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简介---小编补充材料---经典文丛（27）

继王国维之后,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之中古史研究领域见解独到,成果卓著，创立了学术范式。其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西方式治学主张影响巨大、意义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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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编评述：陈寅恪和钱钟书都是记忆力极好，以至于不需要自己有思想的人，因为所有的思想早在几千年前就都有了，只是不停的新瓶子。知道的太多，会发现自己的一切思想都能从前人找到影子，结果就成了学问家，而不是思想家。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灵魂和思想，我们总认为我就是我的全部，其实不是，我们只是我们整个灵魂的一个片段。你一生能体验到的东西太少了，所以要经过很多个世代，积累起来才行。我们的过去、现在、未来同时进行，有无数个你在这个世界中为整体的心灵提供体验，直到你真正明白存在的意义。

陈寅恪先生名字中的“恪”字的读音，多年以来一直存在着分歧：相当一部分人读作“què”；但查古今词书，诸如《说文解字》、《康熙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等等，大都只注“kè”音，有的还特别注明它的原形字是“愙”。但也有些晚近出版的辞书（海峡两岸都有）注以“旧读què却”的，但“旧”何所指，大都语焉不详。那为什么有人偏偏要读作què呢？据笔者所知，持这种读法的多是一些年龄较大而且多“出身”于清华、北大的高层知识分子以及他们的传人（子女、学生等等）。在20-40年代的清华，全校上下几乎一致如此读法，可是极少有人能够说出什么根据，人云亦云而已。

陈寅恪为何从不提同窗鲁迅鲁迅与陈寅恪关系非同寻常。1902年，鲁迅与陈寅恪的哥哥陈衡恪同时从南京矿路学堂毕业，在陆师学堂总办俞明震（陈寅恪的大舅）的亲自带领下，去日本留学，陈寅恪也同船随行。

鲁迅与陈寅恪的交往从此开始。到日本后，他们同学两年。在弘文学院，鲁迅与陈寅恪同住一舍，朝夕相处。

鲁迅一生骂人无数，却没有骂过俞明震，也没有骂过陈寅恪。当年陈寅恪名篇《王观堂先生挽辞》《与妹书》《与刘叔雅教授论国文考试题》，发表在吴宓主持的《学衡》杂志上。鲁迅把吴宓骂得狗血淋头，对陈寅恪的“古董”文章保持着沉默。

陈寅恪最初回国，任蔡锷的秘书，和鲁迅来往频繁。鲁迅那时候刚刚出版了《域外小说集》第一、第二集，还有《炭画》一册，书名是陈衡恪题写。陈寅恪从蔡锷将军府辞职后再度出国，陈衡恪为弟弟送行，鲁迅和几个教育部的同仁也在座。

陈寅恪再度出国后，与鲁迅再没有联系。但是鲁迅日记中却不时地提到他，而陈寅恪却再没有只言片语谈到鲁迅。作为两位大师级的人物，此种反常行为令人不解。一直到晚年，陈寅恪才透露，因为鲁迅的名气越来越大，最后以“民族魂”的大旗覆棺盖椁，继而成为“先知先觉”和“全知全觉”的一代圣人，他怕言及此事被国人误认为自己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成为“谬托知己”的“无聊之徒”。

陈寅恪（1890.7.3-1969.10.7），字鹤寿，江西九江市修水县人，生于湖南长沙。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列为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先后任职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

陈寅恪其父陈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著名诗人。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夫人唐筼，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因其身出名门，而又学识过人，在清华任教时被称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

民国七年（1918年）冬，又得到江西官费的资助，再度出国游学，先在美国哈佛大学随篮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

民国十年(1921年)，又转往德国柏林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在留学期间，他勤奋学习、积蓄各方面的知识而且具备了阅读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八种语言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他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

民国十四年（1925年），陈寅恪回国。这时，清华学校改制为大学，设立研究院国学门，由胡适建议采用导师制。其“基本观念，是想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聘任当时最有名望的学者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等人为导师，人称清华四大国学大师。当时的研究院主任吴宓很器重他，认为他“最为学博识精”。梁启超向校长曹云祥力荐陈寅恪为导师，并向人介绍：“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

民国十五年（1926年）六月，他只有36岁，就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应聘为研究院的导师，并称“清华三巨头”。[3]  

民国十七年（1928年），在上海与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唐筼结婚。二人育有三女，一生相濡以沫。

民国十八年（1929年），他在所作的王国维纪念碑铭中首先提出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他当时在国学院指导研究生，并在北京大学兼课，同时对佛教典籍和边疆史进行研究、著述。在清华大学开设语文和历史、佛教研究等课程。他讲课时或引用多种语言，佐证历史；或引诗举史，从《连昌宫词》到《琵琶行》《长恨歌》，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处，又无不准确，伴随而来的阐发更是精当，令人叹服！盛名之下，他朴素厚实，谦和而有自信，真诚而不伪饰，人称学者本色。

民国十九年（1930年），清华国学院停办，陈寅恪任清华大学历史、中文、哲学三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组长，故宫博物院理事等职。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七月，抗日战争爆发，日军直逼平津。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义愤绝食，溘然长逝。治丧完毕，寅恪随校南迁，过着颠沛流离的旅途生活。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秋，西南联大迁至昆明，他随校到达昆明。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春，英国牛津大学聘请他为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他是该校第一位受聘的中国语汉学教授，在当时是一种很高的荣誉。他离昆明到香港，拟全家搭英轮转赴英国牛津大学任教，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被逼暂居香港，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兼中文系主任。

民国三十年（1941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占领香港，陈寅恪立即辞职闲居，日本当局持日金四十万元委任他办东方文学院，他坚决拒绝。[4]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专程请他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他又一次拒命，随即出走香港，取道广州湾至桂林，先后任广西大学、中山大学教授，不久移居燕京大学任教。这一时期，在繁忙的教学中，他仍致力于学术研究，先后出版了《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论稿》两部著作，对隋唐史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为后人研究隋唐史开辟了新的途径。

 陈寅恪一家旧照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抗战胜利后，陈寅恪再次应聘去牛津大学任教，并顺便到伦敦治疗眼睛，但由于此前在国内进行过一次不成功的手术，再经英医诊治开刀，目疾反而加剧，最后下了双目失明已成定局的诊断书。寅恪怀着失望的心情，辞去聘约，于1949年返回祖国，任教于清华园，继续从事学术研究。解放前夕，他到广州，拒绝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要他去台湾、香港的邀聘，任教于广州岭南大学。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合并于中山大学，遂移教于中山大学。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被选为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文史馆副馆长、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职。（据《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仅有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函请陈寅恪任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所第二所长记载，并注明辞谢未就，荐陈垣代己。上述职务据《修水县志稿》），继续任中山大学教授。

1957年，眼疾开始治疗。

1962年，右腿跌骨折，胡乔木前往看望，关心他的文集出版。他说：“盖棺有期，出版无日。”胡乔木笑答：“出版有期，盖棺尚早。”在助手的帮助下，他把《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以外的旧文，编为《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并写有专著《柳如是传》，最后撰《寒柳堂记梦》。他的助手黄萱曾感慨地说：“寅师以失明的晚年，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钧稽沉隐，以成此稿（即《柳如是别传》）。其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  

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陈寅恪遭到残酷折磨。使他最伤心的是，他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诗文稿，多被洗劫。

1969年10月7日，在广州离开人世；11月21日，夫人唐筼辞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