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年谱（出生到19岁）
一九三○年（民国十九年，庚午）诞生
六月十三日（农历五月十七日）。李泽厚出生于湖北省汉口。祖籍湖南长沙。出生当日，父亲送报喜信：
岳母大人尊前：前月肃上芜禀，谅已早邀慈鉴。近维福体安康，至颂且祝。启者：令嫒于本月十七日午前十时二十分解怀，得举一子，大小均甚平安，堪以告慰远注。兹特敬呈喜蛋等件，伏乞哂收为幸。专此敬请福安，伏维垂鉴。
小婿李进肃禀旧历五月十七日午后四时发
岳祖母
姨岳祖母 大人前叱名请安，恕未另禀
姨岳母大人前附此请安
伯闳哥嫂以次均附此问候（见《答问》插页图）
高祖李朝斌（?～1894），字质堂，清朝将领，官至江南水师提督，《清史稿》有《李朝斌传》。《论学》：“我的始祖……祖父的祖父。他目不识丁。他本来姓王，王家养不起，就送给李家，后来从军了，打了很多硬仗、死仗，后来封了大官——江南水师提督，赐穿黄马褂。有了军功以后，王姓让他归宗，曾国藩上了一个奏折，说归到王家，王家不过多了一个儿子而已，但李家就没有后人了，所以就主张还是姓李，不要姓王。但是以王家为郡望，王家的郡望是太原。所以我们叫太原李氏，区别于其他的李。所以这个李是从我祖父的祖父开宗的，传到我才五代。”（第211页）关于此事，《清史稿·李朝斌传》记曰：
朝斌本姓王氏，父正儒，生子四，朝斌最幼，襁褓育於李氏。朝斌官江南提督时，牒请归宗，曾国藩引金史张诗事，谓：“朝斌所处相同，定例出嗣之子，亦视所继父母有无子嗣为断。今若准归宗，王氏不过於三子外又增一子，李氏竟至斩焉不祀。参考古礼今律，朝斌应於李氏别立一宗，於王氏不通婚姻。一以报顾复之恩，一以别族属之义。王氏本生父母由朝斌奉养残年，庶为两全之道。”诏如议行。
《论学》：“这个人呢完全是打仗出身，史书上有他的奏折，当然不是他写的了，是他的幕僚写的。他是曾国藩的部下，我还查出来看过几份。这个人官已不小，但仍生气，为什么呢？他觉得这些文官，没有打多少仗，反而得大官；他这个出生入死，官还不是很大。他就叫他儿子狠狠念书，他也不认识字，我祖母说的看他儿子功课的时候，看先生圈打得多，他欣赏；圈打得少，就要骂或者打儿子一顿。”（第211页）
李泽厚的祖父曾官至知州。《论学》：“他的孙子就是我的祖父了，那当然都是做官的。我祖父做了个云南思茅的知州，就是地区这一级，他和法国人搞过边界勘定等等，……辛亥革命前就已罢官居乡，家境越来越破落。虽然破落也还有不少钱跟房子，但土地已经很少了。”（第211页）“我是大房长孙，还有好多房呢，因为这个老祖宗讨了几个老婆，反正儿子有十三个还是十四个，搞不清楚。我是他第一孙子的第一个孙子。”（《论学》第90页）
父亲李进（1904年～1942年），字叔陶，时任湖北汉口邮局高级职员。《答问》：“始祖之时，家道殷盛，到我爷爷的时候虽已开始没落，但也还是富裕人家，所以父亲当然读了书”。（第62页）《论学》：“我父亲是自己奋斗出来的：已没有土地等财产了，考入邮政局做事情，他是大学预科，超过很多大学毕业生。当年说银行是金饭碗，邮政是银饭碗，当时邮政是英国人办的，用的公文是英文，不是中文，出的布告都是英文。”（第211页）“父亲一直在邮局工作，是高级职员。那时最好的工作，……待遇都很高。父亲的收入每月有二百多块，所以我小时侯的生活很好。我很早就吃过巧克力、烧烤等食物，而且在家里很受宠爱。……父亲家教很严，吃饭时祖母未上桌坐下，未动筷子，我们便不能动筷子吃，所以从小便习惯于克制自己。”（《答问》第62页～第63页）“但我父亲也是郁郁不得志，死得很早。”（《论学》第211页）父亲曾作诗《书示厚儿》：“潦倒谁于邑，谋生哪自由；韶华过似箭，期望渺如钩；身世两同恨，乡心一样愁；壮怀终是梦，有负少年头。”（《对谈》第154页）
母亲陶懋枬（1907年～1949年），没有正式上过学，只读过几天女校，但人极聪明，通过自学掌握了很多知识。母亲的人品与风范，对李泽厚影响极大。《答问》：“我母亲很重感情，而看轻名利地位，我这一辈子不想做官，也坚决不做，可能与她对我的影响有关系。我清晰地记得当年我父亲做了代理邮政局长的消息在报纸上发表后，父亲很高兴，母亲却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与神态。”（第61页）
