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思想简介---小编补充材料---经典文丛（25）
思想贡献：当代中国最杰出的、影响最大的思想家。拥有哲学、美学、思想史等多方面的原创性的思想建树。他一方面分析地汲取西方近代文化资源,同时又系统地改造、汲取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主张整合中西，转换性地创造、建设性地展望未来，走出一条社会变革的新路。 专业:美学、哲学、中国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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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厚归来
《博客天下》2014年第17期（2014年6月26日） 本刊特约撰稿 | 武云溥
李泽厚又回来了。
这位84岁的老人，已经旅居美国二十多年。不过近年来他习惯每年回国住几个月，通常春夏之交回来，秋风渐凉时再离开——像一只反季节的候鸟，悄无声息从一个冬天飞往另一个冬天。
大多数时候，他回国会住在北京翠花胡同的家中，一栋闹中取静的老式高层住宅，与王府井闹市只有一箭之遥。李泽厚站在窗前，就能看见不远处中国美术馆的展览广告。
2010年9月，我第一次见到李泽厚，就是在这里。他刚洗完澡，穿着宽大的浴袍。几十年来他每晚都要依赖安眠药入睡，所以通常到下午才有精神会客。聊起天来，他的思维依然缜密清晰。东方西方、人文自然乃至市井百态，他都保持着一贯密切的关注。
今年他将回国的第一站定在上海，并打破多年来的清静，从5月9日到5月21日，在华东师范大学开设了4堂伦理学研讨课及一场哲学对谈。
上海媒体用“本来是上课，后来变成了文化事件”来形容李泽厚开讲的动静。从第一堂课开始，容纳百人的小会议室总是座无虚席。旁边还有间大教室，无法进入第一现场的人们挤在那里看视频直播。
上海电视台主持人李蕾也跑来听课，她说：“我很少出来，但他是李泽厚啊，我是来好好学习的。”
尽管仍有不菲的影响力，却也无法掩饰他被这个时代冷落的事实。
上世纪80年代，作为当时中国最富创造力和影响力的“青年导师”，李泽厚讲学所到之处引起的轰动效应，不亚于当下的娱乐明星。
华东师大哲学系教授郁振华在课堂上回忆，1985年李泽厚第一次到华东师大讲演时，他还是一名大一新生，亲眼目睹上千人去听李泽厚的讲座，由于人数太多，最后不得不换了3次场地。
如今，随着李泽厚淡出公众视野多年及现代商业社会的急速演进，他的名字已越来越少有人提及。
“李泽厚还是李泽楷？”这个笑话是易中天讲的。2005年他发表《盘点李泽厚》一文，提到有的年轻学生已经分不清李泽厚和李泽楷。
“80年代的大学生有谁不知道李泽厚？”易中天感叹，“其实，就连我们这些人，现在也不读李泽厚了。”
易中天的说法并不夸张。属于思想家的年代，已然远去。
时光黯淡了李泽厚的面孔，却没有抹去他的锋芒。这是一位近乎“发光”了一辈子的老人，20多岁时就在美学上自成一派，继而在与美学大家朱光潜、蔡仪、高尔泰等人的论战中年少成名，然后又埋头哲学领域，构建自己的学术帝国。
自1950年代至今，李泽厚抛出了一系列理论观点，几乎每一个都直指时代最焦灼的核心，每次都能引起极大的回声。从早期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告别革命、中国现代化需经历“四步走”，到最近的中国式自由主义，李泽厚把更多的思考放在一个国家的命运和未来走向上，并把这当作自己最后的人生使命。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最能体现中国旧知识分子胸襟和价值观的一句话，李泽厚曾多次引用，以为自勉。
借桑德尔“布道”
