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原住民百年生活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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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百年来台湾原住民历经荷兰人、西班牙人、汉人、满人、日本人等外来政权的统治，无论是国家政策、传播媒体、外来宗教、经济体制、物质文化等，都对传统的文化造成不可避免的冲击与改变。然而与汉人不同的起源、历史与记忆，加上部落传统神话、信仰、祭仪、与艺术文化，成为原住民知识分子重新建构当前社会生活的内在调整动力。
以下简要从原住民生活的几项基本元素，包括族名由来、命名原则、生态经济、家屋建筑、交通方式、神话传说与祭典仪式等面向出发，探究原住民百年来的生活变迁，同时也重新认识台湾史。
请问族名
台湾原住民族群的族名，其来有自，多为原住民语中对自我的称呼。例如泰雅族的族名“Atayal”，原意为“真人”或“勇敢的人”；世居日月潭的邵族自称“Thao”，原意也是“人”；居住于南部地区的鲁凯族，早年日籍学者记录分类称其为泽利先族（Tsarisen），其意思为“住在山地的人”之意。
其他原住民族虽有自称，但被胡涂的人类学家误用，因此积非成是，一直沿用非自称的族名，例如阿美族，自称为“邦查”（Pangtsah），意思也是“人”，但日治时期调查却沿用清代及卑南族语“阿眉”（Amis），意思为“北方的人”；兰屿的达悟族旧称雅美族（Yami），这也是源自日本人类学家鸟居龙藏1897年的调查报告中所用的名称，事实上却是菲律宾岛屿对北方岛民的称呼。兰屿人则自称“Tao”，意思也是“人”，称兰屿岛为“Ponso no Tao”，意为“人之岛”。
综观台湾原住民族的族名，几乎都是以第一人称“人”自称，可见“人族”在台湾岛之主体性不可言谕。
大自然大学
传统部落采狩猎、采集、农耕并行的生产型态，由于此生产型态与环境更替循环之自然规律相仿，原住民与自然环境间始终保持生态平衡，并且形成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原住民尊重自然的生态哲学，猎人仅捕捉本身及家人所需数量的猎物，返家后依照一定的方式分配分享予家族成员。例如布农族从事农耕、狩猎、渔捞、采集等工作，以及待人处事始终不离传统礼俗，男女老幼该拿到哪个部位的肉食，都要分别清楚。这种分配分享不仅是特殊的生活习性，也是族群内社会关系的体现。
日治时期，原住民社会的经济体系渐渐受到外来资本主义影响，开始产生极大变化，日本殖民政府将山地收归国有，借由军事镇压、同化教育，制止原住民延续传统游猎生活，强迫改为定耕，并招揽大批平地人入山砍伐。战后国民政府更倡导非原住民进行大规模山地垦殖，种植高经济单价作物，因此全面改变原住民的生产方式、风俗习惯、信仰体系与价值文化。原住民无法靠山吃山，回归传统生活与生产、交易方式，必须流浪到都市求生存；面临资本主义竞争、市场经济、土地政策改变等影响限制，几乎难以适应。
日治时期原住民捕捉雪山次高山鳟（樱花钩吻鲑）。图／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搜藏品
近年来，出现强调经济、生态保育与传统文化共生的新部落经济价值体系，例如阿里山邹族人保护答娜依谷溪的环境，进而保育了高山鲴鱼；达悟人靠海而捕食飞鱼，为了尊重海洋资源，他们吃多少捕多少，透过“终食祭”的仪式，让飞鱼不至于因为人类大量捕食而灭绝。原住民对于自然的认知以及长年发展出来的生态智慧，不与自然保育冲突。
原住民绿建筑
台湾原住民的传统建筑，大都是因应自然环境的需求就地取材。以平埔原住民而言家屋建筑大体上以干栏式建筑为主（亦称浮脚屋），主要是为了防范洪水泛滥与野兽侵略，所以采用架高的作法。
John Thomson 1871年拍摄的荖浓地区平埔原住民的房子。图／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搜藏品
其他原住民族的家屋大致同平埔原住民的家屋建造材料与方式，唯建筑构造略有不同，例如泰雅族、达悟族之传统家屋采半地穴式，布农、邹族、阿美、卑南则多建筑于平坦地。
台湾南部山区，盛产板岩和页岩，且取用较便利，所以排湾族、鲁凯族的家屋就以此石材做为主要建材。传统的石板屋结构，完全不用水泥或接着剂，以石板或石块堆砌成，住起来冬暖夏凉，通风良好，堪称原住民的绿建筑代表。
