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丹、易中天和李泽厚+++众人批于丹胡说

小编评：两个点，一是现在有的观点，其实早就存在，只是换件外衣换个说法，媒体时代商业和宣传的成功不代表真的就有同样名气的价值。二是记得某个管理学原理，在企业中大多数人都想往上爬，干更高位置的职务，直到自己能力不能胜任。有了钱有了名之后，不满足，还要更多的钱，要当真正的宗师，当大师可不能勉强。
如果说过去是内容时代，现在就是表演时代，过去是文字时代，现在是口才时代，过去是价值经济，现在是粉丝经济。
老百姓喜欢于丹是因为通俗易懂，但老百姓可不管于丹是不是胡说八道，越是胡说听着越来劲，就像小说里武林高手大战八百回合，哪里想到现实中太极派和白鹤派大战就如耍猴跳来跳去的，一点美感没有。

在弘扬传统文化的同时，也要抵制庸俗化、万能化、愚民化。

李泽厚与于丹
 
吴小毛 2010.12.5  羊城晚报
 
　　李泽厚先生虽然著述等身风云一时，但早已非复昔日荣光。于丹女士，人称“学术超女”，正在大红大紫。二人都各自对《论语》解读过。李先生的大著、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出版的《论语今读》，于丹女士的就是那本当下声势无人能挡的《〈论语〉心得》，而且二人关于《论语》的态度都差不多，都不准备把《论语》解读成佶屈聱牙的东西，更不想给孔夫子原来巍巍然的桂冠上再加上什么，而是努力将所谓圣人还原为一个能敬亦能亲的可爱老头儿。应该说两人在这一方面都成功了，《论语今读》和《〈论语〉心得》都不沉重，然而两本书的命运可就大相径庭了。李泽厚的书几乎是“寂寞开无主”，学术界淡然视之，新近虽然沾他其他专著的光，更可能因为《〈论语〉心得》走俏给了出版社灵感，三联书店出了新版，但在读者中仍然反响不大。而于丹的书就不同了，不仅大众追捧，更有易中天先生这样的学术明星欣然作序，奖掖有加。

　　李书和于书的一冷一热，在商业时代当然毫无出奇之处。不过，我一位朋友的一席话却让我不得不将这篇文章继续下去。这位朋友在看过于丹女士的《〈论语〉心得》后，问我关于《论语》有没有好一点的书推荐？我就递上了李泽厚的那本《论语今读》。一周后他来还书时我问他感觉如何，他先是来了句粗口，接着感慨道：“原来这本书里面都有！”我知道他的意思，他是说《〈论语〉心得》那些被文化界人士称赞的优点，诸如人性化、平民视角等等，李泽厚在解读圣人和经典时早就这样做过了。他最后又加了一句：“李泽厚到底是受过专业哲学训练的！”我读过李书，当然也懂这句话的意思，他是说李书通俗够通俗，不过并不缺乏深度，更不会有《〈论语〉心得》中那样被人诟病的硬伤。

　　我们都非学界中人，朋友的两句话却禁不住让我感慨。李泽厚先生的《论语今读》和于丹女士的《〈论语〉心得》就摆在那里，虽然我不敢说后者就一定参考了前者，不过却可以肯定地说，除了常常要把《论语》往刘墉励志书那边靠这点“时代特色”以外，《〈论语〉心得》一点儿也没超过十几年前的《〈论语〉今读》，二者孰轻孰重，一般读者不知分辨，难道我们那些在文化圈安身立命的人也不知道？

　　给《〈论语〉心得》作序的易中天曾经点评过李泽厚，大有李氏“英雄老矣”的感叹，而《论语今读》正是“暮年期”的李氏之作。不知道易中天先生在欣然为《〈论语〉心得》作序时，是否想起了李泽厚的这本关于《论语》的书？