一九三一年（民国二十年，辛未）一岁
九月。十八日，日本军队进攻沈阳城，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一九三二年（民国二十一年，壬申）二岁
是年。《杂著》：“最早是两岁时祖父抱我逛汉口市街的情景。一点也不清晰，只好像有个铜像在那里，这还可能是以后把图片上南京市孙中山铜像混在一起的缘故？但家人说有过这件事。”（第476页）
是年。弟弟李泽民出生。
一九三三年（民国二十二年，癸酉）三岁
是年。随家迁回湖南长沙。
一九三四年（民国二十三年，甲戌）四岁
一九三五年（民国二十四年，乙亥）五岁
约是年。《杂著》：“……电影院失火，母亲携我逃出，那已是五六岁了，依稀有点印象，但还是不清晰。”（第476页）
一九三六年（民国二十五年，丙子）六岁
十月十九日。鲁迅病逝于上海。鲁迅的著作、思想和人格对李泽厚影响极大。
一九三七年（民国二十六年，丁丑）七岁
七月七日。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是年。在湖南长沙孔道小学读一年级。为躲避战乱，随母亲到宁乡道林便河外婆家，因此也辍学在家，由母亲教《幼学琼林》等。“我没有上过小学，小学我上了一年一级，抗日战争爆发了，我就下了乡，所以根本就没上”。（《论学》第90～91页）
《杂著》：“我家既非地主，也不是农民，长期住在城市。但我怀想最深的，却仍然是那些大片金黄色油菜花的田畴，那漫山遍野热情执着的映山红，那充满了甜蜜的润湿感的江南农村的春天气息……。”（第43页）乡下的生活给李泽厚以深刻印象：“但那庭院中的金银桂花树，那大门前的两个大石凳，那有着枇杷树的花园，那似乎很长、绕着水塘和竹林的围墙……不仍然存留在记忆中，时时哄骗我去寻觅么？是不是这些给我幼年的心灵成熟中打上印记的东西，老潜在地引导我对时间、存在和人生之谜去时时反顾呢？”（《杂著》第42～43页）
经历了第一次“说不清道不明的异常凉冷的凄怆感，像刀子似地划过心口，难过之极”——“一次是鹧鸪声，这是在宁乡道林便河大屋我家客厅的黄色大方桌前，七岁。”（《杂著》第476～477页）
一九三八年（民国二十七年，戊寅）八岁
十一月十三日。长沙发生“文夕大火”。九日、十一日，日军占领临湘、岳阳，为应对日寇侵犯，国民党当局实施“焦土政策”，于十三日凌晨2时在长沙城内放火，误酿灾难，全城被焚十分之九。时父亲在湖南邵阳邮政局任高级职员，全家则在晃县（今湖南新晃侗族自治县）。
一九三九年（民国二十八年，已卯）九岁
约是年。阅读《福尔摩斯探案》、中国武侠小说。《杂著》：“最早（十岁前）对我有影响的一批书是中国武狭小说：什么定身法，什么鼻孔里哼出两道剑光……即使荒诞，其中也有一些颇能满足儿童的想象愉快的东西。想象力是心理发展中的重要因素，对以后影响大。”（第19页）《答问》：“记得小时候看小说《封神演义》，到结尾时，使我非常惊异的是，姜子牙最后将那些打拼厮杀得难分难解、你死我活的敌我两方的战死亡灵，竟然双双对对、一律封神；是非曲直、善恶恩怨、高下强弱统统勾销，共同携手，进入和平安宁的神仙世界。”（第227页）
李泽厚认为，读福尔摩斯和武侠，对自己以后的逻辑推理和想象能力的培育很有影响。
一九四○年（民国二十九年，庚辰）十岁
一九四一年（民国三十年，辛巳）十一岁
是年。经历了第二次“说不清道不明的异常凉冷的凄怆感，像刀子似地划过心口，难过之极”——“一次是躺在小小竹床上，面对灿烂星空，这是在江西赣县夜光山的夏夜里，十一岁。”（《杂著》第477页）
一九四二年（民国三十一年，壬午）十二岁
是年。父亲由湖南邵阳调往江西。“记得抗战中，随全家从湖南调江西，坐的是带蓬的卡车（运一些行李），前面司机旁边那个位置永远都要么是我父亲，要么是我祖母，可我总是坐在前面，他（她）们抱着我。我母亲和弟弟就从来没有这个待遇，从没坐过前面。”（《答问》第62页）李泽厚在江西赣州插班保粹小学六年二级毕业，“最后六年二级插了一个班，搞了个小学文凭考中学。实际上学校是初中开始。”（《论学》第91页）
经历了第三次“说不清道不明的异常凉冷的凄怆感，像刀子似地划过心口，难过之极”——“一次是淡月碎在江水中，闪烁不已，这是走在赣县的浮桥上，十二岁。” （《杂著》第477页）
是年。父亲在江西吉安任上去世，年仅三十八岁。不得已，母亲只好带全家返回湖南宁乡，李泽厚则到宁乡靳江中学读初中。
