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旅途 || 中国近代建筑之父梁思成生命的最后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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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1901年4月20日—1972年1月9日），

籍贯广东新会，生于日本东京时候，

正是他父亲梁启超因“戊戌政变”失败后-日本的第三年。

毕生致力于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和保护，

是建筑历史学家、建筑教育家和建筑师，

被誉为中国近代建筑之父。 

梁思成曾任中央研究院院士（1948年）、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参与了人民英雄纪念碑、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等作品的设计。

梁思成第一任妻子是林徽因，1919年相识，

1928年成婚，育有一女（梁再冰）一子（梁从诫）；

第二任妻子是林洙，1948年相识，1962年再婚。

当梁思成心中的一代女神林徽因

匆匆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

在政治夹缝中苟延残喘的梁思成，

与其他留美派教授一样，自然被视为

“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和“反动学术权威”在政治风浪中浮沉。

林徽因与梁思成

自1955年始，在全国范围内陆续展开了对“以梁思成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唯美主义的复古主义建筑思想”批判。“文革”开始后，梁思成被造反派打成与彭真一伙的“反党分子、混进党内的大右派、反动学术权威”受到批斗。

据梁思成续弦夫人林洙（1962年梁思成与清华大学建筑系资料员林洙女士结婚）回忆：“我最怕的事终于发生了。那天我正在系馆门口看大字报，突然一个人从系馆里被人推了出来，胸前挂着一块巨大的黑牌子，上面用白字写着‘反动学术权威梁思成’，还在‘梁思成’三个字上打了一个‘×’。系馆门口的人群‘轰’的一声笑开了。他弯着腰踉跄了几步，几乎跌倒，又吃力地往前走去。我转过脸来，一瞬间正与他的目光相遇。天啊！我无法形容我爱的这位正直的学者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强烈的屈辱与羞愧的神情。……那一天回到家里，我们彼此几乎不敢交谈，为的是怕碰到对方的痛处。从此他一出门就必须挂上这块黑牌子。看着他蹒跚而行的身影，接连好几天我脑子里一直在重复着一句话：‘被侮辱与被伤害的’。”

1947年4月，梁思成(右四)在纽约与建筑师们讨论联合国总部设计

1966年8月，戴红袖章的红卫兵造反派以“破四旧”（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名义，开始在校园内外干起了打砸抢烧、杀人越货的勾当。清华园中的梁家时刻担心遭到洗劫，但这一天还是到来了。

大约9月中旬，一个凉风突起的夜晚，一群“红卫兵革命闯将”用铁榔头砸开了梁家的院门，气势汹汹地冲了进来，为首的头目高声叫喊着让梁思成全家站在一个地方，然后冲进屋内翻箱倒柜地搜查起来。半小时后，见没有找到心中渴望的值得卖钱的文物和存款，一个头目模样的红卫兵垂头丧气地把在厨房摆放的西餐具中的全套刀叉收到一起（大小共36件），而后一把将站在门口惶恐不安的梁思成拽过来质问道：“家里藏这么多刀子干什么，是不是想谋反暴动，搞反革命政变？”站在一旁的林洙刚要开口辩解，“啪”的一声挨了一记耳光，林洙深感委屈又不敢抗争，双手捂脸抽泣起来。

正在这时，突然从老太太（林徽因之母，一直随梁思成一家生活）的房间里哇哇乱叫着冲出两位“闯将”，手里摇晃着一把寒光闪耀的短剑，大声嚷道：“蒋介石，蒋介石，我们发现了蒋帮特务的罪证。”众人大哗，纷纷拥上前去观看，只见短剑上镌刻着“蒋中正赠”四个字。梁氏一家老小见状大惊失色，梁思成刚要上前解释，就被一顿乱拳打倒在地，抽泣中的林洙冲上前欲救梁，被几脚踹翻。红卫兵头目趁势把手往空中一挥，牙缝里蹦出一个重重的“走”字，一行人携剑带刀（具）另抱着一堆搜查的东西，屎壳郎搬家一样“轰”的一声拥了出去。老太太见短剑被人掠走，“呜呜”地放声哭了起来。

