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透视||陈希：哪一片云是我们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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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一片云是我们的天：序《新性灵主义诗选》
以龚刚、杨卫东、李磊、张小平、薛武、罗国胜、朱坤领等为主力的七剑诗群，相识于网络，刚柔相济；相知于红尘，潇洒自由。因诗结缘，喜爱《七剑下天山》等武侠小说而推崇明快的书写。诗性灵，剑寒光，人正义，心良知。他们分别生活在澳门、广州、上海等异地，极少谋面，但心灵相通；和而不同，却取长补短。
他们出版《七剑诗选》，倡导新性灵主义诗学，建立网站和微信群，举行诗学交流会和新诗大赛，引起诗坛和各界关注与好评。诗集去岁面世，各大书店热销，线上线下售罄，一度跻身当当网、亚马逊等销售榜前三甲。
暨南大学出版社将诗集列为十大新年读物，山东《济南日报》、广东《作品》杂志等报刊发表推介评论，赞誉不断，好评如潮。借此东风，七剑再接再厉，出版新集《新性灵主义诗选》。主编龚刚、李磊约请我为诗集写几句话。雅意难却，欣然从命。
爱诗者心有灵犀，超越时空。以诗会友，传情达意，是一种风雅。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乐融融。这里主要叙写和分享阅读新诗集《新性灵主义诗选》的感触和体会，同时就新性灵主义诗学问题，谈一些个人心得和体会。
一、诗歌的常与变
新诗是中国诗歌的现代形态，又是现代诗歌的中国形态。新性灵主义诗学主要讨论新诗的审美方式，是中国传统性灵派诗学的化用和借鉴，是对旧性灵主义的传承和发展。这涉及新诗百年之变与中国诗歌千年之常的问题。
世界处于变化之中，流动发展是事物的特质。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文学常变常新。歌谣文理，与世推移。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但万事万物流变不居是有动因和规律的，变化的形式各呈其异。文化变革不同于政治、经济那种掠夺、占有与消灭。“文化史上亦只有演变而无革命”，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梁宗岱如是说。
五四新文化运动，其实是一场从传统向现代的文化转型，这种转型是变革和继承的统一，而不是对传统文化的断裂和否定。“打倒孔家店”可能是以讹传讹的口号，因为迄今文献仅发现“打孔家店”而未见“打倒孔家店”，传统文化中确有糟粕，需要反思和抛弃，而优秀的东西则需要继承和发扬。
五四新文学运动诞生于中西文化的交汇点，以取法西方、反传统的姿态出现，但新文学倡导者们反对的是传统文化中陈腐没落的因素，抛弃的是应该否定的东西。梁宗岱曾赞叹“中国底诗史之丰富，伟大，璀璨，实不让世界任何民族，任何国度”；走进中国诗歌世界，“无异于回到风光明媚的故乡”。传统复杂多元，有时是前进的动力，有时是因袭的负担，“二三千年光荣的诗底传统，那是我们底探海灯，也是我们底礁石”。
中国诗学传统深厚、绵延而丰富，有含蓄蕴藉的“缘情”，有明白平易的“言志”；有唐诗的象征抒情，有宋诗的主知说理。中国诗学传统本身一直在“变”：从四言到五言到七言，从诗到词到曲，一代有一代之诗歌。
