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旅途 ||诗人穆旦的两段情爱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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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位女友

每当快要过年的时候，很多单身青年就会陷入一种恐慌：不回家吧，说不过去，毕竟团圆是传统；回家吧，自己还没对象，父母亲戚肯定轮番上阵，设各种圈套让自己去相亲，实在尴尬。你若说自己不想回家，父母肯定是有办法让你不得不回的，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就亲身经历过。

万卫芳，是上个世纪燕京大学的一名借读女学生。万卫芳的名字大家可能不熟悉，但她的初恋却相当有名，她的初恋叫查良铮，而金庸的名字叫查良镛，所以两人属于同族兄弟，查良铮的另一个名字叫“穆旦”，这是他拆了“查”字以后取的笔名。

穆旦出生于1918年，从小就和其他兄弟一样被送去读书，他很有才学，后来成了著名的现代主义诗人、翻译家，被称为“现代诗歌第一人”，有《赞美》、《冬》、《智慧之歌》、《玫瑰之歌》、《哀国难》等代表作品。不过有人说，才华横溢的穆旦是“情场的常败将军”。

这是因为穆旦虽然有才，又长得十分英俊，情路却很不顺。万卫芳是他的第一个恋人，穆旦在清华读书的时候，两人认识了。穆旦很喜欢这个可爱活泼的女孩，万卫芳也对穆旦很有好感，周围的朋友又一力促成，两人便谈起了恋爱，羡煞旁人。

不过，万卫芳的家里已经给她定了一门婚事，这事穆旦也知道，万卫芳告诉他，自己从来没有见过未婚夫，不愿意嫁给他，希望有朝一日能把这桩婚事推掉。穆旦知道前因后果，对万卫芳的坦诚十分感动。不久抗战爆发，学校南迁，两人也跟着一起南下。

1937年12月初，两人辗转到了湖南衡山县。就在这个时候，万卫芳忽然收到了家里的一封信，信上说她母亲病重，让她速归，万卫芳看后急得不行，便告诉穆旦自己不跟他一起南下了，必须赶回去看母亲。可穆旦直觉不对劲，他对女友说：这恐怕是圈套，哄你回去成婚的。

但万卫芳不这么想，她觉得家里不会拿这种事情开玩笑。两人为此大吵一架，不欢而散，万卫芳气鼓鼓地走了，穆旦拦不住，十分懊恼。没想到真让穆旦给料中了，万卫芳回家以后顶不住压力，母亲甚至以死威胁，她只好嫁给了从没见过面的未婚夫。

穆旦见女友一去不回，便猜到了事情大概，后来得知果然如此，他十分伤心，写下了非常有名的《诗八首》：“......我们相隔如重山！从这自然的蜕变的程序里，我却爱上了一个短暂的你......”但不管穆旦怎么哀叹，初恋女友都已经回不来了，他只能郁郁地放弃这段感情。

后来穆旦遇到了一生的伴侣周与良，结为夫妻。至于万卫芳，她结婚不久就跟着丈夫一起去了美国，可没想到生下孩子后丈夫早逝，万卫芳受了刺激而精神失常，竟然在混乱中将亲生骨肉杀死了。晚年的万卫芳孤苦潦倒，想见穆旦一面而不得，如果她当初听了男友的话，或许事情会有不一样的结局吧！

第二位女友

说起与良的家世，在天津，周家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周与良，祖籍安徽东至。曾祖父周馥，受知于李鸿章，协助李氏拓展洋务三十余年，人称“李鸿章的大管家”，并先后出任山东巡抚、两江总督。

祖父周学海，进士出身，官至浙江候补道。中国的近代工业，素有“南张北周”的说法。“南张”，指的是功盖东南的状元实业家张謇;“北周”，指的就是华北新式工商业的开拓者周学熙。而周学熙，与周学海则是手足兄弟。与良的老爸周叔弢，是著名的实业家、藏书家。

若把李鸿章比作是洋务事业的策划者和设计师，那么周馥就是洋务事业的实施者和推动者，而袁世凯几乎就是洋务事业和北洋遗产的后继者、李鸿章的衣钵传人。而且周馥与小他22岁的袁世凯，都是同道共谋，惺惺相惜。两家之间的联姻，也水到渠成。

周馥将三女周瑞珠，嫁与袁世凯八子袁克轸为妻。袁克轸的母亲杨氏，就是袁公最具管家才干的五夫人。他是杨氏的次子。克轸与瑞珠，生育了两个女儿：家蕴和家芸。这桩“政治联姻”，虽然是听从父母之命，但也算稳定幸福。只是克轸，英年早逝。