　　商业时代，一切皆有可能。

易中天怎能如此“盘点李泽厚”？

    赵士林

    易中天先生最近在《财经》杂志脚踢亨廷顿，自比汤因比，“文化超男”一下子偷换成“学术巨擘”，这个升格不知何时完成，怎样完成。他在访谈中大肆推销自己的“36卷中华史”，这个所谓中华史，就现在披露的来看，观点全是偷的，没有一点自己的独到见解，唯一的特色是换一套语言包装。例如将春秋时期大夫造诸侯的反，诸侯造天子的反，用了个说法，叫“逆发展”。这个说法其实极不妥当。当下使用的“逆”是负面概念，例如“逆淘汰”，指的是劣币驱逐良币。春秋时期的向上造反，没什么负面不负面，也没什么发展不发展，都是争权夺利罢了。况且古今中外的造反都是下对上，上对下叫镇压，不叫造反。唯独对中国春秋时期的向上造反称为“逆发展”，有何意义？易中天先生大概是要学吴思先生，一个“潜规则”成了“范式”。但是能够成为范式的概念不是耍小聪明鼓捣个名词就能成立的。我由此想起美学研究中，李泽厚老师提出了“美是自由的形式”，就有叶朗先生提出“美是自由的显现”。叶以为这样就可以和李泽厚老师同样份量，但李泽厚提出“美是自由的形式”有一个系统的哲学论证作支撑，因此在美学界产生深远影响，叶则根本没有这个深度，因此他的提法也就只能沦为笑柄。易中天先生的“逆发展”，命运恐怕也不会更好。再如称亨廷顿文明冲突论是错误的，但为何错误？汤一介先生等早在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之初就曾发表文章批驳，较之汤先生等人对亨氏的批评，易的批评没看出任何新意。其实，不管你怎样批评亨廷顿，文明冲突已经发生，并且愈演愈烈，还是亨廷顿有见识。至于什么春秋用脑袋说话，汉代站着说话，清代跪着说话等等，说法很生动，可惜不合学术规范，既不严密也不符合史实，说书讲故事可以，自诩为可以和汤因比相提并论的历史学就根本不及格了。

    更令人不敢恭维的是，易中天先生谈到上古巫术，说西方由巫术产生了科学。中国为什么没有，不得而知。易对巫术的文化史意义的认识，其实出自李泽厚老师。李泽厚老师早在1999年于香港出版的《波斋新说》（大陆版改名《己卯五说》）“巫史传统”一章中，就已明确指出中国传统社会形态的秘密在于“由巫入史”，直接地实现了巫术的理性化，不像西方，巫术的情感成分发展为宗教，巫术的技艺部分发展为科学。比较一下李泽厚和易关于巫术的看法，深浅精粗自不待说，我更关注的是，易中天曾公开声称“盘点”过李泽厚。他对李泽厚老师关于巫术的看法应该不陌生。但他谈巫术明明是取自李泽厚老师的研究成果，却只字不提。原来易中天先生就是这样盘点李泽厚：盘点完了私自收藏，扔掉一些贪污一些，重新包装上市。这未免有些不道德了。不要求你讲学术道德，因为谈不上学术，但总得讲点做人的道德吧！

    逆发展不知所云，逆淘汰是现在进行时。江湖先生伪大师招摇过市，苦了那些甘坐冷板凳的书呆子。但我还是对这些书呆子充满敬意，而蔑视那些哗众取宠的文化狗皮膏药贩子。36卷，这下又盘满钵满，但恐怕只能定向销售，可怜易粉们赚点钱也不容易。由此想起，这位易先生讲三国涨行市，于是连同过去的积压库存一并打包售出，搞得很多买进的易粉叫苦不迭，连呼上当。

    易中天先生讲三国等我至今一眼没看，一声没听，但在网上偶尔浏览他的议论，透露出来的价值观我还是赞同的。其实，易先生秉持良知，发挥自己的影响，是大功德，千万不要再哗众取宠，欺世盗名。学问的事，岂能偷天换日，打马虎眼？历史学界，哪一个人承认你这些东西？

    至于他将自己的说书讲故事和历史学家汤因比的学术研究相提并论，只能让人想起古代一位姓周的书法爱好者总喜欢将自己的字和颜柳欧苏相提并论抬身价，于是有人写诗讽刺曰：江淮河汉沟，蛟鲵鲸鲨鳅，虎豹犀象狗，颜柳欧苏周。                                 （来源：作者博客）

 赵士林：人们为什么会讨厌于丹？

@赵士林：人们 为什么讨厌于丹？不是因为她讲传统，而是她刻意消解社会批判意识； 不是因为她能说会道，而是因为她充 当旧体制的辩护士；不是因为她名气 大，而是因为她强J民意，硬充大众 导师；不是因为她善表演，而是因为 她矫揉造作。于丹恰好是我们这个浮 躁浅薄虚伪时代的符号、象征。于丹应通过北大被轰事件痛自警醒，再用那套“高姿态”“宽宏大量的”假招子，只能更令人厌恶。

周孝正批于丹

龙应台: 听于丹演讲, 我差点晕倒

　世界华人文学研讨会”是第一次在中国大陆召开，举办单位暨南大学还是挺重视挺热情的，两天的会议最重的戏是开幕式后请于丹做主题演讲，她谈中国文化。

　　这是我第一次听于丹演讲，也是我第一次接触到于丹的想法。以前没有看过她的任何文字，但我并不反感她，一个教授能够弄得全国皆知，一定有其特长，这是任何多元社会都允许并鼓励的。

　即便她讲的有不符合学术甚至错误的地方，你也去讲，去纠正过来就行了，没有必要对她太过学术、太过刻薄。这是我以前对她的基本看法。那次，她演讲起来如滔滔长江之水，唐诗宋词信口道来，旁征博引，这一讲，就是将近两个小时。也彻底破坏了我对她的看法。