胡适是文学革命首创者，但《文学改良刍议》反复强调“吾惟以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为文学正宗”，肯定古代白话文学；《谈新诗》推崇“元（稹）白（居易）”派，后来指明“那时的主张颇受了宋诗的影响。”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声言打倒“古典文学”、“贵族文学”、“山林文学”，但是仍肯定从《国风》、《楚辞》到施耐庵、曹雪芹的文学传统。
由此可见，反传统更多是一种姿态或者策略，甚至以传统来反传统，新学旧学不可能一刀两断，而是抽刀断水，或藕断丝连。反传统不是全部否定，而是扬弃。“五四”是文学与文化转型，中国文学并不是到这里断裂了，恰恰相反，经过外来思想文化冲击，中国文学吸收新的血液，有了生气，出现新气象，得到新的发展。
新诗百年之变与中国诗歌千年之常，构成一个具有启发性和感召力的诗学话题。新诗是中国诗歌的现代形态，又是现代诗歌的中国形态。百年以来，新诗历经坎坷，求新图变，取得瞩目成就，但是也饱受争议，指摘更多集中于新诗没有根基、缺少诗意诗味、不拘形式、随意走笔、俗白浅显或晦涩怪异。这很大程度是偏见和误会，但新诗确有不成熟和为人诟病之处。
西方美学从柏拉图开始，多有《为诗辩护》（如雪莱所写）的篇章，这涉及诗学观念和身份、地位问题。中国是诗歌的国度，古典诗学似乎没有类似的质疑，曹丕《典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几乎成为主导性意见。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新诗的地位、身份常常受到挑战，因为“非诗”性东西令人触目惊心，甚至不堪卒读。
胡适创作《尝试集》，就受到猛烈攻击，梅光迪1916年8月8日致胡适信认为白话诗“非诗之正规，此等诗人断不能为上乘”，胡适模仿颓废派、意象派等欧美新潮，“其诗实非诗也”。胡先骕《评〈尝试集〉》批评胡适的新诗“卤莽灭裂”、“必死必朽”，判定“《尝试集》之价值与效用为负性的”。
1949年以后，社会转型，新诗被意识形态化，强调政治属性和宣教功能，缺乏自主性，丧失艺术价值。新时期以来，朦胧诗反叛诗歌的政治宣教，第三代诗超越朦胧诗的济世情怀，而90年代先锋诗人从诗学观念到审美方式都发生脱胎换骨的新变，主张“三还原”（感觉、意识、语言）、“三逃避”（知识、意义、思想）、“三超越”（逻辑、理性、语法），无论是知识分子写作还是民间写作，都脱离时代和社会，诗歌既丧失精神也丢掉美感，不但没有回到诗歌本身，反而走到诗歌的反面——非诗和伪诗。
进入新世纪，随着网络发展，诗歌写作、传播、评价等发生显著变化，新诗呈现复杂态势，一方面本土性、现实性增强，似乎形势大好，空前繁荣；另一方面境遇不妙，良莠不齐，难掩骨子里的疏阔苍白，合法性、辨识度受到广泛的质疑，新诗的边缘化和粗鄙化甚至进一步加剧。
新诗命途多舛，曲折轮回，症结是“变”与“常”的问题。新诗之“变”本身必须尊重和体现“恒常”的诗学规律和“平常”的美学元素。诗歌有新旧和地域之分，但诗歌的艺术性应无新旧之分和中外之别。好诗使生命发光，都应该具有独到意象、巧妙语辞、创新技巧和完美的形式，在诗意和表达上能动人之情、启人之思。
百年新诗，历经风雨，一个巨大的话语空间等待论者进入、淬炼和创造。当前诗歌发展处于拐弯道，亟需理论家和诗人站出来进行诗学总结、反思和建构，指明方向，高扬旗帜。龚刚等提出新性灵主义诗学，是适时和睿智的。
新性灵主义诗学倡导和实践源自七剑诗群。新性灵主义理论主张见于龚刚《中国现代诗学中的性灵派》、《新性灵主义诗观》以及《新诗百年与新性灵主义诗学建构》等，七剑诗群的诗歌创作则提供新性灵主义理论的实践支撑和鲜活标本，并进行检阅。