这么说吧，与良老爸周叔弢，若遇到杨氏的长子袁克桓，都要称一声“六叔”滴。

1946年，穆旦与与良，相识在清华园。与良的二哥珏良，在清华大学外文系担任讲师。而在燕京大学就读研究生的与良，一到周末就去二哥家。

穆旦呢，是珏良在南开中学同届不同班的校友，又是西南联大的同学。中学、大学均在一起，也是难得的缘分。况且，珏良在南开办杂志，遇到稿件不足的情况，第一时间就是找穆旦来填窗口。两人的情谊，老铁了，以致于大学毕业之后还常联系，常走动。

就这样，在老同学珏良家，穆旦就遇见其妹与良，怦然心动。要知道，秀外慧中的与良，追求者可是甚多。但在穆旦这里，都不算个事，因为他会制造巧遇啊。

比如说，清华园工字厅举办舞会，年轻貌美的与良总会参加，穆旦也去；与良在北师大参加官方出国留学考试，二哥珏良也参加，中午在饭店吃饭，得，不参加考试的穆旦也来了。

席间，他还会调侃地对与良说：“你吃得这么少，这么瘦，怎么能考好呢？还是胖了会更好。”

哪个女生，不想保持身材苗条啊？与良瞅了他两眼，心想是二哥的同学，就没好意思怼他。

一次，穆旦问与良，爱读小说吗？与良倒是很实在，哗哗哗说了一大堆。穆旦杀了一记回马枪，看了这么多小说，为何却考了生物系。与良倒是不客气，开门见山地回答：“我就是喜欢理科，看小说嘛，只是消遣。”

与良哪里知道，这个大他五岁的文科男，已爱上了她这个直白的理工女。

这天，穆旦朝与良要照片，说要给母亲看。其实，意思已经很明显了。但与良却直接回答，没有。穆旦追着，那就照一张吧。

这下，与良生气了，心想哥哥的同学我认识好几位了，别人都没朝我要过照片，你凭啥啊？

其实，那时的与良，还是太幼稚，太单纯，穆旦那是主动出出击好么。

随着交往的加深，穆旦会对与良说起他从前的经历。比如怎么样从缅甸野人山，九死一生到了印度 ，又怎么回到了昆明。

这让单纯的与良，匪夷所思。如此惊耸的生死经历，她的哥哥及同学都不具备，而穆旦是独一份。

话里话外，穆旦总会向与良说起他的家庭。他爱母至孝，对手足也是情深义重。相处久了，与良能深深感到，表面上穆旦是一个沉默寡言，不易接近，但实质上很热情，能体贴人。与良，心动了。

其实，穆旦本打算同与良一同赴美留学。但自费留学，是要花银子滴。况且，穆旦的父母与妹妹，都需要他的赡养帮助。那么，赚钱筹款成了穆旦的一大目标，他去了上海、南京找工作。

1948年3月，与良在上海乘坐邮轮出国，穆旦特意从南京来沪送行，直到船上。而与良送了穆旦一张自己的秀照，算是表明了态度。

与良真是一个好姑娘，家境如何，我不在意，但你的讲话风趣幽默，谈起文学很有见地，诗也写得那么好，当然人长得特别帅，我喜欢。就这样，穆旦PK掉所有与良的追求者，拔得头筹，同与良相爱了。

人逢喜事精神爽，再加上长得帅气，穆旦很快找到了工作，随同联合国粮农组织前往泰国曼谷，开始挣起外汇来。

每周，穆旦总会写信给与良，聊聊泰国的风土人情，再谈谈泰国的经济。当然，他也会调侃，在泰国生活很容易，不用太累就可以生活得很好，凡事有利必有弊，只是天气很热，真够受的。末尾，加上一句，等到赚够赴美的路费，就闪人不干，找佳人去也。

诗人吗，信写得如此动情，又如此深情，再放上一些帅哥我在泰国各地的照片，着实让与良大开眼界。两人的链接，更加频繁。

1949年8月，穆旦终于如愿以偿来到美国留学。与良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而穆旦更心仪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英文系。他劝周姑娘转学到纽约，但与良不干。于是，去了纽约三天后，为了心爱的姑娘，穆旦毅然回到芝加哥大学就读。

穆旦深知，近水楼台先得月，与良这样才貌双全的女子，可是诸多中国留学生仰慕的对象。比起杨振宁、李政道这样的公费生，他在经济条件上，真是一言难尽。为了抱得美人归，芝大就芝大吧。

1949年12月，与良成为穆旦的新娘。两人前往佛罗里达州，因为与良的五哥杲（发“稿”音）良在那里的研究所读博士后。哥哥订了一个结婚蛋糕，祝福妹妹。在小旅馆里，穆旦同与良，相伴一周后，返回芝加哥。从此，与良有了一个新的身份，诗人的太太。

在芝大的那段时光，也是与良最幸福快乐的时光。工作日，干着自己最开心的事；周末，与朋友一起聚餐，跳舞，打桥牌。最重要的是，身边还有一位善解人意的夫君，他从来不限制与良的喜好，人生苦短，开心最重要。