《答问》：“……父亲去世后，家境一落千丈，因为父亲从不攒钱，没有什么积蓄，他死时年仅三十八岁，母亲带着我们兄弟两人的日子就过得很难。”（第62页）“父亲死后，家里顿陷困境。做着小学教师的母亲，惨淡经营，备尝艰苦，勉强送我兄弟二人上学。当时有人说，等儿子长大，你就可以享福了。母亲回答：‘只问耕耘，不求收获’。至今这句话似乎还在耳边，却不幸竟成谶语。母亲也没活到四十岁就死去了。每念及‘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总不免泫然涕下。记得当年为了几个臭钱受多少气，如今有钱，又有什么用？也记得当年春节，亲戚家大鱼大肉，热闹非常；而我们贫困的母子三人，冷冷清清，相依为命。鲁迅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我初中时之所以酷爱鲁迅和冰心，大概也与自己的家境和母爱有关。鲁迅叫我冷静地、批判地、愤怒地对待世界；冰心以纯真的爱和童心的美给我以慰籍与温暖；而母亲讲的‘只问耕耘’的话语和她艰苦奋斗的榜样，则教我以不求功名富贵，不怕环境困苦，一定要排除万难去追求真理的决心和意志。国外有人认为，要历史地、具体地分析一个人在学术上、文艺上的某些个性特征，应该注意到他的少年时期。……我终于放弃了中学时代成绩一直很好的数理化，而搞上了美学，不知是否也应追溯到自己那个孤独的、清醒的、伤感的少年时代？”（《杂著》第1～2页）
困顿的生活也使李泽厚深切地体验到了世间的冷暖：“如果家境一直很贫困，倒不一定会有这么深的印象；如果由大富而一贫如洗，可能也不会有这种感受和记忆；所以鲁迅先生讲：‘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路途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我就是这样，不是由大富而是由小康人家一下子坠入困顿（但也不是陷入赤贫），我更深感触的与其说是残酷，不如说是虚伪，人情冷暖中的虚伪，所以我最恨虚伪。”（《答问》第62～63页）
是年。出现了一次“精神危机”——“十二岁的那年，我走到一个小山头上看见山花烂漫、春意盎然时，突然感到我是要死的，那一切还有什么意义呢？因此曾非常‘悲观’地废学三天。”（《实用》第357页）
[按]少年时期的这一“精神危机”，对李泽厚的个性、气质乃至于以后的哲学思考的潜在影响很大，“……我总不能忘情哲学。而且以自己一生精力去钻这些领域内的一两个专题，即使成了专家、权威，似乎也难以满足自己原有学哲学的愿望。而哲学却总是要求更空灵、更综合、更超越一些。至于自己为什么会对哲学有这么大的兴趣，则大概与自己的个性、气质、经历……有关吧。我还记得十二岁上初中一年级时的‘精神危机’：想到人终有一死而曾废书旷课数日，徘徊在学校附近的山丘上，看着明亮的自然风景，惶惑不已……”。（《杂著》第16页）“这大概是我后来对哲学——追问人生之迷感到兴趣的最初起源，也是我的哲学始终不离开人生，并且把哲学第一命题设定为‘人活着’而对宇宙论、自然本体论甚至认识论兴趣不大的心理原因。小时候，我对数学、考古、写小说都发生过兴趣，有过把他们作为自己毕生追求的意愿。但终于选择了哲学”，这可能就是一个因素。“当然，这种关系是在无意识层，因为我做哲学思考时从未有意想及任何童年故事或日常生活。”（《实用》第357页）
是年。开始接触鲁迅的著作。鲁迅是李泽厚最喜欢的两位中国现代作家之一（另一位是冰心）。“自己从小就极爱读鲁迅的书，对鲁迅佩服得五体投地。”（《杂著》第103页）“记得是上初中的时候，就喜欢鲁迅的书，不大懂也硬着头皮看，而且越看越有味，似乎从中可以悟出些什么道理来”。（《杂著》第81 页）“从初中到现在鲁迅都是我惟一敬爱的人，他的性格对我影响很大，包括好的或坏的影响。”（《对谈》第142页）“现在看来，也许我读鲁迅的书为时过早，但确乎对我影响至深。不但鲁迅刚韧、顽强的一面，而且他作品中孤独、悲凉、沉重的一面（没有这一面便不是鲁迅），在我性格、情感、思想、兴趣上，留下了明显的痕迹。读鲁迅的书使人深刻，使人更严肃地面对人生”。（《杂著》第19～20页）“少年时代热爱杰出地表达了时代心音的中国作家鲁迅，大概与我不沉溺于抽象思维（尽管我很喜欢这种抽象思辨）、不喜欢琐细的专业化、关注中国现实以及接受马克思有关系。”（《实用》第357页）
