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经济的新趋势、新动态
平安首经团队：钟正生/张璐/常艺馨/范城恺
核心观点
二、我国经济面临的内外部风险和挑战。1）俄乌冲突，全球“滞胀”风险加大，且“胀”已成为“滞”的催化剂。2）美联储或将采用“快加息+缩表”的特殊组合，掣肘国内宽货币空间。3）疫情防控压力骤增，压制消费与服务业复苏。从高频数据看，3月以来主要城市出行人次减少、拥堵程度明显减轻、电影票房收入大幅下滑，指向线下消费需求依然疲弱。4）中小企业面临成本与需求双重压力。2022年宏观政策需加码对中小企业的扶持，着力对冲成本压力，增强市场主体活力。5）房地产调控政策松动，但商品房销售及土地成交尚未企稳，居民和房地产企业的信心都有待恢复。6）出口韧性持续，但海外生产能力恢复、美国补库存需求减弱等因素对中国出口的影响隐现。不过，俄乌冲突对全球供应链的冲击，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中国出口市占率优势延续。与此同时，国内严格疫情防控之下，亦需关注对制造业供应链可能带来的影响。
三、二季度及上半年经济形势展望。一季度中国经济仍处筑底阶段。财政政策的大力度落实，房地产监管政策的因城施策、边际调整，货币政策的相机调整，都将支撑二季度经济企稳。结合对2021年基数与2022年环比增长动能的预判，我们预计上半年GDP的同比增速约为4.9%。
四、对下一步跨周期与逆周期调控的政策建议。1、国内外货币政策“松紧差”加大、结构性通胀风险仍未解除，我国货币政策宽松所面临的约束有所增强。货币政策操作的重点或将转为对结构性工具及宏观审慎政策的使用，但也需关注全局性货币宽松的积极信号意义。与此同时，财政政策需要在稳增长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2、以“新市民”为切入点，进一步强化财政对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城市群都市圈建设等区域战略的支持，与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统筹发展。3、俄乌冲突后，中国面临的地缘政治局势更趋复杂，从而对中国核心技术领域的“自主可控”能力提出更高要求。财政政策应充分运用市场化手段，高效支持“自主可控”。4、强化医疗基础设施建设，拓宽防疫政策选择空间。
2022年一季度全球地缘政治冲突爆发，美联储开启快加息进程，全球经济走向“滞胀”的担忧不绝于耳，中国经济面临的外部环境更加严峻。中国未能免于奥密克戎变异毒株，本土疫情防控压力骤增，房地产行业受前期政策叠加冲击，对经济的拖累浮现，完成两会设立的5.5% GDP增速目标面临更大压力。
本篇报告集中分析当前中国经济的新趋势、新动态，分析一季度中国经济运行情况，阐释中国经济面临的内外部风险挑战，展望二季度经济形势，并提出宏观逆周期与跨周期调控相结合的政策建议，以期较全面展现我们对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研判。
开年经济图景基本符合预期
1-2月主要经济指标的同比增速悉数改善。然而，由于年初以来市场重点跟踪的高频数据表现并不算强，靓丽的经济数据大超市场预期。具体看，年初至3月25日当周，高炉开工率、石油沥青装置开工率、汽车半钢胎开工率和焦化企业开工率分别低于2019-2021年同期均值16.5、9.5、4.0和2.6个百分点，以此衡量的开年生产端表现偏弱。不过，这些高频指标往往与内需关系较为密切，且部分行业开工受冬奥会影响，高频数据或难以准确反映开年的经济形势。
我们研究发现，2022年一季度主要经济指标仍然面临不同程度的基数影响。观察GDP环比可见，2021年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仍然是显著弱于季节性水平，而且呈三产明显偏弱、二产略微偏强的分化。要准确分析1-2月统计数据背后的经济图景，需要结合近几年的环比增速来比较，而采用同比数据（低基数导致高估）和三年平均增速（2020年初低增长导致低估）都不够准确。
结合环比分析，2022年1-2月经济数据呈现的图景基本符合预期。工业生产在出口高景气的支撑下相对强劲，国内投资与消费边际改善的背后隐忧尚存。
