捍卫“孝”的尊严---国学六法（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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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思想在孔子那里好像能找到一点根据，孔子说过：“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论语·学而》）翻译成现在的话就是：他的为人，孝顺爹娘，敬爱兄长，却喜欢触犯上级，这种人是很少的；不喜欢触犯上级，却喜欢造反，这种人从来没有过。这段话是在肯定孝悌对于维护政治稳定的价值，也就是孝对于忠的价值。到了孟子，就坚决反对将“孝”和“”忠“扯到一起。孟子是孔子的铁杆粉丝，甚至可以说是钢丝，因为他说过：“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如孔子者也。”有人类以来，就没有像孔子这样伟大的人。但孟子在很多方面，特别是他的政治观点比孔子要激进，要民主。他高度评价舜的孝行，甚至主张为了尽孝可以违反法律。有人问他如果舜的父亲杀了人，舜该怎么办？他说舜一定放弃自己的王位，背着自己的父亲逃到海边去，逃避法律的制裁，隐居下来享受天伦之乐。但对君臣关系，孟子则坚决主张建立一种互相尽义务的关系。君对臣好，臣就对君好；君对臣不好，臣也就可以不买君的账。这就是孟子那段著名的议论：“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186）    

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君主把臣下看待为自己的手脚，那么臣下就会把君主看待为自己的腹心；君主把臣下看待为狗马，那么臣下就会把君主看待为一般人；君主把臣下看待为泥土草芥，那么臣下就会把君主看待为仇敌。这段话后来惹得专制帝王朱元璋大发雷霆，要将孟子从孔庙中撤出去，并说谁反对就杀掉谁。但有个叫钱塘的大臣偏偏不怕死，坚决反对朱元璋的决定，并说为孟子死，虽死犹荣。由于大臣冒死反对，朱元璋未能如愿，但他最后还是让大臣重新编了一本《孟子节文》，也就是《孟子》的删节本，把这样的话统统删掉。总之，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孟子第一个从根本上颠覆了帝王专制时代忠君不贰的政治要求，“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君王圣明，臣罪当诛”的奴才政治逻辑在孟子这里是根本行不通的。

三国时期有位叫邴原的名士更勇敢地捍卫孝高于忠的原则，坚决地回应了统治者就这个问题提出的挑战。事情是这样的：曹操的儿子曹丕（三国魏国的第一位皇帝，即魏文帝）向属下宾客们提出了一个极端尖锐的问题：“君父各有篤疾，有药一丸，可救一人，当救君耶？父耶？”君王和父亲都生了重病，但只有一丸药，只能救一个人。那么，是救君王呢？还是救父亲？

这个问题问的很巧妙，很刁钻，很老辣，很阴险，很敏感，令宾客们很难回答。这其实就是一个孝的原则与忠的原则哪一个是更高原则的问题，是一个孝的原则与忠的原则相互冲突的问题。曹丕这样提出问题，用意就在检验臣下对帝王是否绝对地忠。

从内心自然的真实感情来说，人们肯定更愿意尽孝，更愿意用这丸药救自己的父亲，而不愿意用它来救皇帝。因为我和老爸是血缘关系，有亲情，我和皇帝不过是政治关系，没有什么亲情。但是谁也不敢讲真话，因为那样会违背忠的原则，从而得罪君王。这时，只有一位叫邴原的站了出来，干脆果决、坚定有力地回答：“父也。”当然是救我的父亲！

邴原的回答捍卫了“孝”的尊严，捍卫了孝对于忠的的至上性。颠覆了帝王家的霸道逻辑，粉碎了专制统治者的政治意图。我们从邴原的回答中能够感受到一种道德的无畏，感受到一种孝的巨大力量，获得一种亲情的最高满足。如果他回答说：“君也”，大家一定在心里骂他是马屁精。

当然，谈到孝和忠的关系，还有更复杂的一面。实际上，忠的对象不能仅仅是君王，忠还具有更为宽广的含义。如果“忠”的对象是国家民族时，忠孝不能两全，舍孝而取忠，舍小家而顾大家，就往往具有道德的崇高性和震撼性。岳母刺字、杨家将等故事之所以能够千古流传，就在于这些爱国者能够以忠代孝，甚至毁家纾难，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体现了可歌可泣的献身精神。

国学热中，有些江湖混子专门忽悠企业家，说什么“小孝治家，中孝治企，大孝治国”，连基本概念都没有搞懂。对企业、国家乃至任何社会组织的态度，是忠不忠的问题，扯不到孝上去。孝的涵义不能随意地扩大，它专门指对父母乃至直系长辈血亲的敬爱奉养之情。因此我认为“党啊党啊亲爱的妈妈”这类歌词编的很不合适。将党比做妈妈很不近情理，对党的形象未必有好处。