日治时代以后，经历了各种不同阶段的外来文化侵略，传统的聚落已渐渐的开始被纳入外来强势文化的体系内。部落中的年轻人口不断的外移，产业结构、价值观念、以及居住型态转而被都市的现代化住屋所取代。近年来许多原住民回乡，重建传统家屋，主要是希望重建传统家屋与聚落传统社会性与生活记忆。
从二路公交车到野狼125
17世纪德国士兵司马尔卡顿（Caspar Schmalkalden）在《东西印度惊奇旅行记》中，对台湾原住民的印象是“喜欢赛跑的民族”。18世纪清代番社采风图，描绘平埔原住民“斗捷”（或称“斗走”）的身影，除了传递公文外，斗捷也是年节喜庆时，具竞赛性质的游戏，有时甚至用来作为解决纠纷的比赛；而善长跑步的男子，通常是未婚女性争相交往结婚的对象。
代番社采风图“斗捷”，呈现平埔原住民擅长跑步的特点：“竞夸麻达（指未婚男子）好腰围，健足凌空捷似飞；萨豉（指铁片制成的响铃）铿锵声近远，轻尘一道走差归。”图／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搜藏品
自荷兰人引入牛只，教导平埔原住民用于耕种，原住民也开始用牛车来载运谷物，其中板轮牛车是平埔原住民最具代表性的牛车，牛车车轮使用3块木板拼接而成，车轮无轴辐，使用便捷可克服各种特殊地形，至少使用三百年之久。19世纪英国摄影家约翰·汤姆生（John Thomson）来台时，便对特殊的原住民“载卡多”，留下深刻的印象。
John Thomson 1871年拍摄的南部地区原住民用的板轮牛车。图／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搜藏品
平地的移动搬运可使用牛车，在山地地区则必须克服地势影响，昔日原住民的交通运输，无论农作物或所猎获物的运搬，皆靠原始的人力搬运。运搬工具以背篮、负薪架、背网为主，其中背篮是原住民常使用的运搬工具之一，以藤篾为材编职而成，主要用于运搬农作物或猎物为主。男女运搬的方法不同，男子多用双肩背负；女子则使用一条背带，置于额头上背负。
战后随着山地交通开发，原住民的交通工具也逐渐现代化，机车、箱型车、小发财车，甚至因应农务需要，而自行拼装的改装车，特别受原住民爱用。要特别一提的是几乎每一个原住民家庭都拥有一台野狼125，主要原因不外乎省油、耐操，上山下海无往不利。有些回到部落居住的原住民说，一辆野狼125、一把开山刀，就可以在山上过一天、一个月、甚至一年。
神话传说与仪式祭典
原住民人与自然相依相契、和谐共存的世界观，与原住民生活其中的自然环境、族人代代相传的生活方式紧密相关，也源自于口传神话。例如达悟族的神话传说有飞鱼托梦于人，自言飞鱼神魂为达悟人的生命泉源，只要达悟人敬重他们，遵循所述一切礼仪，每年就会有吃不完的飞鱼允诺。自古至今，达悟人谨守飞鱼神给予的训诫，以诚恳敬重的态度面对方洄游而来的飞鱼群，按照一定季节捕捞。
原住民传统岁时祭仪存在许多差异性，不同的族群所祭对象不同，所唱跳的歌舞不同，举行时间、地点、进行方式也不同，但也有其共通性，祭典存在各式各样的禁忌，具有神圣性。例如阿美族的丰年祭、排湾族的五年祭、卑南族的猴祭、邹族的战祭、达悟族的飞鱼祭、赛夏族的矮灵祭、布农族的打耳祭、西拉雅族的夜祭、海祭等，都是重要的祭典活动，祭典仪式中除观光客表面所见热闹、欢乐场合之外，也有其庄严、肃穆的一面，传统仪式因政治力的介入出现形式上的变化，例如大型的联合祭典增加，除寻求认同外，也混合了仪式、表演、观光、艺文、政治不同面向的结合。
日治时期明信片“头目于石板屋前广场向众人说话”。图／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搜藏品
现代社会中的传统仪式意义亦逐渐改变，以阿美族的丰年祭为例，从传统感念神灵赐予收获，逐渐转变为强调部落年龄阶级的族群意涵，部落长者藉由传统祭典将祖先的历史、智慧、生活哲学传递给下一代。
多元的原住民文化
部落传统文化亘古以来蕴藏于其内在，它存在每一个原住民的心中与手中，可能是一把刀、一件家传饰品、一首吟唱的古调、一则长者所述说的传说等。族群传统对当代原住民而言是提供部落生活技能的宝库，可与族群历史连结，切断历史传统的连系，将使人不知何去何从。传统对当代原住民产生的意义在于它允许每一时代的人以自己的理解与诠释去延伸，并赋予再生的活力，在此基础上找寻未来的出路。台湾的人文景观是多元文化、多元族群并存发展的结果，但文化的多样性却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建构出来的。保存原住民族群的自主生活领域，相互理解、欣赏与尊重不同文化的存在，则是台湾迈向多元族群、多元文化社会必须要走的路。
【来源：联合新闻网 文／叶前锦（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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