事后林洙才知，这把短剑是老太太的儿子即林徽因同父异母的弟弟林恒当年于空军航空学校毕业时，校方以“名誉校长”蒋介石的名义颁发的用于礼服上的佩剑，当时凡蒋介石担任校长或名誉校长的军事院校，学员在毕业时都可得到一把精制的镌刻“蒋中正赠”的佩剑。在当时的军人看来，这把佩剑象征着身份与荣耀，当然还有保家卫国、抵御外虏的天职与责任。

1940年年底，林恒在成都阵亡后，梁思成前往处理后事并把他的遗物带回李庄，先是藏起来未做声张，后老太太终于得知这一噩耗，便把部分遗物包括这把佩剑交给她保存。林母在哀痛中把遗物包裹在一个黑色包袱里并放进木箱的箱底，做永久珍藏。这把短剑随梁家越过千山万水，终于在北京安顿下来。事隔多年，当梁家老少已经逐渐遗忘的时候，短剑又横空出世，大祸随之降临。

1950年，清华大学举办少数民族文化史展览会开幕式上。

右起：陈梦家、叶企孙、梁思成、丁惠康（该批文物收藏家）合影（虞昊提供）

从梁思成家抄出蒋介石亲自赠送的宝剑的消息很快在清华园传开，立即引起了各种政治派系和造反派的高度关注，梁思成遂以“国民党潜伏特务”罪名，被造反派从家中揪出，关到清华建筑系一个场馆内，与外界隔离起来，以防“与国民党内外勾结，助蒋帮窜返大陆”。此时的清华园早已笼罩在白色或谓红色恐怖之中，造反派在全校展开大搜捕，大批教授被抓，开始在皮带与棍棒交织爆响中接受残酷的折磨，几乎每个星期甚至每一天都有自杀和被杀的消息传出，整个清华园浸染在鲜血飞溅、人哭鬼叫的哀号之中，梁思成就在这阵阵哀号声中遭受着日甚一日的残酷蹂躏与折磨。

遥想1944年秋，衡阳大战爆发，梁家认识的老飞行员中，最后一位叫林耀的伤员强行驾机参战，不幸被敌击中后失踪。在李庄的林徽因得此消息，于深深的哀痛中，提笔在病床上写下了酝酿已久的诗行《哭三弟恒》：

弟弟，我没有适合时代的语言

来哀悼你的死

它是时代向你的要求，

简单的，你给了

这冷酷简单的壮烈是时代的诗

这沉默的光荣是你。

…………

你相信，你也做了，最后一切你交出

我既完全明白，为何我还为着你哭？

只因你是个孩子却没有留什么给自己

小时我盼着你的幸福，战时你的安全，

今天你没有儿女牵挂需要抚恤同安慰

而万千国人像已忘掉，你死是为了谁！

诗成时，离林恒殉难已三年。林徽因所悼念的，显然不只是自己弟弟一人，而是献给抗战前期她所认识的所有那些以身殉国的飞行员朋友们。诗人对这批朋友们寄予了无限深情，以及对民族前途的关怀。正如梁从诫所说，“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她对民族命运的忧思和对统治当局的责难”，只是想不到“母亲当年悲愤的诗句‘万千国人像已忘掉，你死是为了谁！’竟在这批人身上再一次得到印证。这历史的回声该有多么刺耳！”假如林恒地下有知，一定会为当年的举动痛苦地反思并自问：“我的死到底是为了谁？”

1953年5月，北京市开始酝酿拆除牌楼，

对古建筑的大规模拆除开始在这个城市蔓延。

为了挽救四朝古都仅存的完整牌楼街不因政治因素而毁于一旦，

梁思成与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由于吴晗的言论，梁思成被气得当场失声痛哭。

1968年11月，梁思成在遭受长期的折磨、摧残下，心力衰竭，呼吸短促，生命垂危，急需入院救治。经林洙多次向有关方面写信请求，最后在周恩来亲自过问下，梁被造反派放出，送进北京医院抢救。当病情稍微稳定后，复被接回清华园继续接受造反派批斗。此时梁思成身体已虚弱得不能站立和走动，经学校革委会正、副主任特批，每次召开“斗鬼会”，学校便派人把梁思成从家中抬出来，放在“一辆全清华最破的手推车上，让他坐在上面，像耍猴似地推到会场”接受批斗。斗完后，再用这辆最破的小推车像耍猴一样送回家中。而每次回家，梁思成都像死人一样长时间缓不过气来。

