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沿观察 || 曹顺庆：文学变异研究的新创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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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顺庆教授，长江学者，博士生导师

欧洲科学与艺术院院士

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四任会长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学术院长

文学变异研究的新创获

                 ——评陈希《西方象征主义的中国化》

陈希教授沉潜多年的中国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力作《西方象征主义的中国化》由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他邮来新书，约请我写一篇评论。雅意难却，欣然应允。这里主要叙写和分享一些阅读陈希大作的感触和体会，同时就文学变异研究问题，谈点个人心得和意见。

比较文学自19世纪后半叶兴起以来，呈现“涟漪式”的叠进走向，在取得长足发展、得到广泛认可的同时，也饱受争议。克罗齐质疑“比较”作为方法并不专属比较文学，批评比较文学不能成为一门严谨的学科。法国学者经过反思，提出“比较文学不是文学比较”，强调国际文学关系史研究，注重事实联系。而韦勒克质疑法国学派拘泥于渊源和影响，割裂和遮蔽文学的审美特性，比较文学沦为“文化功劳薄”。美国学派补充了非实证性的审美研究，倡导平行研究。但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的可比性都是建立在同源性或同类性的“求同”基础之上，并且论析对象局限在欧美文学范围，先验地确立西方文学具有普遍性价值，忽略文学异质性。

针对比较文学“求同”性理论的缺憾，立足全球化发展的现状与跨文明语境下的文学变异，十多年前我提出文学变异学理论（The Variation Theor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着眼于文明的异质性，注重“求异”的比较范式，破除文明中心论，建构“和而不同”多元共生的文化生态。

实际上，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陈思和“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世界性”观点的提出，王富仁对“对应点重合论”研究模式的质疑等，一定程度上可以算作对西方中心论的消解和中国文学主体异质论的建构，但多观念论变新，较少从方法论和学科发展层面进行思考和探索。

文学变异学为比较文学学科注入了生机与活力，建造了一个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理论、新话语，得到欧美学者的好评，产生了广泛影响。但我提出学科理论，包括演讲报告、发表文章和出版教材，主要是在面上论述，或者说提出了一个大体构想，从理论到实践，具体怎样研究，有待深入和落实。

“德不孤，必有邻”。令我惊喜和欣慰的是，陈希一直埋头致力于文学变异研究，这部煌煌50万言的《西方象征主义的中国化》是他辛勤耕耘十余载的学术成果。此前，关于变异学的理论倡导和论述较多，文学变异具体问题仅有一些单篇论文和局部的探讨，如形象学中的虚构性、译介学中的创造性叛逆、西方文论中国化等，但缺乏系统深入、详实精审的变异史个案研究，厚重的学术专著尚付阙如。

《西方象征主义的中国化》系首部历史考辨与审美实践结合的文学变异专著。论者前后沉潜十年，旁搜远绍，锲而不舍，专心致志于中西象征诗学研究，探源溯流，论从史出，辨析慎密而精当。本书内容宏富厚实，脉络通畅，言出有证，史料丰赡，新意迭出，颇多创见，推进中西文学关系研究向深层迈进。

本书采用接受研究理论（Reception Theory），主要借鉴法国学者谢夫莱尔（Yves Chevrel）和金丝燕等的论述，但异域文学接受研究正是我倡导的变异学的重要内容——“文学他国化”，即异国文学在传播到他国后，经过文化过滤、译介、接受之后发生的一种更为深层次的变异，这种变异主要体现在传播国文学本身的文化规则和文学话语被接受国所同化，从而成为他国文学和文化的一部分。谢夫莱尔是法国比较文学的泰斗，他的名作《比较文学》积极倡导并努力介绍接受学，但是接受学这个东西恰恰是与法国学派“求同”的理路是不一样的，方法和指归脱离，甚至抵牾。实际上，接受研究的基本前提和主要价值在于差异。