一是，工业增加值增长强劲，这与2月制造业PMI反季节性上行的态势契合。同时，PMI生产经营预期连续四个月上行，“稳增长”政策发力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企业对未来发展的预期。
二是，开年我国出口仍然表现出一定韧性，同比增速保持在较高水平，外需是支撑工业生产的重要力量。
三是，固定资产投资中，房地产投资改善最为可观，但其改善主要依赖于土地购置费滞后计入地产投资，即期的建安投资仍然偏弱。
四是，基建和制造业投资并不似同比数据那般“开门红”，尤其是制造业投资明显受低基数的支撑。我们测算，3月起基数因素对基建与制造业的支撑效用将会减弱，届时如其内在增长动能不足，将面临一定的下行压力。
五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数据同样受到低基数的加持，目前商品消费环比已基本恢复至疫情前水平，但餐饮消费的修复仍任重而道远。
城镇就业存在局部性压力
2022年城镇新增就业目标保持在110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目标设定在5.5%以内，比去年的5.5%左右略显积极。稳就业压力主要体现在：一是，解决高校、特别是大专毕业生就业面临挑战。今年高校毕业生人数大幅上升，主要是2019年专科扩招的结果，因此稳就业的一大重点在于推动这些专科毕业生在制造业、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中形成有效劳动力供给。二是，服务业持续受疫情影响，房地产、教培、互联网等服务行业就业受监管政策影响，服务业的就业吸纳能力面临减弱。2020年我国总就业人数达到7.5亿人，其中服务业就业人数就有3.6亿人，占比为47.7%，已成为就业吸纳的主力。
从统计局公布的1-2月数据看，当前就业状况整体平稳，但16-24岁人口就业显著承压。2022年2月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5%，与2021年同期持平；31个大中城市调查失业率为5.4%，比2021年同期低0.1个百分点；16-24岁人口失业率达到15.3%，比2021年同期高出2.2个百分点、比2020年同期亦高1.7个百分点。
结构性通胀问题再度抬头
1-2月CPI在“猪油错位”之下读数不高，但PPI环比在2月由跌转涨，同比读数的下滑速度显著放缓。国际地缘政治冲突升级之下，大宗商品价格异动，国内所面临的结构性通胀压力增大。具体看：
一方面，油价波动是通胀最大的不确定性来源。从2022年2月的通胀数据看，国际油价波动约推高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PPI环比上行10.4%，推动CPI的交通工具用燃料分项环比上涨6.1%。PPI中油气开采、石油煤炭加工、化学原料、化学纤维、燃气生产供应等五大行业与石化产业链相关，CPI交通和通讯项目下的交通工具用燃料分项、居住项目下的水电燃料分项亦受影响。回归估算结果表明，布伦特原油价格环比上涨10%，将拉动当月PPI环比增速0.2个百分点，拉动CPI月度上行约0.07个百分点。俄乌地缘政治冲突尚未妥善解决，国际原油价格短期仍难降温，后续在供需与预期双重博弈之下，价格波动或较剧烈。
另一方面，黑色系大宗商品的期货价格有抬头迹象。尽管“运动式减碳”难以再现、发改委“保供稳价”措施屡屡出台，但国内对于重启基建、地产，稳定宏观经济大盘的预期升温，黑色系期货商品价格有抬头迹象。年初至3月30日，南华黑色指数累计涨幅达28.1%，目前仍在历史高位附近；主要黑色商品中，动力煤、焦煤、焦炭、螺纹钢、铁矿石等黑色系商品期货活跃合约结算价分别上涨了23.0%、42.9%、31.6%、15.8%和28.8%。PPI中与黑色产业链相关的主要是煤炭开采洗选、黑色金属矿采选、黑色金属冶延加工、煤电市场化改革后的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等行业，截止2021年末在工业企业营业收入中的占比合计约16.7%。考虑到黑色产业链对其他中下游行业的拉动作用，回归结果表明，代表性商品动力煤（现货）、螺纹钢价格环比上涨10%，将分别拉动当月PPI环比增速0.1个、0.2个百分点，略高于其直接影响。年初以来主要黑色品种的现货价格涨幅相对期货市场较弱，后续如期货价格持续处于高位，大概率将传导至现货市场，国内“保供稳价”政策任重而道远。