一九四三年（民国三十二年，癸未）十三岁
是年。继续在靳江中学读书。李泽厚认为自己一生读书最勤奋是在靳江中学。学习成绩非常好，受到老师的喜爱，母亲将李泽厚的作文拿给别人看，常被误认为出自于大学生的手笔。《杂著》：学校“……离家三十里。我每周往返一次，回家过星期天。记得我总愿意邀表姊同路。我们是同班同学，家同在那个便河老屋。当时我十三四岁。有一次在路上，我用硬纸折成戒指形状给她戴在手指上。她只戴了片刻。我们一句话没说，我却感到很高兴。为什么呢？当时并不太明白。只是留下来的记忆，还如此鲜明。但有的时候，却是我一个人走。三十里路长又长，我只好在路上背要考试的古文，背不出来，便拼命想，这样不知不觉走了不少路。我当时对自己这种既打发长路又利用了时间的‘发明’沾沾自喜。湖南中等教育一向发达。靳江只有初中，地处乡村，且属初办；但回想起来，教员、校舍、图书、同学……都相当不错。我在这里读了不少课外新书，交了张先让、杨章钧、谢振湘等好朋友。还办过壁报，每期四版，刊名《乳燕》，小说创作占了大半篇幅，比我高两班的龚振沪（龚育之）也办了个叫《洞观》的壁报，两版，多自然科学内容，颇有水平。这些都是‘民办’的，还有‘官办’和班级办的。当时在我们这些小小学生里，自发的辩论和议论似乎还不小，其中一部分，便是针对着学校和校长的。记得有一次周会，校长周忠箸把我和龚振沪叫上讲台，让我们把一双胳臂举起来，卷起衣袖给全校师生看。他说，这两个学生成绩都非常好，但身体太差，这么瘦弱，这怎么行？！当时我既害怕，又高兴，印象至深。”（第43～44页）
一九四四年（民国三十三年，甲申）十四岁
五月。二十七日，日军发动第四次长沙会战，六月十七日，长沙陷落。《论学》：“初中上了两年，日本攻占长沙，学校迁往山区，没英语课，所以我说我的英语程度是初中二年级，因为初中二年二级以后就没上过英语了”。（第91页）
约是年。《杂著》：“在十四五岁的少年时代，我就带着忧伤和感慨，写过新诗和小说，模仿过艾青和艾芜，也填过‘凭栏欲向东风恼，莫笑年华早’、‘无言独自倚危楼，千里沉云何处放离忧’之类的词。一半可能是无病呻吟，一半也有真实性。例如，我爱上了一位表姊，却长期不能表白，她倔强、冰冷而美丽……”（第2页）“记得当年十四五岁，并非学校要求，也未有老师指点，却非常热中于读词和填词，特别是喜欢五代北宋词，当然还有一个南宋的辛稼轩。对于诗，甚至唐诗，倒望望然而去之。”（第255页）《华·讲》：“我少年时喜欢读词，再大一些喜欢读陶渊明的诗，……读外国小说时，记得开始喜欢屠格涅夫，但后来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玛佐夫兄弟》，看完后两三天睡不好觉，激动得不得了，好像灵魂受到了一次洗涤似的”。（第349页）《对谈》：“中学、大学喜欢读俄国小说，如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可夫的作品。我打过一个比喻：屠格涅夫的小说像一杯清茶，托尔斯泰像一席佳肴，陀思妥耶夫斯基像一瓶烈酒，契可夫则如极富余味的涩果。”（第10页）《杂著》：“那时我没有与任何人来往，独自读着艾青的诗、艾芜的小说、聂绀弩的杂文，生活极其单调穷困。将来会是怎样的呢？当时一点也不清楚。像一条没有前景的路，或者根本没有什么路……”（第477页）
《杂著集》：“记得还是抗战胜利前，一位并不熟悉以致姓名全忘的年轻人，曾向我出示过自己的一首词作书法，开头那句是‘任胡骑饮马大江边，国破不堪羞……’，当时认为非常豪放，便记诵下来了。它使我想起长沙大火和会战。”（第402页）
一九四五年（民国三十四年，乙酉）十五岁
春。作《虞美人》词一首：“绵绵风雨家园泪，极目江山碎。晓来烦忧上危楼，千里沉云何处放离忧。 凭栏欲向东风恼，莫笑年华早；少年心意总殷勤，望遍山花春恋却难寻。”（《答问》第128页）
秋。从靳江中学（第四班）毕业，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时校址在安化桥头河）。《杂著》：“1945年秋，我初中毕业后，考上了当时湖南最著名的省立一中，却因没钱入学，只好进了吃饭也有公费补助的省立第一师范。”（第2页）