　　难倒没人听出来于丹是在瞎胡扯？

　　我听了不到五十句就开始感到不安，并且这不安越来越严重。于丹的演讲如果针对中小学生，单单寻求娱乐的电视观众，或者一些发了点财的中小企业主与暴发户，应该还是一篇能自圆其说的东西。

　　可是，她这次是对来自世界33个国家的300位华文作家讲“中国文化”。其中有些会好几门语言，在海外取得博士学位的都有几十个，不乏专家教授。在于丹演讲的过程中，我观察周围的华人华侨，看到他们大多面无表情，我不禁感到有点迷惑，难道他们没有听出来于丹是在瞎胡扯？

　　于丹为了突出中国文化优越而对西方文化与宗教的不以为然，把中国的伦理抬出来同西方的宗教抗衡（好像西方就没有伦理似的），还有她洋洋自得地宣称自己就是看武侠小说长大，武侠里就有丰富的中国文化，并以武林高手练到最高境界可以以气当剑、杀人于无形来说明中国文化之高深，让我听着都觉得脸红。

　　为了教育她碰到的一个不懂得高深中国文化的外国人，她用大段讲述一个禅的故事。她说，古代一位混混买了三匹八吊钱一匹的布，付款时声称“三八二十三”而不是“三八二十四”，这位混混竟然以颈上人头作担保说自己是对的，只肯付二十三吊钱。一位小和尚打抱不平，说如果“三八二十三”是对的，他愿意输掉头上的帽子。众人相持不下，于是来到小和尚的师傅——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和尚处，请他作主。

　　没想到，老和尚沉思了一会，竟然说“三八就是二十三”，小混混是对的。小混混不但用二十三吊钱拿走了三匹布，还得了小和尚的一顶帽子，高兴而去。老和尚却因此受到镇上众人的鄙视与驱逐。小和尚一路上都愤愤不平，最后还是忍不住质问老和尚为何说“三八二十三”。老和尚说，你说那小混混的头重要，还是你头上的帽子重要？他用头来和你的帽子打赌，我能说“三八二十四”吗？

　　小和尚明白过来，我们大概也都能够理解那位宅心仁厚、救人一命的老和尚。这是一个很不错的“禅机”故事，加上于丹讲得声情并茂，成为整场演讲中的亮点。可亮点几乎马上变成污点，因为于丹说当时他对外国人讲这个故事的目的，是要告诉外国人关于中国文化的高深之处：外国人弄不懂中国文化，说我们不讲原则，是人情社会……但这故事就说明了我们中国文化的高深和美妙之处，我们的中国文化有时就可以是“三八二十三”，而不是“三八二十四”，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精华啊！

　　我听到这里差一点闭过气去！

　　这竟然是我们的于丹大师对一位外国人，以及来自33个国家300位华语作家宣讲的中国文化之精华？

　　我的上帝、我的老天爷啊，这个故事没错，可如果把这个故事上升到中国文化的层面，这恰恰是整个中国文化挥之不去的糟粕与梦魇啊。

　　世界上有哪一个高深的文化可以灵活到“三八二十三”？这样的文化可能走出人治与人情的死结吗？严谨的科学与法治的现代社会能够在“三八二十三”的潜规则中诞生？但这就是我们于丹理解的中国文化，就是让她向外国人炫耀的中国文化？

　　我对于丹的看法依然没有改变，对她没有任何恶意，也不想对这种很努力与成功的人士求全责备，但让我不解的问题是：一个堂堂的中国大学，竟然请一个娱乐人物来给300位海外华人讲演中国文化？是你们找不到更适合的人？还是你们自己也搞不明白什么是中国文化？什么是文化？

　　思想被限制和阉割，文化能够繁荣？

　　由于这件事，我在接下来的“走遍中国”旅途上，常常同身边人交流对中国文化的看法，以及在周围寻求中国文化的踪迹。在福建的旅程是由华侨大学负责的。招待文化人，自然要去这些地方最著名的文化景点参观，少不了去土楼、“集美”，我们在陈嘉庚墓前缅怀他对祖国文化发展与教育事业的杰出贡献。之后还去了漳州的林语堂纪念馆，我特地在林先生那句“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对联前拍照留念。

　　据说是当地政府改变我们行程，安排我们去林语堂纪念馆的。我想，当地官员很有心计，大概是希望我们这些海外作家能够学习一下林语堂，也出一两个大家。面对这位“两脚踏中西文化”的文化大家，我不知道当天来访的几百位华人作家有何感想，反正我是有些惭愧的，土楼是古人的智慧结晶，陈嘉庚是传统中国教育的产物，林语堂也是1949年前培养出来的大师，我们这个时代呢？