俄乌冲突，全球滞胀风险加大
2月中旬以来俄乌冲突升级，国际能源价格、食品价格飙升，进出口运价仍然处在高位，全球供应链的稳定性面临冲击，“胀”的风险加剧。2月21日至3月23日期间，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由95美元/桶升破120美元/桶、涨幅近30%；IPE英国天然气、CBOT小麦和CBOT玉米期货活跃合约结算价分别上涨60%、39%、16%；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BDI）上涨26%。
尽管美欧及国内经济数据1-2月开年表现尚可，但“胀”已成为“滞”的催化剂，海外“滞”的隐忧不容忽视。一是，美国中期经济前景（2022年下半年及以后）不确定性上升。历史上，美国通胀急涨阶段，消费信心往往迅速下降，包括1970、1980和1990年代美国CPI通胀率破5%的三段时期。美国2022年3月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继续创近10年以来新低。同时，美联储3月经济预测大幅下调2022年美国实际GDP增速1.2个百分点至2.8%。参与调查的官员中，超过半数认为美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剧；几乎所有人都认为美国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上升。
二是，欧盟与俄罗斯贸易往来频繁，尤其在能源领域对俄罗斯进口依赖性强。若地缘冲突持续，欧洲经济将更为脆弱。欧盟27国自俄进口商品约占其进口总额的8%，对俄出口约占其出口总额的4%。据欧盟统计局数据，2019年欧盟27国自俄进口的“矿物燃料、润滑油及相关原料”占其对外进口同类商品的28%，自美进口该类商品占比仅8%；欧盟进口的40%的天然气和27%的石油都来自于俄罗斯。若地缘冲突持续，通胀压力下，欧央行加快缩减资产购买，货币政策对经济的支撑也将趋于减弱。欧央行3月的经济预测已将2022年欧元区实际GDP增速预测下调0.5个百分点至3.7%。
俄乌冲突不仅在“胀”的层面对我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还可能削弱美国经济的平稳复苏态势，使得欧洲经济更为脆弱。美国和欧洲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出口目的地，其“滞”的压力显现意味着我国外需面临的不稳定因素增多，指向我国出口增速可能更快地从高位回落。
美联储加息，掣肘国内宽货币空间
俄乌冲突后，通胀压力进一步激化，美联储或需采取更积极的行动遏制通胀，今年或采用“快加息+缩表”的特殊组合。2022年3月16日，美联储议息声明宣布加息25bp，正式开启加息周期。然而，俄乌冲突后，未来几个月的美国通胀压力或进一步加剧，美联储政策选择以及美国经济前景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3月21日以来，美联储鲍威尔、博斯蒂克、布拉德、梅斯特、埃文斯、沃勒、威廉姆斯、哈克等多位官员密集“放鹰”，绝大多数官员对单次加息50bp持开放态度。我们预计，今年上半年美联储或加息100-125bp（5月和6月会议至少有一次直接加息50bp），但下半年加息幅度较不确定。此外，美联储或于5月宣布缩表，每月或减少1000亿美元资产。
10年美债利率曾于3月28日和29日盘中升破2.5%，31日回落至2.34%。历史上，10年美债利率通常可达到或突破每一轮加息周期的政策利率顶点；在加息周期中部，如果加息节奏较快，10年美债利率或阶段性超过政策利率100bp以上。因此，如果2022年上半年美国政策利率升至1.25-1.50%区间，我们认为，2022年上半年的10年美债利率波动中枢或在2.5%左右。而且，如果美债收益率曲线倒挂压力较大，或迫使美联储加快缩表，进一步推升10年美债利率。
回顾金融危机后的美联储紧缩周期，当中美10年期国债利差收窄至80bp以下，且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贬值压力偏大时，中国央行货币政策“以我为主”的空间缩窄。3月18日以后，伴随美债收益率飙升，中美十年期国债利差由65bp迅速缩窄，3月25日到达32bp，创2019年1月以来新低，更加低于80bp左右的历史警戒值。不过，当前我国人民币汇率保持在强势区间，为国内货币政策自主性提供了缓冲带。2月金融数据公布后，市场认为“宽信用”成色不足，一度预期央行将于3月15日调整MLF政策利率。不过，3月中旬降息预期最终落空，这与全球通胀风险升温、美联储加速紧缩，我国总量型货币政策受到掣肘增大的背景关系密切。
