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中小渔农出路——中国渔业可持续发展要走自己的路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食通社Foodthink Author 韩寒
本文整理自作者在“食通社”的读书会分享录音
国内外很多熟悉渔业的人都认为,渔业几乎是世界上最复杂的行业。
从几百年前活跃在欧洲沿海的海盗,纽约码头的移民组成的鱼市社会,到中国东南沿海传统渔民文化与现代资本、管理的碰撞,各种利益、势力纠缠在一起,很难一下子看清。但面对资源衰竭这一共同的困境时,我们不得不去思考其中的问题和解决方案。
当时,人们对加拿大政府的渔业资源管理工作很失望,所以世界自然基金会 (WWF) 和当年全球冷冻水产品最大采购商联合利华,两家联合起来发起了“海洋管理委员会”(Marine Stewardship Council, MSC) ,参考森林资源管理委员会 (FSC) 对木材产品的管理方式,用一套基于市场的机制,利用供应链倒逼生产端改进捕捞方式,让渔场遵循科学的捕捞配额,来改善海洋生态环境。
随后就拉开了延续至今的可持续水产品运动。很多社会力量都参与到了这当中,渔业企业、渔民组织、民间机构、厨师、营养师和环境科学家们各司其职,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话语体系,也构建了一个新的行业生态系统。
欧美餐厅消费的几个大类海产品,比如鳕鱼、金枪鱼,还有美国人特别喜欢的蟹肉罐头等都经历过类似的资源衰退,然后引起供应链上参与者的重视,形成了各种各样自愿组织起来的机制和组织,大家一起想办法制定捕捞和管理的规则。这套可持续的模式也逐渐应用到渔业养殖中来。
名厨丹·巴伯在《第三餐盘》里花了很多笔墨介绍西班牙的微塔帕尔玛养殖场。
这是一个难得的生态友好的养殖案例,从各方面颠覆了人们的认识,比如飞鸟和鱼的关系。养殖场内不只养鱼,还有50多万只鸟,种类超过250种,它们会吃掉20%的鱼卵和小鱼,也吸收了水中多余的营养成分,水质变得更干净,实现了渔场的生态平衡。这个例子很生动的诠释了食物链相辅相成的关系。
去年我拜访了珠三角的一个比较注重生态的规模化养殖基地,和很多商业化养鱼场要花力气赶鸟不同,那里的水鸟特别多。当时同去的科学家们说,水鸟的存在肯定有利于鱼的健康。那个养殖基地的鱼确实不怎么生病,不需要用药,鱼的品质非常好,在珠三角市场供不应求。
我国的渔业在过去的几十年经历了一个蓬勃发展的阶段。70年代末80年代初,渔业最早完成从集体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渔民也因此成了最先富起来的一拨人。
但是随着各种资本的进入、技术更新换代,工业化捕捞短时间内迅速铺开,一些鱼类品种在90年代中后期开始出现资源衰退的情况,于是,开始有了全国性的近海休渔期。
春末夏初是很多鱼类的产卵期,为了给它们休养生息繁殖后代的时间,休渔期一般从5月1号开始,持续到8、9月份。目前长江是10年休渔。休渔期可能是相对简单直接的一种管理方式,但比较符合我们的国情。我国海岸线非常长,渔政执法力量有限,从执法的管理成本来说,全国统一标准的休渔期执行起来相对可行。
1995-2021年,伏季休渔制度的沿革 制图/智渔
现在,政府也开始加强渔船进出港的管理,渔船必须回到船籍所在地,回港卸货时要进行数量、品种的统计。一些相对发达的渔业大省甚至能做到更精细化的管理,比如:采取一把手责任制,与多个部门联合执法,学习国外配额制捕捞,要求捕捞渔获物定点上岸,强化捕捞产出管理。
对此,渔民和捕捞公司一开始当然会有不适应,很多举措是在让捕捞变得更加透明,但船老大可能并不想让别人知道他捕了多少东西,也不希望暴露他的渔场位置,因为这些都是稀缺资源,人们做这行生意靠的就是信息差。
还有一个管理措施是“双控”,国家对捕捞业实行船网工具指标管理,地方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控制本行政区域内捕捞渔船的数量、功率,不得超过国家下达的船网工具指标。
渔业在过去几十年里是“放得比较开”的一个行业,大部分时候都以市场自我调节为主,配套的行政管理资源相对有限,相应的法制法规也急需完善。
当资源衰退,市场发展陷入停滞,大量传统渔业人口面临转产、转业的时候,很多渔民既没有农业户口,也不是城镇户口,如果没有了渔船,就意味着他们既不能出海,也没有土地,那么如何解决他们的养老问题?类似的难题还有很多,如果不再指望靠捕鱼养活渔村,那什么产业才是适合渔村的呢?