　　不过，我们也可以自我安慰，当今的中国出不了林语堂，责任可不全在我们这些作家哦。想一下林语堂当时处于比较动荡的时代，却能够四平八稳出版了60本著作，而我个人的创作劲头一点也不比他低，可出版一两本书，几乎耗尽了精血——不是写不出书，而是出版不容易！别说没有林语堂，就是有，也肯定被当今的出版制度折磨疯。——不知道建议我们参访林语堂纪念馆的官员是否意识到，当今中国出不了林语堂，他们的责任一点也不比我们轻。

　　就拿这群华语作家来说，有好几位私下告诉我，得到大会邀请到大陆开会研讨华文文学，他们激动得夜不能寐，准备了精彩的研究论文要发言与发表，作为海外游子对祖国的贡献。可是，他们的“贡献”几乎都由于内容敏感或者不适合在有领导参加的场合宣读而被婉拒。

　　结果剩下的那些发言，无论从学术还是思想上，几乎连文化人于丹的演讲都不如。——我这才发现，问题不在于丹是否能够讲中国文化，而是其他人是否能够像于丹一样讲中国文化。如果只有那些半生不熟的人可以自由发挥，稍微有思想的就被限制甚至阉割，文化能够繁荣？民族还有希望吗？

　　到台湾后，我还是忍不住和周围的好几位华人华侨讨论起于丹的演讲，没想到，那些当时一言不发像大妈大婶的“作家们”马上告诉我，人家大陆那么穷，还如此奢华地招待我们，据说还高价请了于丹来演讲，我们有吃有喝，管那么多干啥？你别没良心了。

　　再说，大陆也就这个水平，人家喜欢于丹，你就让他们喜欢，你的子孙又不生活在这样的地方，你紧张什么？我们尽量把亲戚朋友移民到海外吧。你老抱怨，小心他们下次不邀请你回来……

　　作者：龙应台；来源：浮生六记

华师大教授：无知无畏的于丹真对不起孔子

袁征，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这个学期上课，花了四个礼拜讲《论语》。一个研究生问，课程的参考资料为什么里没有于丹的书。我老老实实地回答，因为那些书错得太离谱。

《于丹<论语>心得》是她谈《论语》的第一本书。全书的头一句是：“宋代开国宰相赵普曾经标榜说，自己以半部《论语》治天下。”这真是一开口就错。宋朝的开国宰相是范质、王溥和魏仁浦。赵普是建国4年以后才当上宰相的。

至于于丹对《论语》的解释，那错得更多。随便举个例子。《于丹<论语>感悟》写道：“孔子说，忠恕之道，一以贯之。对己对人，都应该是这样。我们想，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心都不能宽容的话，那何谈宽容别人呢？”按于丹的讲法，孔子是个**咧咧、散漫随意的老头，主张对别人宽，对自己也要宽。

不过就在几页之前，于丹引用了孔子的两句话，认为人们对别人要求要宽，但对自己要求要严，犯了错误要自责，不能宽容自己：“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见其过而内自讼”。于丹的话跟孔子的主张势不两立。这是怎么回事？

孔子的确提倡“恕”，不过他明确说，“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勿施于人”四个字清清楚楚地表明，“恕”是对别人的态度，而不是宽容自己。要是孔子主张宽容自己，他老人家就会说“勿施于己”了。

朱熹在解释孔子的忠恕思想时说：“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那就是说，“忠”是绝不原谅自己，做事竭尽自己的全部力量；“恕”是把自己的愿望推及别人，不让别人经受自己不愿经受的事情。忠是严格地要求自己，恕是宽厚地对待别人。孔子是个严肃认真的人。于丹的书引用了朱熹的讲法，而且明确说：“朱熹对‘忠恕’两个字解释得非常好”。既然如此，她干嘛还讲出完全违反孔子意见的话？

有人说因为于丹缺少知识。我不赞成。孔子曾经自称“不知老之将至”。于丹把这句话译为“不知道我的生命已经垂垂老矣。”但是，“老之将至”怎么会是“已经垂垂老矣”呢？连小孩子都知道“将”和“已经”的意思很不相同。“妈咪将会给我一个芭比娃娃”肯定不是“妈咪已经给了我一个芭比娃娃。”于丹无论如何不至于连这样的知识都没有。问题应该出在别的地方。

**时间以来，我总觉得有一种**权威的风气。有些人讲话写文章，动辄就说儒家思想认为如何如何，或者某某理论认为如何如何。但你翻遍了儒家或某某理论的经典，却根本找不到他们说的如何如何。

实际上，那些如何如何是他们自己的主意，所谓儒家思想之类不过是他们鼓吹自己想法的工具。广州话里有“扮鬼吓人”的讲法，大概就是指这类把戏。**权威的人对权威当然不会虔诚。于丹不断地对读者说，孔子多么神圣。但她自己却潇洒得很，高兴说啥就说啥，对孔子的原话毫不在意。