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投降。李泽厚是在徒步四百余里到位于安化桥头河的第一师范的路上，听到了日本投降的消息。
后半年。在位于安化桥头河的第一师范读了一学期。
一九四六年（民国三十五年，丙戌）十六岁
是年。继续就读于第一师范。时第一师范已由安化桥头河搬到长沙岳麓山左家垅山坡上。读书期间，李泽厚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第一师范“也是名学校，但当时学校充满一种复古氛围，死气沉沉。在安化桥头河上了一个学期之后，搬到了长沙岳麓山左家垅山坡上。校前有两珠日本人留下的樱花，暮春时节，开得极为热烈。而极目远望，湘江如白带，似与楼齐，非常好看。当时进步学生运动开始风起云涌，时局也日趋动荡，学校却保守到连《大公报》之类小骂大帮忙的报刊都少见。我只好每星期天过河，在城里的书店站上一整天，饿着肚皮贪婪地翻阅着各种杂志、报纸和书籍，这其中的主要读物就是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新书。正是在这种大量阅读和比较中，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所以，我的一些马列基本知识，是在书店里站着读、在课堂上偷着读得来的（我故意选择靠最后的排次，上课时我也可以偷看自己的书），有好些是‘禁书’，是冒着一定的危险来读的。也许正是因为这样，比被动灌输的东西印象要深得多。并且，在这种阅读中，自己逐渐培养和增强了判断是非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应该说，这对我后来的研究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不喜欢人云亦云的东西，不喜欢空洞、繁琐的东西，比较注意书籍、文章中的新看法、新发现，比较注意科学上的争辩讨论……这恐怕都应追溯到自己那个贫困、认真、广泛阅读的青年时期。”（《杂著》第2～3页） “我在解放前，偷偷读过几本马克思写得书，那时是当作禁书来读的，比如《路易·波拿巴政变记》等。我从这些书里看到一种新的研究社会历史的方法，一种新的理论，十分受启发。”（《杂著》第8页）“四十年代后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严格被禁的白色恐怖下，对我反而更具有吸引力。当时倾心革命，想穷究原理，于是由毛泽东而马克思，由马克思而黑格尔，而希腊，而其他。”（《杂著》第425页）“1949年以前，我已经看了一些哲学书，像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葛名中的《科学的哲学》等等，其中周建人编译的《新哲学手册》中有马克思的节译，好像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记不准确了，只记得很难读，硬着头皮啃下来了，对自己影响很大，那大概是接受马克思的起点，这些书都是自己选择看的”。（《登场》第11～12页）“当时，是在第一师范读书，思想是愈来愈左，醉心于《西行漫记》、《历史哲学教程》之类的书，自以为革命正宗，根本瞧不起储安平和《观察》。现在想来，实在幼稚。”（《杂著集》第401页）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使李泽厚开始倾向共产党，“全班就我一个人倾向进步，后来被学校拉进黑名单，还突击检查我，不过我事先把书藏好了。……我当时太高调了，周围人都以为我是共产党，连我弟弟都这么以为。”（《李泽厚：关心现实的学者》2009年 10月9日）“我当时有红帽子，因为我革过命，我冒着生命危险传送过毛泽东的油印文告。……还送过军旗图样，送给土八路。……那时湖南还没有解放，乡下还有些土八路不知道军旗的样子。……一个朋友‘树竿子’。……拉队伍，那是个朋友，同班同学，他跟彭德怀差一个字，所以我记得，他叫彭远怀。……初中一年级下象棋他下不过我。他说他将来要当皇帝，我说你当皇帝，我就打倒你。他这时树竿子，树竿子要有军旗。我就从长沙搞了一个军旗尺寸藏着送给他。不过这次不能算什么‘革命’工作。我去的时候，他正在枪毙一个恶霸，挺起劲的。……那时侯我是要加入共产党的，我有一个机会，在湖南大学。后来因为母亲死了奔丧，等回来以后再找这个人，就找不到了。……没加入……但是我已经做过狠多事情，省一师第一批地下党员中，一些人直接间接接受过我一些影响。他们解放后公开时作报告还提到李泽厚受迫害。”（《论学》第105～106页）