诗学理论既要有科学性和创造性，又要有学养、情怀和抱负；既要有历史理性高度，高屋建瓴、审时度势，又要有前瞻性和启发性，面向未来，但是最基本的和最有效的是要针对现实，振衰起敝，解决当下诗歌的困境和问题。
仿佛晚明公安派提出“独抒性灵”是针对明代前后七子复古、拟古风气和内容，新性灵主义诗学从古今中外诗学寻求资源，科学地总结百年积累的正面和负面的艺术经验，向当前诗坛歪风邪气宣战，向非诗、伪诗宣战，向非诗学、伪诗学宣战，向商业化、庸俗化的诗评宣战，提升诗歌审美品格，摆脱边缘化的尴尬境地。这是时代提出的要求，历史赋予的使命。
当下中国，网络科技迅猛发展，日新月异，社会转型，万象万千。“现代科技”与“民间力量”相结合，冲击了官刊纸刊一统天下的局面，诗歌生态系统进行了整体性的重新洗牌，诗歌进入一个众声喧哗、多元化、去中心的时代，呈现出离心、弥散的态势。互联网和智能手机带来的诗歌曙光喷薄而出，诗歌体量（作者和产量）井喷式增长，边界和自由度扩展或提高，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与创造性。
但“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科技发展，经济繁荣，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精神境界迅速滑坡，走向粗鄙化，诗意和灵动被时代浮躁狂风吹走，实用理性使我们逐渐远离纯美至真而置于世俗罗网。当代诗歌中有不少是文字游戏、境界狭小、小我情怀，诗坛圈子林立、过度虚妄自恋、自我炒作、低水平重复、缺乏自律等问题比较严重。
身处这样一个变化、动荡和支离破碎、庸俗不堪的时代，如果自甘平庸，陷于世俗，为功利裹挟，那么自主、个性、反抗和创造就无从谈起。作为一种诗学主张，新性灵主义不是唯美主义、小打小闹和自娱自乐，而是既崇尚个性，更提倡扎根生活深处，让一切感受冲击心灵。这实际上要求在诗歌创作中介入现实，直面人生，必须有统摄、提升生命/灵魂体验的精神维度和方向，追求卓越和伟大。
由于新性灵派以性灵为宗，从心而出，各展个性，不强求一律，但是理想高悬，提升境界，诗歌中国才能延绵不绝，文脉相传，拒绝与时俯仰，在浮躁和动荡中坚守信仰和追求，逆风飞扬，风上筑巢，以笔为旗，创造出无愧时代、民族的伟大诗篇。
新性灵主义的主张和内容，涉及诗意、表达和体式等方面，我尝试将主要内容概述为“大”“中”“小”三个字。
“大”即是大境界，强调心系苍生、民族、国家、天下的开阔胸怀和厚重气度，而非局限于个人的恩怨情仇和狭窄的生活圈子，追求有情有义的大侠精神。
“小”即是主张精短诗行涵盖一种精神，以少总多，以简驭繁，而不倾向和钟意长诗写作：新性灵主义崇尚个性和顿悟。七剑诗派的中坚张小平（柔剑）认为，“如果只是灵感与性情，就成了浪漫主义诗歌了。加上顿悟（epiphany），就有性灵说的‘闪电’了。”新性灵主义所谓“闪电没有抓住你的手，就不要写诗”，其实是顿悟使然。
“中”即是中正之道和浩然之气，不以音韵胜，而以气韵胜，自如潇洒。不拘格律，且不矫情、不滥情，主张冷抒情，强调节制和反思。
诗在风上筑巢，灵魂的故乡永新。新的时代带来了新的生活，以及新的经验结构，新的想象方式。新性灵主义捍卫真理，追求诗艺，超越旧有观念和美学惰性，重新构造思维习惯与感觉结构，不断寻找寄托诗意的新对象、表达世界的新方式，在跌宕的现实与迷离的碎片中参透人生的磨难与灵魂的历练，有意或无意之间把个性提升到一种全新的诗美境界，完成诗歌的升华，从而 “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新性灵主义遥承“独抒性灵”的历史脉络，是对旧性灵主义的传承和发展。