这样**孔子自然惹来好多不满。于丹回应说：“一些学者站在纯学理的角度，认为我这样解读不通，我完全能理解。......我觉得，那些严谨治学的学者不一定是教传媒的，他们的角度是一种研究的角度，而我的角度是一种普及的角度。”这是一种挺古怪的讲法。有可能一个意见从“研究的角度”看是错误的，从“普及的角度”看却是正确的吗？

所谓“普及”，是指用通俗易懂的方法把专业研究的结果传播给普通民众。普及不是不顾“严谨治学”另搞一套。要是一个主张从研究的角度看是胡闹，那么用通俗的办法传播，它还是胡闹。如果科学家的研究发现某种食物有害，传媒却说它延年益寿，这算哪门子的科学普及？

于丹又解释说，她讲的是自己个人的“心得”、个人的“感悟”：“解读《论语》的角度可以不同”，“千颗心有千种所得，万颗心有万种所得，而我只不过是其中的一心之得。”看内幕请加微信eric05206  的确，对于同一件事情，不同的人往往有不同的感觉。但不是每一种感觉都正确。

例如一个人说他觉得苏东坡的词比柳永的好，另一个人说她觉得柳永的比苏东坡的好。由于艺术爱好和饮食口味纯粹是个人的主观感觉，那两个人的讲法都只是说有这样一个事实：说话的人有某种感觉。要是咱们能证明这个事实，证明他们确实有那样的感觉，那么，尽管两种讲法针锋相对，它们都是正确的。

不过好多关于感觉的讲法不是那么简单。如果于丹说她觉得赵普是宋朝的开国宰相，这个讲法就牵涉两个事实：首先，她是不是真的有那样的感觉。另外，更要紧的是，赵普是否宋朝的开国宰相。即使她说的感觉确有其事，那句话还是不符合第二个事实，所以是错的。

对于一个事物，符合事实的认识是真理，不符合事实的讲法是谬误。千个人有千种感觉，可能有些感觉准确，有些感觉离谱。万颗心有万种所得，可能有些感悟高明，有些感悟荒唐。孔子不赞成宽容自己，这是历史事实。不管于丹有什么心得，有什么感悟，不管她是做研究还是搞传媒，她的讲法违反了这个事实，所以是一定是错误的。

我绝不反对于丹推崇孔子。但推崇孔子就该真心尊重孔子。要是孔子主张男女平等，随便说他轻视妇女是不尊重孔子。要是孔子轻视妇女，硬说孔子为男女平等奋斗也是不尊重孔子。不管咱们赞成不赞成，孔子的主张就是孔子的主张，随意篡改就是蔑视古人。

如果有人把孔子做成一个木偶，威风凛凛，又面带伟人谦虚的微笑；那人躲在幕后，自己爱讲什么就讲什么，却让偶像的嘴巴一张一合，叫别人相信那些高论都是圣人之言，那么，凡是知道底细的，都会说这是大不敬。

毫无疑问，在现代文明国家，大不敬属于法律保护的言论自由。于丹可以继续随心所欲地讲《论语》。当然，其他公民也有权利跟她抬杠。至于我自己，当教师多少得照顾教学质量，所以没敢把于丹的书列进参考文献。

