我刚开始跟一位经济学家合作研究线上约会视频，看看能否从Youtube上获取一些关于约会建议视频的真实受众是谁的数据。但很多做网络志的人，并不能回答受众真实身份的这个问题，也没办法确认网络评论者的真实身份。这对我来说是个大问题，因为如果你在做民族志和人类学研究，你就会想知道自己研究对象的方方面面，形成一个更全面的视野，而不只是想看到这些人在Youtube视频或者电视栏目的评论。从我的角度来看，这不足以回答受众研究中各式各样的有趣问题，所以我没有被这个方法吸引。还有一些其他问题。比如，研究在线约会可能会涉及隐私权问题。很多Facebook小组是封闭的私人小组，研究者可能很难得获得对方许可去研究其活动。所以我认为，网络志有一定的空间，有许多有趣的在线活动，但我不认为它可以取代更加传统、通过面对面的交谈来了解人群和文化的民族志方法。我想做的民族志研究是用更加传统的方式去研究社会阶层、政治和新闻媒体。除了人们在网络上消费的政治信息以外，我还想更多地与人见面，了解他/她们生活的不同方面。

所以网络志可以发挥互补作用，但不能取代传统的民族志方法，因为传统的方法在今天依然是必不可缺。

我认为它们很重要，并且为我们提供了回答更广泛问题的数据。一些局限于网络环境的研究非常有趣且可能也有必要，但这不够，我认为我们需要真正的民族志，将这些人的线上活动置于现实背景当中，因为人们并不是ta们线上活动的总和。

很高兴知道您也在做关于#MeToo 运动的研究，我相信读者对此会很感兴趣。可以谈谈一下您的研究吗？

目前我的研究发现是，人们仍然觉得在工作中受到歧视，不得不经常面对骚扰，而公司采取的任何行动都非常缓慢，这点有些令人沮丧。很多人和公司都意识到这些问题的存在，这是件好事，但这种意识还未走向我们期望的那种职场改革。因此，我正在与霍华德大学（Howard University）的一位女性学者合作，尝试做一个媒体研究项目。我们希望样本里能有一些有色人种的女性（women of color），这样我们的研究能够更加具有交叉性。我们目前也和一位男同性恋学者合作，同时还收集了一些跨性别女性的数据我希望能有某种职场革命，让公司能更积极地处理这些问题，但根据收集到数据，这个职场革命目前似乎还没发生。

#MeToo 带来了一些好的变化，但制度性的变化是否会因为运动自身的局限而导致进展缓慢？

#MeToo 运动自然给我们带了一些正面的变化。比如，当有人现在提出性侵控诉的时候，人们不会再像过去那样把控诉人当成疯子一样对待。同时，一些领域也开始发生了变化，引入了一些好的规章制度或者处理机制。但被性骚扰后，受害者仍然很难得到任何补偿。这就是我们目前面临的困境。虽然这个运动才刚起步，但如果我们必须猜测其结果的话，这可能就是结论。同时，这个运动也没解决在科技（STEM）领域中女性在薪资和晋升评估过程中所遭遇的隐形歧视。就像在美国学术界内，性别比例相当，起薪较为平等，这些都是第二波女权运动所带来的后果，但你不能立法规定评估、晋升、奖励方面的平等，因为你进入到了有很多人为变数的环境中。我相信作为一名学者，你也看到了这一点。人们的看法会影响到这些职业上的变动，比如她是否真的很好、是否真正具有领导潜力等等，就像男人和女人仍然歧视女性一样。我们必须积极工作，加强这方面的意识，并试图给予一些补救。这非常难，但需要大家继续做下去。

访谈人信息

受访者

受访人简介：

Andrea Press 是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传媒研究和社会学威廉·R·凯南（William R. Kenan）讲席教授，目前暂任传媒研究系系主任。她曾是该系首任系主任，作过弗吉尼亚电影节执行董事，曾在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任职，包括密歇根大学，斯坦霍普传播政策研究中心和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在伊利诺伊大学任教期间，她曾是“Roger Ebert最受忽视电影节”制作人，曾获Arnold O. Beckman研究奖，并被任命为伊利诺伊大学高等研究院成员。她获得的荣誉包括NIMH（美国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基金，两次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颁发的研究基金，以及Danforth基金会颁发的研究基金。

Press教授出版的专著和合著包括：《女性看电视：美国电视经验中的性别、阶级和代际》(1991年) ，1999年和Elizabeth Cole合著《言说堕胎：女性日常生活中的电视与权威》，2010年和Bruce Williams合著《新媒体环境》，2018年和June Deery合编《媒体与阶级》，2018年合编《后受众时代的女权主义受众研究》，2019年合编《新女权主义电视研究》，2020年和Tasha Oren 合编《当代女权主义手册》，2021年和Francesca Tripodi合著《媒体就绪女权主义与日常性别歧视》，以及即将出版的《电影与女权主义》。Press教授是《传播学评论》的主编，国际传播学会会士，以及国际传播学会女权研究部主任。

受访者主要学术著作（尚未有中文翻译）：

1991: Women Watching Television: Gender, Class, and Generation in the American Television Experienc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9: Speaking of Abortion: Television and Authority in the Lives of Women (co-authored with Elizabeth Cole).

2010: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 An Introduction (co-authored with Bruce Williams, Wiley-Blackwell).

2018: Media and Class: TV, Film, and Digital Culture (co-edited with June Deery).

2018: Feminist Reception Studies in a Post-Audience Age: Returning to Audiences and Everyday Life (co-edited, Routledge).

2019: The New Feminist Television Studies: Queries into Postfeminist Television (co-edited).

2020: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Contemporary Feminism (co-edited Tasha Oren).

2021: Media-Ready Feminism and Everyday Sexism: How US Audiences Create Meaning across Platforms (co-authored with Francesca Tripodi, SUNY Press).

Forthcoming: Cinema and Feminism.

访谈人

访谈人简介：

白若云 (Ruoyun Bai), 北外英语系学士和文学硕士，伊利诺伊大学传播学博士。曾任美国纽约大学媒介、文化和传播系助理教授(TT) (2007-2008年), 现任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文化和媒体研究系以及比较文学中心副教授，系该校UTSC校区媒体研究专业创建者并曾任该专业Program Director。她的研究兴趣包括媒体与社会、媒体与性别、大众文化和比较媒体研究。学术著作包括专著Staging Corruption: Chinese Television and Politics (UBC Press, 2015) 和另外两本合编英文著作(TV Drama in China, coedited with Ying Zhu and Michael Keane in 2010; Chinese Television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Entertaining the Nation, co-edited with Geng Song in 2014)及一系列文章。目前在研究丑闻（scandals）事件所反映的新媒体、流行文化与政经和社会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