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什么拯救你，我的东海？
第二届海洋公益论坛，由智渔和中国水产学会联合主办的《拿什么拯救你，我的东海？——可持续渔业》分论坛上，我们邀请到了来自科研机构、海警部门、媒体、渔民社区、NGO等各领域代表共同探讨如何联合社会各方推进我国近海渔业可持续发展。
分论坛现场
分论坛吸引了全宇宙100多位关心渔业可持续发展的朋友们参与，结束后大家纷纷表示干货真多、收获满满！没参加的朋友们也不用遗憾，回顾来啦！
中国水产学会常务理事、黄海水产研究所研究员王清印老师回顾了我国近几十年的水产行业现状：渔业向来是国民经济重要的构成部分，但同时也面临着投入产出失衡、效率底下、科技支撑能力不足等挑战。
王清印老师呼吁“水产渔业的绿色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中国海警东海分局筹备组执法执勤组副组长俞国平老师，则向我们分享了管理部门如何通过实施各种资源养护措施以“拯救”衰退中的东海渔业资源。
“如果没有这些制度，东海可能真的无鱼可捕了！”俞国平老师感叹道
浙江省海洋水产研究所副所长周永东老师则介绍了渔业资源监测在渔业管理：如制定休渔、限额捕捞制度、设立保护区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周永东老师说，“浙江省渔业资源管理之所以走在前面，离不开资源监测提供的科学数据和技术支撑！”
最后，智渔项目总监刘黎君女士主持的多元对话环节中，发表过一系列围绕“东海无鱼”为题深度报道的记者、浙江渔民代表和渔业资源调查研究一线科学家交流了他们各自眼里的“东海渔业”，回顾和坦承各种困境挑战的同时，也大声疾呼社会对浙江渔业振兴计划投以更多理解和支持，也为民间组织的参与角度和途径提出很多设想和建议。
“东海无鱼”的挑战与机遇对话环节
最早捕捉到“东海无鱼”这一危险信号，并用媒体人的笔触影响了浙江省浩浩荡荡的资源保护运动的《钱江晚报》高级记者史春波，谈到浙江省渔业执法人员因“过劳去世”时几度哽咽。
从事渔业工作30余年的渔民代表朱昆进先生，感叹小时候一出门就能捞上几百斤的鲜美大鱼，现在竟然都不见踪影了！
浙江省海洋水产研究所朱文斌老师则谈到，经过一系列调研，在设立幼鱼最低可捕和可售标准时，浙江省渔业管理部门为了保证渔民生计，开创性设立了“过渡性标准”，引发听众热议和提问。
最后，中国水产学会高级顾问、研究员刘雅丹老师对分论坛进行了总结发言，表示中国水产学会愿与各方携手，加强与海洋公益组织的交流合作，充分发挥学会公益性科普职能，为我国沿海渔业可持续发展提供新思路！
刘雅丹老师说期待未来继续关于“黄渤海”、“南海”的对话
现场当然还有聚精会神、踊跃提问、PPT拍不停的听众啊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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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海水产研究所王清印老师在分享中说到，全球有31亿人的人均动物蛋白消费量的20%来自水产品，在中国，这个比例达到了30%。2016年，我国水产品总产量达到6901.25万吨，占世界的60%。
而渔业发展在取得瞩目成就的同时，也面临诸多挑战。如：水产养殖投入和产出比例失衡，养殖污染，生产方式粗放、效率底下，科技支撑能力不足等。
从王老师的演示中可见，我国扇贝养殖面积在20年内翻了几十倍，但产量仅仅提高两倍，即单位生产力只增加了不到10%
针对水产养殖的粗放和不可持续模式，王老师引用了国家十三五发展规划提出的“绿色发展”概念，强调必须发展关注产品质量、市场需求、资源利用及渔业活动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可持续海洋渔业。
1政策法规是如何“拯救”的？
俞国平老师告诉我们，由于海洋资源的隐蔽性，人们不易评估和察觉资源的衰退。
俞老师在分享中说到，在过去几十年的政策鼓励下，渔船数量增多、捕捞强度增强，东海渔业资源快速衰退
为“拯救”资源衰退，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以资源养护为目的的政策法规并实施行动，如：严格捕捞许可制度；完善休渔制度；严格渔具渔法管理；制订最小可捕捞标准；加快资源保护区建设；实施总量控制，探索限额捕捞等等......