经过日复一日的折磨，梁思成已被斗得奄奄一息，不得不再次入院治疗。但按清华革委会规定，在治疗期间必须继续写检查，交代自己对国家和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梁思成已失去了握笔的能力，只得由夫人林洙代劳，但往往又被以“假检查，真反扑”为由一次次退回重写。在如此反复折腾中，梁思成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他于绝望中对悲恸的家人长叹道：“抗战八年，我跋山涉水，先长沙，后昆明，再李庄。面对饥饿与疾病，我是过关斩将，终于迎来了胜利之日。现在看来，我是过不了‘文革’这一关了！”

梁思成不幸而言中，1972年1月9日黎明，一代建筑学宗师溘然长逝。

当年梁启超、林徽因去世时，作为建筑学家的梁思成为其亲自设计墓体与墓碑，而当梁思成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已经没有人胆敢出面为这个清华营建系的开山鼻祖设计一寸墓碑了，不高的山岭上只有萧瑟的寒风与风中飘摇的萋萋荒草伴他长眠。

（本文摘自：《南渡北归》 作者：岳 南 ）

以下是梁思成第二位夫人林洙回忆：

我从梁家出来感到又兴奋，又新鲜。我承认一个人瘦到她那样很难说是美人，但是即使到现在我仍旧认为，她是我一生中所见到的最美、最有风度的女子。她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都充满了美感，充满了生命，充满了热情，她是语言艺术的大师，我不能想像她那瘦小的身躯怎么能进发出那么强的光和热。她的眼睛里又怎么能同时蕴藏着智慧、诙谐、调皮、关心、机智、热情的光泽。真的，怎能包含那么多的内容。当你和她接触时，实体的林徽因便消失了，而感受到的则是她带给你的美，和强大的生命力，她是这么吸引我，我几乎像恋人似的对她着迷。那天我没有见到梁思成，听说他到南京接受中央研究院院士学衔去了。

8月份红卫兵走上街头开始了“破四旧”运动。一天晚上，一阵猛烈而急促的敲门声之后闯进来了一群“红卫兵”。为首的人命令我打开所有的箱柜，然后指定我们站在一个地方不许动。他们任意地乱翻了一阵，没收了所有的文物和存款。突然从老太太(林徽因的母亲)房里吼叫着冲出两个“红卫兵”，他们拿着一把镌有。蒋中正赠”字样的短剑，这下我可真的噤若寒蝉了。在一阵“梁思成老实交代”的吼声之后，他们根本不听他的任何解释，抱着一大堆东西扬长而去。

他们走后老太太呜呜地哭了，这时我才知道这是她儿子林恒1940年在航空军校毕业时礼服上的佩剑。我记得林徽因曾多么哀伤地谈起她年轻的小弟弟及与他同时的一批飞行员们，怎样在对日作战中相继牺牲的悲壮故事。第二天全清华都传开了“梁思成藏着蒋介石赠他的剑”。从此以后不管什么人，只要佩上一个红袖章就可以在任何时候闯入我们家，随意抄走或毁坏他们认为是“四旧”的东西。

林徽因同父异母的三弟林恒

红卫兵抄走的文物中，有不少字画。因为这些字画长期没有人翻阅，连思成也忘了它们的存在。但是不少当成迷信物品没收的文物及佛像，却是思成多年研究雕塑史收集的艺术精品。

在抄走的文物中有几件极有市场价值的东西，一件是战国时期的铜镜。虽然我国古代铜镜保留到现在的极多，但是像这面铜镜保存得这么完美的却极少，它上面的花纹几乎没有受到损坏，而且精美无比。这是梁启超的遗物。另一件是一尊高约三十公分的汉白玉坐佛，它曾见于古籍记载。这是林徽因父亲的遗物。还有一个高三十公分宽二十多公分的石雕，上面刻着三尊美丽的佛像，那是陈叔通老先生送给思成的辽代佛像精品。这些文物至今下落不明。