明清性灵诗学是以《礼记·乐记》所谓感于物而形于声的“心物感应说”为思想根源，以人的自然本性、生命意识为核心，以佛教“心性”学说为推动，强调文艺创作的个性特征、抒情特征，追求神韵灵趣的自然流露。晚明以袁宏道为代表的公安派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而清代的袁枚等性灵派则对公安派的性灵和诗才（灵机与才气、天分与学识）进行了修正和发展。袁枚《随园诗话》所谓“性灵”，“性”意为性情，“灵”意为才华。所谓才华，包含驾驭典籍的能力，因而具有后天学养和修炼的成分，但他的主体立论依然过于强调天性：“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
新性灵主义与明清性灵主义首要区别表现为对“性灵”内涵的界定和理解不一。新性灵主义诗学大幅度提升了后天学养和修炼等要素的重要性：“性灵者，厚学深悟而天机自达之谓也。”天性只是基础，必须经由后天的蕴蓄、历练，才可发乎于外。新性灵主义诗学所谓“性灵”，不仅是自然本性，也不仅是性情，也不同于西方美学所谓灵感，而是兼含性情与智性的个性之灵。“性灵”是生长着的，因而是可以后天修炼、培育的。新性灵主义之“性灵”显得开放和科学，切合并有助于诗歌创作。
其次，明清性灵说强调诗歌本质是表现真情实感，反对受儒家礼仪束缚的伪情，反对雕章琢句，反对学问为诗，肯定个性和欲望，但是新性灵主义强调哲性感悟，情理结合，主张冷抒情，反对情感外露，热情外溢，不知节制和反思的热抒情、泛抒情。这实际上吸取瓦雷里、艾略特等西方现代智性诗学的成分，中西会通。
再次，明清性灵派虽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却终究要受格律、声韵束缚。新性灵主义主要以现代汉语写自由诗，不仅不拘格套，而且不拘束于外在的格律与声韵，讲究气韵，注重诗歌内在的节奏，并强调厚学深悟而天机自达，注入现代人的主体性意识和现代诗学理念。
明清公安派、性灵派的突出特点是强调诗人的个性和真情，新性灵主义诗学主张在现代性语境及会通中西的背景下发展中国的个性主义传统。作为诗界的个性主义者，新性灵主义认为诗歌应彰显个性之灵，妙用随心，不受单一风格、单一角度的约束，崇尚各随己性、以瞬间感悟照亮生命。所以，新性灵主义实为非派之派。
中国现代诗学具有特别的历史价值和美学意义。胡适1919年发表《谈新诗》，被视为现代诗学的“金科玉律”，比新诗史上第一部个人诗集《尝试集》的出版早半年；胡适1917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较文学史首次出现的白话新诗还早一个月。
新诗很大程度上是被呼唤、被讨论出来的。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回首五四新文学运动，认为新诗“革新的成分都比小说和散文大得多”，变革最困难，引起讨论最多，因而新诗理论“特别多”；朱光潜《文学杂志》创刊号“编辑后记”特列“诗论发达”为中国现代文学四大特征之一。
中国现代诗学凝聚了诗论家和诗人的才智和辛劳，新性灵主义诗学不乏深度和新意，具有先锋性和启发性，而且结合诗歌创作，具有可行性和实践性。前文从历史和美学角度对新性灵主义诗学的价值和意义进行评论，这里再从创作角度，对新性灵主义诗学和诗歌特质稍作阐发。