“但尽管思想激进，自己的‘小资’情感却仍然非常浓厚，有着各种各样的朦胧的憧憬和期待，期待着钟情、恋爱、欢欣……，可又什么也没真正发生和得到。自己在这方面的胆量实在太小。”（《杂著集》第401页）
一九四七年（民国三十六年，丁亥）十七岁
约是年。《对谈》：“我在高中最后一个时期对哲学发生兴趣，因为我在思考人生的意义，哲学是研究人生最根本的问题，人从什么地方来，要到什么地方去，有没有上帝等等。”（第92页）
《答问》：“……我在师范读书时便决心考大学，学校没英语课，我就自己学。还想造假文凭去考。”（第64页）
一九四八年（民国三十七年，戊子）十八岁
夏。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给同学毕业赠言：“不是血淋淋的斗争，就是死亡——敬录KM语赠别本班同学”。《杂著》：“KM就是Karl Marx，那时我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但是当时不敢讲马克思，那是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统治下的1948年春，只能写KM。‘血淋淋的斗争’在当时是一种非常激烈的革命情绪，跟谭嗣同在《仁学》里面讲的‘只有使新旧两党流血遍地，中国方有复兴希望’是同样的主张。那个时侯年轻，确实有这种自我牺牲的精神。……当时有这么一种激进的情绪，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值得尊敬的。”（第455页）
由于思想激进，李泽厚“在一师毕业后，经历了失学、失业”。（《杂著》第3页）“那时师范毕业不发文凭，必须两年后才发。即要求担任小学教师至少二年，但工作得自己找，我没找到（当时人们怀疑我是共产党，那时我思想相当左）。”（《答问》第64页）
是年～一九四九年。在湖南宁乡道林麟峰完小做历史教师。《答问》：“他（引者按：指李泽厚）说与外公肖斗南成为同事是在1948年到1949年，有一年多的时间，……李泽厚先生接着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当时外公是校长，他是历史教师，蒋沛昌先生是语文教师，还有成惕四老师等。”（第76页）“李泽厚先生谈到了当时的麒麟山下麟峰完小教书的情景。……他说当时乡村偏僻，生活单调。李泽厚先生说当时全校有十三个教师，你外公是校长，你外公请一位美术老师王承渭按年龄顺序，将这十三人用剪纸头像排列起来，做成扇形，贴在一条狠高大的木栏上。木栏是黑的，剪纸是白的，黑白相映，分外鲜明，至今印象犹存。……他说十三个教师中，他当时是最小的。所以排列在最后，你外公大约是排在第七。……他说这个事情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记忆。当时学校教师同学之间都很团结，相互激励成才，在那个异常艰苦的环境里，学校有一股很强的凝聚力。”（第84页）
一九四九年（民国三十八年，已丑）十九岁
春。母亲在教书的地方去世，终年四十二岁。《答问》：“提到母亲我很愧疚，我不孝顺，她去世的时候我没有在她的身边，我不孝顺。……我那个时候正好是失学又失业……她死在外地……等我赶过去，人已经入土了……我没能见她最后一面，她是死不瞑目的。”（第61页）。“到现在都是我人生最痛苦的事，过去好多年了还是那么地痛。”(《登场》第135页)
这时的李泽厚，双亲已逝，至亲之人只剩下年迈的祖母和小他三岁的弟弟。
八月。湖南和平解放。
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十一月。中国科学院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