“一个性格特异的人，一个整天活在思想中的人，一个思索上帝但绝不接受上帝的人，一个喜欢喝酒、喜欢美食却从不进厨房、一辈子也未曾煎过一个鸡蛋的人，一个哲学、历史、美学、文学都很通但人情世故却很不通的人，一个能够把握时代脉搏却往往‘不识时务’也绝不追赶时髦的人……”
接受《博客天下》采访时，知名学者刘再复用了一连串排比来形容他的老友李泽厚。在美国科罗拉多，他的住处距离李泽厚家只有数百米之遥，两人时常在一起散步、交流思想。在他眼里，李泽厚性格孤僻，不会聊天，也不善于交际，最常见的社交方式就是与人探讨学问。
刘再复给出了一个抽象的李泽厚，华东师大的课堂上，人们则感受到了一个具体的李泽厚。不做讲演，不做答辩，不下结论，只平等地与大家讨论问题和案例，这是李泽厚上海开课定下的规矩。
晚年的李泽厚仍然喜欢思考宏达命题，自认“真正抓住了中国文化的神”。
另外，他还在课堂上搬来了一个“虚拟嘉宾”—迈克尔·桑德尔，通过阐述自己与桑德尔的异同来启发参与者对伦理学的思考。桑德尔是美国知名政治哲学家，近年来他因在哈佛大学开设的通识教育课“正义”在互联网上被广泛传播，而成为全球炙手可热的学术明星。
李泽厚不掩饰他对桑德尔的欣赏，但也直言他在某些问题上有不同见解。按他之前的计划，4堂课结束后他会写出一本回应桑德尔的书。没想到回国前，他就“下笔不能自救”，先把书写完了。今年4月，这本名为《回应桑德尔及其他》的书已在国内出版。
以李泽厚的最初设想，课堂讨论本来也应该是“桑德尔式”的，即每次只限十多个人参加，小范围交流意见，但最终碍于参与人数太多而变成了一个大课堂。人虽然多了，平等自由的讨论精神并未受到影响。
类似的课堂氛围赵士林在30年前也曾经历过。他是李泽厚1984年在社科院公开招收的第一个博士生，现在是中央民族大学哲学系教授。
“他基本上不管我们，是自由开放的教学方式。像我做论文，他就说你做什么我都不管，你坐着写躺着写跑着写都无所谓，只要最后的观点能达到我的标准就行。”赵士林向《博客天下》回忆，“他认为老师和学生之间完全可以平等讨论问题，各自保留不同的意见，我们这些学生和他争论是常有的事。”
这种平等、民主体现在李泽厚与学生关系的各个细节上。赵士林说他那时对李泽厚都是“直呼其名”，李泽厚也从不指示学生帮他干活，“一条资料都没让我们帮他查过”。
赵士林却没少去李泽厚家吃过饭，他对师母为他包饺子以及与李泽厚一起出去喝酒、喝醉了两人互相搀扶着往回走等往事印象深刻。
“既慈祥，又严厉”是他对李泽厚的评价。他还记得李泽厚生了他很大的一次气。当时赵士林写了一本书叫《当代中国美学研究概述》，出版时请李泽厚为他作序。李泽厚写完序后，赵士林擅自改动了一下，结果惹李泽厚很不高兴。“本来那天他叫我中午去他家吃饭，结果我不敢去。”
在这篇序里，李泽厚写了这样一个不近人情的开头：“赵士林是我的学生，这本书是他完全瞒着我写的。因为他知道，我将不会同意他在准备博士学位论文的时候弄这些东西。……但我拒绝看这本书的任何一个字，也不对这本书负任何责任。”
“像这样的师生关系，现在已经很少了。”赵士林感慨。自1992年赴美后，李泽厚就远离课堂。此次上海开课，他把很多人拉回到了那个久远的年代。课堂主持人之一郁振华希望借此给青年学生起到一个很好的示范作用，“就像80年代的我们”。
中国道路
4堂伦理课讲完后，5月21日，李泽厚与华东师大的4位哲学教授童世骏、郁振华等进行了一场哲学对谈。临近结束时，他把话题引向了中国道路。
“以中国如此庞大的国家和如此庞大的人口，如果真能走出一条发展新路，其价值和意义将无可估量，是对人类的最大贡献。”李泽厚认为知识分子们都有责任去思考这个问题，“我到这里来，也是履行我的伦理义务、我的道德义务。所以我不管成败、不计结果。说得好玩，这是我的‘最后一搏’或者‘垂死挣扎’。”
关于中国的未来道路，几年前李泽厚就曾在《说儒学四期》一书中表达过他的观点，即“中国式的自由主义”。
今年年初，他在与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干春松的对话中再次谈到了这个话题：“将来中国的走向，会是一种中国式的自由主义。”