浙江省更是率先响应国家设定最小可捕标准的号召，开展幼鱼保卫战，甚至设定几种幼鱼的最小可售标准。并率先在浙江北部渔场探索梭子蟹限额捕捞试点。
然而由于缺乏结构性管理，管理能力不足、手段落后等原因，渔业资源养护依然是一场持久战。
2政策法规基于“科学”指导
合理的渔业资源管理决策依赖科学的渔业资源监测。浙江省海洋水产研究所通过传统+现代的多样化监测方式，对渔业作业方式、重要鱼种及捕捞信息进行采集。
所收集的渔业监测数据对浙江省制定休渔方案，申报大黄鱼、带鱼保护区，制定鱼类最小可捕过渡性规格标准，制定渔网最小网目尺寸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东海带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的选址工作，就依赖渔业资源的调查监测数据，其为保护区的申报与建立提供了技术支撑。
在对话环节，我们更加聚焦于“东海”，共同探讨——为什么浙江省能在全国率先开展创新型渔业管理行动，又存在着何种挑战？第三方组织又如何在其中发挥作用？
1为什么是“东海”？
生长在浙江的史春波老师说道，一方面，浙江人在历史上就比较有创新意识，不管是管理部门还是普通老百姓，思维都比较开放。在渔业管理上，管理者、渔民们也愿意接纳新的东西，这种创新土壤是浙江省“变革”的基因。
而另一方面，这场浩浩荡荡的资源保护运动，还应追溯到2013年那篇关于“东海无鱼”的报道。
据史春波记者说，那篇报导源于一天他到朋友家拜访，惊讶于朋友把他过去一直认为最常见最便宜的海鲜——带鱼储存在冰柜，说要留到过年的时候吃。这让他纳闷同时思考——“难道海里的鱼快被捕没了吗？”
于是他去往温岭渔村走访调查了约一个多星期，意外地发现，在海边采集鱼样的海洋工程师11天颗粒无收，新的渔船源源不断涌入瓜分海中所剩无几的资源...... 回来后在《钱江晚报》发表了《台州渔船3月已回港伏休，东海渔场临无鱼绝境》这篇报导。意外地是，这篇报导很快得到更广泛的媒体圈响应，舆论热点迅速发酵，引起了有关管理部门的重视。
因此，这看似意外的媒体人手中的“笔”，竟然也成为了推动这场资源保卫战的导火索。
2东海依然存在的挑战
执法力量不足
史记者参加论坛前不久，刚做了一篇关于“一位渔业执法副大队长因工作压力太大，执法回家后脑淤血死亡“的报导，报导中说，这位副大队长执法29年，却依然住在当地最破旧小区的出租房里。可见浙江省执法力度很大，但力量却依然不足，也许需要探索的是不只依靠人力、更加可持续的执法模式。
存在非法捕捞
朱文斌老师认为，虽然浙江省对于管理者、生产者的教育比较到位，但对消费者的宣传不足，市场上经常有小于可售标准的水产品通过沿岸休闲海钓进入市场。如何让消费者参与到“资源保卫战”中，也是浙江省在探索的一条路径。
公益组织如何参与？
智渔项目总监刘黎君在分享中说到，作为第三方组织，我们也许可以充分发挥第三方组织搭建不同利益相关方交流对话的作用，并通过研究技术手段和背景政策，把成功的案例复制到更多的地方。
刘黎君分享来自国内外的一些案例，例如IT企业利用大数据手段帮助定位和分析渔船在海上的航迹来监测渔船是否在进行违法违规操作；智渔研发设计的一系列宣传“幼鱼保护”的明信片、海报、文化衫等产品，也赢得了与会者一致好评，中国水产学会、中国太平洋学会等机构都纷纷向智渔申请获得此类宣传产品的使用权，并邀约合作开展更大范围的科普宣传活动。
接下来，智渔将与研究机构、政府部门合作在浙江开展项目，看民间组织以何种方式与当地渔民社区建立信任与合作关系，深入一线探索如何帮助政府做好渔民渔村转型发展期的能力建设和机制实验。
可持续渔业分论坛嘉宾及智渔工作人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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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卢书怡
排版 | 马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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