疫情反弹，压制消费与服务业复苏
近期我国新冠疫情防控压力不断增大。1-2月我国本土日均新增病例约66例，高于去年四季度44例的均值。由于奥密克戎变异株传播能力增强，且感染者临床表现以无症状和轻型为主，导致疫情隐匿性传播，3月以来我国本土疫情发生频次增加，呈现出点多、面广、频发的特点。3月1日至31日，本土疫情累计确诊38,527例，无症状感染者67,127例，当前新增病例的防控压力仅次于2020年年初。
受疫情扩散影响，我国消费与服务业复苏阻力重重。从高频数据看，3月以来主要城市出行人次减少、拥堵程度明显减轻、电影票房收入大幅下滑，指向线下消费需求依然疲弱。3月1日至30日，上海、深圳、北京、广州四个一线城市的拥堵延时指数均值分别相比2月末下滑16.7%、7.7%、5.9%、3.3%；9大城市日均地铁客运量2843万人次，约为2021年同期的72%；全国电影日均票房收入约3389万元，为2021年同期的36.8%，2019年同期的24.9%。
成本需求双压，中小企业仍需呵护
上游原材料价格高涨使得民企生产成本居高不下。中小企业主要集中在工业中下游、尤其是下游行业。1-2月上游生产资料PPI累计同比达到11.6%，而下游生活资料PPI累计同比仅为0.8%，二者差值处历史高位。尽管PPI单月同比增速自2021年11月已连续四个月回落，但其中基数因素的贡献较大，环比增速的回落幅度相对有限。1-2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经营数据中，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继续上升，意味着中下游工业行业所面临的成本压力依然偏大。
需求回落过程中，中小企业的压力更为明显。2021年8月以来，由于中国经济的总需求逐步收缩，工业企业开始呈现典型的“被动补库存”特征，也即终端需求不足导致的库存积压。尽管1-2月的工业企业利润增速相比去年12月回升0.8个百分点，但不同类型企业之间的分化加剧，结构性问题依然突出。1-2月国企和私营企业利润的增速差较去年年末扩大8.0个百分点。从制造业PMI来看，大中小型企业的结构性分化进一步加剧。小型制造业PMI今年3月虽有回升，但读数仅为46.6，自2021年5月起连续11个月处荣枯线之下，相比大型企业的PMI读数低出4.7个百分点。
2022年宏观政策加码对中小企业的扶持，是对冲成本压力的对症之举。政府工作报告特别注重改善中小企业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更好地实现稳就业的目标。财政政策方面，大力实施的减税、退税政策，针对性地降低中小微企业经营成本、清理违规收费。货币政策方面，增加支农支小再贷款、降低实际贷款利率、免除企业贷款中不必要的附加成本。
地产政策松动，市场信心有待修复
2021年四季度以来，房地产相关调控政策边际趋松。政策转向的初期，以“合理发放房地产开发贷款、并购贷款，加大保障性租赁住房支持力度”的指导为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后，在“因城施策促进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的定调之下：
1）部分地区通过压降LPR与房贷利率点差（广州、深圳等珠三角城市，南京、苏州、绍兴等长三角城市，湖北武汉、襄阳、河北石家庄、保定等中部城市）、降低首付比例（菏泽、重庆）、放宽公积金贷款要求（北海、南宁）等方式为地产销售“松绑”。
2）更为积极的是，部分二线城市的限购政策明显松动，如郑州“认房又认贷”并推出棚改货币化相关措施、哈尔滨拟废除2018年出台的地产调控相关文件、福州放开五城区购买普通住宅的户籍和社保缴纳限制。
3）在集中供地方面，各地区通过适度放宽土拍参与条件（成都、合肥）、修改竞拍规则（杭州首创“以次高报价的原则确定竞得人”）、推出更多优质地块（合肥、厦门）等方式，在土地一级市场上给予房企更多利润空间。