近年来,食品安全、环境污染等问题让近海养殖也越来越受到关注。
我国的近海养殖分很多不同的类型,有的是以贝类为主的增殖渔业(即投人工繁育的苗,但不需要投饵,让它们在水中自行生长,一定周期后再来采收)。早期有利可图、门槛又比较低的时候,大家蜂拥而入,在滩涂圈一块地,做几个水泥池子,捞一些苗放进去,不用操什么心就会有很好的收获,价钱也非常不错。
随着冷链和路网的不断完善,需求拉动了生产的规模化。但是规模化养殖往往意味着高密度养殖,密度过高的鱼,容易得病;而种质资源被人工繁育几代后,抗病性会变弱,鱼也更容易发病,发病就难免用药,这又会因为药残超标等问题影响销路,销售价格降低,最终导致利润空间变薄。单价降低了,在有限的养殖空间里,渔民势必要增加养殖密度才能尽力提高单位空间里创造的价值,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从2017年开始,政府越来越重视对海岸带的保护,很多地方都在清退池塘。生态比较脆弱的滨海湿地会进行“退塘还湿(滨海湿地)”,“退塘还林(红树林)”。退塘后,养殖就得往远海走,就像挪威养殖三文鱼用的那种网箱,离岸的距离更远,水体流动自净的能力更强。
金鲳鱼养殖网箱 图:智渔/陶兴
但网箱养殖这种设施型渔业投入门槛比较高,大公司才有条件去操作,这无形中把小散户挡在了门外。这样做,好的方面是便于管理,但是传统的渔民生计怎么办?除了一次性的补贴,渔民的传统用海权能如何在合理的转产转业政策中得到保障,是值得思考的。
除了清退池塘,政府也在加强对养殖用药的管理。涉及食品安全的养殖投入品,也包括动物保健品,因为有些成分复杂,有些因为使用不当,药物残留超标,甚至会产生抗药性。用药监管涉及到对兽药厂、流通分销等环节的监管,非常复杂,只有一点一点地去推动,而这个领域的行政资源和相关行业基础研究都亟待加强。
说了这么多,那中国的可持续渔业之路应该怎么走?
其实我们一直在学习西方的经验,但很多时候,西方体系的普世性和可复制性依然存疑。比如欧美的一些可持续水产标准也许并不适用于中国的品种,又比如说西方捕捞配额制往往是围绕单一物种而制定的,而中国的捕捞大都是混合物种;再加上中国饮食习惯的影响,渔民不太有丢弃渔获物的习惯,捕上来的鱼总能想到办法利用。
这也是为什么我会从国际组织辞职,出来做本土机构的探索,结合本土文化、政治经济背景去寻找属于自己的答案。其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去了解渔民群体。
关于渔民的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并不多。渔民怎样看待自己和自然资源的关系,渔民组织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渔民个体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这些问题都非常复杂,而主流研究对他们的了解却很有限。可持续渔业往何处去,需要真正了解渔民群体和产业现状的人来制定相应的政策、选择适用的技术和金融手段。
我相信,我们最终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食通社
作者
韩寒
海南智渔可持续科技发展研究中心创始人兼主任,曾任国际可持续渔业伙伴组织(SFP)中国区主任,自2010年起在中国策划和实施海洋捕捞与水产养殖可持续发展项目,推进全球水产品供应链绿色升级。2015年初,创建中国首个可持续渔业的本土公益组织“智渔”,带领团队与多家国内外民间公益组织、慈善基金会合作,深入推动中国海洋生态保护和渔业可持续发展的研究与实践。
本文转载自「食通社Foodthink」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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