与良的家总是那么热闹，因为夫君待人特实诚，同学有困难，穆旦总会第一个伸出手来，所以大家都愿意靠近他。

上世纪八十年代，与良赴美探亲。当年的老同学都说：“你们在芝大，是最热闹的，你们走了，大家都散了，也不经常聚会了。”穆旦，实在是功不可没。

其实，在穆旦踏进芝大校门时，战后赴美留学的高潮已过。是回归大陆，还是投奔台湾，这是一个选择。

而穆旦第一选择，就是回国。他甚至劝过妻子，不必再读博士，回去算了。与良可有自己的老猪腰子，这么多年，辛劳苦熬，你一句话说不读就不读了，那我的心血不是白费了吗？

与良很干脆，你要回去先走，我读完学位就回去。这下，诗人没词了，但他也没闲着。当时美国的政策，不允许读理工科博士毕业生回家，文科不限制。于是，穆旦就在1950年就开始办理回国手续，只等妻子一拿到学位就走。

1951年夏，与良戴上了博士帽。之后，夫妻两人，就收到了台湾大学的邀请函，邀其至台大任教。甚至，印度德里大学的聘请书，也在信箱里。因为穆旦的族兄查良钊（当年，在西南联大，他是校长梅贻琦的得力助手），正任德里大学的教务长。还有美国南部的大学，也向他们抛出了橄榄枝。可以说，如果他们任意选择其中的一项，都会有不错的职位。

但与良还是跟随着夫君的步伐，回到了大陆。也许在她心底，亲属皆在大陆，回国后两人在各自的专业上，都能开创一番新天地。这，真是一份美好的心愿。

1953年1月，穆旦夫妇终于回到了祖国。1953年5月，穆旦出任南开大学外文系副教授，与良为生物系副教授。穆旦在授课之余，加紧翻译外国名著。

与良回忆——

那时是良铮译诗的黄金时代。当时他年富力强，精力过人，早起晚睡，白天上课，参加各种会议，晚上和所有业余时间都用于埋头译诗。

自1954年3月至当年年底，穆旦翻译的普希金的《普希金抒情诗选》、《青铜骑士》、《欧根.奥涅金》等作品，令读者广为惊叹，也更为关注。

此时的穆旦，心中充满了喜悦。在他心底，似乎想证明，给没回来的人看，回来了是多么正确。只是他不会想到，也想不到，属于他的春天，马上就要过去；酷暑与寒冬，即将到来。

1954年年底，南开大学外文系事件爆发。外文系召开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讨论会，巫宁坤、李天生等教授，按规定批了俞平伯的错误思想，话题逐渐转向系领导，对其不民主的作风、学术水平低下，作了批评；同时，也对如何改进教学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轮到穆旦，刚讲了一句话，就被会议召集人，气急败坏地打断。穆旦见来者不善，转身就走。在场的巫宁坤等教授，对召集人大为不满，指责其粗暴蛮横。召集人怒发冲冠，将几个胆敢对自己不敬的教授，骂了个狗血喷头，扬长而去。

当晚，南开大学将参加会议并发言的巫氏等几名教授，定为“反党小集团。”穆旦也在其中，即使他只说了一句话。于是，反党小集团的各位成员，被隔离审查。

穆旦，抗战期间参加过“中国远征军”的历史，被重新翻出，并作为一种逆天大罪成为“肃反”对象。随着审查的不断深入，穆旦由远征军的“伪军官”和“蒋匪帮的英文翻译”，晋升为历史和现行的“双重反革命分子”。而在芝大留学的经历，又被晋升为“美国特务”。

后来的与良才听说，本来打算是把她列为“肃反”对象，可是历史上实在找不到任何借口，只好让她呆在家里帮助丈夫反省，写出交代材料。

此时，与良的老爸周叔弢，民族资本家，党外人士，正担任天津市副市长。周氏家族，属于光荣的革命家庭。校方，一时也无可奈何。相对而言，此时所为，尚属温和。

没想到，1958年，突然收到法院判决书，穆旦被定为“反革命分子”。可想而知，这样的帽子戴在头上，会是怎样的震动？穆旦先把消息告知了岳父大人，又在岳父家中，告知妻子。

如果这时的与良，勇于划清界限，勇于跟穆旦离婚，也许穆旦就是另外一番际遇了。但岳父大人与妻子的理解，让穆旦心安了，这是多么大的慰藉与滋养啊。

虽说穆旦对此遭遇从不抱怨，从不流露，自己承受着巨大的痛苦而从不言说，但毕竟身后还有一个家，还有与良为他营造的宁静港湾啊。

每逢佳节，周家子女聚首天津，岳父大人家热闹非凡。但穆旦因是反革命分子，平辈手足自然也会权衡利弊。毕竟，人的天性都是趋利避害的，谁愿意与一个反革命分子多言一句呢？即便他是被冤枉的。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啊。