4）在3月16日的金稳委会议召开后，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房地产税改革试点依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进行，一些城市开展了调查摸底和初步研究，但综合考虑各方面的情况，今年内不具备扩大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城市的条件。
然而，当前商品房销售及土地成交尚未企稳，居民和房地产企业的信心都有待恢复。
1）从高频数据看，2022年初至今，30大中城市商品房平均成交面积仅为2021年同期的64.1%，约为2019-2021年同期均值的85%；100大中城市土地成交面积仅为过去三年同期均值的68%；成交土地溢价率均值3.4%，低于过去三年同期均值8.7个百分点。
2）从金融数据看，1-2月的居民中长期贷款增量6965亿元，仅为2021年同期的51.4%，较2020年同期低897亿元，表明居民按揭贷款需求不足，局部出现提前偿还按揭贷款的现象。
3）集中供地方面，2月17日北京首轮集中供地平均溢价率仅4.46%，拿地企业集中于龙头央国企及北京本土平台公司。3月17日福州首轮批集中供地平均溢价率4.2%；拿地企业中，国央企占比七成，民营房企共3家。土地一级市场的民营房企参与度仍然偏低，溢价率低迷亦体现开发商信心不足。
4）价格指数方面，3月16日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表明，2022年2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持平或下降，不同层级城市的商品房销售情况冷热不均。不过，“因城施策”之下，近期部分三四线城市首付政策调整等利好频出，后续也有反弹的可能性。
5）民营房企的信用风险事件依然频发，企业评级下调屡见不鲜。2022年以来，奥园和阳光城出现实质性违约；禹洲集团、华南城等先后宣布美元债交换要约或者展期同意征求；正荣地产、龙光控股等也出现信用风险事件。3月21日，龙光“19龙控01”的展期方案通过；3月22日，恒大宣布无法按时披露2021年度报告；3月23日，融创集团宣布拟对4月1日回售的“20融创01”展期2年。流动性危机之下，民营房企的生存问题尚未妥善解决，投资行为不可避免地趋于收缩。
出口韧性持续，回落压力仍在迫近
2022年开年以来中国进出口仍然保持韧性，但海外生产能力恢复、美国补库存需求减弱等因素对中国出口的影响隐现。一是，美国补库存高峰已过，对我出口的拉动也趋于减弱。二是，俄乌冲突或将进一步削弱美国经济的平稳复苏态势，使得欧洲经济更为脆弱，我国外需面临的不稳定因素增多。三是，随着海外经济开放程度加大，中国出口市场占有率的优势可能面临回落。不过，俄乌冲突对全球供应链的破坏，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中国出口市占率优势延续，特别是，部分俄罗斯向欧洲的出口份额可能为中国所替代。
此外，近期中美经贸谈判中，美国可能重新审视对中国的贸易政策工具，更加注重在核心技术上对中国形成遏制。2021年6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一揽子的《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其中就包括《应对中国挑战法案》。2022年1月10日，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日美两国政府正在讨论制定新的高端科技出口管制跨国机制，并考虑让有意愿的欧洲国家加入。2月4日、3月28日美国两院接连投票通过《2022年美国竞争法案》，明确提出对制造业给予政策扶持，并为半导体行业提供高达520亿美元补贴和投资；2月7日美国商务部再将33家中国实体纳入“未经核实清单”。3月18日，中美两国元首再度视频通话，释放一定积极信号。３月23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发表声明，时隔一年多重启对华进口商品关税豁免，豁免352项从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豁免期为2021年10月12日至2022年12月31日。美国政府近期的一系列举动表明，中美之间在高科技领域的竞争趋于白热化，可能成为中美经贸博弈的新战场，对中国提升战略科技力量实现自主可控提出更迫切要求。