值得欣慰的是，陈希自觉将接受研究与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区别开来，视为超越二者、变“趋同”为“求异”的新方法。陈希在书中开篇引用法国著名象征主义作家纪德名言“影响不创造任何东西，它只是唤醒”，这非常英明，颇富启发性和引领意义。以往的20世纪中西文学关系研究主要是一种“影响研究”模式，在方法论和观念论上，多强调中西文学交流是一个西学东渐过程，中国文学受西方文学笼罩，成为被分析、综合和重构的对象，“影响”的过程至多不过是一次文化接受和移植，中国文学主体的特质被遮蔽，成为影子似的存在。

而陈希关注西方文艺在中国的“接受”，从“变异”的角度切入，获得观念论和方法论上的自觉与更新。西方文艺对现代中国作家的创作产生了影响，但这种影响绝非简单的单向度。无论是影响使然还是自身的转化和创造，中国文学中的新生长的成分都与世界文学构成了互文关系，中国现代文学显然具有自己的特质。这不是出于一种民族主义的一厢情愿，而是除去西方中心主义阴影之后对世界现代文化真相的一种揭示，也是中国当代学者应该具备的学术眼光和文化自信之表现。

与语言变异、形象变异、文本变异相等比较，文学他国化是一种更为深层次的变异，关涉问题更为复杂隐微玄妙。《西方象征主义的中国化》的学术创新首先体现为对“接受/变异”元结构问题的深入探究和精到论析：中国现代文学自身的审美需求、东方因子、现实契机等因素构成接受个性，对接受异质文学产生或隐或显的亲合或制约作用，显现奇异生动的接受偏离和转化图景。

一方面，西方文艺在西学东渐过程中吹来中国，中国文学接受西方文艺很难超越时代环境和氛围，现实契机是中国化的一个重要动因。“五四”时期接受象征主义最初不是法国的“正宗”派，而多为“被损害民族”的象征文学；中国接受者借助象征主义运动振兴民族文学，呈现功利性取向，形成升潜消长的不稳定，发展形态的不完整等特征。

另一方面，这种中国化又源自主体的审美需要和内在尺度，并受到本土文化传统或隐或显的牵制和影响。现实契机侧重接受的外在因素和他律作用；审美体验涉及接受的内在因素和自律性；东方因子则更多的表现为隐性潜在，其中诗体、韵律等对创作主体和接受个性的作用表现为外在形式，审美趣味、审美方式等为内在作用。

吴冠中的中国画

东方因子、现实契机、审美体验等多维因素构成“接受/变异”的元结构，三者不是割裂分离而是互相关联，以有机一体、共时在场的形式显现。中国现代文学立足本土审美现实，摒弃了西方象征主义的本体论意义、非理性特点、宗教色彩和神秘超验性，简化和变异了西方象征主义的内涵；同时增益了一些西方象征主义没有的因素，融进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成分，使得中国文学的审美现代性追求呈现出不同于西方象征主义的风貌而显示自己的民族性和本土特色。

陈希提出“东方因子”等概念，意在揭示接受主体对异质文化选择和变异的潜在动因，极富洞察力和创造性。譬如西方象征诗学“契合”论被称为“带来了近代美学的福音”，其突破性之实质在于首次将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触觉等互相交感产生美感。西方古典美学将美感局限于视觉和听觉领域，而中国古典美学相反，认为视觉、听觉、味觉等都产生美感。“滋味说”将味觉与美感联系起来，不仅不同的感觉互相融合，而且宇宙万事万物相互响应、交融，“万化冥合”。

因此，中国现代诗学接受西方象征主义“契合”论，实际上唤醒了遥远、沉睡的东方因子，从“他者”面前发现了“自我”。这种关于现代性的传统资源构成的论述，具体、深刻而独到，对全球化时代文化的多元共生有启示意义。