与良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她深知自己丈夫的为人，既然手足如此势利，她就鼓励夫君去和老爸谈文学。老爸经多见广，遍经人生百态，对姑爷的境遇很是理解。深爱女儿的他，当然更懂得如何去宽慰自己的夫婿。

与良还鼓励夫君，与孩子们一起玩。孩子还未经历过世俗的污染，他们的心最纯净。这样，穆旦就对侄辈们讲故事，孩子们可爱听了。

总之，与良用她特有的女性敏感，时时刻刻去抚慰丈夫受伤的心灵。

1966年，文革爆发。与良家三个房间的平房，因出入方便，抄家的红卫兵，一批接一批，书籍、手稿，或搬走，或撕烂，或一把火焚之。甚至，连被褥、衣服都被洗劫一空。

无法无天的一幕，让穆旦的四个儿女，悲愤心悸——

记得那年8月的一个晚上，一堆熊熊大火把我们家门前照得通明，墙上贴着打倒的标语，几个红卫兵将一堆堆书籍、稿纸向火中扔去。很晚了，父亲还没有回来……

直到午夜，父亲才回来。看着满地的碎纸，他面色铁青，一言不发。

这时，与良与孩子们陪着他，一起整理被扔在地上的书和稿件。与良，总会用行动默默地告诉夫君：我们既然决定牵手相伴，一切苦难，我们一同承担。

1968年，穆旦夫妇，与一批“牛鬼蛇神”下放到河北保定地区劳动改造。夫妻两人，不同的村庄，相距几十里，不通音信。

1969年春节，即将到来，穆旦心中，焦躁不安。他想念妻子，更想念孩子。终于，一个大雪纷飞的冬日，借着不能出工的机会，穆旦顶着漫天大雪，向王各庄跑去。那是与良所在的村庄。与良看着丈夫，脸色蜡黄，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雪水和着汗水，一起流淌，几度哽咽。

当得知妻子也无孩子们的消息，穆旦心头，掠过一阵悲伤，但他强忍着，安慰妻子——

孩子们都很好！事情总会弄清楚的，要忍耐，不要惦着孩子。

分别时，穆旦从兜里掏出一小包花生米，还有几块糖果，拉过妻子的手，轻轻地放下。与良坚决不肯接受，她要留给丈夫。

穆旦将妻子的心抓得更紧，非要留下，说了一句——

你晕了，吃块糖也好些，要多注意身体。

望着丈夫离去的背影，与良感慨——

良铮才53岁的年纪，已是步履蹒跚的衰弱老人了。

终于，文革结束了。穆旦高兴地对妻子说，希望不久后又能写诗了。但与良心有余悸，就说，咱们过些平安的的日子吧，你不要再写了。当时，只要穆旦谈到写诗，与良总是加以阻止。她实在不愿丈夫再因写诗，而遭遇不幸了。

后来的与良，每当想起这一幕，总是非常后悔。因为夫君常说，一个人到世界上来，总要留下足迹的。

1976年年初的一个晚上，穆旦骑着自行车，坠入一个深坑。由于身心长期受到的摧残和折磨，身体极度虚弱，造成右大腿骨折，从此病卧床榻。就是在疼痛中，诗歌的改译，仍在他笔下继续。忍无可忍，他就让孩子们烧一块砖，热敷止痛。伤痛稍减，又奋笔前行。

1977年2月24日，将《欧根.奥涅金》修改稿抄写完毕，穆旦才住进医院，接受伤腿的手术治疗。离家前，他将存放所有译稿的帆布小提箱，交与小女查平，嘱托着——

你最小，希望你好好保存这些译稿。也许等你老了，才能出版。

穆旦最关心的，还是他的译诗，因为诗就是他的生命。2月26日凌晨3时，穆旦合上双眼，时年60岁。

2002年5月1日，79岁的与良，在美国病逝。2003年9月22日，两人骨灰，合葬在北京万安公墓。患难与共的夫妻，至此同穴。

1993年，日本准备出版日文版《穆旦诗集》。汉学家秋吉久纪夫，来华拜访与良。他挑选了一张穆旦微笑的照片，并说：“虽然穆旦后半生在寂寞中度过，苦难二十年，承受着来自各方的压力，但他对未来充满希望，笑对人生。”

而与良就是用她瘦弱的肩膀，支撑着诗人身后那个宁静港湾的，最重要的基石。

每每想起穆旦与与良走过的这一生，总会想到西方婚礼上的这段经文——

愿主保佑这两位新人从今往后相互拥有、相互扶持，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富裕还是贫穷，疾病还是健康，都彼此相爱、珍惜，直到生命的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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