孔子哭了：于丹论语心得让他死不瞑目

最近评说于丹《〈论语〉心得》的人很多，细读了一遍此书，觉得真像于丹自己说的，是对孔子思想的“庸俗化阅读”。对于一本经典古籍，任何形式的解读无疑都会带有某种误读，但我们仍要保持一个客观、公允的学术立场。不然，孔子看到这本书要哭了！也许一代又一代人对孔子的误读，造就了今日中国的酱缸文化。是到彻底廓清孔子思想真相的时候了！
　　孔子哭了！孔子早就应该哭了！因为我们的愚蠢和无知，因为我们的误读，不仅让孔子和孔子思想成为中国历史的一个笑话，也成为我们心中的一个笑话。
　　孔子哭了！因为我们不知道他是个快乐的人。《论语》开篇强调“悦”“乐”“不愠”四字，给中国传统文化定下了快乐的基调。由此，中国文化便与西方的“罪感文化”、日本的“耻感文化”区别开来。孔子是个懂得快乐精神的人，他闻《韶》乐“三月不知肉味”，他“取瑟而歌”，喜欢唱卡拉ok。孔子不仅不是一个刻板、无趣的老学究，他还为我们证明了这样的事实：快乐不仅是一种生活理想，更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孔子哭了！因为我们不知道他是个率真的人。他憎恶虚假与伪善，他说：“把怨恨隐藏起来，表面上装作对人家友好，我对这种行为感到耻辱。”所以，他会对粗鲁无礼的人大发其火，甚至动手打人，“用手杖击打别人的小腿”。
　　孔子哭了！因为我们不知道他是中国社会理想的奠基人。他期望政治统领社会，学术统领政治；他期望学术源于公众，不受政府钳制。周公是他理想中的政治领袖，创建了西周礼制，孔子的梦想，就是复兴周公之道。梁启超说：“西方为法治，中国为礼治。”同为治理社会的方法，礼治、法治实在难分优劣。所以孔子认为：“以法令引导民众，用刑法规范社会，民众只求免于受罚，不会有任何道德责任。而以德行来引导他们，用礼制来规范社会，民众便会感受到道德责任，内心因为认同而归依。”家庭都有不同的管理方法，何况一个十几亿人的国家？我们治理国家的模式，近百年来都在向西方模仿、抄袭，这称得上现代中国的最大悲哀。
　　孔子哭了！因为我们不知道他是个真正懂得好政府的人。子贡问政时，孔子回答：“一个好政府应该有充足的粮食、足够的军备和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子贡问“如果不得已去掉一项，先去哪个？”“军备。”子贡又问：“如果不得已还要去掉一个呢？”孔子答：“那就舍去粮食吧。因为自古以来，人都有一死。但是，如果民众对政府不信任，国家就不能成立。”孔子回答得多好！他还告诫后人：“国家有道，贫穷与卑贱是一种羞耻；但国家无道，富有与做官都是令人耻辱的事情。”
　　孔子哭了！因为我们不知道他是坚定的革命者。他的思想，为中国迎来了一场彻底的社会和政治革新。他强调不以出身而以德行和才能选择从政者；他认为统治者不应为自己敛财和攫权，而要设法给民众带来福利与幸福。在他的思想引导下，他去世后的几个世纪内，世卿世禄的贵族政治从中国的大地上消亡了。
　　孔子哭了！因为我们不知道他是完全的人道主义者。他崇尚的不是神道，不是君道，是完全的人道。他说的“仁”是人心的境界，两人为仁，仁者爱人。只有这样的礼乐之世，才会君臣有义、父子有恩、兄弟有序、夫妇有别、朋友有信。“仁”成为中国方式的宗教。“殷人尚鬼”，到孔子时，他给中国人建了另一座教堂。这座教堂信的不是上帝圣灵，而是家族宗庙。在他的宗教信念中，谁都能做尧舜，人人可成佛陀。
　　孔子哭了！因为我们不知道他是宽容的哲学家。他期望每个人反躬自省，他小心翼翼地不为后人制定任何死板的规则。他说的“道”，就是个人自己的主张，所以有君子之道和小人之道。他说：道不同不相为谋；他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他说：朝闻道夕可死也。他希望人们把求道、谋道、为道、行道作为自己一切活动的中心。他也梦想有一种大道，能成为所有个人与国家的生活方式，它包括了所有的德行、真诚、正义、慈爱和喜好。
　　孔子哭了！因为我们不知道他是伟大的老师。在他眼中，贫贱者与富贵者永远平等，他只期望弟子们聪慧而勤奋。他从四个方面教育弟子：文献、行动、忠诚和信义。孔子的教育方式不是强制，而是说服，他不在意对错误的惩罚，但强调对正确的奖励。他平易近人，没有后代老师那些可怕的清规戒律。孔子虽然没能使弟子们得到世袭的权力，却巧妙地让他们拥有了“君子”之名。从此，“君子”指的是饱学之人，而与贵族身份无关。孔子也称“君子”为“士”，让他们肩负了一种使命：宁可自我牺牲，也要冲击强权，以民众的名义和利益掌管国家。