从开年经济数据看，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工业、出口等强势指标面临的不稳定因素增多；房地产投资的改善主要源于土地购置费的滞后计入，其持续性较差；国内疫情形势严峻化进一步制约消费复苏。
我们测算表明，中长期贷款增速有望在2022年二季度企稳。而在过去三轮宽信用过程中，中长期贷款的起量都意味着宽信用在支持实体经济方面的实效已现，伴随着主要经济指标的改善。具体看：
一是，在引导银行下调居民个人按揭贷款利率、鼓励投放房企并购贷款、积极配合保障房开发的带动下，地产领域的增量贷款投放存在抓手。信贷资金支撑之下，房地产开发投资“硬着陆”风险不大。
二是，财政稳增长诉求之下，“十四五”重大项目和绿色基础设施升级方向的资金需求旺盛，中长期贷款或将配合财政发力，成为基建投资的重要资金来源。
三是，在碳减排支持工具与煤炭清洁生产再贷款的支持之下，非基建的绿色领域贷款需求有望更充分地被满足，支撑绿色领域投资增速的抬升。
四是，在国企改革三年行动计划的收官之年，大中型国企既有加杠杆的能力，又在并购整合、设备更新升级与战略性投资等方面存在现实的融资需求，亦可撬动相关贷款的投放。
五是，支小再贷款、留抵退税政策、减少收费等助企纾困政策，有望助力中小企业的预期企稳，稳定相关中长期贷款与投资增速。
特别是，今年财政安排1.5万亿留抵退税政策正是当前经济环境下的对症之举：在原材料价格上涨、产品需求走弱的经济背景下，企业增值税留抵规模趋于扩大；且初创企业、小微企业增值税留抵负担也相对较大。集中退税政策能够有效缓解当前市场主体的成本压力。
经济增长的动能有望在稳增长组合拳及中长期信贷支撑下逐步恢复。近期从全国两会、到国常会部署《政府工作报告》重点任务分工、再到金稳委召开专题会议，都对稳增长提出较高要求。财政政策的大力度落实，房地产监管政策的因城施策、边际调整，都将支撑二季度经济企稳。
结合对2021年基数与2022年环比增长动能的预判，我们认为，上半年GDP的同比增速约为4.9%。其中：一季度GDP同比增速可能在4.7%-4.9%之间，尽管面临去年同期的低基数，但3月份以来国内疫情扩散，相关防控措施或带来一定的经济损失。二季度GDP同比增速恢复至4.8%-5.0%之间，“稳增长”与“宽信用”的成效逐步显现，我国经济大概率将完成“筑底”，GDP环比动能恢复，但去年同期的基数因素有所抬升，可能导致同比读数起色不大。
货币政策存在掣肘，财政更需主动发力
国内外货币政策“松紧差”加大、结构性通胀风险仍未解除，我国货币政策宽松所面临的约束增强。一方面，继美联储后，英央行、欧央行等主要地区央行也频频“放鹰”，国内货币政策虽具备“以我为主”的空间，却难忽视政策错位对于人民币计价资产的冲击。美联储于3月16日加息25bp，市场预期美联储2022年全年将加息225bp或250bp，并开启缩表；英国央行继去年12月和今年2月两次加息后，3月17日第三次加息25bp，本轮已合计加息65bp；欧央行关于收紧货币政策的基调逐渐转变，今年3月已宣布年内加快减少资产购买，鉴于通胀风险正不断上升，目前不排除年内加息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年初以来，国际油价表现强势，黑色系商品期货价格的中枢也明显抬升，俄乌冲突更进一步推高了主要大宗商品的价格。在此情况下，二季度PPI的环比增速可能由负转正，导致PPI同比回落的速度偏缓，且不排除6、7月份PPI同比增速抬头的可能性。而CPI在“猪油”错位之下，二季度上行幅度或较温和，但在9月和12月两个时点，猪肉价格上行的同时，如油价涨至120美元/桶、或蔬果价格出现如2021年四季度的大幅波动，可能带动CPI冲高至3%左右。
全局性货币政策的腾挪空间缩窄，货币政策操作的重点或将转为对结构性工具及宏观审慎政策的使用，而财政政策需要在稳增长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除了扎实落实减税、退税政策安排外，还可着力于地方专项债与“十四五”重大项目更好结合。由此可缓解收益率符合要求的项目不足问题，推动基建投资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
以“新市民”为切入点，提振基建地产需求