“我讲中国式的自由主义，不能严格按照西方自由主义的定义。”李泽厚说，“其实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讲妥协，讲宽容，不强调阶级斗争。”
他认为中国思想框架将呈现出由马克思主义、儒学和自由主义互相交织的面貌，具有这三个特点的中国式自由主义将是未来中国的政治走向。
在这方面，康有为给了李泽厚很多启发。李泽厚也一直把他当作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
1955年，刚刚大学毕业的李泽厚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论康有为的<大同书>》。1958年，他又出版专著《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研究》，企图“严格地从思潮的角度”论述改良派思想代表人物。1979年，在《二十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论纲》一文里，他再次谈到了康有为对中国道路的影响。
对于康有为的许多启蒙主张，李泽厚都给予相当高的评价。他曾告诉刘再复：“康梁二人都不简单，但康的思想更具有原创性。”李泽厚日后反思革命，康有为是他经常提到的一个人。
1986年，李泽厚发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展不久后，“救亡压倒了启蒙”。
1995年，他和刘再复以对话录的形式共同推出争议一时的《告别革命》，呼吁“要改良不要革命”。
书中，李泽厚第一次提出中国现代化要经历“四步走”：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他认为只有前三者发展到一定程度，政治民主才可能实行。否则，在缺乏稳固强大的中产阶级、社会贫困没有得到缓解之前，实行上述制度非常危险。
康有为是李泽厚学术研究的起点。通过李泽厚对康有为评价的变化，可以看出他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道路选择的不同思考和立场转变。
“李泽厚多次告诉我，康有为那种‘虚君共和’、‘君主立宪’的思想在当时很有道理，过去总是说康有为错了，这个大案似乎可以翻一翻。《告别革命》实际上已翻了一部分。”刘再复向《博客天下》表示。
大师的历程
1930年6月，李泽厚生在湖南一个邮局职员的家庭。12岁丧父后，他和母亲相依为命。
“我还记得12岁上初中一年级时的‘精神危机’，想到人终有一死，废书旷课数日，徘徊在学校附近的山丘上。”多年之后李泽厚回忆，可能正是少年时思考的这些“人生终极问题”，引领他走进哲学殿堂。
1950年，李泽厚同时被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录取，最后他选择了北大。
在北大，李泽厚下了很多苦功。当时他体质很差，患有肺病，北大把生病的学生“隔离”在一栋楼里，两人一间宿舍。李泽厚还嫌不够安静，在楼里逡巡，发现顶层有几间小阁楼没人住，大喜。
“我就破门而入！”4年前，我随赵士林教授一同登门拜访，记得时年80岁的李泽厚聊起学生时代这段往事时，兴奋地做了个踢腿的动作。
1979年秋，49岁的李泽厚。他传诵一时的名作《美的历程》便在这一年写成。
北大图书馆规定学生每次可借5本书，教师可借30本。李泽厚找任继愈先生要了教师借书证，每次用个大布袋，装几十本书背回小阁楼，闭门苦读。
1955年大学毕业，李泽厚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所（即后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那一年，初出茅庐的李泽厚在核心期刊上一口气发表了3篇文章，篇篇掷地有声。