　　孔子哭了！因为我们不知道他是中国的第一位平民学者。中国此后的学术，都以孔子所创的儒家思想为主要血脉。孔子学说的核心，就是人文精神，他不尚空言，他强调知行合一。他思想的精髓，是学习如何为人做事，即使“不识一字，亦可还我堂堂地做个人”。所以中国学术求会通，而西方学术求的是差别。如果今日学者只重学理，不求人格，永远也无法领悟中国学术的深义。
　　孔子哭了！因为我们不知道他是一位伟大的民主人士，他的思想推动了欧美民主的进程。17世纪始，耶稣传教士把孔子思想带到欧洲，在欧洲的启蒙运动中，大量思想家、政治家接受了孔子的影响。伏尔泰在《哲学辞典》中称颂孔子：“我全神贯注地读了他的这些著作，我从中汲取了精华……”他说：“在这个地球上曾有过的最幸福的并且最值得人们尊敬的时期，那就是人们遵从孔子法则的时期。”赖克韦恩也写道：“孔子是18世纪启蒙运动的守护神。”所以有西方学者认为，孔子思想不仅是法国大革命的动因，更成为西方“平等、仁慈、博爱”观的源泉。通过法国的思想运动，孔子也影响了美国的民主政治。《独立宣言》起草者杰弗逊甚至想比照中国的科举制度，建立一种教育体制，作为美国的政治基石。
　　孔子哭了！因为我们不知道他在现代中国只遭遇了一位真正继承者，这就是国父孙中山。孙先生从来都把孔子称为民主主义者。他宣称：“孔子和孟子都是民主的倡导者……孔子总是引用尧和舜的话，因为他们不把帝国据为自己的世袭财产。虽然他们的政府名义上是君主专制的，但事实上却是民主的，这就是孔子为什么要赞誉他们的原因。”他还断言：“中国领先于欧洲和美洲几千年就发展出了一种民主哲学……欧洲超过中国的，不在于政治哲学，而只在于物质文明……我们需要向欧洲学习科学，而不是政治哲学。因为在真正的政治哲学原理方面，欧洲还需要向中国学习。”孙先生是惟一要把中国新政治和历史旧传统连根接脉的伟人。他把中国政治原有的考试、监察制度，并入西方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创立了他五权分立的政治思想。孙先生最伟大的地方，在于他对中国历史的了解，在于他融会中西的政治抱负。国父孙中山的这种远见卓识，将绵历百代。
　　孔子哭了！因为我们不知道他是厌弃财富的人。所以他说：“吃粗粮，喝白水，曲臂而枕，我在其中仍然很快活。”所以他夸奖子路“穿着破烂的麻布袍子，与衣着轻裘的人并肩而立，却没有丝毫的羞耻之感”。所以他称赞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孔子哭了！因为我们不知道中国与西方在历史与文化精神上有太多的不同，现在却拼命地在往同一条路上挤，致使中国文化传统，在整个中国大地上，已学绝道丧、奄奄一息。首先是渊源不同。钱穆先生总结过，中国文化源于农耕，仰仗的是天、地、雨水，这三者都不是人力可改变的，所以它的文化形态是静定、保守，讲究“天人相应”“物我合一”，于是有“和合”“顺应”“安分守己”之说；西方源于游牧文化，自给不足，向外扩张，因而它的文化是流动、进取，标榜“天人对立”“物我对立”，于是有“自由”“独立”“自我”之说。中国人“安、足、静、定”的精神气质，遭遇西方“富、强、动、进”文化攻势，势必无所适从，价值观势必沦丧。文化何谈进步，它只有绵延。其次是文字思维与文化精神不同。中国文字“简单表现复杂，空灵象征具体”的精神，是中国文学与艺术的精神。中国文学是人世的，西方文学是社会的。社会只需关注“有”，而人世却要知“无”知“有”。所以中国文学重情不重事，西方文学重事不重情。西方艺术与中国也完全不同，西方艺术的核心是娱乐，中国艺术的本质为礼乐，礼乐既为艺术，也是道义，更是人生。
　　孔子哭了！因为汉武帝之后，孔子学说开始被滥用，以至败坏到为专制统治辩护，这与真孔子全无关系。然而今天，中国人的历史观早已被捣成了一团糨糊，于是打倒“孔老二”的喊声至今不绝于耳。一个国家舍弃了历史，又怎会有文化可言？孔子编撰的历史典籍《春秋》，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脉。历史千变万化，不外乎一个“治乱盛衰”。稍逢衰乱之世，就否定自己的老祖宗，这种文化心态确实令人悲哀。千万不要忘记，留在我们今天记忆中的历史，大多都是对历史的误解与错读。
　　孔子哭了！如果他的哭声仍旧不能唤醒我们对中国历史与传统文化的重新认知与评价，那我们下一个听到的，将会是后代对我们怨恨的哭声。与“复兴国学”或“复兴儒学”这样的口号相比，在中国，复兴孔子质朴而本真的思想，复兴原始儒学的真正精神，当是我们能够做到的。这也是重建中国文化精神、民族信心与民众价值观的重要出路。
　　孔子哭了！他流下所有中国人的眼泪。