龚刚是研究家和评论家，且具有丰富的诗歌创作经验。值得注意的是，新性灵主义诗学在文体和语言表达上别具一格，与一般诗论有着本质的不同。新性灵主义诗学并不以系统、严密的理论分析取胜，而常常以三言五语为一则，发表对创作具体问题的直接性感受和意见。采用散文形式和感性语言，承续传统诗话的体式和表达，简练而深刻，真知灼见与隽思妙语时现其中，但不是花样翻新地堆砌废话或炫弄概念，让人生厌或读不懂。“闪电没有抓住你的手，就不要写诗”，“智以驭情，气韵为先；一跃而起，轻轻落下”，这样的感性语言和诗性表述元气淋漓，非常睿智和精到，显然更生动更有魅力，旨在消减关于新诗的隔阂和误解，拉近诗歌的距离。
诗集收录七剑诗群和七剑之友（杨克、曹宇翔、汪剑钊、祁国、方明、苇鸣、冯倾城、田夫、龚纯等）新作两百多首。彼此性情各异，但爱诗之心相同，学养和诗歌理念也有许多相通之处。杨克认为，不拘一格地抒写真性情，用心灵去观察和感悟世间万物，杜绝矫揉造作和无病呻吟，是“七剑”的创作之道。在表达个人情感时，追求更为高远的立意，有意识地变小我为大我，赋予诗歌创作以社会性意义，或者把深刻的思辨和修行融入诗中。同时，“七剑”有各自的性情和诗歌风格，互相砥砺，取长补短。
龚刚（论剑）视野宏阔、情怀高迈，既有《写在国家公祭日》“记住疼痛，/并在疼痛中成长”这样直面现实的沉郁深刻，也有《官也街见闻》“盆栽的石榴是遗民，/在秋风中攥住一两团火焰，/对世界无动于衷”这样的关注日常，从人间烟火中撷取诗意的冥思和奇想，智趣风发。举重若轻、反讽和悖论式表达是龚刚诗歌的三大法宝，真情与哲理结合，语言凝练纯净，体现了独特的美学追求。
李磊（花剑）和杨卫东（问剑）都擅长家乡风物和历史题材，写人叙事感人至深，身手不凡。本诗集收录杨卫东和李磊各20首新作，除了杨卫东那首《李白和孟浩然在黄鹤楼边小酌》没有“我”之外，其他诗篇都有“我”出现，由此可见李磊和杨卫东诗歌主观抒情性很强，这与龚刚的客观化、冷抒情形成鲜明对比。李磊和杨卫东钟情于“水乡”抒写：浠水巴河、长江百里洲，但李磊主要是表白，杨卫东更多的是独白；一个热烈，一个宁静。同样悼念金庸，杨卫东题为《一个人走了，他把江湖留下》，诗歌侧重反思和追慕，简洁、含蓄而纯净；李磊题为《太多的忧伤，我不想诉说》，内容偏向痛惜和体悟，深挚、洒脱而明快。
张小平（柔剑）和薛武（灵剑）都重视佛道修行和思辨，诗歌内敛而平和，一扫诗界的浮躁和戾气。薛武的诗细腻而柔绵，率真中见才气，表达直接、少修饰，句式也不繁复，但值得回味。而张小平的诗含蓄隽永，《我不在大雪纷飞的日子里等谁》“我有几行薄薄的心经，/空寂的文字，/越过门前的台阶，/晶莹剔透的雪花”，意象生动，平缓的句式与浪漫情怀融合，诗意盎然。
朱坤领（霜剑）和罗国胜（断剑）都追求简洁的句式和唯美的意境。但罗国胜的诗精练、深邃，富有质感，立意深刻，意象飘忽，显示探索的犀利朝气。《倾听系列》“黑暗已高过所有词语”，“离开光的石头，/冰冷且坚硬”，感受独到，想象奇特。朱坤领的诗在真诚的生命体验中高扬人文关怀，意警象丰，虚实相生，开合有度，追求诗歌的节制美。营造独到，抒情细腻，一唱三叹，以简驭繁，意味深长，努力建构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与情感空间，实现古典与现代的贯通，寻找创新的可能。
新性灵主义为非派之派。七剑个性鲜明，才华横溢，剑法各异，乱花照眼，和而不同。但从知行效用来看，如若在诗歌观念和审美方式上再靠近一些，可能更有利于形成合力。“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感佩新性灵主义的探寻和追求。“忽然一夜清香发,散作乾坤万里春”，祝愿新性灵主义生根发芽，迎来诗歌的美好春天。
原载《新性灵主义诗选》，暨南大学出版社2020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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