其中一篇《关于中国古代抒情诗中的人民性问题》，提出古代抒情诗“反映了先进的社会理想和美学理想”。这其实是后来李泽厚在美学大讨论中提出的“美感的矛盾两重性”的先声。
所谓“美学大讨论”，就是自1956年开始，持续近十年的中国第一次“美学热”。李泽厚是这场大讨论中的一员主将，他与朱光潜、蔡仪、高尔泰、叶秀山等知名学者展开论战，一战成名。李泽厚激烈批判以朱光潜为代表的“唯心主义美学思想”，开创了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脉相承的“实践美学”学派。
虽然成名很早，李泽厚在当年的哲学所也还是小字辈，稿费拿得不少，职级和薪水却不见涨。“学部里边大人物太多了。”李泽厚也因此在“反右”运动来临时逃过一劫。
“当时讲学部里有两个漏网右派，一个是我，一个是贺麟。”李泽厚去北大校园里看大字报，见自己的名字上打了黑叉，心想这回完蛋了。开批判大会时，他是最后一个离开会场的。
“我以为肯定要挨批斗，结果看到散会没人理我，我就回去了。”李泽厚说，“学部里有张闻天、何其芳、侯外庐他们一大堆人。我工资很低，要批斗也轮不上我这个小不点。”
1966年“文革”开始，《红旗》杂志发文批判周扬的“十大罪状”，第十条是“提倡形象思维”。作为美学家，并且在1959年发表过《试论形象思维》一文，李泽厚这回没逃过批判，他被下放到河南信阳的五七干校劳动。干校里只准读“毛选”，李泽厚在“毛选”下放了本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偷偷阅读，这开启了他学术思维的另一扇窗。
“后来毛泽东给陈毅的信讲，搞文艺的还是要有形象思维。这个话一出，大家就像得了圣旨似的，把这个案彻底翻过来。”李泽厚告诉我，“所以80年代的‘美学热’其实早有铺垫，讨论形象思维非常重要。”
1976年唐山大地震，李泽厚这时已经回到北京，在地震棚里写出了对他的学术生涯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
这本书的主要框架其实在“文革”期间就已写好，李泽厚担心被抄家，把手稿用塑料包好放在一个盒子里，再把盒子藏在自家厨房的下水道里。
1979年，《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首印3万册，很快售罄。
这一年李泽厚还有本重要著作《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出版，李泽厚分析了从太平天国运动到辛亥革命的历史，包括洪秀全、康有为、谭嗣同、孙中山、梁启超等人的思想，指出“历史的必然总是通过事件和人物的偶然出现的”。
李泽厚关于历史偶然性的说法招致很多人批评。对此我也问过李泽厚，他的看法颇有些令人意外，却又能自圆其说：“即使清王朝是腐朽的，一场革命爆发，把它推翻了，马上就乱。假设维持这个腐朽政权，有个牌位在，慢慢改良，可能也未必错。”
李泽厚对慈禧太后的看法也与很多学者不同：“慈禧死得太早，晚死十年才好，那样不会有袁世凯作乱。要么她早死十年也好，戊戌变法就成功了。”
“可她偏偏死得不早不晚。”我说，“所以历史进程充满偶然？”
“当然，我不赞成人家讲的‘一切都是历史的必然’，没有那么多必然。毛泽东早死十年，就没有‘文化大革命’了。”李泽厚回答。
走红与淡出
1980年代是李泽厚世俗名声达到巅峰的一个时期。就在思想界的影响力而言，无人能出其右。李泽厚著名的“美学三书”——《美的历程》、《华夏美学》和《美学四讲》——便诞生在这个时候，从而引发了第二波“美学热”。
一些纷繁玄妙的学术概念，给受众设置了很高的理解门槛，却被整个社会旺盛的求知欲望轻易突破。无论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还是内地的小县城甚至乡村，骤然流行起了蛤蟆镜、喇叭裤和太空步，时髦青年们提着双卡录音机招摇过市。美学，在80年代已经不单纯是一种学术，更是一种思想解放的武器。