解读于丹现象（钱理群）

　　于丹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讲《论语》引起了中外媒体的广泛关注，值得注意的是知识界、学界的反应。有著名学者公开表示支持和赞赏，认为“她在新的社会条件下讲生活快乐，安贫乐道，普及了《论语》等经典，使国人有了类似《圣经》、佛经和其他宗教读物一样的东西”（《南方周末》2007年3月22日）。更有许多学者持“宽容”态度，认为儒学的普及与通俗化也自有意义。但也有尖锐的批评，主要是指其对孔子思想的曲解和常识性错误，其中“十博士”的申讨，更是引人注目。

　　随着讨论的深入，就有人指出：“于丹的要害不在知识，而在思想。”（吴迪《笑谈于丹》，《中国方域》，2007年第2期）也就是说，于丹通过她对《论语》的讲解，要向中国的普通观众、读者普及什么样的思想、观念，而这样的思想灌输在当今中国的现实中又会起到什么作用，这才是关键所在。

　　于是，就注意到了于丹对《论语》的一个总体性的理解和评介：“说白了，《论语》就是教我们如何在现代生活中获取心灵快乐，适应日常秩序，找到个人坐标。”这大概也是她的《〈论语〉心得》的主旨所在。

　　她要宣扬什么样的快乐观、幸福观呢？于丹说：我们之所以不快乐，就是因为“我们的眼睛，看外界太多，看心灵太少”，并由此告诫人们：“幸福只是一种感觉，与贫富无关，同内心相连。”——如一位批评者所说：“这就当然与社会的公正与否无关”，“与政府的清明与腐败无关”，“只要多向内看‘心灵’，不要看外界太多”，“为柴米油盐的缺少而忧心的弱势群体就会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了（李木生《往哪里去？！》，《书屋》，2007年第5期）。可惜于丹的幸福说教并不为中国老百姓所接受。据零点公司调查，“54.6％的城镇居民和66.4％的农村居民将贫穷列为感到不幸福的主要原因”。有学者指出，“国民幸福总值由六类要素——政治自由、经济机会、社会机会、安全保障、文化价值观、环境保护构成”（转引自吴迪《笑谈于丹》），所有这些更带根本性的本应由政府承担、提供的幸福指标现在都被于丹一句“与内心相连”轻而易举地消解了。

　　还有，她要劝说人们怎样去“适应”她所说的“日常秩序”，找到怎样的“个人坐标”呢？于丹说：“生活中会有许多不如意甚至不合理，也许凭我们个人的力量无法改变，但我们却可以改变自己的心情和态度。”怎样改变？于丹说：一要“学会克制”，“该放下时且放下”；二是切切不可抱怨“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人抱怨社会不公，抱怨处世艰难。其实，与其怨天尤人，不如反躬自省”，“不是苛责外在世界”，而要“苛责内心”，“那么那些烦恼也就没有了”，“平静应对”现实一切社会不公和处世艰难，那就是真正的“良民”了，这也正是于丹为中国老百姓设计的“个人坐标”。——这又是怎样一种“秩序”呢？这正是鲁迅早已描述过的“好地狱”：“一切鬼魂的叫唤无不低微，然有秩序，与火焰的怒吼、油的沸腾、钢叉的震颤相和鸣，造成醉心的大乐，布告三界：地下太平。”这样，一切烦恼都自动地在内心化解，不能完全化解，也竭力“克制”，于是无不平、无不满、无抱怨、也就无反抗的四无“太平”世界。这正是要害所在。于丹的《〈论语〉心得》其实就是鲁迅在《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里所说的“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所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却偏要向民众灌输，其作用就是“叫卖精神安慰剂”（吴迪《笑谈于丹》）。而且在为当权者着想的程度和力度上是超过了孔夫子的。如一位学者所说，孔夫子虽也为统治者着想，但他的立足点是要求统治者对老百姓让步，行仁政，因此他的言论的重心是向统治者施加压力，时有尖锐的批评。他之所以不为各国统治者所容，最后成为“丧家狗”，原因就在于此。而于丹的《〈论语〉心得》却恰恰有意遮蔽孔夫子作为“激进的社会批评家”的这一面，“忽略儒家思想的批评性传统”，在面对中国现实的巨大矛盾时避而不谈政府的责任，“弱化社会和政治承诺的重要性”，而一味诱惑老百姓“逃避社会，退回内心”，就“实际上转移了造成人们痛苦的经济和政治条件”，她实际是“倡导安于现状”，“支持现状”的。这样，于丹的解说从表面上看似乎是把《论语》“去政治化”，但“她的阐释并非像表面是那样与政治毫无干系”（贝淡林《〈论语〉的去政治化》），也是为政治服务的。

　　因此，于丹现象绝不仅仅是一个商业化现象，也不单是一个思想文化现象，而同时具有尖锐的政治性。也就是说，这是通过媒体的炒作，实现的商业、文化与政治的结合，这本身就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就媒体的炒作而言，又是“用国家所有制赋予的政治优势，在市场上获取经济收人，又用市场上赚取的经济收入完成意识形态领域需要完成的政治任务”（胡正荣《媒介寻租、产业整合与媒介制度变迁的分析》，转引自吴迪《笑谈于丹》）。因此，于丹的“大红大紫”是有一个过程的：开始只是红极于媒体，具有更多的商业化色彩；以后，就逐渐为各级政府所关注，也就是逐渐地政治化了。

　　我们在考察2007年所出现的有关孔夫子的当下命运的各种高论中，都发现了知识分子和体制的暧昧关系，于是，就提出了某些知识分子在现行权力结构中所扮演的角色的问题。就禁不住要像鲁迅那样对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带头羊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你们要把中国老百姓引“往哪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