为了避，免再出乱子，我把所有的东西检查了一遍，主要是他写的文稿，有发表过的和没发表的；还有解放初期就北京市新建筑及规划方面的问题写给中央领导同志和彭真市长的信；解放前思成和林徽因与亲友们来往的信件；还有和费正清夫妇来往的信件，我忽然想起，看到一张大字报上说，思成和美国总统顾问费正清关系密切，我很害怕，问他会不会引起麻烦。他说：

“我想不会，我和费正清的关系，在解放初期就写过详细的材料。周总理了解他的情况，我认识龚澎还是通过他的夫人费慰梅介绍的。我和他初次相识大约在1932年。一天我和徽因到洋人办的北京美术俱乐部去看画展，认识了画家费慰梅和他的丈夫费正清。

“当时，费正清是哈佛大学研究生，正在准备以‘中美贸易关系发展史’的题材作为他的博士论文采中国收集资料。费慰梅是哈佛女校美术系毕业的画家。因为我曾在哈佛攻读研究生，我们算是前后校友，谈得很投机。那时他们住在东城羊宜宾胡同，离我们住的北总布胡同很近。因此过往从密。当时北大、清华等校的少数教授，常有小聚会，周末大家聚在一起，吃吃茶点，闲谈一阵，再吃顿晚饭。常来参加的有周培源夫妇、张奚若夫妇、陶梦和夫妇、钱端生夫妇，还有陈岱孙、金岳霖、叶公超、常书鸿等人。费正清夫妇也常参加我们的这个小聚会。费正清常常把他在海关档案中查到的那些清朝官员的笑话念给我们听，张奚若是研究政治的，所以他与费正清两人往往坐下来一谈就是几个小时。后采费完成了他的论文，回国去了。但我们一直与他保持书信联系。

抗日战争后不久，费正清到重庆出任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处处长，费回国后，他的夫人又到重庆任美国驻华大使馆的文化专员，直到抗战胜利。那时我们住在四川南溪李庄，可以说是贫病交加，生活非常困难。他们两人都曾到李庄来看我们，尤其是费慰梅来的次数更多一些。我常常为学社的工作到重庆去向教育部申请研究经费，每次到重庆都去看望他们。他们还常给林徽因带来一些贵重的药品，回国后也常给我们寄些药和书来。

通过他们的活动，美国政府和哈佛燕京学社都曾给营造学社一些捐助，总数不到一万美元。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到美国讲学，常在周末及假期到他们家住上几天，那时费正清已是美国赫赫有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在哈佛大学讲授中国历史，担任美国总统的中国问题顾问。费慰梅也写了不少介绍中国古代艺术的论文，她对中国的古建筑十分感兴趣。直到抗美援朝，我才与他们断了联

系。”

1971年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后，思成接到慰梅的问候信，并谈到他们希望回到北京，来看看这个他们青年时代度过美好时光的城市。当时思成的处境不便直接回信，我们在华罗庚先生的指点下将这一情况向周总理作了书面汇报。但是不幸在1972年慰梅他们到达北京前不久，思成去世了，这使慰梅夫妇极为懊丧。在“四人帮”横行的年代，我没有和慰梅联系，直到中美建交，我才遵照思成的嘱咐，写信向慰梅夫妇祝贺。这封简短的信使他们悲喜交集，没想到这封信竟使我和从诫一起重新延续了费梁两家中断了三十余午的友谊。

自1980年至1984年为在美国出版思成的英文遗著《中国建筑史图录》，我与慰梅共同努力，奋斗了四年，现在慰梅已是八十二岁的高龄，仍然努力着手写一本《梁思成与林徽因》，把这位中国杰出的建筑史学家介绍给美国人民。该书于1994年出版。费正清夫妇从青年时期开始研究中国至今已有五十年了。他们和思成的友谊也是在青年时期开始的，至今，我们两个家庭的友谊已有半个多世纪了，这样深厚的友谊，保持在两种不同制度国家的两个家庭之间，我想在世界上也是不多见的。半个世纪在历史上只是短短的一瞬间，但是在人生的旅途上却是一个漫长的岁月。在这漫长的道路上这两对夫妇为中西文化交流，为中美友谊各自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上世纪三十年代，梁思成、林徽因与费正清夫人费蔚梅合影。