“80年代以李泽厚为代表的美学先锋，开启思想解放，这个先导作用评价再高都不为过。”赵士林向《博客天下》表示，“我甚至认为，到今天为止没有一篇文章能超过《美的历程》，无论观点还是文笔—宗白华的《美学散步》文笔上可能比较接近李泽厚的水准。”
与此同时，李泽厚也在逐步完善自己宏大的哲学体系，即“人类学本体论的实践哲学”。从《中国近代思想史论》（1979），到《中国古代思想史论》（1985），再到《中国现代思想史论》（1987），用赵士林的话说，就是“这一系列东西成为了文化大道，进而形成了非常强大的启蒙思潮”。
我的哲学将历史与心理结合起来，从马克思开始，经过康德，进入中国传统。”李泽厚总结，“马克思、康德、中国传统在我的哲学中融成了‘三位一体’，已非常不同于原来的三者。”
不过，李泽厚在收获声望的同时，也招致各方的批评。由于他既反对丢弃传统，又反对全盘西化，使得他左右两派都不讨好。1992年，李泽厚决定远走美国。
“当时批判我的文章超过了批判其他人的总和，我自己搜集了60多篇。”李泽厚回忆，“而且是两面作战，一面是正统的‘左派’，一面是激进的青年。前者批判我是‘崇尚个体、贬低总体’，是存在主义；后者批判我是‘崇尚总体、贬低个体’，是固守传统。”
李泽厚的离开，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按他自己的说法，1990年代的中国大陆学界，“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王国维、陈寅恪、吴宓被抬上天，陈独秀、胡适、鲁迅则退居二线”。公众也不再关注最新的学术思潮，如何能多挣钱、获取更好的物质生活，才是社会多数人追逐的话题。
刘再复比李泽厚早3年去美国，如今两人都居住在科罗拉多州的博尔德。从一家走到另一家，步行只需要10分钟。
这些年来，他和李泽厚不仅生活上走得很近，学术上也一样。在很多方面，他们都持有相同的观点和见解。
针对一些人说李泽厚“已经过时”的言论，刘再复恰好持相反态度，认为他的思想恐怕还得30年或50年之后才能被充分认识。
“李泽厚在这个时代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他的理性人文思索。他的思想完全扬弃情绪，极为理性。因为理性，所以他的判断总是很准确。”刘再复说。
这些年来，李泽厚与自由派和新左派的理念分歧仍然存在，不过他从不回应。“两派人都骂我，无所谓，我从来不讨好谁。”
索居美国的日子里，除了下雪与酷热，他天天都会出去散步，每星期还去游一次泳。此外，他每天都会喝一点酒。“可惜无人奉陪，真的是‘独酌无相亲’。”刘再复叹言。
晚年的李泽厚仍然喜欢思考宏大命题，自认在当代学者里面，只有他“真正抓住了中国文化的神”。
对于财富，他看得很淡。“有些人穿名牌衣服，住高级旅馆，开豪华汽车，也许是需要显示自己的实力。我是做学问的人，不需要那些东西来证明自己。”在王府井逛街，看到商场里标价60万元一块的手表，李泽厚大吃一惊：“60万戴在手上多不舒服！”
可是聊到社会变迁，乃至中国转型方向的选择，他也认同经济发展为先。其理论观点在他提出的中国“四步走”里有完整呈现。
“我在国外遭到最多人反对的就是这个‘四步走’。”李泽厚告诉我，“很多人说必须先搞政治民主，放到20年前，连刘再复也质疑我，为什么把政治民主摆在最后？我就是觉得，首先发展经济才是正路，世界上很多国家的例子摆在那里。我希望中国经济发展，促使政治体制不得不改革。中国的很多事情就是‘挤’出来的，不能‘冲’，你一冲，门就关上了。”
这次回上海开课，李泽厚说他主要是为了还债。华东师大哲学系教授杨国荣从2009年到2012年，每年都邀请他去讲课。李泽厚答应了4年，于是就决定讲4堂课。他听闻三分之一的人到了85岁会患上老年痴呆，很担心自己“今年再不来，就真的来不了了”。
刚刚过去的6月13日，是李泽厚的第84个生日。现在的他，已进入人生的第85个年头。某种意义上讲，他所谓的“最后一搏”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