无独有偶，全国政协委员倪萍在两会上抛出一个“父母论”：“一个家庭，孩子特别理解父母当家的难处，应该跟着父母一块走，一块克服困难，一块去解决问题。”
    倪萍委员要求我们像像爱爹娘一样地爱政府。看来，这位倪委员的奴性已经彻入骨髓。她把当代社会理应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的“公仆”下意识地置换成了专制时代的“父母官”。 现代文明社会，“当家做主的”是人民，政府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各级官吏理应无条件地按照人民的意愿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如果不合格，人民就有权力剥夺他们的权力。政府和人民的关系绝不是家庭里父母和子女的关系。血缘伦理和政治关系绝对不能混淆。就像我在前面说的，过去的封建统治者就喜欢来这一套，什么“忠臣出于孝子之门”、“人臣孝，则事君忠”，都是让百姓像孝敬爹娘一样忠于朝廷。
    从当代公民社会的视角来看，这个“父母论”当然荒谬绝伦。打个比方，政府和公民的关系就好像物业公司和业主的关系。业主出钱雇物业公司是为他服务的，不是花钱买爹的。同理，公民将权力赋予政府是让它为民众服务的，不是请它来当爹的。当然，我们的现实是，如同很多物业公司搞错角色，把自己当成了业主的主人，肆无忌惮地盘剥业主，很多政府官员也搞错了角色，把自己当成了百姓的爹娘，肆无忌惮地欺压百姓。主仆关系倒挂，表明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还任重道远。

两会是干嘛的？按照宪法赋予的职责，它们应该监督政府，要求政府恪尽职守，为人民服务。两会的代表和委员的天职就是代表人民的意愿和要求，检查各级官吏是否合格地行使人民赋予的职责和权力。人民选你们不是让你们去对政府喊爹叫娘，不是让你们去拍大小官吏的马屁，去“理解政府的难处”。要说难，谁不难？百姓历来都比官员难。官员再难还能难过农民工吗？因此，我不止一次地指出，人大政协和政府的关系应该是监督和被监督，审议和被审议的关系，而不应该是赞扬和被赞扬，感激和被感激的关系，当然更不应该是儿女和爹娘的关系。倪萍委员的“父母论”不仅在政治上荒谬，在伦理上也是对父母之爱的亵渎。
    当然，绝对的孝也曾经带来严重的问题。当孝成为对个性的压抑，对个人情感的蹂躏，对个人权利的剥夺时，就往往会酿成悲剧。从《孔雀东南飞》、《梁山伯与祝英台》到巴金的《家》、曹禺的《雷雨》，都是对“孝”成为束缚人的礼教的深刻暴露，都是对礼教扼杀年轻一代幸福追求的强烈控诉。想一想旧时代，为了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对父母尽孝，发生了多少不幸的婚姻？五四时期，都已经民国了，还有姑娘因为不满意自己的婚姻，在出嫁的轿子里用剪刀自杀。  由于孝成为礼教后带来很多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五四时期反传统也把矛头对准孝道。当时对孝道的批判，主要是想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提倡个性解放，冲破家族压迫，二是提倡政治解放，推翻专制压迫。因此五四对孝道的批判，并不是号召人们都去打爹骂娘，而是反对孝成为礼教的绳索，束缚人的基本自由。
       现在为了弘扬传统，有人激烈否定五四，包括五四对封建孝道的批判。什么“二十四孝”等等极端不近人情的东西又有人津津乐道，《孝经》这种专门借孝来谈忠的东西又有人稀里糊涂地宣传。这是一种非历史主义的态度。五四的反传统，包括对孝道的批判，有它时代的合理性。我们应该同情地理解五四，肯定五四。弘扬传统，包括讲“孝”，应该从五四往前走，不应该从五四往后退。
    从五四前往前走，我们就能够纠正专制政治的扭曲，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跨过历史时代对孝的局限。站在今天的高度，我们重温对亲人的爱，心中涌起对父母的感恩之情，就能理解儒家提倡孝的良苦用心。我们不能说，孝能解决一切人类问题，但是我们可以说，孝是解决一切人类问题的开始；我们不能说，有了孝心，就完成了做人的使命，但是我们可以说，没有孝心，就肯定还不具备做人的起码资格。从古到今，尽管我们不断地提倡孝，但是打爹骂娘的也不少。最近在北京通州还发生了令人发指的事件：五个儿子遗弃八十岁老母。老母想爬出门去要口饭吃，爬到门口爬不动了，竟然活活饿死。半个月后，才被人发现。看惯了恶性死亡的法医检查了老人的尸体后，都忍不住发火：你们这儿子是怎么当的？你们的老妈胃已经薄的像一张纸了。法院审理，判了其中三个儿子三年徒刑，这判得太轻了！为什么不枪毙呀！那几个儿子还有脸上诉，有一点良知还不撒泡尿浸死？因此我坚决主张，对于那些在道德上有某种示范要求的职业，特别是拥有国家权力的职业和为人师表的职业，例如教师和公务员等，遴选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必须孝敬父母。在这样一类职业的从业者中如果发现不孝者，就应该立即开除。据说有的省份的地方公务员条例已经明确要求，虐待父母的人不能当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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