梁思成的文稿，包括《营造法式注释》的稿子，是他几十年心血的结晶，无论如何也不能毁弃，但又怕被“红卫兵”抄走毁掉。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决定把它们交给家中的保姆李阿姨。她是贫农出身，“红卫兵”从来不进她的房中去，我告诉她：“这些东西以后可以证明梁先生是没有罪的，你一定替我保存好，放在你自己的箱子里面。”她点点头说，“我明白。”

在我翻箱倒柜地检查是否还遗留下什么“招灾惹祸”的“四旧”时，竟意外地在箱底发现了几件思成母亲的遗物：三个微型的小金属立佛。它们仅有两三公分高，像的面貌及衣褶，几乎磨平，但仍看得出古朴的形态。还有一个微型经卷。它是一个只有五六公分长二公分宽的小折子，封面写着《佛说摩利支天陀罗尼经》，经文的字迹只有小米粒那么大，我读了一遍，最后的一句：“是经能逢凶化吉遇难呈样广大灵感不可思议。”莫名其妙的是我当时居然从这句经文得到了一点安慰。

记得有一次，我和一位神父闲谈，我问他在科学发达的20世纪，他是否真的相信有上帝?他沉思了片刻告诉我说，“当我顺利的时候，我相信科学。但是当我处于逆境之时，当我无论怎样努力也无法解脱自己的苦难时，我希望并相信有上帝。”我当时的心情也和这位神父一样，希望有神的存在，并希望这三个小佛及经卷，是解脱我们家庭苦难的吉祥物。

自从红卫兵抄出了那把“蒋中正赠”的短剑后，梁思成就被勒令住到系馆去，和外界隔离了起来。那些日子清华园笼罩着白色恐怖，红卫兵疯狂地用皮鞭抽打着罚作苦役酌“走资派”，还常常传来某某自杀了的可怕消息，在这个时候逼着思成离家，会是怎样的后果呢?那天他挂上黑牌子离家前似乎对我又像自语般地低声说：“……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我倒抽了一口冷气，这是多么不吉祥的告别语。我拼命压住哽咽的哭腔，紧紧地拥抱着他说：“不，你一定会回来的。”看着他的身影在暮色中消失，我不由得望着上苍跪了下来，上帝啊，神啊!救救他吧!

两三个月后，学生们要到全国大串联，谁也不愿看守这些走资派，于是把思成放了回来。

不久思成的工资也停发了，我伤心地告诉李阿姨，我付不出她的工资了，她只能另找工作。她呆呆地看着我，喃喃地说：“老太太怎么办?梁先生怎么办?没有钱不要紧，等以后再给我好了。”我忍不住痛哭起来，她也哭了，边哭边说：“我就是舍不得你们哪。当了一辈子保姆，从来没有见到比粱先生更和气的人了。”我安慰她说，如果有一天我们的情况好转了，我一定再请她回采。我没有失信。1971年我们的情况略有好转时，便写信去请她回来。她背着小孙子到北京医院来看望思成，眼中滚动着泪花，歉意地说她现在被孙子拖累，不能再出来工作了。思成看到李阿姨非常高兴。亲切地问了她不少家庭琐事。李走后，他似乎很满意，并感到慰藉地对我说：“她过得不错，是吗?”

梁思成与林洙

今天，当《梁思成文集》和《营造法式注释》发表时，我眼前又浮现出李阿姨那双滚动着泪花的眼睛。

是的，我是亲眼看到他在这最后的十年是怎样拼命向前的。然而他所经历的最后的岁月，竟是一条历史倒退之路，无论他怎样拼命，也是不可能“向前”的。

我又看到他在人生最后旅程中的煎熬与痛苦的挣扎……我惟一感到慰藉的是：在他最困难的日子里，我给了他全部的爱，我与他紧紧相依，走完了他生命的最后一段路程。他的悲剧是整个民族悲剧的一个缩影。今天，在他含恨而逝的二十六年之后，在他九十七岁诞辰之际，我执笔凝思，看着窗外美丽的月光，清华园这样宁静，它在新生中。但是他却看不到这一切了。

我的亲人：在你“拼命向前”之时，甚至没有时间停下脚步看一看美丽的清华园。然而此时此刻，我是多么盼望能同你一道在校园中漫步；在荒岛的小亭中坐一坐；再看一眼我们周围的景色；看一眼历史是怎样真正“向前”的，哪怕仅仅只一分钟！

林洙是林徽因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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