本书的第二个特点，就是注重创作实践，立足文本比较。以往论者多从文学理论、诗歌批评和作品译介等层面探讨中国现代文学对西方文艺的接受，陈希的研究注重文学审美语境和创作实践，通过大量文本细读进行深入比较。本书最有价值的研究在于考察象征主义与中国作家创作实践相互融合的具体途径，辨析象征主义在审美方式、主题表达、意象营造、语言形式等层面的接受和转化。其中从变异性角度对李金发、戴望舒、卞之琳、冯至和穆旦等代表性诗人的诗歌创作论述，别开生面，细致而深入，具有开拓性和创新性。而关于诗学理论建构的论述，不是从概念、理论到概念、理论，而是将概念、理论与创作实践结合，或者从创作中总结、提炼诗学问题。

本书关于智性诗、晦涩论等现代象征诗学范畴的论述，生动而透辟，新意迭出。深谙艺术三昧，理论与创作融合，所论不隔靴搔痒。文学研究注重创作实践，立足于审美感受出发而不是从概念和理论出发，才生动感人，显示魅力和高度。

本书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取材宏富，论述详审。所述史料翔实、信而有征，所论实事求是、言之有据。本书注重第一手史料的搜阅和发掘，包括诗歌史料和诗歌文本，西文资料主要为法文和英文象征主义诗歌和理论，中文资料主要散见于1915年至1949年的原始报刊、书籍。全书参阅征引资料涉及古今中外，其中中外现代报刊达两千册，著作三百多部，令人叹为观止。在所有已出版的同类著作中，没有任何一部书在史料的占有方面可以与这本书相比。

顾炎武认为做学问如铸钱，要“采铜于山”，搜集原始资料，方能铸成精品。买旧钱充铸，利用过去的成品、半成品来熔裁加工，注定无法出学术精品，取巧转引、传抄他人材料必然走样，而且败坏学风，有悖于学术原创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是堆满丰富“干货”的厚重之作。很多史料首次发掘，所论问题前所未及。譬如，学衡派对象征主义的关注和译介，此前未有人发现和论及。这一问题的探讨不仅扩展中国接受象征主义的史实，而且启发关于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学关系的新思考，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另外，全书结构新颖独特，论述全面深入，学理性强。本书秉承“论从史出” 的理念，注重事实联系和可比点的寻找，所论既“出人意表”，又“合乎情理”。其中既有“中国化”过程的历时梳理和描述，也有诗学问题的共时探讨和论述；既有诗美阐发，也有学理辨析；既有整体宏阔的时代语境把握，也有深切独到的个人审美体悟。钩玄析疑，探源溯流，真知灼见与隽思妙语，时现其中。

变异学考察文学的流传变异与阐释变异。陈希的《西方象征主义的中国化》主要是考察接受过程中的变异，也就是流传变异；其实平行研究中也有变异，亦即阐释变异，这部分内容在书中有论及，但是尚余较大论述空间。由于话语权问题，不同国家、不同文明的文学在互相阐发时候产生误读误解、文化过滤现象，而这些问题并不显而易见，往往习焉不察，建议本书以后修改可以加强以本土理论阐发异域文学时产生变异这部分内容。

陈希教授，博士生导师

陈希1990年代曾在四川大学师从著名诗评家尹在勤教授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学位，选修过我的比较文学方法论课程。毕业20多年来，未曾谋面，联系亦少，只是零星读过他的一些文章。前几年我主编中国比较文学年鉴，就编选过他关于卞之琳诗学特质的论文。陈希的专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洞察中国新文学从开始就被纳入了西方化的过程之中，精到深入的研究必须要有比较视野和方法。近年来，陈希主持和完成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最近他申报的“意象派与中国新诗”获批比较文学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陈希严谨而聪慧，低调而勤奋，敏学好思，勇于创新，有学术抱负和追求。在当下浮泛而功利的风气中，像这样坚守目标，坐得住冷板凳的朴实学者不多。

有感于陈希教授的笃定诚恳，更感佩于他的学力精进，我拜读全书，写下感想，并乐意将这部专著推荐给我国学界和中外广大读者。

原载《中国比较文学》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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