“新市民”是未来新型城镇化的方向，也是未来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的重要支撑。2020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3.89%（2021年为64.72%），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45.4%，2.6亿左右人口生活在城市但户口在农村，我国在实现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的同等待遇方面仍然任重而道远。“十四五”规划首次提出，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这也正是乡村振兴与“新市民”的契合点。
我们认为，可进一步强化财政对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城市群都市圈建设等区域战略的支持，与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统筹发展。一方面，增加公共消费，扩大对新落户人口的教育、医疗、养老和育幼等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促进相关人群私人消费意愿提升。另一方面，支持重点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提升重点“城市群”、“都市圈”的人口承载能力，以更完善的基础设施支持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此外，在农村人口、流动人口“市民化”的过程中，也将创造出可观的增量房地产购买需求，与“有效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两相配和，支撑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房地产投资企稳恢复。
充分运用市场化手段，高效支持“自主可控”
俄乌冲突升级后，美国及其盟国对俄启动制裁，使得中国面临的地缘政治局势更趋复杂，从而对中国核心技术领域的“自主可控”能力提出更高要求。财政资金支持下的相关投资，将成为“十四五”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的重要增长点。
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针对提升“自主可控”能力，提出了龙头企业保链稳链工程、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工程、培育“专精特新”企业等系统性政策项目。其中，财政资金的相应支持必不可少。然而，财政补贴的背后也存在产能盲目扩张、投资效率低下等潜在风险。这就意味着，财政政策不仅限于提供资金，还应更加注重资金配置和使用效率。多运用市场化手段指导财政资金使用，并强化事中、事后绩效监管，推动产业、科技高效升级。
强化医疗基础设施建设，拓宽防疫政策选择空间
基于庞大的人口基数和相对有限的人均医疗资源，现阶段我国疫情防控仍坚持“动态清零”策略。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9年末我国人均医疗卫生支出535.13美元，仅占同期美国、日本、英国人均医疗卫生支出的4.9%、12.3%、12.4%。2019年中国医疗卫生支出占GDP的比重为5.35%，而同期美、日、英、法、德的医疗卫生支出占比分别为16.77%、10.74%、10.15%、11.06%、11.70%。截止2017年末，我国每千人床位数4.3，低于同期日本的13.1、法国的6.0和德国的8.0。研究数据表明，德国、美国每十万人ICU病床数量达到25 个以上，而我国大陆每十万人ICU病床数量仅为3.6个。
财政支出可以向医疗基础设施领域进一步倾斜。一是，加大对中西部医疗资源匮乏地区的资源投入，扩大基本公共服务和医疗设施的覆盖度。二是，加大对新冠疫苗和特效药物的支持、推广力度。这将有助于中国在防疫政策与经济增长之间拥有更大的选择空间，更游刃有余地应对中国与海外在疫情方面的“开放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